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历史次发掘出土的陶器[管理资料]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历史次发掘出土的陶器[管理资料]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 甑皮岩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自1973年6月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过几次发掘，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迹、遗物。1973年6-9月的第一次发掘已有正式公布的发掘报告，后几次的发掘都未形成发掘报告。最近在桂林市文化局和文管办的支持下，我馆组织人力，并邀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张镇洪教授前来指导，对历次发掘的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材料，从而对甑皮岩遗址的内涵、价值等有了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一、遗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甑皮岩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郊的独山南麓。独山北距桂林市中心9千米，东距桂阳公路200米，山的相对高度约89米，面积约0.045平方千米。是一座石灰岩孤峰，它的北面不远处有一座稍高大一些的相人山，南面不远处也有一座稍高大一些的大风山，三山从北向南一线排列，但互不相接，它们的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一直延伸到7000米外的漓江边，西面与连绵的石灰岩群山之间有一条宽约1000米的狭长地带。通过对甑皮岩遗址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孢粉的分析表明，自全新世初期以来这里曾分布着茂盛的亚热带森林，栖息着众多的飞禽走兽，其中包括犀、象、虎、野牛等现已灭绝或本地绝迹的动物。现在的独山附近虽没有河流，但从甑皮岩遗址中堆积有大量的螺蚌壳和发现水獭化石判断看，过去这里应有一些常年积水的林间小型湖泊。 独山山体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倾角约22 。山体的西面和西南面是陡坎状边壁，在坎壁的基部发育有4个小型溶洞，甑皮岩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洞口朝向西南，上下高8米，左右宽12米，进深15米，洞的顶板和底板均为厚度不大的细中晶白云岩，可起到相对隔水层的作用，使洞穴得以沿层面发育。洞顶随岩层的倾斜方向变矮，并在东南部与洞底相接，不过在接合处的两侧各发育有一个口子，从而使甑皮岩与后面的一条地下河的长约70米的出露口相通。洞底的下面是地下河的一部分，洞底距地下河的水面平常约为1米，但在夏季涨水时地下河的水能从缺口漫上。洞的西侧还发育有一个高仅0.7米、深约3米的小矮洞。 甑皮岩虽然与地下河相通，但由于洞不深，洞口宽敞向阳，洞内并不显得阴暗潮湿，而且附近一带没有河流，因此对穴居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有干净的、常年不枯的地下水的甑皮岩是一处很适宜的天然居室。洞内文化堆积的厚度在2米~3米之间，分布全洞(包括矮洞和水洞口)，面积为200平方米，由此可见原始人在岩内居住过很长的时间。当然，原始人未必是一年四季都居住在这一个洞室，他们还会因时因宜地利用附近的其他洞穴。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附近的大风山上的一个洞穴内找到一些原始人遗存。 二、发掘过程及已公布的材料 196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队发现了甑皮岩遗址，并作了小范围的探掘，掘出了4具呈现屈肢蹲葬的人骨，运往南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1973年6月起至1975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了一支联合发掘队，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三次科学发掘。1973年6~9月在主洞区开3米 2米探方10个，编号为AT1、BT1、BT2(以上左部)、DT1、DT2(以上中部)、DT3、DT4、支T1(以上右部)、DT5、DT6(以上后部)，其中仅洞口部位的AT1、DT1、DT3 3个探方掘到底。这次发掘发现了18具呈屈肢蹲葬、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的人骨，几处灰坑、灶坑等生活遗迹，31件磨制石器(分斧、锛、矛、穿孔器、磨石等)，14件骨器(分鱼镖、镞、锥、针、笄等)，3件蚌刀，921件陶器碎片(分红陶、灰陶二系，各系有夹砂和泥质二种)，以及3500多块动物骨骼化石。