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

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 　　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政治现象分三个尺度，即国家的内部的区域或地方的政治格局与关系，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格局与相互关系。在第二章至第六章，我们分别从国家的起源、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空间特征和综合国力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党、选举地理来阐述国家级与国家以下的区域级的基本特征与空间结构。第六章是介绍各家的关于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以下四章则是阐述国家级以上的国家间的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学是其特征的规律性阐述与理论概括。由于国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实力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的格局亦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有时，由于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同一时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另外，地缘政治学虽然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但是由于人的思想现点、哲学思维、阶级立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不同，地缘政治学的论说亦受其影响。因此，各家论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甚至，有的走上邪路，滑到为本国的侵略扩张服务的道路上去。为了先掌握些有关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故本章放在第七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后。对第九、十两章来说，则是先学些规律性概述，为深入了解这两章打下基础。 　　一、地缘政治学概念及其复兴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是在德国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基伦（RudolfKjellen，瑞典）在其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年）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提出的。他吸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并进一步发挥，建立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当时，这一术语并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的注意。 　　后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于1924年在《地缘政治学杂志》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大量的地缘政治文章，并为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制造理论依据和提供宣传工具。这不仅使地缘政治学突然之间为世人所知，同时也使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的地缘政治学受到玷污，不仅其本身受到学术界的非议、社会的指责，几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地步，而且亦使政治地理学受到牵连，较长时期遭受冷遇。直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出现，而且在一些政治、外交的头面人物的言论中不断出现，特别是80年代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已成为流行的政治词汇，这对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这种曲折的历史与过程，对地缘政治学一词理解亦有不同。例如，对Geopolitik与Geopolitics两词的说明。在1994年英国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两词的说明就有差异。对Geopolitik的解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学中的派别。该词源于瑞典学者基伦，他使用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形成其地缘政治思想，为德国的扩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荒谬的理论基础。对于Geo-politics一词，词典中称这是地理研究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它在说明国际关系结构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它与Geopolitik不应混淆。在我国翻译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著的《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为区别这二字不同含义，将Geopolitik译为地缘政治学，把Geopoli－tics译为地理政治学。 　　其实，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前者英语译词，是同义的。只是其历史原因，产生上述情况，为避过去之嫌，而采用两词含不同之意。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一来增加名词混乱；二来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历史，而目前国内、外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另用新词反而造成不便，误以为不同学科；三来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很少使用不同学科名称。近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地理学》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J.Taylor）所著，该书对前者加上“德国”称为德国地缘政治学（Germangeopoli－tics），以此表示其一定时间内德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学派。看来，其处理办法较为合理，比分为两个术语要好。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从全球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在研究中，虽然对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分别加以考察，但这是为保证达到对整体的清晰认识；对单个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但对其探讨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却正是这些砖石所形成的格局和结构。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和资料大量取自社会科学，但其使用的方法论与最终成果却是空间性的，地理的。 　　英国的著名政治地理学家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的复兴有三种显著的表现。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这种现象的形成，在西方得力于像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布什和担任过国务卿的基辛格及作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等政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在语言中、著作中使用该词汇，而且通过当前国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战略关系表达其地缘政治的思维和见解。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地缘政治这个术语已摆脱过去那种贬义地位，成为表述世界战略形势与关系的简明概念之词和流行术语。 　　