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志摩的再认识

对徐志摩的再认识 ──试论茅盾的《徐志摩论》 顾永棣 世界上有个徐志摩，到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５日已经１００年了；徐志摩其人在地球上消失也已有６５个年头了；他虽仅在人间逗留了３５年，而对他的争论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对他的分歧虽日趋缩小──肯定面日渐大于否定面──但见仁见智，鲜花、石块，依然五彩缤纷；值此志摩百年诞辰之际，对其中一些问题，再进一步研讨或许也是一种纪念的形式。长期以来，海内外评价徐志摩的文章，数以千百计，在中国大陆则以茅盾的《徐志摩论》（或简称《徐论》）最具影响力，其中不少论点被广泛引用，不少评论文章也常是《徐论》的发展或重复，甚至连我编注的有关徐志摩的书籍，某出版社也以附录《徐志摩论》为条件。因此，我感到若要对志摩再认识，那必先对《徐志摩论》也来个再认识，才能突破“框架”，留块活动空间。《徐志摩论》写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距志摩罹难仅一年时间，可谓“近距离观察”，但站得太近了有时“反而看不出等量与均分的要素，容易把偶然或附带的情形看作不变的品性”。现在，六七十年过去了，时间老人帮忙用筛子筛选了一遍，长浪滚滚，也自有沉浮，至少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消除门户之见。《徐论》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论点：“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所谓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所谓开山，应是佛教用语，原指在荒凉的山上最先修建庙宇的人，引申出来是祖师爷的意思。先说资产阶级，《辞海》上的定义是：“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徐志摩一生没有占有生产资料，除了家中有过保姆，他也没有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他的主要收入是在高校教书，靠工薪度日。他父亲可谓新兴资产阶级，但他们父子间早在１９２６年就断绝了经济往来，资产阶级怎能与他攀上姻缘的呢？该文后面又提到志摩的资产阶级“心境”。心境是一种情绪，情绪又怎么开山呢？难道在徐志摩以前的悠悠岁月里，就没有人有过资产阶级“心境”，要他来开山？开山若指世界观、文艺观、价值观诸类，那么我认为太恭维志摩了，由于他死得太年轻，他的这个观那个观都不成体系。别人不说，他的老师梁启超的体系不仅早于志摩，而且不论在哪个“观”上都自成体系。既然梁启超的体系不是无产阶级的，志摩又怎能开布尔乔亚的那座山呢？若仅指新诗而言，那么担当开山重任的可能是胡适的《尝试集》。再说他是“布尔乔亚的末代”，我认为这个预言也没有中彩，因为所谓“布尔乔亚诗人”，迄今还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继起者能与志摩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的也自有其人。过了半个世纪，茅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里对他的《徐志摩论》又有了回顾，对他的这个论点进行了新的解释：“他最初唱布尔乔亚政权的语言诗，可是他最后的作品却成为布尔乔亚的‘Swan-Song’！所以我在文章中说，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诗人，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但在《徐志摩论》中是泛指徐志摩的，而不是“预言诗”与“Swan-Song”的特指。其原文如下：“但是我们应该加一点说明：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谓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这两段文字放在一起对比着读，我感到茅盾的解释是乏力的。但我非常敬佩茅盾先生对自己已成文章的负责精神，哪怕过了五十年，仍要回顾再作省定。巴金与茅盾都是文学巨匠，他们各自在暮年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省定，但两者相比，巴金多了一份明快。徐志摩有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文章《唈死木死》。唈死木死是isms的音译，即主义。单看音译所选的字眼，就知道他对isms的痛恨了。他认为德国的批评家，批评的分类是各式各样的“唈死木死”，要把一个作者像中药一样安在瓶里，贴上题签，放上分类架──这个那个“唈死木死”，才算完成他的作业。他认为文艺作品不是药房的产品，“它那特点是和不是异，是一致不是分歧，是不变的传统精神、不是一时间一运动浅薄的乖僻。”这篇文章说的虽是艺术作品，但我想对具有智力、灵性与人格的人来说，更不能机械地分类了。