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性别比

中国人口性别比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刘成斌,风笑天 摘要: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 验。我国 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 1949年以 来中国总体人 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 婚龄差无法缓解;男 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 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 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 关键词:人口性别 比;人口数据;人口政策;调查技术 The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Sexua l Ra tio a t Birth L IU Chengbin, FENG Xiaotian (Depa rtm ent of Sociology, N anjing University, N anjing 210093,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nfolds several p roblem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trospection and gives the checkoutwith the mutual data. The outcome is as following: there is fail to report not only in female but also in male;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total population sexual ratio and sexual ratio at birth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1949 and from then on; to enlarge the difference ofmarriage age can′t put off the marriage unbalance; p reference of son is not only the p roblem of culture but also the fact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policy of one kid is confrontedwith test; there is some technologieswhich we must cost to confront in investigation and census. Key words: sexual ratio; population data; population policy; technology of investigation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一论断目前似 乎已 经成为共识,以《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治理“性别失衡”刻不容缓》、《性别比 例失调警 报升级》等为题目的报道覆盖各大媒体。报道中均有对视角具有冲击力的“数字说 话”: 2005年 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 88,与正常值104 - 107有严重的偏离。江西、广东、 海南、安徽、河南五 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刻不容缓! 到 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 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 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但是经 过一定的观察,笔者发现性别失衡是不是如此严重还有待证 实。我们不排除性别比偏高,但在数据 上是不是被“过高”估计或数据本身有问题。由于精 力和经费的限制,笔者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社 会调查,但依据纵向研究的方法,对已往数据进 行推理则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如果公认的三普、 四普的数据在性别比方面尚存在较大的不 足,那五普中的性别比数据就更值得谨慎对待。 分别为0%、 20%、 10%左右” (吴擢春等, 2005) 。 按此论文的说法,这三个因素合起来解释了性别比异常的100%。 刘爽通过对62个 国家在20世纪80 - 9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横向比较分析发现,人口出生性 别比通常 情况下是一个十分稳定的指标,绝大多数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都是处在105 + 2的范围内; 就经 济发展水平而言,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更稳定、更趋于正常值;而发展中国家随机波动 比较大,超出正常值范围的年份也多,这可能有统计数据质量的问题,也可能是出生性别比在 事实 上本身就高(刘爽, 2005) 。 刘晓兵等人以陕西省三个村的调查为依据,认为2000年以 后,农村女童 的按时登记和及时登记远远低于男童,而延迟登记则远远高于男童;从制度变迁 的路径来看,儿童 出生登记的程序越来越复杂,涉及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其结果是登记水平 越来越低(刘晓兵等, 2006) 。 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实行的二胎照顾政策(头胎是女孩就照顾 生二胎,如果头胎是男孩就不照 顾)本身就含有男孩偏好和性别不平等的信息,给社会带来相 当大的负面影响。 并且,根据实证调查 将生育胎次不同的妇女的生育心理进行归类: (1)将 要生育第一胎的妇女是“害怕心理”———害 怕生女孩; (2)第一个生了女孩的妇女大概是既“内疚”又“渴望”———“渴望”第二次生育时 能生男孩以弥补自己的 “过错” (3)第二次生育还是女孩的妇女则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更强的 ; “补 偿心理”或者说“超生心理”,另一种是“绝望心理”和“自我否定心理”,甚至走向自杀,而所有 这些“心理活动都说明了性别歧视文化对农村妇女命运的深刻影响”(穆光宗, 2006) 。 慈勤英认为,性别比失衡“最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过多强调 利用打击非法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引流产等行政、 法律手段,在没有社会性别平等建设行动的干 预下,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短时间有所收效,也难以坚持和稳定,政策执行力度稍有放松, 则会反弹”,所以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出生前性别选 择技术和行为的控制,更应强调对出生后女性的生存保护以及对分性别死亡率的关注,后者才是出 生性别比已然升高之后的一个解决对策,也即通过尽可能的保有已出生的女性,期望成年后的性别 比有所降低或至少不再升高(慈勤英, 2006) 。 (3)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与后果 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针对当时出生性别比失调做出预测,认为在21世纪初将出现婚姻挤压,大 约有5172%,9. 33%的男性找不着配偶(王元璋, 1985) 。进而此类的惊呼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 强烈担忧与极大关注。所谓强烈担忧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导致未来的婚配 性别比失调所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的高度牵挂与忧虑。 所谓极大关注,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 导致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调所表示的高度关心与重视。 针对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这一代人长成后,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性别严重失调将会成为影响 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1993) 。 李南运用数据推理的方法,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性别带来的2010年开始的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中不可避免的初婚市场失衡等问题,并认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继续上升是非常可能的 (李南, 1995) 。张翼认为,性别比升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胚芽,具体点说,会带来“家庭结构失衡、 小学与中学学生的性别比失调、 婚姻市场的压力所导致的买卖婚姻会加剧、 男性单身家庭会增多、 性犯罪的比例可能会上升、离婚率将高居不下、某些具有性别特色的职业如幼儿园阿姨和护士等 也会受到冲击”,甚至男同性恋者会增多等(张翼, 1997) 。陈胜利等人使用人口年龄递进模型, 分四种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对男性择偶拥挤态势作了预测,对结果进行了比较。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影响择偶的重 要时段在2040年前后,届时男性比女性将多出2000万左右,而壮年未婚高峰亦将以同样的规模出现 在21世纪50年代。从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婚配比例将始终处在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择偶 拥挤的状况将难以改变(陈胜利等, 2006) 。 “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赤字 (男性剩余) ”(原新等, 2006) 。 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调引起了国际关注。2004年,美、英两位学者写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 安全意义》(Bare B ranches: Security Imp lications of Asian Surp lusMale Population) 一书引起关注,该书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中国男性人口过剩可能会 给国内外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或者区域的证据支持。 不 过,仅就一种现象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光棍村”的存在,在人往高处走、人口多外流的贫困 乡村,男性单身现象的确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目前更多地表现为基本人权(婚育权)保障问题, 而不是社会安全问题(参见莫丽霞主编:《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 。 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性别比失衡的后果越来越引起 各界高度关注。 根据2002年8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除西藏和新疆外,全国其它 省份的出生性别比都高出正常范围,人口覆盖面高达98%以上。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 福建、河南、陕西、广西、湖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海南等9个省和自治区,而且有7个省份的出 生性别比在120以上,最高的海南省和广东省,分别达到135. 6和130. 4。假如这些数据不存在过高 的水分,其即将带来的社会后果不能不让人担忧。 (4)性别比偏高的预防对策 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们纷纷建议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给女孩以物质资助,特别是给予独生女优 待,并严厉处罚遗弃和溺杀女婴者。 后来的学者们设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调问 题。 有学者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 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 “传宗接代” 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有学者则 认为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 偏好;也有学者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 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 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还有学者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 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 及以上多孩生育的前提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严梅福, 1999;王翠绒等,2004;田 雪原等, 2005;辜胜阻等, 2005) 。