其次，在学术界，地缘政治学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这种现象特别是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与变动形势下，向政治地理学提出的诸多课题与研究领域。大学里，政治地理课也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而是颇吸引人的学科，而物色合格的政治地理教员却成了难题。同时，从8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方面著作有明显增加，特别是英国学者泰勒所写的《政治地理学》，从1985年到1993年已出了三版。由于其突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框架与结构，颇多创新，成为流行的地理著作与教材。另外，对30年代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能给予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关于地缘政治学复兴第三个标志是，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与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其间并夹杂着彼此的政治利害关系，外交政策已成为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非难对方的问题，甚至报刊辩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资源、和平等问题已息息相关，并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地缘政治当然引起各国领导阶层、政治集团、学术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心。 　　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如果从这一名词的出现起到现在还不足100年，如果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出现起，也只刚刚超过百年，时间并不太长。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学说与理论亦有所发展，根据时间的发展与理论特点，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三类：“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心脏地带（即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区学说，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 　　二、“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 　　（一）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 　　拉采尔关于国家空间增长的七条规律已作为国家的政治地理的理论加以介绍。其关于“国家有机体”论，实际是该论的总的概括，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国家级的理论，而不是国际级的理论。但是，考虑到它后来成为德国扩展主义地缘政治学一个理论依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介绍与评述。 　　在地理学中，研究国家的政治地理现象时，一些学者早就注意一些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例如，14世纪时，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伊本-卡尔敦（Ibn—Khaldun，1332—1406年）就提出这方面的见解。 　　当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对科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生物的进化论的解说，对统治了人们思想上千年的上帝造物的宗教神说以彻底地冲击，对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给予科学地解说，其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已成为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对社会科学亦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社会科学界多接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并把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生物的进化。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H.斯宾塞等人。他们认为，社会机体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也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法则支配。因此，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历史永恒的自然规律。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在社会中、个体之间、群体、种族或民族之间当然存在着合乎自然的，必然的适应和淘汰过程。人类社会内的不平等、不同阶级的存在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这种思想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这种思潮流行于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则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拉采尔本人受到生物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加上社会达尔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他在其著作中，特别是1896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与生物的类比方法来研究政治地理问题，把国家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从而形成其“国家有机体”论。 　　除去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外，拉采尔还受德国先前一些地理大师们的思想影响。自康德以后，地理学总是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在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对人类作用方面，康德一直特别感兴趣。另外，康德虽然把地理学当成与时间科学的历史学相对而存在的空间科学，但是他又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延续的地理过程。这种整体论的思想与见解在德国地理界深有影响。19世纪，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地理大师亦坚持地理的整体论。洪堡从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来认识其中各要素的总体相互关系。李特尔认为，有机体的统一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支配。 　　正是在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拉采尔也主张地球是一个整体，而人类只是它的主要部分。人类所以能成功，在其中生长和存在，正是因为人类也像生物的分布产生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一样，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拉采尔在其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中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国家也像生物一样，有一种相当于头脑的组织在操纵着自身活动。它与人的个体并不一样，是通过国家的某种组织的命令规则而运转以保证其功能的实现。拉采尔还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所以，一个国家的特征必然深受其所提供生存环境的国家领土性质和所在区位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成就的重要条件就是对其所在环境条件的适应程度。