这次发掘的报告公布于《考古》杂志1976年第3期，其中人骨另有专门的鉴定报告公布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1期(1977年)，动物骨骼另有专门的鉴定报告公布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1978年)。 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底，发掘队又对甑皮岩做了第二、第三次的发掘，除了把DT5、DT6发掘到底外，又在洞后部新开了DT7、DT8、DT9探方，全部掘到底;在左部及水洞口新开了BT3、水支T1、水支T2、水支T3 4个探方，全部掘到底;在右部矮洞新开矮支T1、矮支T2、矮支T3 3个探方但未发掘到底(图1)。更多的原始人的生活遗迹和遗物被发现了，其中不少属于新发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发掘报告一直没有形成。 虽然1974~1975年发掘的报告没有形成，然而某些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研究却走在了前头。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黄宝玉、王惠基先生，在1978年亲自到甑皮岩遗址采集淡水瓣鳃类、腹足类动物的标本进行研究，共鉴定出11属23种淡水瓣鳃类(其中有1个新属、7个新种)和7种腹足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414C实验室的原思训、陈铁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C实验室的仇士华、蔡连珍等，在1978、1979年 14两次到甑皮岩遗址采集C样品，进行年代测定，得出了甑皮岩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年代在距今7500年左右，早期年代在距今9000年以上的结论，并公布了采自DT5探方最底部的崩塌石之下(早期地层)的夹砂粗陶片和家猪骨骼材料。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根据由本馆提供的陶片标本(主要是石英含量较高的夹砂陶)和由原思训、仇士华等提供的采自早期地层的陶片标本，对甑皮岩遗址的陶片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得出了甑皮岩遗址的陶片也可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年代在距今7000~8000年间，早期年代在距今9000年~1万年间的结论。地质矿产部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王丽娟女士，在1983年和1986年两次从甑皮岩遗址的不同探方和不同层位采集植物孢粉样品进行植物孢粉分析，共鉴定出184个科、属和种的植物，并认为自全新世初期以来甑皮岩一带的植被经历了疏林植被、阔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植被、针叶植物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植被三个阶段的演替。 但是，由于1974~1975年发掘的报告没有形成，而有关甑皮岩遗址早期的材料特别是人类文化遗物又恰恰是在后来的发掘中才发现，因此当学者们根据年代测定结果及第一次发掘报告所公布的材料进行研究时，就产生了困惑和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界对甑皮岩遗址的认识和评价。 现将陶器整理材料公布于下，希望能对学术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甑皮岩遗址有所帮助。(其他方面的整理材料另有专文公布。参见本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有关论文) 三、陶器整理材料 (一)陶器出土部位及出土时间的甄别 发掘者在大多数陶片上标写有探坑号及层位，有些陶片上还标写有出土时间。我们注意到，陶片上凡标明出土时间的，其时间基本上为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间，而且其探坑号基本上不在试掘报告所开列的探坑号之列;陶片上凡仅标写探坑号的，其探坑号基本上在试掘报告所开列的探坑号之列。因此，我们便把只标写探坑号的陶片统统归入第一次发掘时出土，对其他标明出土时间的陶片当然是按其标明的时间区分。为慎重起见，对那些无任何标识的陶片，我们搁置不论。对于那些能互相拼合的陶片以及明显属于同一个体的陶片，我们在统计时只按一件计算。因此，数次发掘所得的陶片的总件数反而比第一次试掘的报告中所统计的件数少了。 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这次发掘的探坑有AT1、BT2、DT1、DT2、DT3、DT4、DT5、DT6、支 T1共10个，除支T1外均有陶片出土，其中AT1有23件，BT1有30件，BT2有2件，DT1有7件，DT2有5件，DT3有14件，DT4有9件，DT5有46件，DT6有15件，以上共151件。 