因为人常常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而且是发展的变化的。就拿同一味中药来说，也会因产地和泡制方法的不同而药性各异，川贝不同于浙贝，生地有异以熟地。所以，对一位诗人前面加个“唈死木死”封存起来，我想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诗属于美感领域，是诗人对人生的切肤体验。如果从狭义上说，诗与散文相对，它包含内容与形式两个部分：如果只有内容而无表现其内容的形式，犹如麦粒未经加工，反之，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如同一只腊制的面包。因此两者必须是完美的统一体。徐志摩一生在爱情中浮沉，他把爱情看得至关重要，认为爱情的成功是人生的成功，爱情的失败是人生的失败。因此徐志摩在爱情的浮沉中所经历的种种心情、种种体验，必然在他的诗里留下粗蛮的痕迹。茅盾在《徐志摩论》的开头就引用了徐志摩的那首《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他认为首章的末句“在梦的轻波里依洄”“差不多就包括了说明了这首诗的全体。”“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诗是情绪的倾泄，既然有情绪就不会“几乎没有的内容。”其情绪就是其内容。李清照那首著名的“冷冷清清……”能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倾泄了她特定的情绪。因此，我们对一首诗必须作具体的分析。《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写于１９２８年，发表在同年３月《新月》创刊号，我认为这首诗有内藏的信息：它应该是一首爱情诗。“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是在梦中，／她是负心，我的伤悲。”“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这里的“她”，我认为诗人内心有所指，这就是陆小曼。梦中的五个历程，正是他对陆小曼的五个爱情演变阶段，由温存甜蜜到心碎黯淡；“她的负心”也实有所指，那就是上海翁某与陆小曼往来密切，外界早已沸沸扬扬，志摩表面好象很大度，内心当然有隐痛，“悲哀里心碎”是他的最好表白。我们不能把诗人恋爱心情，不加分析地用一顶“布尔乔亚末代”去覆盖。“文章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在不合理的社会里，诗人的人生经验融进艺术之中，孕育出纯粹的抒情诗。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是强烈的，不仅回肠荡气，也轻灵飘逸。所以只重内容形态的文学批评，只会扼制纯粹抒情诗的产生。不把握诗人写诗的契机，就很难分析诗的内涵。《叫化活该》这首诗，一般都认为是反映现实、同情贫困的人道主义诗篇，若注意该诗的最后两章和１９２４年这个写作时间，再看《志摩日记》：“我只是个乞儿，轻拍着人道与同情紧闭着的大门，妄想门内人或许有一念的慈悲，给一方便，──但我在门外站久了，门内不闻声响，门外劲刻的凉风，却反向着我褴褛的躯骸狂扑，我好冷呀！‘就应该知道，志摩一直苦恋着才女林徽因，而林偏转舵与志摩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爱，梁与林常在北京图书馆幽会，志摩不识相，也穿插进去，梁思成不能容忍，在门上用英语写了一张纸条：“情人相会，请勿打扰。”从此徐志摩只能望门兴叹了。所以他写下这段日记，感而又写下《叫化活该》这首诗。如果我们仅从诗的表面看，按照茅盾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分析方法，那么我们就可用《叫化活该》这首诗送徐志摩一顶“普罗列塔里亚”的桂冠了。茅盾在《徐志摩论》的第二段中，引用了徐志摩的散文诗《婴儿》，我认为茅盾对这段分析是十分中肯的，但他却说：“在技术上，这首《婴儿》是幼稚的。”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这首散文诗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在技术上都是上乘之作。“婴儿”象征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在志摩的心目中这更光荣的将来可能是英国式的民主政治；而产妇在产床上受罪，则象征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民主政治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都是相当抽象的概念，且要在不足一千字的一首散文诗里形象地表现出来已经不容易了，还要造成艺术意境弥漫着艺术氛围，这就是大手笔了；他借助母亲临产时的种种受罪和一个白胖温馨的婴儿这两个形象给读者以丰富的联想。王光明先生对《婴儿》有中肯的分析：“徐志摩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他又说：“这种甚至引起读者生理震颤的细致描写，表面上写的变形扭曲，是以丑写美，其实是写美的转化与升华，写安详、柔和、端丽的优美，在炼狱般的受难中转化，升华为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这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具有宗教般的神圣与庄严感。