基于性别平等意识指导下,不少学者主张“只有建筑在性别平 等基础上的生育政策才是和谐和可持续的政策,才可能真正导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发展”(穆 光宗, 2006;慈勤英, 2006) 。 2 反思与推算:我们还应该知道的问题 (1)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是不是真实的? 漏报与瞒报到底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性 别比失衡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也已经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了相应的 检验。例如,曾毅等人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全国29省市出生缺 陷监测等有关数据,以“存活反推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 偏高的“第一位原因在于女婴的漏报,第二位原因在于日益严重的妊期非法性别鉴定,第三原因是 溺弃女婴的陋习。尤其作者认为“我国1989年、1990年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的约4个百分点是由于 女婴漏报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部分至少有1 /2到3 /4是由漏报女婴引 起的”,其原因在于“超生男婴的受罚也心甘,超生女婴的就不值得”,所以瞒报漏报的都是女婴, 进而导致性别比升高。 但是曾毅的研究中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是 “存活反推法” 的时间间隔问题:作者所用的是运用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反推1989年、1990年上半年“漏报”的情况;这种时间间隔太短。通常情 况下,由于“担心计划生育惩罚”而瞒报漏报的计划外人口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补报,除非 间隔一定的时间周期后,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孩子上学、 外出打工)需要用户口或身份证时才 会予以补报;其次是数据(来源)口径问题:作者运用不同系统不同口径的数据进行检验漏报瞒报存 在一定的不可靠;比如作者运用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调查来反推20世纪80年代出生漏报的数据, 并以此调整出新的出生性别比估计值,得出“女婴漏报大多年份是男婴漏报的2倍以上”的结论, “其中1987年1月到1988年6月出生男女婴儿漏报率分别为2. 6%、5. 51% ”。这个地方最关键的 问题是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调是由谁主持与执行的,如果是计划生育部门主持或参与执行的, 在其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对象“躲避超计划生育处罚”的神经更为敏感,所以瞒报漏报的问题更无 法解决。鉴于此,本研究运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础,运用 具备一定时间间隔的同类数据(均为普查数据)即第四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对比来检验 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的性别比失衡是不是真实的。假如数据漏报瞒报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么,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性别比失衡程度也有一定帮助。 从方法上来讲,单纯地看性别比,我们并无法判断20世纪80年代初人口瞒报漏报对性别比的影 响。 尤其是在我们要搞清楚男婴是否也漏报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分析单位停留在男女比例这个合 成单位上,只有通过分性别的数据才能分别证明男婴与女婴的漏报问题。 因此我们通过分年龄分性 别数据的对比来寻找瞒报与漏报的数据。 考虑到时间间隔与数据口径的统一,我们选择1982年第三 次人口普查中0 - 9岁年龄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对应的8 - 17岁人口组和2000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中对应 的18 - 27岁年龄组的人口进行检验1982年人口统计中及1990年人口统计中的瞒报漏 报问题。 表1 1982年三普数据中0 - 9岁人口组变迁情况 图1 1982年0 - 9岁各年龄组男性人口数在三、四、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对照图 从上面两个图示可以清晰地发现, 按照第三、四、五次数据绘制的人口数据图存在“问题”。 因为按照人口发展过程, 2000年18 - 27岁人口数据线肯定应该低于或重合于1990年8- 17岁人口 数据线,同理1990 年8 - 17 岁人口数据线肯定应该低于或重合于1982年0 - 9岁人口数据线。考 虑到人口发展过程中的疾病、 事故等引起的意外死亡率,上述关系肯定是低于而不会重合。 但是图 中显示男性人口统计数据当中1982年0 - 5岁各年龄组的变化均违反“逻辑”,女性人口统计数据 当中1982年0 - 5岁各年龄的变化也违反“逻辑”。由此可以肯定, 1982年0 - 5岁各年龄组的人 口存在较大的瞒报漏报情况。 图2 1982年0 - 9岁各年龄组女性人口数在三、四、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对照图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对上表数据进行转化:即以1982 年0 9 岁十个年龄组的男女性人数为基础,找出三次人口中对应各年龄组的人口数据变动情况:即求出 1982 (0 - 9岁)三普、1990 ( 8 - 17岁)四普、2000 ( 18 - 27岁) 五普之间的数据差。 表2 三次人口普查中对应各年龄组人口的数据差(单位:人) 表3 三次人口普查中对应各年龄组人口的数据差(单位:万人) 如果依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准, 1982年0 岁组人口经过8 年的时间,在1990年 四普数据中对应组的男性增加63. 2万人,女性增加57. 4万,说明1982年出生的人口中男婴瞒报漏 报的数目比女婴还多近6万人; 1982年1岁组人口经过8年的时间, 男性增加33. 2 万, 女性增加 3611万,说明1981年出生的人口中女婴比男婴瞒报漏报的数目多2. 9万;而1982年2岁组人口的变 化显示, 1980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年间男婴补报的人口高于女婴4. 1 万;依次类推, 1979、1978、1977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年间男婴补报的人口高于女婴的数据分别为0. 