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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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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摘 要: 宋词“豪放”与“婉约”体派之分,起于明代,清后词的写作和评论藉此展开,当代学者对此纷争不断。词的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各有千秋,互有影响,正是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宝贵遗产。从文学艺术上看,婉约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阴柔之美”,豪放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阳刚之美”。“豪放”与“婉约”交相辉映,编织成色彩斑澜的宋词之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 宋词 豪放 婉约 体派之争 阅读研究或论及宋词,多...

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宋词“豪放”及“婉约”体派之争 摘 要: 宋词“豪放”与“婉约”体派之分,起于明代,清后词的写作和评论藉此展开,当代学者对此纷争不断。词的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各有千秋,互有影响,正是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宝贵遗产。从文学艺术上看,婉约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阴柔之美”,豪放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阳刚之美”。“豪放”与“婉约”交相辉映,编织成色彩斑澜的宋词之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 宋词 豪放 婉约 体派之争 阅读研究或论及宋词,多以“豪放”、“婉约”之分。特别在当代,“豪放”、“婉约”二分法几乎是文学史家叙述宋词何以展开的思维框架,以豪放、婉约论词,亦成为定性五代两宋词家优劣的主要解释语言。关于这一词学范畴,引起了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关注和争论,我摄取一些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共同品味。 词有“婉约”、“豪放”之分始于明代张,。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以“豪放”、“婉约”之审美标准论词几乎是学人阅读、研究宋词绕不开的问题。 1 清代王士祯则更借张说,于《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曰婉约,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又以李清照和辛弃疾为两宗代表。因以称之,并靠拢李辛二氏,词的写作和评论也就藉此展开,不仅可概言宋词,而且可窥视宋代前后的词作风貌。 宋词的豪放与婉约之争,一直不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胡云翼1961年版《宋词选序》[1]中云:“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同时因为照顾到其他风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窥见宋词丰富多彩的全貌。”这里的“其他风格流派”包括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上层文人词、柳永俗词、姜张格律词派。他在《宋词选》[1]前言中这样说:“(豪放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磁力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婉约派)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在谈到苏轼时说:“他作词不纠缠于男女之间的绚靡,也不喜欢写那些春愁秋恨的滥调,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弱的气息,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到了这时候,‘词为艳科’的概念才有所改变,词的内涵才更丰富,风格才更多样化。” 万云骏持不同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他在《词话论词的艺术性》[2]中提出:“前人所称豪放派与婉约派,就是词的两个最主要的流派,而历代绝大多数的词人及其作品,都可以说是属于婉约一派 2 的。……个人认为,不仅像苏轼、辛弃疾这些豪放派的词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周邦彦、姜夔等这些婉约派词人的词,也值得我们学习。”他认为,重视词的艺术性,不要低估了婉约派词人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吴文治在《婉约派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中认为:“婉约派词人,他们的词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以委婉的闲雅的笔触,来抒写缠绵悱恻的情思。无论是写伤春、悲秋、离别、相思,都显得十分迷离惝恍,柔靡虚华。虽其中也不无佳作,但有不少作品却存在着较为浓厚的感伤情调,有的还不免流于色情。……再加上词这种体裁适宜于抒情,具有丰富的音乐性,很容易迷惑一些人。这对广大读者的思想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好的。”“‘词为艳科’、‘诗庄而词媚’,这是婉约派词人对词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作词就是为了‘娱宾遣兴’,‘用佐清欢’,没有更多的社会功用。”“在婉约派词人的作品中,最容易毒害青年的东西,除了描写色情的作品外,还有那些感伤情调很浓、宣扬人生无常的作品。豪放派词人的有些作品虽然也有‘人生如梦’的感伤情绪和宿命思想的流露,但这种情调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婉约派词人的一些作品。”“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虽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他们很少反应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少抒写当时人们的感情,因此总的评价不可能是很高的。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看到‘其表现手法,有时比较曲折而深婉’,因而抬高对他们的评价。更不能因为古人说他们是‘优秀的作 3 家’,我们就一定得把他们评价很高。”此文章的观点和立场更为尖锐,强烈地否认了婉约派。 万云骏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4]一文中更加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对豪放派和婉约派,都应该做两点论,不能厚此薄彼。”接下来他一一例举应该辩证地看待婉约派在词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婉约派的艺术成就更高,对于政治而言也无毒害,更肯定婉约派。 在随后《词的“派”与“体”之争》[5]中,施蛰存和周楞伽先生之间就婉约豪放的问题也展开了一场争论。施先生认为:”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也就是说“派”:落脚点更侧重写人。“体”落脚点是在作品,相同的风格类型。这个争论一致的地方是:派有共同的追求,就是一种粗放的风格,作品是体。争论的关键是,不是此派之人不可以创作此派风格的作品。 我认为,中国古代对诗词也不是很严密地划分派与体,古人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体派可以不成为论争的焦点,为何此时会成为论争的焦点?就争论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前,豪放派的地位被捧上了天,主流逆流,违背了词的创作情况,并非艺术趣味的不同,而是把艺术问题变成了社会甚至是政治问题,将其社会化、政治化。其实艺术的本性也就是多元化的。胡云翼、周楞伽先生之所以会持这样的观点,可能是受文革前主流词学观的影响,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一种艺术情趣,只是这 4 种观点特别适合当时的主流艺术形态的需要。 