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所以茅盾说《婴儿》在技术上幼稚的，未免贬之太甚。在《徐志摩论》的第三段中，谈到了徐志摩思想的“浮”与“杂”。“浮”没有实据，所以茅盾只提出浮而下文只字未提及浮的证据。至于“杂”这是事实。我在《徐志摩传·代跋》中也谈到他的“杂”：“在世界的百花园里，他像一只蜜蜂，在他认为有蜜可采的花蕊里都要停一停、吮一口──马克思、列宁、泰戈尔、哈代、丹浓雪乌、罗曼·罗兰、曼殊斐尔、韦尔斯、素本特……孔夫子、孙中山、梁启超、胡适以及耶稣、释迦牟尼，然后飞回蜂巢去酿蜜，酿出一个单纯的信仰。”这个单纯的信仰，“就是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温馨的婴儿──一个类似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在徐志摩诸多政论式散文里，我们不难发现，他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甚至尖锐对立的讲法，尤其是在对待苏联和十月革命及列宁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在他的演讲词《落叶》、政治性散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南行杂记──二、劳资问题》及诗《西窗》里，显示得更加明显。关于这一点，茅盾在《徐志摩论》中也指出过和引用过。如徐志摩在《落叶》中说：“那红色是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我不仅仿佛听出了这近十年来那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亚牢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法国人在百十年前猖狂的叫着。这叫声还在人类的性灵里荡着。我们不好像听见吗，虽则隔着百几十年前光阴的旷野。如今凶恶的巴士梯亚又在我们的面前堵着；我们如其再不发疯，他那牢门上的铁钉，一个个都快刺透我们的心胸了！”但徐志摩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却说：“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在诗《西窗》里他又写道：“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他们将来铜像的地位一定望得见朱温张献忠的。”茅盾把徐志摩这种矛盾归纳为一个心情的两面，“这就是悲痛地认明了自己一阶级的运命的诗人的心一方面忍俊不住在诗篇里流露了颓唐和悲观，一方面，却也更胆小地见着革命的‘影子’就怕起来。”并引用了徐志摩《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这首诗来说明他的颓唐和悲观。《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及《白须的老海儿》均写于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２日，分别发表于３月２２日及２７日《晨报副镌》上，若把同一天创作的这两首诗比着读，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思不是茅盾所指的那种情思。据蒋复璁《石虎旧梦》中说：“深夜大沽口外及白须的老海儿两诗，是民国十五年初春，国民三军孙岳的军队守在大沽口，以拒奉军。我与志摩同乘通州轮北上，在大沽口停了一个星期，无法进口。志摩正魂思梦想与小曼见面，徘徊甲板做了这两首诗。”《白须的老海儿》那些火燎火烧的苦思，更证实了蒋复璁的话。诗人急于与爱人相会，偏因战事久久被困在海上，成了“绝海里的俘虏”，因而厌恶战乱，感叹人生不得自由，一如海上浮沤，被波浪逐流。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茅盾却把这样的诗提高到“一阶级的命运”这个高度去发挥，太牵强了。接着茅盾又举出徐志摩《望月》与《两个月亮》这两首题材相同、章法相似的诗来说明“诗人的感情一冷一热，相差很远。”《望月》中“诗人借月亮来宣言‘奋斗’不是徒劳的，诗人对于现实还有热烈的希望，但在《两个月亮》中，诗人却只表示了这样无力的哲理：‘真实’永远有缺陷，‘理想’方有‘无边的法力’。”用来证明徐志摩“‘怀疑的颓废’到这时完全成熟。”徐志摩后期的生活确实惨，这不仅在他守侯的“温馨的婴儿”没有出世，他个人的遭遇也令人同情：对理想爱人的失望，最贴心的母亲逝世，父子反目，债务满身，奔波京沪，脚不停，心不宁，作品日益向“瘦小里耗”。所以《生活》一诗确实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里挣扎，头顶不见一线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对诗人这样的《生活》，我们只有同情，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病态社会里的不幸遭遇。