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之美的天赋人权说
在西方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像天赋人权说那样同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第一,深深打动了普通民众的心灵,第二,思想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法律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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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理论本身又缺少历史的厚重和智力的纵深。
天赋人权说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当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时候,人类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每一个存在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同时都有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国王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换言之,它是一种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权利。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权利。
17-18世纪的学者们设计出从天赋人权到社会契约的精巧制度:放弃人性中的某些权利,换得一个公共权力来保障自己最低限度的法律上的权利。这就是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利的起源。拿洛克的比喻来说,那就是:在受狸猫和狐狸骚扰与被狮子吞噬之间,我们宁愿选择前者。
政治的权力和法律的约束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但是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制约。通过社会契约创立了国家和政府,制定了法律,这意味着,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当政府和法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时候,人民有权利废除旧的社会契约,创立新的保护人民天赋权利的政府和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直白的理论,法国人写进了《人权宣言》,雅各宾派以此发动了法国大革命,美国人写进了《独立宣言》,潘恩在它的指引下奔波于美国独立战争
和法国大革命之间。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渗透,欧美的天赋人权说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口号。
“天赋人权”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概念,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起过积极作用,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利用这一概念、并引申出符合自身要求的人权内容提供了基本前提。
“天赋人权”观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人”拥有了自由平等的权利。在奴隶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根本不被当作“人”,而是被当作主人的“物”;在封建社会,广大农奴虽然被当作“人”,但却是“主人的人”,他们对封建地主存在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的提出和确立,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它一方面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封建的政治束缚,建立了本阶级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也使广大劳动群众摆脱了狭隘的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桎梏,在政治上和人身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平等。这相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来说,无疑是生产方式的进步和“人”的地位的提高。
2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重新冷静地审视这套理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套理论实践效果的有限性和理论本身的脆弱性。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开始,天赋人权说就一直饱受抨击,因为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乃凭空而生,并没有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源。边沁称之为“修辞上的胡闹”,黑格尔视为“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梅因称之为“纯粹理论的信条”,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史观取代
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称权利并非人生而有之,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权利的范围和内容。
20世纪之后,涂尔干和狄骥以社会学批判了天赋人权说,认定这个学说只强调了个人的权利,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合作。人类本性中既有“个人性”又有“社会性”、人们既要“分工”也要“同求”,也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服从义务比享受权利更加重要。
肯尼迪的法律政治学则揭示了天赋人权说内在的矛盾性,人们永远都在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群之间无所适从,天赋人权说不能够给我们肯定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则称,人类永远都在权力和训诫下挣扎,天赋的权利说不过是以文明的压迫代替了野蛮的压迫。
可以说,天赋人权理论所引起的争议与困惑,最为真实而细微地昭示了:具有必死性的人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寻求自身、社会之起源的努力。具体言之,当那些历史的尘烟随着时间流逝化为空无,当古代的宗教、礼仪等社会建制遭逢现代性的侵袭,当现代人突然如“被抛”般落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人们如同尼采所说: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舵手面对的是无边无尽的海水,流动而毫无根基。人们抛却了“上帝”的佑护,但他们却无法逃脱柏拉图早已写下的断语:人之世界终究需要神的指引和安守。只是,在“祛魅”之后的世界,新的造神运动所造就的神乃是人本身。这是人类命运的吊诡,也是历史与理性的狡计,它让人绝望,因此让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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