八十年代,吴世昌又重提了宋词无流派的话题,他认为:“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像,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词集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一人提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6]中重申了“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的观点,在其遗著《词林新话》[7]中,他反对将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二派:“词之形式,‘豪放’、‘婉约’,乃由题材决定,非欲故意创某派、某风”,“北宋无豪放派,只有少数豪放词”,“苏辛有词,豪放无派;豪放有词,苏辛无派”,“今世之论词者,多称东坡、稼轩为豪放派,其他北宋词家为婉约派,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凡强分宋词为‘豪放’、‘婉约’两派者,乃欲放婉约之‘郑声’,定宋词于‘豪放’之一尊耳。无奈北宋无此豪放一派耳”。他又列举了反对将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二派的十条理由,说:“机械的分派,堵塞了自由研究之路。”他认为分派完全没有必要:“一个批评家只有在失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时,才只好乞灵于分派这个以偏概全的笨办法。”吴氏的观点一反众见,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些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刘乃昌在《宋词的刚柔与正变》[8]中承认:“把词体分为婉约、豪放两类,用婉约派、豪放派概括宋代词史,容易导致辨析风格的简单化,忽视个性风格的多样性。”又说苏、辛有继承发展关系,可以 5 成为“词中一体、词苑一派”。李秉忠在《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9]中也认为吴的观点片面。我们也可以窥见,这时候的争论更为尖锐,吴世昌先生的观点是相对片面的,他否定了豪放派的存在,这样的观点矫枉过正,引导了后面的文章。虽然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时需要这样的文章。 文革后的豪放婉约之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对豪放派的否定,甚至否认豪放派的存在,不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第二个阶段,进入了学术本来面貌的辩论。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关心词学的前辈们试图按照流派来梳理词学的脉络,尝试着所谓的“正本清源”,但是不是某一阶段总是以某流派占据词坛主要地位为特征呢?“婉约”、“豪放”的两分法,以及后来的体派之争,今天的学人是否仍在以自己的认识去归纳总结甚至认定某种词派呢?当我们把历史越来越系统化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离历史的真相越远。这无疑让今天热爱词的人感到困惑。我们究竟是还原历史,还词一个本来面貌,还是硬要赋予这种文体一个历史或是社会责任呢?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衡量艺术呢? 中国诗歌风格的形成,当在魏晋南北朝。《诗经》和《楚辞》主要是代表着北与南两种文化特色,是风格的发轫期。汉代文人诗歌衰落,“汉乐府”又类同“国风”,在风格的形成方面,很难 6 作更多的肯定。至魏晋南北朝,曹操之苍劲,曹植之沉郁,阮籍之遥深,陶潜之自然,皆自成一家,可谓中国诗歌风格的形成期。诗至唐代,尽展风采,几乎展示了诗歌所能包藏的全部风格之美,唐末司空图著《诗品》,分唐诗风格为二十四品,犹如青春少女的多彩风姿,然而,一切差异性最终必然要归结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唐诗风格在发展中进一步分化与融合,终于在宋词中出现了豪放与婉约两极对立而互补的现象,形成了典型的阳刚与阴柔两大诗美形态。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由差异走向对立统一是其发展的必然归宿,那么,我们必然也要承认,中国诗歌的风格由唐代的多样化发展为宋词豪放与婉约的两极对立,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美的定型,标志了中国古典诗歌风格美的成熟。 王世贞说:“词须婉转绵丽,浅至,俏,于闺詹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婉转绵丽、浅至,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快感为己任,“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言志”的内涵。正是由于两派在题材、主题、意境、情调、手法、语言等各个方面的不同,也就是词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的不同,因而才能从总的词风上造成了婉约与豪放之别,也才形成了中国词坛上婉约与豪放的流派之分。 7 豪放与婉约两个流派虽各有千秋,却互有影响,正是他们在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中的发展,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么丰富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从艺术上来看待婉约派与豪放派,可以这么说,婉约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阴柔之美”,而豪放派反映了生活中的“阳刚之美”。即便对具体的作家能作出优劣、高低的评价,但两个流派对于我们,都具有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艺术借鉴的意义。 宋词是美的,其形、其韵、其质、其神、其风空前绝后,自然之美、性情之美、语言之美、词境之美、忧愤之美、爱国之美、欢畅之美、消闲之美、婉约之美、豪放之美。美作为一根有形无形的精髓,编织成色彩斑澜的艺术词堂,而每一种美都是不可替代,更是不应被藏匿的。宋代是词的国度,词的世界;宋代唯有词的兴盛与繁荣,才显示了与前朝和后代文学现象的不同特征,以及不可取代的一代独有的文化艺术现象。愚以为,文学首先应该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迹,还他真实的面目,是好是坏,我们都应该真实地呈现出来;是非功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热爱词的人们都抱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美好心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时候不应让文学背负得太多,唯有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襟怀,才能让文学再次产生轰动效应,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华章。 参考文献: [1]胡云翼.宋词选序[M].宋词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8 所,1962. [2]万云骏.词话论词的艺术性[J].学术月刊,1962.2. [3]吴文治.婉约派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光明日报,1964-8-30. [4]万云骏.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问题――兼评胡云翼的《宋词选》[J].学术月刊,1979.10. [5]施蛰存,周楞伽.词的“派”与“体”之争[J].西北大学学报,1980,(3). [6]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J].文学遗产,1983,(2). [7]吴世昌.词林新话[M].北京出版社,2001.10. [8]刘乃昌.宋词的刚柔与正变[J].文学评论,1984,(2). [9]李秉忠.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兼评吴世昌先生等人的观点[J].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88.1.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中文系古代文学高校教师在职研究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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