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这次发掘的探坑有原DT5和DT6的下部，新开的DT7、DT8、DT9共5个探坑，均有陶片出土，其中DT5新发现40件，DT6新发现29件，DT7发现37件，DT8发现51件，DT9发现13件，以上共170件。 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这次新发掘的探坑有DT3的西梁、矮支T1、矮支T2、矮支T3、BT3、水支T1、水支T2、水支T3，除水支T1、水支T2外均有陶片出土，其中DT3西梁有20件，矮支T1~T3共有68件，水支T3有17件，以上共231件。 141979年采样时出土的陶片:这次采样是采集C样品，在DT5西壁的大崩塌石之下采集兽骨和木炭时，发现了不少陶片，其中大部分由前来采样的原思训、仇士华等带回北京研究，留在本馆的仅有8件，全部为饰绳纹的粗砂红陶。 以上陶片共计560件(表1) 甑皮岩遗址陶器胎质分类统计表 表1 单位:件(同一器为1件) 胎 质 红陶系 灰陶系 合计 探 方 粗砂 细砂 泥质 小计 粗砂 细砂 泥质 小计 1973年发掘:AT1 1 18 1 20 3 3 23 BTI 24 24 6 6 30 BT2 1 1 2 2 DT1 6 1 7 7 DT2 4 1 5 5 DT3 13 1 14 14 DT4 9 9 9 DT5 45 1 46 46 DT6 12 3 15 15 1974年发掘:DT5东梁 4 4 8 8 DT5南梁 32 32 32 DT6 28 1 29 29 DT7 14 22 36 1 1 37 DT8 47 3 1 51 51 DT9 10 3 13 13 1975年发掘:BT3 8 59 6 73 51 51 124 水支T3 7 7 10 10 17 DT3西梁 20 20 20 矮支T1 21 30 2 53 15 2 17 70 1979年采集:DT5石板下 8 8 8 合 计 283 177 12 472 1 85 2 88 560 (二)红陶与灰陶 从统计结果来看，甑皮岩遗址的陶器多数为露天堆烧的较原始的红陶，烧成温度仅680 C左右，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窑坑烧成的火候较高的灰陶。 (三)粗砂、细砂和泥质陶 甑皮岩遗址的陶器有夹砂和不夹砂之分，并有粗、细之别:粗砂陶是指夹杂的砂料较粗且形状不规则，砂粒的大小一般在3毫米左右，有些超过5毫米，砂粒的分布很不均匀。胎壁较厚，最厚者达2.6厘米，从断面可见到明显的分层现象，层数至少在3层以上，显系用贴敷法多次贴敷而成。砂粒一般贯穿分层面，不少砂粒从胎表即可看到，看来应是在陶器成型后从胎表拍入的。但最厚的器底部分的砂粒则可能是事先掺和在陶土中的。粗砂陶均属于红陶系，质地疏松易碎。细砂陶是指夹杂的砂料较细但数量较多，从断面看砂料在褐色的胎心中呈现为白色，密密麻麻地均匀分布，十分显眼。胎壁一般较薄，最薄者仅0.3厘米，分层现象不很明显。细砂陶在红陶系和灰陶系中均有，硬度较粗砂陶高。对那些胎壁中几乎不含任何砂粒的陶器，我们将之划为“泥质陶”。从断面看泥质陶的分层现象反而比细砂陶明显，但分层较薄。泥质陶以红陶系较多，硬度与细砂陶差不多，纹饰一般为几何划纹。 (四)陶器纹饰的分类 甑皮岩遗址的陶器纹饰多种多样且富于变化，为了便于统计，我们按照装饰的方法把纹饰划分为五类:绳拍印痕纹、编织印痕纹、几何划纹和素面、涂赭。统计结果见表2。 甑皮岩遗址陶器纹饰分类统计表 表2 单位:件(同一器为1件) 胎 质 绳拍印痕纹 编织印痕纹 几何划纹 素面 涂赭 合计 探 方 粗绳纹 细绳纹 1973年发掘:AT1 1 5 12 4 1 23 BTI 3 17 4 6 30 BT2 1 1 2 DT1 3 3 1 7 DT2 2 2 1 5 DT3 13 1 14 DT4 5 4 9 DT5 30 11 5 46 DT6 12 1 2 15 1974年发掘:DT5东梁 4 3 1 8 DT5南梁 21 11 32 DT6 28 1 29 DT7 13 14 1 6 3 37 DT8 39 8 2 2 51 DT9 9 1 2 1 13 1975年发掘:BT3 5 32 15 38 34 124 水支T3 3 7 6 1 17 DT3西梁 11 8 1 20 矮支T1 18 18 3 23 8 70 1979年采集:DT5石板下 4 4 8 合 计 209 160 31 104 54 2 560 1(绳拍印痕纹 绳拍印痕有粗绳纹和细绳纹之别。 (1)粗绳纹。共有209件陶器饰粗绳纹，各个探方、各个层位都有分布，但以洞后部的DT5~DT9探方最为集中，达144件，占69%。粗绳纹一般只饰于粗砂红陶上，有199件，占95%，细砂红、灰陶上少见，泥质陶上基本不见(图2:1~3)。 (2)细绳纹。共有160件陶器饰细绳纹，除BT2和DT9探方未发现外，其余探方的各个层位均有分布。细绳纹不仅饰于粗砂陶上，而且饰于细砂陶上，且二者的数量大致相等。泥质陶上未见细绳纹(图2:4、5)。 2(编织印痕纹 有些陶器上有竹篮状、竹席状、网状、筛孔状纹饰，可统称为编织纹。我们认为，这些编织纹应该像绳纹那样是由制作陶器的工具留下的印痕。但编织印痕纹比绳拍印痕纹少得多，仅在31件陶器上见到，分布的区域集中在洞左侧的BT1和BT3探方，有19件。编织印痕纹一般饰于细砂红陶上，有27件，占87%，其余4件饰于粗砂红陶上(图3:1~4)。 3(几何划纹 几何划纹是真正意义上的纹饰。甑皮岩遗址陶器上的几何划纹多数为简单的直线、斜线、曲折线、波浪线、弦线或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图案，但是在矮洞、水洞和AT1、BT1、BT3探方也发现一些颇为复杂的几何图案。