同时，他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环境，则如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 　　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拉采尔也借用生物的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概念于国家，藉以表述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国家既然是依赖于土地来承载的有机体，同时也产生对土地的精神寄托，故区位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似独有的特性，因此，空间既影响着，又依赖着占有它的人群的政治特征。 　　从世界情况来看，拉采尔认为，民族需要“大空间”以及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从美国的发展看，拉采尔感到，欧洲空间太小，在世界政治上将降到一个次要地位。历史将由占有大陆区域的大国，如美国、欧亚的俄国、澳大利亚，南美的大国所控制。但是，在大空间中，不仅有利的大空间与区位的不利条件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别都影响对大空间的利用。 　　拉采尔的这种观点不仅影响德国的地理界，而且还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其学生森普尔（E.C.Semple）1911年在美国出版了《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介绍拉氏的理论。 　　拉采尔这种“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在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由于没有区别出作为生物的人及其组成的社会，虽然其发展和变化受环境条件的一定制约，但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国家有其自身发展的社会规律，并不能等同于生物规律，更不属于自然规律。结果，拉采尔成为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当然，并不能以此完全抹杀其在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发展上的贡献。 　　关于“国家有机体”学说，本质上的比拟是错误的。虽然在形象方面反映了过去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特别是近代以前，大多数国家之间还缺乏明确的边界，而只是变动不定的一条带状的边疆时，国家的控制的范围与其实际力量的强弱有密切关系。所以，国家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接触地带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国家力量与领土大小、边疆变动之间关系的“国家有机体”说尚有几分道理。但是，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签订以后，主权国家出现，领土边界相对稳定，领土的变动不再是个人口增长、文化扩张的自然过程，而在通过战争等手段强制方式予以实现的时代，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以及把政治地理学当作自然科学的论说的科学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虽然拉采尔坚持了科学的严谨，强调自己的见解仅仅基于生物学的类比，只是考虑人类和周围环境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接受自然淘汰的观念，只是一个观察者，并没有推断任何政策，可是自己的学说却为他人利用，作为进行侵略的借口。 　　（二）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年）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他在海军服役达40年，在海军学院长期讲授海军史和海军战术课，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写了大量的海军方面著作，其中著名的《海军战略》（1911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1902年，他还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本世纪初的第26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时，马汉得到信任与重用，对美国海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使美国海军力量跃居当时的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马汉的海权思想来源于历史。当其于1883年研读《罗马史》，特别是当他研究迦太基与罗马战争时，名将汉尼拔入侵罗马使其突然产生一种设想，他反问自己，假如汉尼拔改从海上入侵意大利半岛结果又将如何呢？经过其深思熟虑，深感控制海洋的重要，遂下决心对海洋战争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海战历史，特别是通过对英国海军的发展史及其对海上霸权的形成的历史的研究，不仅写出大量的著作，而且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海权理论与思想。 　　马汉从深入研究17至18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中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为提供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与市场，大肆推行殖民政策，疯狂掠夺殖民地，称霸海洋的过程，给马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马汉首先提出了以“制海权”理论来解释历史，以此为中心论点，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集中了马汉的海权理论。马汉写作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一个高潮，美国正在向世界大国地位上升，他的思想适合了美洲帝国主义海外开放政策的战略需要。 　　马汉海权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紧要。马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如果充分控制公海，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从而控制全世界。物质财富是国家强大、幸福的基础，而为了积累财富，一个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由于地球表面的大陆被海洋所包围，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廉价便捷，因而海洋是自然赐予的伟大公路。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来获得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所以，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贸易竞争。为此须有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海军。 　　马汉分析了海运与海军历史，尤其是英国势力在全球的扩展，得出了制海权的结论，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马汉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英帝国的兴起与其成为海军强国同时发生。大英帝国把世界的主要海路变成了它的国内交通线。英国控制了世界上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所有主要航道、狭窄海域或咽喉要道，即那些可以从两岸容易控制船只进入或通过的狭窄水域：多佛尔，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口。北欧的商船或穿过英国大炮把守的多佛尔海峡，或绕苏格兰北端而行，那里有英国海军守卫着。在地理上，英国和美国比德国和俄国享有更大的入海自由。海上运动比陆地便利，而且大陆块都被海洋所包围。有进入海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多获得大国地位的地缘潜力。岛国比与他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处于优势的航海地位。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多半是为了进行商贸，而不是为了军事、政治侵略。 　　据马汉的分析，海上力量对于国家实力与繁荣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获得这种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六个条件。例如，英国和日本四面环水，若想成为大国就必须保持大规模的海军。这是因为对于海岸线长的国家来说，海洋就是疆域，对外国造成什么样的态势取决于它在海外的能力，英国的地理位置偏离欧陆背靠海洋，有助于其扩充军力，既适合出击潜在的对手，也易抵御入侵之敌。在1890年以前，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尚未兴起，英国的海上力量称霸海洋。