诗人虽没有直接地批判社会，但也没有与之同流合污，他还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个人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机器相抗争，失败是必然的，但不是无价值的，它引人反思，可激励后人去追求自由与光明。诗人惨淡的人生经验，常常能结出悲剧性的硕果，而悲剧性也常最富有艺术感染力。至于《望月》与《两个月亮》的“一冷一热”正好是诗人对理想爱人失望的自白，而不应该“上纲上线”，说是布尔乔亚末代的“Swan-Song”！《望月》大约写于１９２６年５月间，我认为这也是一首实有所指的爱情诗。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奋斗，那时已经胜利在握。此诗写后不久，他们即在北京订婚，同年１０月３日在北海结婚。该诗的第二段：“这使我想起你，我爱，当初也曾在恶运的利齿间捱！但如今，正如蓝天里明月，你已升起在幸福的前锋，洒光辉照亮地面的坎坷！”经过坎坷的道路，终于到达企望的幸福之巅。这可能就是诗人写此诗的契机。星星、月亮，这些意象一再在徐志摩诗中出现，它们象征着诗人的希望、追求和理想。这里的“望月”，虽是自然的，也是诗人幸福、爱情和理想的化身。而一首诗的内涵和社会效果，常常会超越诗人的写作契机，读者也有个自我消化和再创造过程。但不能将同一题材而创作时间相隔五年之久的《两个月亮》拉来“比着读”，从而下一个想当然的评判，得出“一冷一热”，“怀疑的颓废到这时完全成熟”的结论。如果这种评判方式成立，那么我们可以从志摩早期《志摩的诗》中找一首以雷电为题材的《消息》：“什么？又是一阵打雷──在云外，在天外，又是一片暗淡，不见了鲜虹彩，──希望，不曾站稳，又毁。──”再从他后期《云游》中找一首也以雷电为题材的《一九三○年春》“霹雳的一声笑，从云空直透到地，刮它的脸扎它的心，说：”醒吧，老睡着干什么？“…………从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呢。显然这是牵强的、很难令人信服的。但从总体上讲，茅盾的讲法是对的，徐志摩前期的作品较多理想和阳光，后期的作品趋向悲凉和阴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从英归国时踌躇满志、一腔热情，但国事、家事、个人事犹如天上的月亮，缺多圆少，理想成了一个玻璃球，在严酷的现实这块巨大的磐石上，被撞得粉碎。所以他的苍凉，实质上是同时代人的共同苍凉。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理想，在《两个月亮》里，对那个你看不见的理想中的也，仍唱着赞歌：“一轮完美的明月，又况是永不残缺！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她就婷婷的升上了天！”“失败──挣扎──再失败──再挣扎──”。他失望过，但从不绝望，这就是诗人一生生活的轨迹。直到他罹难前出版的《猛虎集·序》中他仍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和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别再走错了路。”像这样对生活充满热切期望的坦然陈述，怎能是布尔乔亚的“Swan-Song”！？将作家诗人贴上标签，标上“唈死木死”，永封在架上，去“万寿无疆”，我看并不可取。《猛虎集·序》最后一段话，好象是徐志摩自身最真实的写照：“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我认为这是诗人一生最形象的描绘。分析了矛盾在《徐志摩论》中所提及诗，我们再回到上文曾提及的徐志摩思想“杂”的问题上作一些探讨：先从他的家庭说起：徐氏祖居海盐县，明朝正德年间迁至硖石经商，至志摩祖父时家庭确实富裕。１９０２年其祖父病故，接着徐氏连遭两起变故，家底就虚了。第一件事是兴建沪杭铁路。最初测定的路线是由上海经桐乡到杭州，但桐乡的乡绅们认为筑路要破坏风水，引来盗贼，故不让铁路过境。但海宁的先贤许行彬及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则认为铁路可以促使工商业繁荣，坚请改由上海经海宁到杭州，所以现在的沪杭线成弓背形。但铺设铁路必然要平田地、迁祖坟、拆房屋，这就触犯了地方上的保守势力，他们煽动农民到徐家衅事，并捣毁了徐家的徐裕丰酱园，使徐家在经济上蒙损非浅，这事大约发生在１９０８年左右。第二件事是８年后积蓄偿还客户，才使事态平息。由于上述两件事情，使徐家的元气大伤，虽然表面上仍维持着一个大户人家的气派。徐申如受到钱庄倒闭的刺激，才下决心将其独子徐志摩送望大洋彼岸，要他学习金融，重振家业。所以徐志摩能留学成才，倒是因祸得福。志摩的侄儿徐炎对我说过：“又申伯（又申是志摩字）到美国留学很艰苦，一边做苦工挣钱，一边学习。”这话在赵景深记录的志摩讲演词《未来派的诗》中也有记录：“前几年我在美洲乔治湖畔的一个人家做苦工，我的职务是打杂，每天要推饭车，在厨房和饭厅之间来来往往的走。饭车上要装一二百碗碟刀叉之类，都是我所要洗涮的。……实在说来，我在那里是极苦的。有一天不知怎样，车翻了，碗碟刀叉都跌了下来，打得歪斜粉碎，我那时非常惶恐，……可怜我那时弄得两手都是鲜血，被碎屑刺破。”世界上有这样做苦工的“布尔乔亚”吗？