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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七十年代]藏学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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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七十年代]藏学文书研究简况述评王尧:[七十年代]藏学文书研究简况述评.doc 王堯:[七十年代]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卓嘎按:原載《中華文史論叢》,原題為〈近十年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一 文化名城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奥地利地处中欧,东接匈牙利,西邻德意志。这两个邻邦,是欧洲藏学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且有悠久藏学研究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对维也纳的学术研究颇有影响,因而,在古老的维也纳大学(已有六百年历史~)人文科学学院中,「藏学,,佛学系」成为最活跃的系科之一?。最近一年中,余承乏客座讲席于此,适逢该学系...

王尧:[七十年代]藏学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王尧:[七十年代]藏学文书研究简况述评.doc 王堯:[七十年代]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卓嘎按:原載《中華文史論叢》,原題為〈近十年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简况述评〉) 一 文化名城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奥地利地处中欧,东接匈牙利,西邻德意志。这两个邻邦,是欧洲藏学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且有悠久藏学研究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对维也纳的学术研究颇有影响,因而,在古老的维也纳大学(已有六百年历史~)人文科学学院中,「藏学,,佛学系」成为最活跃的系科之一?。最近一年中,余承乏客座讲席于此,适逢该学系主任恩?斯坦克奈尔教授(Enrst Steinkellner)邀請法國的石泰安教授(R. A. Stein)和匈牙利的烏瑞教授(G. Uray)前来讲学,饶有兴味的是二位教授的讲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都是有关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的研究心得。石泰安:敦煌(藏文,,汉文)文书中关于宗教问题的新发现(Neue Funde in den Tun-huang manuskripten Religiouse Texte und probleme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演讲);乌瑞:公元八,,十世纪间吐蕃人与景教、摩尼教的联系(运用P. T. 351,1182,1676等卷号的藏文文书及其他书信、文献)(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 - 10th Centries,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演讲。) 在听讲之余,得与二位教授讨论辩析,获益良多。他们二位的讲题都集中在敦煌卷子的研讨之上,决非偶然,这也反映了国际藏学,,敦煌学界的研究趋势。此事对我国的藏学研究颇关重要,应有所了解。乃费旬日之功,锐意搜寻,连同往日积累之资料,汇成短文,向国内同仁介绍国外有关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情况,希望能做到知彼知己。 最近几年,在国际藏学,,敦煌学界有一件受人称道的盛事,那便是法国国立科学中心法西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影印出版了两卷《敦煌藏文选集》(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 A. Macdonald et Yoshiro Imaeda)。若按其全名,应作《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A. 麦克唐纳与今枝由郎编。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七八年,共五十八个编号,304页(1,304)。第二卷出版于一九八零年,共一一一个编号,335页(305,640)。据他们宣布,今后还将继续编选出版,一共计划出五大卷。此书一出,大为轰动,日本藏学界反映最快,山口瑞凤、池田温、森安孝夫诸家,纷纷发表书评,备加推崇,认为其价值远远超出以往零星公布的任何资料之上。?从国内外关于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进展来看,这两册选本的出版确实起了推动作用,这是值得一的?。 下面分为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医药等部门条缕引述。在这里,须首先介绍几种已出版的藏文手卷目录: 1. 法国人拉鲁(M. Lalou, 1890 - 1967)以其毕生之精力从事藏文研究。生前编辑出版了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全部(或大半,)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目录,共三册,全名是《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Paris. I [No. 1-849]1939; II [No. 850-1282]1950; III [No. 1283-2216]1961) 这是敦煌藏文手卷目录中已经出版的最全面的一种,从中可知巴黎所藏藏文卷子在两千二百件以上,事实上,据笔者在巴黎查访得知编外还有若干种,比如若干汉文卷子的背面或夹缝、字行中间的藏文未计在内,还有一些拉鲁女士未编进去的残卷等。 