英国海上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从而控制了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 　　马汉还以英国为例，分析了一个国家要取得海洋大国地位的上述六条件。首先，是地理位置适中，靠近海上交通要道并拥有良好港口和基地。英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必担心陆上的威胁，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海军。相比之下，一面临海的荷兰和两面临海的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必须经常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军备财力。另外，英国距欧洲大陆也恰到好处，既可打击大陆的敌人，或威胁北欧经英吉利海峡的航线，又可免于受它们的侵犯，当时英国控制了全球除巴拿马运河以外几乎所有的战略性岛屿、港口和海峡，获得了海上霸权。其次，是陆地结构合理，尤其是海岸线的性质和海岸地貌的状况。马汉认为，凡是疆界便于与外界接触的国家，其人民较易向外发展并与外界交往，如英国与荷兰，两国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适宜于一般农业，但两国人民几乎完全以海为生，向海洋求发展，结果成为走向海权国家的推动力。第三，是疆域的大小。这里面存在一个人口、资源与国土面积须成比例的问题，否则国土大反而防御密度低，国家危险性增高。第四，人口较多，拥有相当多的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口。第五，是民族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海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致力于发展航海事业，推行海洋战略并建立海上强权的。第六，是政府意向，即国家是否有利用上述条件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和政策。 　　关于海军战略，马汉总结出四要素。第一是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第二是中心线或中心位置；第三是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的内线运动；第四是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反复论述这四个要素的重要性。他认为，“集中的方法是海军战略的入门”；“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占据中心位置就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赶在敌方舰队之前展开于有利海区，海上交通线是支持海上作战舰艇的生命线，能否保持稳定的交通运输，对海战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海上的决战工具是战斗舰队。马汉认为，如能一战而击毁敌方战斗舰队，则制海权的获得则为自然的结果。他从英、法两国海军发展中，了解其战略思想上的差异。英国是以求战来争夺制海权的，法国则以避免会战以保存实力。结果是法国失败而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英国则称霸海上，成为“日不落之国”。马汉认为，法国战略固然与其海军处于劣势有关，但其欲保存实力的策略处于被动地位亦有不当之处。 　　马汉提出海权理论旨在从地缘战略角度，说服美国政府发展海上力量，他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居于中央的地理位置，面对两大洋，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并足以威胁欧亚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理条件。因此，美国若想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强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当时曾任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战略理论，聘请他任总统海军顾问。马汉使美国致力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开拓夏威夷等海外殖民地，建立了远洋海军，使美国开始突破“孤立主义”政策，成为跨越新旧大陆的世界强国。 　　从马汉提出海权地理战略的理论至今，已经一个世纪，科技进步使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使陆军机动性大大增强，海权国家陆上基地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二战以来潜艇、飞机的使用，更使岛国传统的安全观念产生了动摇，海军作战也越来越需要依赖空中保障。这些变化使马汉海权战略的世界观点影响相对减弱。此外，马汉的理论忽略了旧大陆地理和陆权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马汉海权理论的历史贡献深远。马汉的理论后来虽然被作了某些修改，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其基本思想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随着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开发和核动力水面舰只续航能力的增强，其理论的影响回升，并重新受到海洋大国的重视，对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起着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承认，自己曾是马汉的“热心学生与信奉者”。他早年曾钻研过马汉的海权理论，并曾是美国地理协会理事。他深信，了解地理学对世界事务有重要作用，竭力克制美国潜伏的孤立主义。二战伊始，他先后提出了从“租借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大西洋宪章”到“北大西洋三角”的军政方略，证明了马汉海权论对他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8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宣布了其必须控制的16条世界海上航道的咽喉地段。这些事例从侧面体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 　　马汉的世界观点使他的著作对地缘政治学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世界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亚洲问题》（1900年）一书中，它是一种欧亚中心论的观点。马汉认为，北半球的大陆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其南部以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界，这里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最为活跃。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欧亚洲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不过，马汉指出，这种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利弊并存。他还提出，亚洲在北纬3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与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最后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甚至曾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据此看来，马汉实际上早于麦金德就持有一种“世界岛”的观点，但他的海权论的地缘战略结论却与麦金德相反。 　　马汉的海权地缘战略思想在德国、英国与日本都有深刻的影响。 　　（三）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和德国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是瑞典政治学家R.基伦（1846—1922年）提出的。他是瑞典国会议员，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他完全接受拉采尔引入政治地理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组织与人体的器官特性相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大脑，交通是人体的动脉，武装是为防御，自然资源是为供养生长所需之粮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就有能力最成功地控制它国。 　　