自从文坛有了徐志摩，就有了对徐志摩的争论，他是有争议的作家中争议最多的一位，争议的主因是他思想之“杂”，争议的焦点是他的政治倾向。茅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中说：“我认为在‘五四’以后的新诗人中，徐志摩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但解放以来，徐志摩这名字却不再为人们所知晓，这是不应该的。现在很需要补这一课，给徐志摩以公正评价，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茅盾说得很好，应该“注意和研究”徐志摩，给他“以公正的评价，还他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坛确实在朝着茅盾所说的方向努力。但在研究没有成熟之前，做好不要先有定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否则研究就有了框架，讨论没有了施展的空间。既然争议的焦点在于他的政治倾向，在于他的思想之“杂”，那么就从这方面作一些探讨：他家虽然富裕，但连遭两次打击。他到美国后是勤工俭学，使他就机会接触劳工大众。他对美国楼高车快的现代物质文明曾表示困惑和批评，当马克思主义正进入国门之时，他就在国门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了。他在美国被人称为“鲍尔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跨出国门，因此，他“见着高耸的烟囱，心里就发生油然的敬意，如同翻开一本善书似的。”是“罗斯金与马克思最初修正我对烟囱的见解。”“等到我离开纽约那一年，我看了自由神的雕像都感着厌恶，因为它使我联想起烟囱。”“我在纽约那一年有一部分中国人叫我做鲍尔雪微克。”“到了英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在报纸上看劳工就比是看《三国志》，看到诸葛亮赵云，《水浒》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样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直到我回国，我自问是个激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即使不是个鲍尔雪微克。”以上的话均引自１９２６年８月作的《南行杂记》。他父亲在家乡硖石经营了一家丝厂。１９２６年夏天，他父亲伴他去参观，他走进车间中段，已经浑身汗透，而每个汤盆前站着的女工，每天要工作近十二小时；帐房间的总管却向志摩计算着：“从买进生茧到卖出熟丝的层层周折，抛去开销，每丝可以赚多少钱。”这使他惊悟到“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不是剥削工人们的劳力？”“我在国外时也何尝不曾剧烈的同情劳工，但我从不曾经验过这样深刻的感念，我这才亲眼看到劳工的劳动，这才看到一般人受生计逼迫无可奈何的实在，这才看到资本主义（在现在中国）是怎样一个必要的作孽，这才重新觉悟到我们社会生活问题有立即通筹划趁早设施的迫切。就治本说，发展实业是否只能听其自然的委给有资产阶级，抑或国家和地方有集中经营的余地；就治标说，保护劳工法的种种 条例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pdf信访条例下载信访条例下载问刑条例下载新准则、条例下载 有切实施行的必要，否则劳资问题的冲突逃不了一天乱似一天的。”徐志摩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发展实业要国家和地方集中经营，并要实施保护劳工法，一个“布尔乔亚”怎会有如此胸襟？他一生虽未参与过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学过政治经济学，他入世的态度相当猛烈，他决非是钻在象牙塔里的诗人，他站在较高的台阶上，关心着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他在师大的讲演词《落叶》中曾大声宣布：“我们的网子是坏了的，破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的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他渴望一切重新来过，就像当时日本东京大地震那样，掀倒了旧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崭新家园。他也从这个视角，热切地赞扬过俄国革命：“这是教训，我们最切题的教训，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的站着某种主义或某种理想，激动人类潜伏着一种普遍的想望，为要达到那想望的境界，他们就不顾冒怎样剧烈的险与难，拉倒已成的建设，踏平现有的基础，抛却生活的习惯，尝试最不可测量的路子。”但徐志摩确非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在英国时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他在《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说：“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也许等到我有信仰的日子就舍得也难说，但那日子似乎不很近。”