2. 比利时人瓦累?布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 - 1937)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英伦,为斯坦因劫运至英国的藏文写本手卷编制目录。书虽成,在他去世时并未见到,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在英国出版,并附有日本夏一雄所作的汉文解题。全名是:《印度事务 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目录:附夏一雄补汉文目录》(共七六五個編號)(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or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i, 1962)。這個目錄並未把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那一部份藏文卷子包括進去。日本东洋文库在得到英国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的显微胶卷以后,又进行了新的工作,形成新的一种目录,即: 3. 山口瑞凤氏主持,利用瓦累?布散的目录,对照胶卷逐一写出解题目录,分册出版。自一九七七年起出版第一分册,截至一九八二年已出版五个分册。这一工作尚未做完,仍在继续进行。(《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献解題目錄》,東洋文庫。山口瑞鳳主編,一至五分冊)。 二、语 言 公元七——九世纪,在藏语的历史分期上,我们把它定为中古时期,或称吐蕃时期。这一时期,已经创立了文字,并得到推广和使用,进行大规模的翻译和写作;在实践中,藏文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文字改革。改革之前与改革之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手卷中时有出现,因而,语言学家们非常注意从敦煌藏文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一九六七年美国藏学家米勒(R. A. Miller)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发表了〈简论在敦煌发现的藏译汉文文书〉,在他之前,一九六零年匈牙利藏学家聪果尔(Csongor)在《匈牙利东方学报》上发表了〈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字母译写的汉文文书〉他们都是从汉藏对音入手从事藏语或汉语研究的专论。其他还有: 1. 英国人F. W. 托玛斯和L. 翟理斯二人合作的一篇论文,题名〈藏汉词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的《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学报》之上(F. W. Thomas and L. Giles: A Tibetan-Chinese Word and Phrase Book)。这是用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两个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编号为Or.S.2736和Or.S.1000号)进行研究的论文,这两个卷子是吐蕃人用以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二一四条汉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等的意义。原件书写在《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的汉文卷子纸背。对于研究汉语史、藏语史都有价值。二位先生用功甚勤,但由于受到汉语和藏语知识所限,他们二位都不是兼通汉藏两种语文的人,成绩不够理想。事隔二十年后,匈牙利学者李盖提对它进行纠谬补阙,发表一篇题为〈藏文书写的敦煌汉藏词考释〉的文章,刊布达佩斯出版的《匈牙利东方学报》一九六八年卷(L. Ligeti: Notes sur le lexique sino-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en écriture tibétaine)。文中纠正补阙共三四条之多,从而使这份卷子的研究深入一步,并有了较好的释读文字做为依据。 3. F. W. 托玛斯:《南语,汉藏边境上的一种语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专著(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作者是以一份三九八行的长卷(三九四行以下略有缺损)的敦煌藏文写本作基本资料,来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在古代汉藏边境上存在过的「南涼」小王国所用的语言,不过是用藏文字母来纪录的那种语言而已,属于羌语的一种。一九五三年,闻宥先生即在《通报》上发表书评。一九六三年,谢飞(Shafer)发表了〈南语考察的若干线索〉一文,文中认为所谓「南语」的材料,可能并非其他语言,而是藏文译写的汉文经卷的一种。他举出西门华德(Simon Walter)一九五七年发表的《藏文转写的汉文〈奉请十方佛〉对音研究》中所引用的巴黎藏文卷子《奉请十方佛》(Nox. 103)以及伦敦藏文卷子、托玛斯在一九二九年公布的《大乘中宗见解》等,所表现的藏文音译与此卷相像。这一问题至今并未得到最后解决(《大乘中宗见解》有两个卷号,即Ch.9, ?.17和Ch.80, ?)。 3. 拉鲁于一九五三年发表〈古藏文的博与苯(bod/bon)考释〉(Tibetan Ancient bod/bon),刊于《亚洲学报》一九五三年的第二期。就在这篇文章中,她主要说明辅音韵尾,n和,d的转换,暗示了bod(吐蕃)与苯教信仰的关系(此文已由冯蒸译出)。 4. 罗纳塔斯(Rona-Tas)于一九五五年发表〈藏文敦煌纪年史封赐名单中的几个社会 术语〉,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第三期(Social Terms in the List of Grants of the Tibetan Tun-Huang Chronicle)。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Punn Pha-spun, brans, skur-gyal等三个词的含义及历史哲学。 