在1916年，基伦发表其“国家有机体”说。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表述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这一国家有机体从事争取生存和空间而持续斗争。唯有适者才能生存和成功。他还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空间被视为是成功的关键，所以，“生气勃勃而空间有限的国家遵守以殖民、兼并和征服手段来扩张其空间的绝对政治法则。”基伦还在其著作中阐述其国家五器官构成理论：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 　　基伦还引入了人口质量，组成国家主体民族等方面内容以及道义能力、意志力，逐渐累积的国家心理力量，国家的强大是一个动态的心理的概念。基伦还认为，国家处在与它国经常竞争之下，大国扩大其势力以控制小国，世界终将只有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 　　从上述分析，基伦看到欧洲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东方俄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使中欧处于不利地位。其祖国瑞典亦处于危险之中。解救这一危险，不仅瑞典无能为力，而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亦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唯一办法就是德国能成为未来日耳曼——北欧组织的中心，这样就会牢固地控制欧洲中心的力量。 　　他认为，德国要担负其欧洲中心的力量的角色，就应当采用一个扩大的中央欧洲帝国的形式，它就要包括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成立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作为它内部轴心的大邦联。同时，他也看到这个欧洲中心的力量是海洋世界化身的英国传统观念——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号召德国应反对这个观念，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新权力中心。 　　当一战使德国陷入困境的1917年之时，基伦的著作及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一词由于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而传入德国。基伦当时所用的“经济独立自助”（Autarky）一词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泛区理论产生起了作用。一战结束后，基伦的著作中的思想被德国一些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及民族学家所接受。卡尔•豪斯浩弗是其突出代表。他们使新的自然进化论的权威满足旧德国政治哲学的需要，使之成为德国恢复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喻世箴言。这套东西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具有同样政治狂热与扩张野心的意大利和日本受到膜拜。 　　这时的地缘政治学还注意于国家的成长与海上霸权的追求。这也可能反映了当时从西班牙经荷兰到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和替代，并刺激美国对其追求。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国家有机体”论，不仅反映了原来破碎分裂的中欧终于经普鲁士的统一运动而成为中欧的新兴的国家，而且有机体的竞争与扩大，也为其追求大国及与英国争雄提供刺激。 　　三、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 　　这里讲述的包括：英国的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美国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以及德国的以豪斯浩弗为首的地缘政治学。后者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它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为核心，并结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形成德国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而且其发展恰好介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出现之间，故于此讲述。 　　（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 　　华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J.Mackinder，1861—1947年）是在牛津大学首开地理课程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驻南俄高级专员、英国国会议员、英国航运委主席、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主席、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麦金德是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时代的人。在19世纪末，英国开始从工业经济顶峰下降，遇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遇到困难。在欧亚大陆上遇到帝俄的力量；在海外殖民地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又与德、法发生争夺；对英国来说，其长期的海洋霸主地位又受到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形势促使麦金德思想发生变化。麦金德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党的领导成员，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麦金德约于1903年改变其观点，转向保守党。此时，麦金德不再确信，伦敦的单纯的商贸资本积累能应付德国重工业生产力大规模增长的挑战。他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主张“关税改革”，利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英国的工业所面对德国的挑战。 　　另外，麦金德思想上注意全球战略，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欧亚形势，是受以下三件事的影响。第一是，20世纪初，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VanTirpitz）扩建德国远洋舰队的行动。蒂氏从1898年到1900年两次提出，建立德国规模更大，更现代化的远洋舰队，对英国造成很大威胁。第二是，英国在南非对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年）。第三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这些陆地与海洋国家间的竞争与战斗使其试图从更广阔的地理背景，更长久的历史视野，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和概括其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于1904年初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的文章。 　　麦金德对影响世界的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作了分析。在该陆块的中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来说则是个草原地带，是个内陆水系。其北面是广阔的森林与沼泽，气候寒冷不宜农业。总体来说，这里地势低平，没有山岭阻隔。这里就是麦金德在其文中所称的枢纽区域。在枢纽区的北面是冰封的北冰洋。其他三面则被一系列山岭、高原、盆地所组成的或宽或窄的地带所包围。在围绕枢纽的环形地区，即内新月形地区。其面向东面和南面的季风地带，一个是面向太平洋的佛教领域，一个是面向印度洋的婆罗门教领域。西面是受西风带影响的欧洲，是基督教领域。其西南的缺水干旱的中东地区，是绿洲、沙漠、草原相间，为欧亚水陆交通的关键地区，为伊斯兰教领域。在内新月形地区以外，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区，它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英国、日本及其他诸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大洋洲和南、北美洲。 　　在历史上，从枢纽地区出发的草原游牧民族则多次严重威胁其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3世纪兴起的蒙古人。