2 万、3. 0 万、1. 8 万; 当然,类似的, 1976、1975、1974、1973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 年间女婴补报的人口高于男婴的数据分别为1. 1万、4. 9万、11. 3万、10. 9万。 如果依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标准, 1982 年0 岁组男性人口存在漏报瞒报99. 7 万人, 1982年0岁女性人口存在漏报瞒报129. 4万人;同理, 1982年1岁组男女人口分别漏报瞒报73. 7万人、101. 0万人; 1982 年2 - 9 岁的男性人口经过18年变化均呈现减少,这一部分数据即为这 18年间的意外死亡数; 1982年2、4、6岁的女性人口数与0 - 1岁组一样呈现增加(补报) ,但3、5、 7、8、9岁年龄呈现减少。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呈现在1990年、2000年中的增加数或补报数是已经除掉相应期间内“死亡数” 之后的净增加数;呈现在1990年、2000年中的“死亡数”是已经除掉相应期间的“补报数”之后的 净减少数。 由于这些年龄段的人口均属于非正常死亡年龄,因此不能用全国的自然死亡率数据来推 断其中的死亡人数变化,所以,这一部分补报数据或死亡数据的推断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与疑问, 但目前鉴于相关数据的限制及讨论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承认这一遗憾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断定的是, 1982年低龄组人口统计中男女均存在较大的瞒报与漏报。以1982年0 - 4岁组人口为例,在不计相 应非正常死亡率的前提下,存在的漏报率如下(表4)。 表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0 - 4岁年龄组的漏报率(不计死亡率, %) 综合来看,如果是以1982年0 - 9岁十个组别的人口来看, 1982 - 1990 年间女婴比男婴补报 的数据多16. 10万;但如果只以1982年统计中0 - 4岁五个组别的人口来看, 1982 - 1990 年间男 婴补报的数据比女婴补报的数据多10. 26万;考虑到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考虑到瞒报 漏报儿童一般会在上幼儿园或学前班即小学入学前补报户口,由此补报进入人口统计数据,所以我 们倾向于只采用1982年0 - 4岁五个组别的数据,即第三次人口普查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婴儿瞒报 漏报现象;这五个年龄组的人口在1990年普查中男婴补报的数据高于女婴,但2000年人口普查中女 婴补报的数据高于男婴。总体来看, 1982年0 - 4岁组人口统计中,男婴女婴均存在大量的瞒报漏 报现象;到2000年为止,女性人口补报的总数大于男性人口补报的总数,即1982年0 - 4岁人口组中 女婴漏报确实要略高于男婴漏报数。 但是那种认为女婴数据存在瞒报漏报, 超生男婴就如实上报、 “ 甘愿受罚”(曾毅, 1993)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2)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以下逻辑思考:如果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连续性升高,那么, 总体人口性别比也应该逐步上升———即使上升的幅度很小,如果总体人口性别比不是连续性上 升,那么是否意味着“人口出生性别比连续升高”的说法不成立 呢? 图3 1949 - 2005年出生性别比与总体人口性别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 1949 - 1994年出生性别比来自张翼.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 策[ J ].社会学研究, 1997, (6) ; 1995年以后的出生性别比来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总体人口性别比中1978年以前的数据来 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85 [ Z]. 197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 Z]. 与印度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图4)相比可以发现,我国的出生人口比在1990 年代之前有两 个特点:一是相对于印度的由低到高的持续上升,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直跳跃性变化并总体呈 现升高趋势; 二是与印度的连续性升高趋势不同, 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呈现波动状态;所以中 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是一直偏高的问题,而不是1980年代升高的问题。至于1990年代之后的升高, 笔者认为是事实上的升高与数据失真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图3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在1982到1988年间曾经有过一个 “高峰” ,进入1990年代 后,连续性上升,到了1997年以后连续三年高于120; 这说明“出生性别比升高”确实存在;但是, 图4 印度总体人口性别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 Paula Griffiths; ZoeMatthews;Andrew Hinde: 2000 与总体人口性别比相较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1980年代及其前的出生性别比波动并未对总体人 口性别比造成显著的影响; 二是1990年代初期到1997年的出生性别比连续上升的同时,总体人口 性别比却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第三阶段是, 1997年以后总体人口性别比也处于上升趋势,出生性 别比虽有回落趋势,但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其中第二个阶段,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个是女性人口数据大量补报,第二是男性人口大量死 亡,查找对应的人口死亡率可以发现,这一时间段的男性死亡率并不明显出现上升(参考1990 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性死亡率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 推论为第一种可能,即女性数据的大量补报。 假如说现在大家惊呼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的性别 比攀升现象经过20年后通过“女性数据大量补报”而趋于平衡的话。