因此他反对集权，他跟随罗素，倡导人道主义和世界和平，反对流血；而他又认为现世界与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只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达彼岸，从这个角度讲他又反对流血斗争。他认为马克思革命论的前提是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社会上只有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区别：他们的利害是冲突，态度是决斗。他认为马克思这个预言不曾灵验：社会上除了劳工与资本家之外，中产阶级不但未曾消灭，而且还在巩固。他认为俄国工业化程度最浅，俄国另一个特征是它没有中产阶级。他认为种瓜栽树也要根据土性，不是随便可以乱插的。他认为革命应含有国民全体参与的意义，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所以他在《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的最后说：“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孙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他认为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要运外国主义来筹划流血？是一种可耻的堕落。罗素访问莫斯科后调转了头，对苏联下了种种非议。那时徐志摩还著文批过罗素；但１９２５年春徐志摩访问了苏联后，他也改变了一些他原先的看法，多少明白了“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的原因。所以，当国共合作取得北伐胜利，在谁占领大城市的斗争焦点上，共产党发动了上海工人运动，兵不刃血地占领了上海，被徐志摩贬之为“中国目下的动荡局面实在是一场奇怪而好看的把戏，这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的一场拙劣的滑稽表演。”“知识界人士面对口号泛滥和暴民运动的狂潮，变得毫无办法也毫无能力。”（引自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给英国恩厚之的信）。他从这些话中证明了茅盾说他“见着革命的影子就怕起来”是符合事实的。他反对群众运动。徐志摩赞扬“十月革命”，又惧怕“十月革命”在中国实施；他强烈地不满当时中国的现实，又找不到一条改变现状的路子，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被彻底粉碎，他盼望迎候的“温馨的婴儿”又没有出世，他的悲哀，他的痛苦，他的矛盾也就在这里产生。当时的“新月”因左右开弓，被一些人士称为第三种政治势力，但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持有像徐志摩这样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当时不在少数，包括蔡元培在内。徐志摩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因此，对徐志摩的研究从这层意义上讲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徐志摩爱国反封建讲人道，这方面卞之琳等人早有文章述及，我不想多谈了。如果在徐志摩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定义的话，那么称他为爱国的纯情诗人，我想不会过份的。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或新月诗派，到他百年诞辰之时，硕果仅存的两位新月人士──台湾的梁实秋和大陆的孙大雨──已先后在两岸逝世。我们真的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盖棺论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沉淀出一些东西，平息当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孰清，孰浊，历史也会有公正鉴定，但至少有一点可以作出公论：新月派那么多人中，面对抗日民族圣战，他们都能保持民族大节，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至少保持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应有的气度和风范。我想这决非是历史的偶然。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２－２６日　杭州──海宁为纪念徐志摩诞辰一百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