他们西进直达东欧，并在俄南草原建立金帐汗国；向西南，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建立伊勒汗国；向南入主中国中原，建立元朝。当时，欧亚大陆大片地区，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在蒙古王朝统治下，就是其属国。 　　在欧洲，东欧与枢纽地区相毗邻的是平坦的地区，有两条道路可以由东进入欧洲中部。这就是喀尔巴阡山北面的波兰平原与喀尔巴阡山南面的多瑙河谷地。通过这两条道路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有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这些人从中亚经乌拉尔与里海之间隘口而来。另外、欧洲还受到从中亚来的突厥人，他们经小亚细亚进入东南欧也对欧洲造成威胁。 　　产生草原民族向外出征的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与骆驼所带来的机动性的优势。欧洲在历史上多次遭到这些骑马民族的入侵。正是在这种外来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形成了一个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才实现欧洲的文明。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出：“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和亚洲人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这是哥伦布以前时代的情况。 　　在哥伦布时代，西方利用海洋的机动性，突破欧洲范围，发现通过好望角达到印度及远东的中国，通过舰队不仅建立了制海权，还在欧亚大陆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实际上，可以说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枢纽区。在与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组织起哥萨克人，沿北部森林边缘穿过西伯利亚直向亚洲东部，从而管辖了草原区。这两种力量的发展抵消了枢纽地区游牧民族所在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这就是哥伦布时代欧亚两洲的战略形势的变化。 　　从20世纪开端的，麦金德所说的哥伦布以后时代，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修建，特别是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在政治上，现在的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其所占地区是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麦金德问道：这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吗？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冲击。 　　针对这种形势，麦金德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它（指枢纽国家）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而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如何采取对策呢？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到：“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来支持陆上部队，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关于其对枢纽地区的战略分析，及其对策的地缘政治研究，麦金德说：“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分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 　　麦金德的这篇论文反映了其对大英帝国的忧虑。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她只是靠惯性力来维持自己的位置罢了。”这些是对不列颠领导大声疾呼：该是起来对抗这一即将来临的危险的时候了。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所以，该论文是其时代的一种反映。 　　在学术上、麦金德这篇地缘政治学作品主要贡献在于，他是以全球战略观念，将时空结合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世界形势的第一人，把地理学变成国际政策与战略的重要辅佐的开创者。他的陆权可以迂回海权，甚至战胜海权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奇特之论，但在海权全盛时期却曾使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不能不为之一震。他在该文中的两个主要战略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一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另一是认为俄国的扩张与收缩对世界有极重要关系。当然，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他维护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科技发展的条件等原因所决定的。 　　一战的结局是德国的彻底失败和俄国的革命。当时，英国与法国结盟，陆地上有西线与德军激战，海上靠舰队实施封锁，并在美国参战情况下取得胜利。正当1919年在巴黎举行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时，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该文是他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枢纽地区”概念15年后对此地区战略意义的新认识。 　　根据一战的实际与俄国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看到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堡转移到柏林。在战争中，德军已进入濒临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至南面乌克兰临接的亚速海、黑海一线，因而德国有可能东进并取代俄国而为该地的强国。尽管德国处于战败国地位，但是以柏林为核心的普鲁士组织机构，已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基础。普鲁士传统的力量已占上风，它将把德意志民族引向军国主义道路。从地缘政治出发，枢纽地区不管在哪个国家控制下，它也会像俄国人那样在同样地理制约下运转。在战争中，海洋大国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英国的衰落，德、俄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麦金德并不被一战中，海权与陆权国家战斗中，陆权失败、海权胜利，证实马汉的海权论的乐观态度所影响，仍然坚持其陆权优势的信念。他抱着其一直存在的忧心，写出其新作，目的是使有关国家的领导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他修改了原来的枢纽地区的范围。他根据对海洋大国进入能力的重新评价，把枢纽地区的范围向西扩大。在名称上他使用“心脏地带”（heartland）代替原来“枢纽地区”（pivot-area）。同时，他将“心脏地带”与东欧的地缘政治意义归纳为三句名言：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其中，世界岛是指欧、亚、非三大陆。由于其连成一体，从世界整体看，只是一个大岛而已，所以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与俄罗斯影响之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分别成立许多新国家。如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不为占据“心脏地带”国家用作向外扩张的通道，就需要设法阻止这种地缘政治趋势的出现。 　　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对世界形势的对策的两种倾向十分明显。美国代表的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而法国所持的则是极端的现实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纲领，并且通过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法国则主张制定一个保持德国持续软弱而求得法国的永久安全的政策。在英国，既存在理想主义，又存在现实主义，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写出其题为《民主理想与现实》一文。