5. 乌瑞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发表两篇有关敦煌藏文语词研究的论文:〈古藏文中的dra-ma drangs解〉,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Old Tibetan dra-ma drangs, 1962)。按:dra-ma drangs就是吐蕃历史文书中见的词,我们把它译为「率劲旅」、「攻打」。另一篇是:〈古藏语的词「苯」(bon)研究〉,也是发表于《匈牙利东方学报》一九六四年(The Old Tibetan Verb bon),补充拉鲁的同名论文。在一九七一年《拉鲁纪念文集》中,乌瑞的文章〈古典藏文Rgod与G.yun考〉是利用吐蕃历史文书,来讨论这两个词的社会学含义,从而支持石泰安的观点,反对菲里奥扎特的观点。 6. 李方桂一九六一年发表的〈敦煌的一本汉藏词汇集〉刊于《通报》杂志(Li Fang-Kuei: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这是敦煌藏文卷子中很重要的汉藏对照词汇手册,P.T.1261-1257卷号。是《瑜珈师地论菩萨地》的语词摘编。可能就是当时吐蕃翻译家为了统一译语而留下的工作纪录。我们从《登迦玛目录》一书中已确知从汉文翻译佛经的藏文本有二十一部之多,有一批精通汉藏两种语文的译师。还可以与当时另一部梵藏对照佛教词不达意语手册《翻译名义大集》参照比较。(按P.T.指伯希和藏文卷Pelliot Tibétain。) 7. 乌瑞于一九六六年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古藏语中与「羌」一词对应的称谓,'ge?研究〉,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The Alleged Old Tibetan Equivalent of the Ethnic Name Chiang)。 8. 瑞查逊(H. Richardson)在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一件敦煌藏文残卷〉论文(A Fragment from Tun-Huang),刊于锡金出版的《西藏学公报》。 9. 一九六七年,瑞查逊另一篇论文是:〈早期藏文记载中的名位〉(Names and Titles in Early Tibetan Records),刊于锡金的《西藏学公报》。 10. 一九六八,六九年之间瑞查逊发表了〈藏文古词的「治」chis和tshis〉(Tibetan Chis and Tshis),刊于《泰东》杂志(现已停刊)。这是针对P.T.986号卷子,即《尚书》的藏文译本残卷中所提到的「治」一词的研究。作者当时不能对《尚书》的藏译文作更多的探讨,因而,法籍日本人藏学家今枝由郎起而补正。后来,我们又在今枝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下面我们将在「文学」部分中专门谈到它。 11. 匈牙利藏学家德尔叶克(J. Terjék)在一九六九,七零年间发表的论文是〈敦煌藏文本《贤愚因缘经》残卷的语言初探〉,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Fragments of the Tibetan Sutra of the Wise and Fool from Tun-Huang)。 12.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汉藏比较语言学家柯蔚南(Coblin South)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一个早期的藏语词「马」研究〉(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se"),刊于英国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刊》。 13. 山口瑞凤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的论文是:〈关于敦煌藏语的lde,bu和lte,bu解释上的混同〉,刊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设施研究纪要》第一号(此文已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金连缘先生译出,刊于《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14. 罗纳塔斯:一九七六年在国际学藏会上的论文:〈论藏文历史文书中的一个税收词语〉(On A Term of Taxation in Old Tibetan Royal Annal)。 15.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在一九七九年巴黎举行的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论藏语声调的诞生〉论文,利用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其中包括P.T.1046《千字文》、P.T.1258P。《天地八阳神咒经》、P.T.1228《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P.T.1253《道安法师念佛》、P.T.448《般若波罗密多心经》、P.T.1239《法华经普门品》、I.O.129《金刚经》、I.O.93《大乘中宗见解》等。(按I.O.指印度事务部)。 此外,还有美国的魏里(Turell V. Wylie)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藏语中喇嘛一词的来 源〉(Etymology of Tibetan: Bla-ma),刊于《中亚杂志》。李方桂、张琨的许多重要论文中使用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的材料,都值得阅读。 文 学 在敦煌藏文写本手卷中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其它有吐蕃的民间文学和从汉文、梵文翻译的文学。 1. F.W.托玛斯曾把六个敦煌藏文卷子合成一个集子,名为《东北部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Ancient Folk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 Northeastern Tibet),一九五七年,在柏林出版。