几何划纹常与细绳纹共用，一般是肩以上部位饰几何划纹，肩以下部位饰细绳纹。除陶片较少的BT2、BT4探方和层位最低的DT5探方崩塌石下没有发现饰几何划纹的陶器外，在其他探方均有发现，共有104件，但以矮洞、水洞和AT1、BT1、BT3探方发现最多，达85件，占82%(图3:5~8)。 4(素面 甑皮岩遗址陶器上的素面有二种情形:一种是器表很光滑，另一种是经过磨平，但仍隐约可见原来的印痕，素面陶器共发现54件，其中以矮洞和AT1、BT3探方出土最多，有45件，占83%。几何划纹陶也多数出在这几个探方。 5(涂赭 仅发现2件，一件于1973年7月发现于AT1，另一件于1974年底发现于DT9探方。都是素面上施赭彩，色层易脱落。AT1的是泥质红陶，DT9的是粗砂红陶。 胎质与纹饰的对应情况见表3。 甑皮岩遗址陶器胎质与纹饰对应情况表 表3 单位:件(同一器为1件) 纹 饰 绳拍印痕纹 编织印痕纹 几何划纹 素面 涂赭 合计 胎 质 粗绳纹 细绳纹 粗砂红陶 199 72 4 2 5 1 283 细砂红陶 4 47 27 80 19 177 泥质红陶 3 8 1 12 粗砂灰陶 1 1 细砂灰陶 6 40 19 20 85 泥质灰陶 2 2 合 计 209 160 31 104 54 2 560 (五)器形的辨识 从甑皮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尽管有不少是属于同一个体的，有些还能互相拼合，但很少能够复原出完整器，而只能复原出一部分，如口沿或肩腹。口有直口、敞口、敛口之别，唇有方唇、圆唇、厚唇、尖唇之别，领有矮领、高领之别，颈有直颈、束颈之别，肩有圆肩、溜肩、折肩之别，腹有圆腹、直腹之别，底则只见圜底，很少有器足，仅见3件圈足和1件支足。从胎的厚薄、弧度、形状及器身大小等方面推断，器形有罐、釜、钵、瓮、豆等，其中以罐居多(图4)。 四、几点认识 141(甑皮岩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考古界借助C断代和陶片热释光断 代技术已对其绝对年代取得较为准确的认识，但对于其文化内涵特别是早期的文化内涵则尚未取得一致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早期地层的发掘材料没有公布。本文所公布的陶片标本材料，系由1973年以来的历次发掘和采样所得，出自各个探坑和各个层位，因此能全面地反映甑皮岩遗址的各类陶器的演变情况，有助于了解甑皮岩遗址的文化内涵。 2(甑皮岩遗址的陶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74年和1979年从DT5、DT6、DT7、DT8、DT9的第二层钙华板之下发掘到的粗砂红陶，胎色驳杂不匀，胎壁特厚，质地疏松易碎，纹饰为粗绳纹，与从其他部位出土的陶片明显不同，显得原始得多，应属于第一个发展阶段。热释光年代数据为公元前8400年~7300年，保守而言应在公元前8000年~7000年。1973年从DT1、DT2、DT3、DT4和DT5、DT6及1975年从矮洞发掘到的陶片，从出土层位看在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层位之上，从胎色、胎质等看要显得进步些，除粗砂红陶外还出现颜色较纯、砂粒较细、胎壁较薄、质地较硬的细砂红陶和细砂灰陶，甚至泥质陶，纹饰除粗绳纹外还有细绳纹、编织纹和少量的简单几何划纹，应属于第二发展阶段。热释光年代数据为公元前6000~5000年。从AT1、BT1、BT2及从BT3、水支T3发掘到的陶片，与从其他部位出土的陶片明显有别，从胎色、胎质等看显得更进步些，粗砂红陶基本不见，多数为细砂红陶和细砂灰陶，且细砂灰陶明显增多，胎壁比第二发展阶段的更薄，质地更坚硬，泥质陶增多，纹饰以细绳纹、编织纹和复杂的几何划纹为主，并且常常搭配装饰，单饰几何划纹的也不少见，器形中出现了豆、三足器等，应属于第三个发展阶段。我们推断其年代应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文化层上面的钙华板开始生长之前，即在公元前5000年~4600年之间。 3(根据陶器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相应地，甑皮岩遗址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早、晚两个时期。我们建议以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来分别命名。第一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 ~7000年，第二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5000年，第三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4600年。8000年 其中的第三期文化是新划分出来的。我们新划分出第三期文化的理由，除了陶器存在第三个发展阶段之外，从理藏学的角度来看，甑皮岩遗址的墓葬的年代也应该晚于堆积形成的年代，即是说应该是先有文化堆积后有墓葬;第三个发展阶段的陶片基本出自洞左侧的墓葬区，很可能是埋葬死者的人遗留的，因此，墓葬的年代应该与第三阶段的陶片的年代一致;第三期陶片上有房屋样的刻划纹，这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4600年间“甑皮岩人”可能已迁出甑皮岩，甑皮岩已从过去的居所变成安葬有身份的死者的墓地，这与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是大有区别的，因此，可将其单独作为一期划分出来。 