他的想法是，首先英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海上国家结盟，来寻求保持英国的优势，其次，东欧小国通过联盟给予某种集体均势力量来阻止大国的野心。麦金德的文章及其名言的警句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就在于不受这种唯宿命论的左右”。 　　二战的爆发，德、意法西斯结盟，横扫西欧，征战北非之后又挥师东进入侵苏联。英国与美、苏结盟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使年已82岁的麦金德于1943年发表其《周围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他看到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而且两次大战中，都是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强国结盟的事实，他因此对其原理论作了修改。他看到“一个聚集在北极地区附近的环形地带”，是由陆中大洋（即北大西洋）与心脏地带组成。这个从美国的密苏里州到苏联的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大地支撑点。他称此为他的“第二地理概念”。它是北半球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联盟的结果。要维护和平就必须有持久的联盟。不过，战后的冷战局面使麦金德的设想失去其光辉。尽管战后的国际形势走向冷战，但是其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时空现象统一的整体观，心脏地带的天然堡垒概念作为其重要遗产而保存下来。 　　（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 　　美国长期在门罗主义影响下，不大介入欧洲诸国的事务。但是，一战的现实使其不得不参与战斗。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参与国际事务持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仍然占上风，参议院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和约，又不批准参加美国建议所组织的国际联盟。二战的形势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根本利益，美国遂参加了大战。正是这种形势的需要与30年代欧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一批地缘政治学家，开展了地缘政治研究。其中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区”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对现实亦起着重要作用。 　　斯皮克曼教授是美国40年代初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当时，正值二战时期，美国亦刚刚参战，战争吸引了全体美国人的关心。斯皮克曼除了发表著作以外，还作了大量的讲演。不幸，在战争还未结束的1943年6月病故，未来得及将其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写成专著。但是，他的同事们根据斯皮克曼教授生前的著作与讲演稿进行整理编写成《和平地理学》一书，于1944年出版。 　　由于当时地缘政治学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十分流行、影响很大，可是斯皮克曼却提出与心脏地带理论相反的理论，即边缘地区学说，所以引起学术界和人们的兴趣与注意。 　　1.对麦金德理论的分析：《和平地理学》首先分析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不足之处。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具有陆上交通的优势与经济潜力高的地区。 　　在气候上，苏联虽然面积相当大，但其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农业生产的中心仍在西俄罗斯，而不在西伯利亚，并不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从矿产与能源看，目前资源仍然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虽然苏联政府尽了很大力量将工矿业向东部转移，但很难对其实际与潜在重要性作全面估计。 　　该地的铁路、公路与航空交通均有发展，但气候、地形与距离等条件仍是发展交通方面重大障碍。其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在此地仍然有效。在最近的将来，中亚无疑仍然是一个实力潜力相当低的地方。 　　对麦金德所指的内新月地区，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来说，无论是从人口、工农业生产条件，一般都比心脏地带要优越。 　　再从欧亚大陆的形势看，麦金德认为，大陆心脏地区的游牧民族部落为俄国有组织的实力所取代时，向外压迫边缘地区国家的势态仍然存在。在19世纪时，其向边缘地区扩张及寻求出海通道为不列颠海上势力所阻拦。不列颠帝国建立的包围欧亚大陆的形势，是由其海军控制周围海道而实现的。 　　麦金德深信，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也一定循着陆海势力对抗形式。这是19世纪的英、俄冲突的形式。斯皮克曼认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在麦金德1904年与1919年文章中，强调俄国陆上势力与不列颠海上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对抗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两国的对抗从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不列颠帝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是站在一起反对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控制的边缘地区的侵略国家的。 　　从历史看，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而另一些边缘国家和俄国，或者是不列颠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因此，麦金德强调东欧和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作用的三句名言是错误的，是缺乏历史与现实事件依据的。 　　2.美国的战略利益：从美国情况看，《和平地理学》一书提到，美国在30年内已两次卷入战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国家所统治之时。1917年，一战中的德国在结束与苏战争时，似有可能独霸欧洲。日本在远东于1915年借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918年又入侵西伯利亚。如果不遇到抵抗，德、日有可能分别占据欧亚大陆东西两个边缘地区。 　　日、德两国后来仍然坚持其侵略扩张行动，分别从1931年和1939年开始，并通过二战，使其扩张地域达到高峰。日本控制范围从中国东北直到新几内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德国则从挪威直到北非的西海岸。 　　二战的进程表明，欧洲的势力均衡对世界的重要性。麦金德亦对心脏地带概念作了修改，承认边缘地区的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防止德国扩张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心脏地带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及左右世界未来和平的只有英、美、俄三国形成的海陆势力的联合。 　　《和平地理学》一书对保卫世界安全的战略进行了分析。从二战来看，各个战线和各个战区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欧洲和亚洲的远东分成两个战场，但它们是整个战场的两个部分。战争的总战略须从世界实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实力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印度地区。 　　在这些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中，西半球的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的欧亚潜在势力所压倒，因为欧亚联合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新世界工业生产力与旧世界几乎相等，但一旦欧亚边缘地区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就处于被包围之中。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为了美国利益，须防止上述形势出现。 　　为取得战争胜利，美国须改变其百年来实行的单纯依靠海上实力的传统政策，必须参与陆战，须与陆上大国配合。