这一本书所用的藏文卷子都是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它们分别为: A。美好时代的结束与马和牦牛的悲剧,父亲根登聂巴的葬礼与金保牙塞新娘的故事。 B。金保牙塞新娘的故事。 C。美好时代的没落。 D。没落的年代,「几」王国及其宗教。 E。苏毗母亲的教谕。 D。巫师,,「摩」(占卜)。 此书已翻译成汉文。 另,谢后芳先生利用其中部分材料写了〈古代藏族卜辞〉一文,发表在《西藏研究》(汉文版)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上。 2. 麦克唐纳夫人在一九六七,,七二年之间编译了两卷集的《西藏民间文学研究资料》(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tibétaine I. 1967, II. 1972),巴黎出版。这是以《说不完的故事》抄本为基础,由此上推到古代的来源的研究成果。 3. 奥地利的女藏学家奥尔夏克(B. C. Olschak)和藏人土登旺杰合作,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古代西藏的神秘艺术》(Mystic Art of Ancient Tibet),在伦敦出版。 4. 奥尔夏克另一本古代藏族文学选集,名为《古代西藏文学中的珍珠,文学简编》(Perlen alttibetischer literatur-Eine Kleine Anthologie, B?le and suttgart, Birk-häuser Verlag, 1967),亦选有敦煌文学。 5. 印度古代长篇史诗之一《罗摩衍那》(Rāmāyāna)是举世闻名的巨著,全诗七大章,据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初探》一书中介绍,到十九世纪才不断地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日等国文字。我国汉文佛经中曾有片段地译述,而敦煌藏文写卷中却出现了八、九世纪之间最早的译文。在国外先后有五篇论文介绍: A. 托玛斯一九二九年发表在〈从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A Rāmāyāna Story in Tibetan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dian Studier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Cambridge, Mass.)。 B. 拉鲁在一九三六年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一篇〈藏文中的罗摩衍那的历史〉(L'histoire de Rama en tibétain)。 C. 巴尔比(J. K. Balbir)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研究〉(L'histoire de Rama en tibétain, d'après des manuscripts de Touen-Houang),在巴黎刊出。 D. 德庸(J. W. de Jong)一九七一年发表的〈一份藏文本的罗摩衍那故事的残卷〉,载于《拉鲁纪念文集》之中(Un fragment de l'histoire de Rāma en tibéta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 Lalou, Paris)。 E. 德庸的另一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二年,刊于《通报》,名之为〈古藏文本的罗衍那故事研究〉(An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āmāyāna) 。 以上五篇文章征引和诠释的藏文写本卷子编号是I.O.737A,I.O.737B,I.O.737C,I.O.737D,和P.T.983。 F. 陈践先生和笔者把以上五个卷子加以拚合、析理,译成汉文;并把藏文原文摹写为现代文字,汉藏文分别发表在《西藏研究》一九八三年一期和《知识火花》(藏文)一九八二年二期上。可以说这是第一次藏汉文全文发表的本子,提供全面的资料和我们的观点。 6. 《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极有趣的民间文学作品,汉族地区早有关于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表明孔子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精神。这一故事流传到藏区是自然的事,但想不到在敦煌藏文卷子中竟发现了三个卷号,它们是P.T.992,P.T.1284,和S.T.Ms.724。 A. 苏远明(Michel Soymié)在一九五四年《亚洲学报》上发表了〈孔夫子和项托的问答〉一文(Michel Soymié: L'entrevue de Confucius et de Hiang T'o)。他的文章引起人们用比较文学的眼光来观察敦煌卷子,开拓了以后的几件卷子的比较研究。 B.冯蒸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孔子与项托问答书的研究〉,文章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但限于印刷条件,将三个卷号对勘表删去,甚为可惜。 7. 这里应当介绍《尚书》的藏文译本残卷了。上面提到瑞查逊在一九六八,六九年间发表的讨论「治」的文章,他接触到这个卷子,而且知道是从汉文古典文献《尚书》中译出的,但事实上更多的工作是由今枝由郎去做的。 A. 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于一九七九年在伦敦牛津大学召开的国际藏学讨论会上发表的文章,名为〈关于「治」一词的翻译问题〉。会后,由阿里斯?马克与昂山苏姬二人编在《藏学论文集》中,一九七九年牛津出版。笔者收到今枝先生寄来的抽印本后,立即译成汉文,发表在《民族丛》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加以介绍。 B. 此后,我们写了〈敦煌藏文写卷P.T.986号——「尚书」译文证补〉,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论文集》第一册上。 C. 黄布凡先生写出〈「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发表在一九八一年《语言研究》第一期上。 关于这个卷子的工作还可以深入做下去。