是不是今天的惊呼会成为一 个笑话———首先是我们没有能力搞清楚数据,而是在假数据面前惊呼,即使是存在性别比升高的 问题,是不是其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我们所预测的严重程度。 表6 1990年未婚人口数据 (单位:人)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 [ Z]. (3)性别比失衡的后果问题。 婚姻挤压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是否有可能通过扩大婚龄差来 解决? 笔者思考这一问题是基于大多数研究对性别比失衡的后果的惊呼。首先我们是否思考一下, 正常性别比范围内的婚姻就不存在婚配方面的失衡吗? 比如独身主义者比例的提升会多大程度上 影响婚配失衡? 在一定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相应的未来婚配性别比则存在一定的非确定性相关 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 ,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 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出生率与 分年龄死亡 率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在死亡水平稳定或差异不大的条件 下,出生率变动的大小起主导作用) ,要远大于总体出生性别比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还有婚龄差 的影响;总之,出生性别比的异常与否,绝不意味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异常与否。 那么,问题是:婚龄 差或婚龄梯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婚姻挤压? 国家是否通过一定社会舆论与宣传可以改变性别 图5 1990年未婚人口数据中的婚姻挤压 上的婚龄差取向? 由于利用2000年以后的数据推论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男性 “夭折率” 会高于女性多少,迁移人口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婚姻挤压的程度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引用1990 年四普统计中关于适龄婚姻人口的未婚人数来证实婚姻挤压程度。 四普数据显示 “在各种夫妻年龄结构中,男大于女1岁所占比置最大,男女同岁所占比置次之” 。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100%机器汇总资料表明,在22122. 8万对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夫妻中,丈夫 年龄大于妻子年龄的为15489. 7万对,占70. 02%;丈夫与妻子同年龄的为2864. 4万对,占12. 95%; 丈夫年龄小于妻子年龄的为3768. 7万对,占17. 03%。从丈夫与妻子的年龄差看,男大于女1岁的夫 妻年龄结构所占比重最大,占夫妻总对数的13. 90%;其次是夫妻同龄,比重为12. 95%;第三位是丈 夫比妻子大2岁,比重为12189%。各种夫妻年龄结构的比重,是以丈夫大于妻子l岁和夫妻同岁为中 心,向两个方面逐步降低:一方面随着丈夫大于妻子的岁数增大而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妻子大子丈 夫岁数的增大而降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年》,398页) 。在此种婚龄差的情况下, 1990 年20岁到34岁婚姻适龄人口中性别均处于失衡状态,普遍存在男性婚姻挤压, 20 - 24岁的男性婚 姻净剩余人数达到1467. 2296万人; 25 - 29岁的男性婚姻净剩余人数达到676. 3228万人; 30 - 34 岁的男性婚姻净剩余人数达到287. 4203万人。20 - 34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净过剩数量达到2430. 9727万人。那么,如果人们愿意接受适当扩大的婚龄差,是否可以实现婚姻挤压问题的解决呢? 从 上述数据推理的话,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各个年龄中都是男性处于婚姻挤压,它是连续的,而不是间 断的,进一步查阅统计数据可知, 1990年未婚人口中35 - 39岁男性净剩余人口达到242. 5895万人。 由此可以推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如果人口意外死亡率没有太大变动的话, 1990年至今出生人 口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未来婚姻挤压并不能够通过扩大婚龄差来解决。 (4)预防措施问题:“男孩偏好”只是个文化观念问题吗? 相当多的人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个男孩偏好导致的人工选择流产等性别选择行为,这是不 是说文化问题是非经济的?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是通过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的, 还是只是个奥格本意义上的“文化滞后”的问题? 这里应该分两步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步,到底该如何解决文化的影响,还是这种文化偏好本身就不是“异常”? 即使承认男孩 偏好是 “问题文化” ,但是,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具体的技术环节来实现的,中国目前如何有效控制与 改变具体的技术环节? 具体地说,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虽然都起因于 生育上的男孩偏好,但这种男孩偏好若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 高。 这种偏好只有通过影响受孕胎儿的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 (即保男流女) ,才能出现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偏高。 第二步,男孩偏好的根源是什么? 按照涂尔干的观点,性别偏好是个社会事实,那它只能用别 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也就是说,性别偏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还有合理存在的社会结构事 实。之所以存在男孩偏好与性别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男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比如养老功能。 那么,国家与政府是不是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替代男孩所具有的养老等功能。 如果保障制 度不解决,单单喊口号“生男生女一个样”“关爱女孩”是解决不了性别偏好与选择的。 