而这次大战，幸而有苏联与中国参与，并提供陆上根据地，便于从那些地方开展陆上战斗。 　　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如无空军的支援与配合，难以单独参加战斗与发挥作用。而空军在航空母舰的配合下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仍不如陆上的基地来得重要。只有不断延伸的空军基地才能使空军活动范围不断向前推进。这样才使战斗机保护航程始终能配合战斗需要。反过来说，空军就是飞机加基地。基地需空军保护，亦需陆、海军保护。现代战争需海、陆、空三军配合，同时亦需后勤支援。后勤工作需要各种交通工具，没有确保物资供应的交通线，就无法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 　　二战有两个主要战区，每个主要战区又都成三角形、每个三角形又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与一个大陆边。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有完整的陆地领域彼此相联；美国亦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需分别跨过大洋，进入海陆两性的边参加战斗。 　　对德、日来说，他们既要开展陆上战斗，又要开展海上战斗，也是要进行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战斗。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大不利之处，企图在时间上错开，即在某一段时间内，只进行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的战斗。可是，他们并未成功。德国先向东打败波兰，继而向西击溃法国，还在同英国交锋时，又转而向东进攻苏联。原来，德国想击败苏联，以整个欧洲陆地为基础再进行海上战斗。结果，进攻苏联失败，反而陷于两面受敌之境。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是未能解决在中国的战斗，不但不能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也是不得不在两个方面进行战斗。如果没有苏联与中国在大陆战场的力量，则美国在欧洲沿海地带和太平洋的岛屿上登陆也不足以击败德国和日本的势力。 　　美国在这场战斗中，不仅在欧陆边缘与太平洋诸岛上同德、日展开战斗，而且还要运送相当数量军需物品以支援苏联和中国对德、日的战斗。但是，由于这两个战场的正面战斗使外来供应路线极其困难。北冰洋的冰封和西藏高原的高山给予这种供应极大的限制。 　　3.“边缘地区”理论与美国策略：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到，东半球的势力冲突有四类：一是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之间，二是在边缘地区内的各势力之间，三是海上势力与大陆沿岸之间，四是西半球的参与。历史上，草原民族对边缘地区的袭击，斯拉夫民族和条顿民族对东欧争夺，以及近代英、俄及土耳其与俄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抗，中、俄在边界地区的矛盾都属于第一类冲突。第二类冲突有西欧、德、法之间的力量平衡与矛盾。第三类冲突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四类如两次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属之。 　　美国对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有可能被一个强权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才参与的。如果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真的被强权国家所完全控制、则美国等于是被处在两洋以外的大陆所包围，届时，美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每次参与发生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战争，不仅需海上强国的配合，而且还需陆上大国的协同，使美国可以方便地使用其海、陆、空的基地，同陆上国家一起取得战争胜利。 　　根据两次大战都发生边缘地区，而且都是通过海权与陆权国家联合击败边缘地区国家的现实，加上边缘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力量都超过心脏地带的条件下，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对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估计是错误的。于是，他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如果归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针对这种形势分析与估计，要防止边缘地区强权大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威胁，对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和平地理学》书中提出：尽管有一个共同承担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组织，美国仍将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因为一个大国不讲究实力就意味着终究要被征服和灭亡。战后，美国与英国、苏联仍应合作才能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为了美国对安全制度有执行义务的能力，三大国间形成均势，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事务的参加者的美国，为维持地区实力平衡，需在边缘地区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 　　由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是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与战争的形势发展不相符合之时，而且在美国以其巨大优势参与战争情况下形成的学说。因此，该学说符合当时战争发展的现实，其所提出的政策亦适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要在世界事务中建立其主导地位的步骤，故对美国战时与战后的对外政策亦有一定影响。 　　（三）德国的地缘政治学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这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是一次教训与打击。自从德国于1871年统一以来，德国就迅速崛起于欧洲，成为欧洲大陆20世纪初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一员。从俾斯麦于1862年担任首相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激起的战争狂热和国家统一及经济发展所激起的与英国争霸世界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驱使其发动一战。但是，战争的失败不仅使其海外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其本土亦有所损失。因此，部分德国日耳曼人则成为异国他乡的少数民族。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加上30年代的国际性大萧条，德国受到打击最大，生产衰退、工人失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种困难面前、凡尔赛和约带给德国的屈辱地位，则反而激起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上原来的普鲁士的黩武精神，则为法西斯势力所利用。后来，希特勒上了台，就把德国引向战争复仇主义的道路。在德国实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中，地缘政治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形成了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 　　1.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德国地缘学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他在帝国的军队中晋升到少将，并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一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过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他越来越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推崇基伦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