比方:藏人何以单单选泰誓两篇,牧誓一篇,武成一篇,均属于周书的范围,而不选其他,这与罗振玉根据日本神田香岩本所印,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内容完全一致。是否可以推测当时吐蕃以「周」自命,严然有「以周代殷」的姿态,为他们进驻河湟,继而据秦陇,入长安的行动寻找历史根据,而颇有点“影射史学”的味道, 还应该指出,拉鲁女士早就说过:“P.T.986号和P.T.1291号是两个令人注目的译自汉文的古代文学作品。”而在《敦煌藏文选集》第二卷的附册中,他们又说明:“受汉人影响的文学作品是P.T.986,1291”。 8. 今枝由郎根据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写出的论文题为〈战国策〉,一九八零年发表在布达佩斯出版的《藏学研究论文集》中。 笔者与陈践写的〈敦煌藏文写卷P.T.1291号〉「战国策」藏译文证补〉,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我们在今枝由郎工作的基础上弄清了几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发现这个残卷主要是译了《魏策》有关的几篇,反映当时吐蕃人的思想与兴趣,似乎是拿秦魏的关系来类比吐蕃与唐朝的政局。 编录在敦煌汉文写卷中的藏文注汉音的〈千字文残卷〉和〈开蒙要训残卷〉也应列在这里。可以参看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九三一年。由于它们被编在汉文卷号之中,这里就不再单列。 9. 藏人学者丹增桑姆于一九七五年在《西藏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敦煌壁画资料的文章,名为〈敦煌壁画中所见吐蕃王室的服装〉(Tibetan Royal Costumes in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历史 1A. 敦煌藏文卷子中的历史资料一直引人注意。一九四零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 荼的年代,在巴黎大学任藏文教授的J. 巴科与杜散(曾任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将《五部遗教?王后遗教》译成法文的藏学家)和牛津大学的梵文、藏文教授托玛斯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战云密布,动荡不安,而此书仍然受到藏学界极大重视,被推崇为:“此书一出,即成为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此书根据巴黎的藏文卷子P。T。1288,1286和1287号以及伦敦的藏文卷子S。T。750号,再加上其他几件零星材料补足而成。他们三人在注释翻译之际得到藏人学者噶钦顿珠的帮助,历时十五载,坚持不辍,可谓惨淡经营,难能可贵。 当时,于道泉教授在法、英等国游学、任教和旅居。曾为巴科教授入门弟子。他回国时(一九四九)有志于进一步完成藏族史的研究,携此书于箧中,后举以授笔者,嘱以钻研此书之方法与门径。中间几经沧桑,二十年中未尝稍忘。既得东噶?罗桑赤列先生之助,又有陈践同仁的合作,由于她学过安多方言,解决或设计了某些词语的翻译与解释。于是我们将全书译注,在一九八零年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标题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还未能见到卷子原件,只是根据巴科等人转写的藏文进行工作。书出版后,得到石泰安教授送来的影印本《敦煌藏文选集》,于是又据影印原件将藏文校正一通,完成一份校正本,将在此书再出版时重印。 在本文写作中,笔者得到去巴黎阅读原卷的机会。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巴黎图书馆,得到了东方抄本部部主任科恩女士的协助,由藏人学者噶尔美陪同,借阅了1286,1287,1288,1247,1238,1290诸卷号,发现我们仍有许多工作可做。可以确认,1287号是吐蕃历史文书的骨干和主体,纸背一面是汉文写本的《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书法秀丽,犹存唐风。藏文即为「赞普传记」诸篇。1288号「大事纪年」亦有巴科等在他们的书中遗漏部分,需要补出。1286及1290号则为小邦邦伯及家臣表,大致悉备。 麦克唐纳夫人一九七一所发表在《拉鲁纪念文集》中的一篇长达二百正页的论文,题为:《关于P。T。1286,1287,1238,1047,和1290号藏文卷子的解释》。文中重新讨论了这份历史文书的若干问题,她提出P。T。1047号卷子的史料才是最原始的材料,并有许多新的考证(此文已由耿升先生译为汉文)。 张琨先生在一九五九,,0;,,0;六零年间在香港大学发表了《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英文),最为透而入微,做了许多综合、分析工作,成为一种工具书。 事实上,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藤枝晃的〈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和《敦煌历日谱》,李方桂的《钵阐布考》、《马重英考》和《东赞考》等论著都引用或转译了这份历史文书的材料。 有关讨论这组卷子的内容以及章、节、价值等还请参阅以下文章: 笔者拙文:〈关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国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三期。 乌瑞:〈藏文大事纪年中卫藏地区的四茹〉,一九六零年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 一九六八年乌瑞又发表〈关于古藏文纪年中的一个年代学问题的说明〉,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 乌瑞在一九六一年发表了〈对敦煌一件藏文军事文书的说明〉,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这篇文章是对L。O。ch。73XV。残片十二的研究。 日本藤枝晃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一文中也曾加以分析研究。托玛斯在一九二七年曾发表过论文,后又收入他的《关于新疆的吐蕃文书》第二集中。 乌瑞在一九六二年发表了〈仲巴和大岸本的官职以及八世纪初中部西藏的区域划分研究〉,刊于《匈牙利东方学报》。 P。T。