第二步与第一步的区别在于,第一步只是“扬汤止沸”———在表面上解决问题,即通过现有 技术环节遏制性别偏好的实施;第二步则是 “釜底抽薪” ———针对文化观念中的男孩偏好不能仅 仅依靠口头宣传来改观,必须有具体的社会保障措施改革覆盖到那些有性别偏好的人身上——— 让他们解除了性别选择中各种顾虑因素,才能真正改变其性别选择观念。 所谓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就 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第一步的重要性。 2004、 2005年全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生子 女证领取堆积,这主要原因是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和“少生快富工程”等有利于独生子女领证的利益导向机制。据此可以推断,经济的和社会基 本保障层面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考虑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因此,在国家 大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在继续抓紧技术层面上防止出生性别选择的前提下,应该构建社会基础保障, 彻底消除“养儿防老”等男孩偏好的社会结构因素,由此干预性别选择的效果才更为理想。 (5)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变革? 应该说性别比升高与国家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从推理上讲,国家计划生 育政策使人口再生产模式从“多生求男偏好”转变到了“少生求男偏好”,相比较而言,多生比少 生的情况下更利于性别平衡,因为多生可以实现“一胎不是男孩的话可以实现再生”;而少生原则 则是限制再生,所以“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现象就应运而生了。 Shelley Clark用印度的经验数据证明,男孩偏好对家庭出生孩子的性别有两个明确、可预测 的影响:首先,印度数据表明小家庭比大家庭有更高的男孩比例;其次,在家庭规模受到控制的情况 下,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或来自印度北方的夫妇不仅主观上更想要男孩,而且达到了其目的 ( Shelley Clark, 2000) 。 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少生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有改变的必要,还是为了控制总人口数量而 不在乎性别比问题。这次(2007年)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 联名提交提案声称独生子女政策负面效应明显,“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 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 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 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 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从社会学角度分 析,叶廷芳认为“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贵”的当前国情,一对青 壮年夫妇负荷显然过重。因此他们建议,我国应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实行,恢复原先的“一个 不少(但必须是自愿) ,两个正好”的方针。 (6) 研究视角与方法问题 现有人口性别比研究中提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1)慈勤英通过分析google 网上的相关文章指出“在发言探讨中国性别比问题的文章中,仅有14. 8%的文章谈到了性别平等, 关注‘男性婚姻困难’的有6. 4% ,远远大于关注‘女性权益’的4. 1% ”,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 新闻报道大多以“光棍”,“找不到老婆怎么办”甚至“将来谁为光棍养老”等为标题进行大肆报 道,背后其实都是男权主义,男权中心社会是性别比失衡的根源所在(慈勤英, 2006) 。 是不是换成 女权主义的视角,性别比失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 (2)还有分析方法。“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 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代又恢复正常” 的方法本身存在错误推理的问题,因为,不同 年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不可同比的,只能追踪或同期群比较某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是不是随着 年份增长而趋于平衡。(3)样本量与调查技术问题。近年来,在全国性会议材料、报刊、研究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甚至学术刊物中,仅凭为数极其有限的一村、一乡或一县的一年的出生婴儿数,就对所计算出的出 生性别比冠以"正常"或"失调"的结论,已是屡见不鲜;从统计学讲,出生性别比的观察服从大数定 律,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出生性别比样本量要大到多少才可下结论;以及当前我国的人口普查与 抽查中(1‰、1%、10%)如何解决瞒报与漏报的问题;即使解决不了,在承认一定“容错率”的前提 下,如何估量瞒报与漏报所造成的准确影响,消除这一影响后问题的严重程度又是多少? 这恐怕是 当前学界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陈友华.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J ].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1). 陈友华等.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 J ]. 人口研究, 2002, (3). 陈胜利. 未来择偶男性比女性究竟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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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 , 2000) , pp. 95 - 108. 作者简介: 刘成斌(1977—) ,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博士研究生。 风笑天(1954 —)男, 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乔晓春 文章来源:《人口与发展》 2008年第2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