4(从年代测定结果可知，如果考虑到甑皮岩遗址所处的时间空间，其第一、二发展阶段正处在所谓中石器时期的中、晚期，加上其出土的陶器之原始性，由此可推断陶器的起源应从这个时期开始，它的发展完全与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起源是同步的。 (参加陶器整理工作的人员有:胡大鹏、余德梅、张树春、陈远琲、韦军、漆招进。执笔:漆招进。拓片:胡大鹏。绘图:韦军。) 参考文献: (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 期。 (二) 张银运、王令红、董兴仁:《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1 期。 (三) 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 (四) 黄宝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中的淡水瓣鳃类》，《古生物学报》第20卷第3期。 (五) 王惠基:《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中的腹足类化石》，《古生物学报》第22卷第4期。 1414(六)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C实验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C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 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七) 王维达:《河姆渡和甑皮岩陶片热释光年代的测定——兼论粗粒石英断代技术》，《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八) 王丽娟:《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第四纪孢粉分析》，《人类学学报》第8卷第1期。 (九) 张子模:《甑皮岩洞穴遗址及其年代浅析》，《甑皮岩遗址研究》第169~192页，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十) 漆招进:《谈甑皮岩遗址与华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几个问题》，《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 出版社1991年版。 (十一)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甑皮岩洞穴新石器时期人类遗址》，《甑皮岩遗址研究》第139~145页，漓江出版社1990 年版。 The Excavated Pottery of Zengpiyan Site in Guilin, Guangxi Hu Dapeng Qi Zhaojin Wei Jun (Zengpiyan Cave Site in Guilin) On the basis of pottery data from ? level in Zengpiyan Site from 1973 to 1979 and the study achievements, the article pointed that the pottery of Zengpiyan Sit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y its development level. The first stage is to be red and thick sand crockery shaped cord design. It is between 8000 BC and 7000 BC. The second stage is to be red cave thin sand crockery shaped cord and weave design, it had both the red and thick sand pottery of ? stage and red , grey and thin sand pottery shaped geometric scratch design of ? stage. It is between 6000 years BC and 5000 years BC. The third stage is to be red, grey and thin sand pottery shaped cord, weave and geometric scratch design, red and grey and mud pottery. It is between 5000 years BC and 4600 years BC .correspondingly, Zengpiyan Sit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