960号卷子是藏文的《于阗教法史》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所收的《于阗国授记》可以相互印证。实际上是藏人对于于阗地区历史的最早描写,受到中亚学、突厥学者的重视。有过几篇重要文章介绍: 一九二一年,日本人寺本婉雅出版了一本《于阗记和于阗教史》,其中,于阗教史部分即是引用此卷。 一九三五年,托玛斯又将这两种藏文资料译成英文,加以注释,合在一起出版,名为《关于新疆的藏文文献》第一集。 埃默瑞克有感于托氏译本不能满足,乃重新翻译加注,题名《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一九六七年出版,作为牛津的东方书第十九种。 笔者研究了上述译本以后,发觉他们都漏录了原卷子第二十行和第九九行之间补写的极为细小的文字。而且关于于阗的汉文资料也可以加以补充,因而,由笔者和陈践把它译为汉文,并录了藏文原文加以注释,发表在洲大学出版的《西北史地》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题名:〈于阗教法史,,0;,,0;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号译解〉。 艾克塞蒂于一九六四年在《匈牙利东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涉及北庭回人关系的文章,题名为:〈公元七九零,,七九一在北庭的回鹘和吐蕃人〉。 森安孝夫于一九七三年发表〈关于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及其后的西域情势〉一文,也是利用了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的资料及研究成果,载于《东洋学报》。 乌瑞于一九七六年发表的论文是:〈可汗之言:关于甘州回鹘的藏文史料〉,载于《匈牙利东方学报》。 乌瑞于一九八一年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引人注目的新论:〈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这是作者在一九七九霄云外年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一口气引用了十八个藏文卷子,其编号是:?P。T。984背面第二篇;?P。T。1081号;?P。T。1082号;?P。T。1106号;?P。T。1120号;?P。T。1124号;?P。T。1188号;?P。T。1188号背面第十二篇;?P。T。1188号背面第十四篇;?P。T。1188号背面第十五篇;?P。T。1189号;?P。T。1256号;?P。T。1284号第二篇;?P。T。1284号第三篇;?P。T。2111号;?P。T。44号第二页正面,二十五页背面,二十三页背面,二十四页正面,即162,63,虎年残卷;?及钢和泰卷子背面的藏文号;?S。T。731V,14号 乌瑞在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国际藏学会上宣读的论文是《释Khrom;吐蕃王国在七,九世纪时的一级政府单位》,会后刊于《藏学研究论文集》第二集。 P。T。1283号藏文卷子,是藏文纪录的北方若干民族和部落民族的原始资料,先后在巴科(一九五六)、克洛松(一九五七)、聪果尔(一九六零)、韩伯诗(一九五八)、李提(一九七一)、森安孝夫(一九七七)等六篇文章进行讨论、介绍,其中以森安孝夫氏发表最晚,用力最深,成绩最大,他的文章题为:〈藏文史料中所见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载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学报《言语文化研究》,一九七七年。 笔者又重新译读了藏文,发现有几处理解稍有不同,我们的译解题为:〈敦煌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载于《敦煌学辑刊》一九八一年二期。 据笔者在巴黎检阅原卷得知,此卷正面为汉文佛经〈菩萨见实三昧经净饭王诸佛品第二〉,背面才是藏文,藏文的第一部分系〈仪礼问答卷〉,第二部分方是本卷。 乌瑞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届国际藏学会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斯坦因敦煌卷子Vo1.69,fo1.89号吐谷浑王国史中的年代学问题〉,载于《西藏学研究论文集》,一九七八年布达佩斯。 宗 教 有关宗教内容的(包括宗教经卷、宗教理论、仪轨和宗教史的)藏文卷子,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佛教的和非佛教的。非佛教的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乌瑞教授所指出的有关景教和摩尼教的,还有更多的是苯教的。佛教的内容中关于禅宗的最多。 关于苯教的: ?拉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西藏王室葬礼中的苯教仪式〉,刊于《亚洲学报》。 ?拉鲁于一九五八年发表的〈封地、毒物和医巫〉,刊载于《亚洲学报》一九五八年。 ?日本的光岛督一九六七年发表的《八世纪的西藏佛教苯教的抗争》。 ?石泰安一九七零年发表的〈关于西藏苯教葬礼的一件古文书〉,载于《亚洲学报》。 ?石泰安一九七一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敦煌藏文写卷中关于苯教仪轨的记述〉。 ?苏联的库兹佐夫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苯教的起源》,也是利用敦煌藏文卷子资料的作品 此外,旅居法国的藏人苯教学者噶尔美?桑林旦博士是研究苯教史和苯教教义的专家,他最近在几次国际藏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都是以敦煌文献来论述苯教历史和仪轨的,因为尚在印刷之中,这里难以录目。 关于佛教的: 由于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在佛苯两教之争中获得的胜利,佛教在思想、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千年来,几乎成为无所不在的、垄断性的统治思想的工具。连苯教也转换了方式,变成佛教的一个支派而保存下来。于是,佛教的历史家、作家在撰写历史时,常常美化佛教,无限地夸大、拔高,把佛教说成是与西藏历史同在的、亘古不变的神圣的东西,把历史上的真象掩盖得扑朔迷离,而敦煌藏文写卷所产生的年代恰恰正是西藏的历史思想活跃的时刻,卷子中自然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尤其以禅宗思想传入西藏后引起的轩然大波,最为生动,在这方面的著述很多,兹举其要者: ?法国的戴密微一九五二年发表了极为重要的专著《拉萨的宗教会议》(又有人译作《拉萨法诤》),这是长达四百页的巨著,主要根据敦煌的汉文卷子四六四六号《顿悟大乘正理决》的内容,翻译考证,广征博览。把内地禅宗和尚摩诃衍入藏传法,对藏土佛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印度佛徒莲花戒与之思想交锋的历史背景、史实一一条分缕析,把这场佛教思想在吐蕃王庭引起的大辩论来龙去脉说得清楚,引起普遍的注意(此书已由耿升先生译为汉文)。吴其昱曾译其导言部分刊于一九七四年的《敦煌学》第一集中。对于戴密微的结论,有许多学者不能接受,尽管历史、过程和具体的事件所见略同。学者们纷纷著文辩难,其中最突出的是: ?上山大峻:〈敦煌出土藏文禅资料的研究:伯希和藏文写卷一一六号及其问题要点〉,一九七四年,载于《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又有〈敦煌出土西藏文的摩诃衍禅师遗文〉发表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十九卷二号。 ?今枝由郎:〈关于西藏宗教会议的敦煌藏文文书〉,一九七五年,载于《亚洲学报》。 ?小宏允:〈关于西藏的禅宗与藏译伪经〉,一九七五年,载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小宏允又写出〈西藏传禅师考〉,一九七五年,亦载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木村隆德:,莲花戒作金刚经广注的敦煌出土藏文写本,,一九七五年,载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木村隆德:,敦煌出土伯希和藏文写卷116号研究(1),,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一九七五年。 又,木村隆德:,敦煌藏语禅文献目录初稿,一九八一年,刊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实设研究纪要第四号,把P。T。116号禅宗有关的藏文卷子论著做一次最详尽的解题介绍。 ?柳田圣山的文章,初期禅宗史,,对于禅宗入藏的历史及所谓拉萨宗教之争的问题也有所涉及。此书出版于一九六六年,属于京都禅文化学院丛书之一。 ?霍斯顿写了,,ig,,0;,ar,Cig,,0;Char, Ston 等藏文术语解说,,一九七六年,载于《中亚学报》。这是专门讨论禅宗传入西藏后关于「顿悟」一词几种翻译的术语文章 ?石泰安也写出〈顿悟:汉藏术语说明〉,一九七一年,载《宗教史研究》。 由于不断的辩析文章出现,戴密微又新著文辩解: ?戴密微:〈从敦煌写本看汉族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副标题是「日文近作简析」,一九七八年,载于巴黎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这是戴氏接受日本学者某些观点修正自己原来的立论后写出的文章(已由耿升先生译出,载于《国外藏学研究选译》,一九八三年三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一文。载于《学林漫录》第三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对这一问题有十分详尽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全貌。 ?吴其昱:一九七一年在《拉鲁纪念文集》中发表〈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卷考察〉一文,介绍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编号为七五二一、七五五零、七五四九、七五四七(潘重规又补充了七五四八)等几个藏文写卷的内容和情况,都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藏译本(由耿升先生译出,载《国外藏学研究选译》)。 ?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载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由杨佩纯先生译出,载于《国外藏学研究选译》。文中对伯希和的一个论断「六字真言嗡吗呢叭咪吽这一咒语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左右」提出挑战,利用藏文写卷P。T。37号(1)和S。T。420号、421号(1)等编号出现的六字真言,直截了当地推翻了伯希和的论断。同时探讨了六字真言的形成、传播过程。 ?米勒一九六五年发表了〈关于P。T。610号藏文维摩诘经残片〉载于《中亚学报》一九六五年。 ?上山大峻:〈敦煌出土藏译般若心经〉,一九六五年,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毕绍夫一九五六年的《圣大力大乘经的藏文(敦煌)与汉文》一书,作为佛学丛书之一种,巴黎出版。 ?拉鲁的文章〈敦煌藏文写卷,十万颂大般若经〉,一九六四年发表于《亚洲学报》。 ?藤枝晃:《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一九六一年;《敦煌千佛洞的中兴》,一九六四年;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一九六一年;《敦煌出土的「社」文书研究》,一九六四年,它们之中都有关于敦煌藏文写卷的介绍与引用。 医学和天文 敦煌藏文卷子中包蕴着属于自然科学史的资料。关于医药学方面的已有了文章,介绍其研究情况: ?芳村修基:一九五七年撰文介绍〈龙谷大学西域资料中的西藏医学文献残片〉一文,刊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一九五七年。此文的重要意义在于从西域发现的卷子与敦煌卷子时间一致,俱可确认为唐代文献,因而可以证明《居希》(即四部医典)确实为唐代的藏文文献。 ?王尧、陈践译解了P。T。1057号〈藏医杂疗方〉和P。T。1044、P。T。127两个卷子〈藏医针灸方〉。这三个卷号是可贵的吐蕃时期藏人医药经验的积累,是古代藏医家对疾病进行深入观察、分析和治疗的总结。长时期口授心传、及至有了藏文以后才录成文字,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居希》所代表的医药原理的历史传统。此文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一九八二年四期及一九八三年二期。 ?洪武娌根据《敦煌本藏医学残卷》的资料写成〈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一文,刊于《中华医史杂志》一九八二年四期。此文作者为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其导师蔡景峰副研究员指导下写成的,是一篇成功而又有说服力的作品。 ?一九七二年,布隆多夫人发表了一本专著,题名:《西藏马体结构和医马术研究(据敦煌资料)》。全书四二七页,洋洋洒洒,是第一部研究西藏古代兽医术的专著,其中在第一七四,,三二七页中,引用了六个敦煌藏医学卷子,并译成法文,加以注释。附有卷子原件摄影照片。 ?山口瑞凤一九七三年发表了〈西藏的历学〉。 ?藤枝晃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敦煌历日谱〉。以上两篇文章都利用了敦煌文献来推算唐代吐蕃的历法。 ?西德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的舒迪德教授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扛鼎力作《西藏年历史研究》,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科技史的著作,全书近四百页,把西藏古历和公元的年月日换算一直推到一九七二年为止,做成一个完整的历法表。石泰安教授在书评中曾赞叹这本书的「年月日推算从一零二七到一九七二年九四五年之间误差不到两分钟」,可见其精确绵密的高度。书中利用敦煌写本资料很多。 以上是个人所接触到的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的研究情况,由于见闻不广,难免挂漏。陈践和笔者合作编选的《敦煌本藏文文献选》,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研究关于法律、礼俗和社会经济文书,藏文本已经出版,汉文本在本文草成时尚在印刷中,故未在这里提及。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脱稿于维也纳大学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改定于北京 注 释: ?匈牙利最著名的藏学家乔玛是第一个终身从事藏学研究的西方专家,长期生活在拉达克藏区的寺庙之中,锐意钻研语言、历史和宗教,写出了第一部《藏文,英文字典》,《藏文文法》(英文)和《甘珠尔,丹珠尔分析目录》,后病死在前往拉萨的路途之中,终年五十八岁,埋骨于高原雪山之旁。匈牙利人以他为民族骄傲,设有纪念奖金。作为西方第一个藏学家,受到人们的纪念。欧洲藏学家组织的「纪念乔玛国际藏学会议」就是表示了对匈牙利藏学界的尊敬。匈牙利藏学界的乌瑞、罗纳塔斯、噶拉、李提、德尔叶克、艾克塞蒂,人才济济,前后相望,新的一代正在精神旺盛地成长。 在德国的早期藏学家弗朗克和叶斯开、劳费尔等在语言、历史、考古和宗教等科学研究上卓有成绩。继起者,有萨加斯托尔、霍夫曼、舒迪德、于伯赫、梅赛莎、陶贝,各有所长,蜚声藏学界。而且,在波恩大学中亚研究所内出版《藏文历史文献》专刊。舒迪德对于西藏历法的研究到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在慕尼黑、汉堡、柏林、哥廷根、科伦、杜宝根等地十几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均设有藏学有关的专业。 ?在该系出版一种藏学研究丛刊,已出七种。一九八一年九月主持召开国际藏学会议,常设藏学专题讲座,聘请国际知名藏学家前来演讲,学风淳朴而谨严。《第三届国际藏学会议论文集》由该系编辑出版。 ?石泰安教授在该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序言中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的学者们才能得以对此进行长期和详细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是由J。巴科,F。W。托玛斯和,。拉鲁等人翻译和发表的。但不少译文都未附原文写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专程去亲自查阅外,无法考察其解读是否正确。」他还不无遗憾地指出:「因为现代(藏文)字母的形式和某些写书习惯都与古典文字有所差异,这一领域中的某些开拓者们往往为此而误入歧途」,「如果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进展,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远或反复使用而使写本遭到可能的损坏,当务之急就是出版和发表这批资料」。他还有预见性地指出:「决定影印公布其最有价值的文献,定会受到普遍欢迎,大家对此会感到高兴、满意和感激。」的确如此,拿现在情况如四十几年前我国老一辈藏学泰斗于道泉教授在伦敦旅居时为了阅读藏文原卷而受到阻挠和刁难的遭遇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请参阅《中国历史》一九八零年第三期拙文:,关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所描述的法、英两国所藏藏文写本手卷的数字、目录和基本内容介绍。 ?我们国内的重要文章也很多,如黄文焕:,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零年二期),,跋敦煌三六五0窟藏文题记,(《文物》,一九八零年七期),,桑嘎古都寺的古藏文手抄本佛经试析,(《西藏研究》〔汉〕,一九八二年二期)。陈庆英:,敦煌汉文卷子中所夹藏文文献情况调查,(《敦煌学辑刊》)。 阿沛?晋美:,论赤松德赞时期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藏族研究论文集》一二九页)。车谦:,从gcig谈起,关于古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的问题,(《民族语文》,一九八一年二期)。王青山:,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民族语文》,一九八一年四期)。周季文:,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语言研究》,一九八二年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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