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之比较-毕业论文

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之比较-毕业论文 【标题】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之比较 【作者】姚召美 【关键词】 金庸 古龙 武侠小说 比较 【指导老师】张红兵 【专业】中文 【正文】 前言 所谓武侠小说，即是讲述以武行侠的小说。武是手段，侠是目的[1] 。从 “纵死犹闻侠骨香”到“乱世天教重侠游”，从“一箫一剑平生意”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中，产生了中国侠文化 [2] 。 中国侠文化的重要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形式就是武侠小说的勃兴。从过去的环珠楼主、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到当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等等，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引起了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金庸至尊地位的确立，古龙大师的异军突起，更是为武侠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力量。 如果说金庸、古龙其人体现的是不同的人生经历，那么他们所生活的香港和台湾则可理所当然地视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 香港自从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在一种被迫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形成了文化交融的格局。这种文化格局有一种突出的畸变色彩，使复杂的社会焦点突出为“种族——民族——国家”问题[3]。 台湾的文化情形，和香港又有很大差异。从签订《马关条约》到1945年日本投降50年间，日本对台湾推行全面日本化，使台湾文化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而在日本投降后，接着便是美国对台湾的渗透，又使台湾文化染上了欧美文化色彩。于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共同影响着台湾新武侠小说的发展。 正是因为二人人生经历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两大因素的影响，注定了二人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必然存在诸多不同。 一 、创作动机 创作动机就是创作的目的，即是为什么要进行武侠小说创作，在探讨创作动机之时，我们不得不谈谈金庸、古龙的人生经历。 古龙，原名熊耀华(1941——1985)。江西南昌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其父熊鹏声，原任台北市府机要秘书。在古龙十八岁时，熊鹏声夫妇离异。因家境突变，家庭支离破碎，古龙离家出走。之后不久，古龙考上淡江英专，过着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 因迫于现实生活的无情压力，他必须打工养生，故而只念了一年书，便办理休学。鉴于其时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台湾“三剑客”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名利双收。为了生活，古龙不禁起了见贤思齐之心，便决定在武侠天坛一展抱负。用古龙先生自己的话说:因为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留不下来，为了吃饭、喝酒、 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就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我这种悲哀的大概还不止我一个[4]。这是迫于生活的艰辛和无奈。这种无奈，或者说是动机也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之中。例如《孤星传》里写裴珏:但在他口袋连一分银子都没有，他只能眼看着，这时，他第一次了解到了金钱的力量，也了解到他的可贵„„生活，是人们最重要的问题，而生活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金钱，因为金钱几乎可以代表一切 [5] 。“金钱几乎可以代表一切”，虽然不是一种正确的金钱观，但却真正体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若是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流星?蝴蝶?剑》里:这里绝对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不用钱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到这里来就得准备花钱，连孟星魂都不能例外，没有人能例外。因为这里的主人是高寄萍高老大，将近二十年的艰苦、贫穷的流浪生活，教会了她一件事，亲生子也不如手边钱，世上绝对没有任何事比钱更重要 [6]。纵然裴珏和高老大对金钱的认识更多可以说是古龙先生对金钱的认识，作为古龙先生迫于生活艰辛而走上武侠创作的动机。但我认为，这决不是唯一动机。若说古龙先生还有一个动机，那必然是古龙先生本人对文艺创作的爱好。在叶洪先生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熊氏自幼爱好文艺及武侠小说，十二岁时便开始以编故事自娱。1956年《晨光》杂志分两期发表了他的文艺处女作《从北国到南国》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乃有志做一个文艺青年 [7] 。基于这两大因素，爱好加上生活的无奈，使古龙先生步入武侠天地，成就了一番事业。 金庸先生则不同。金庸先生步入武侠天地决不是迫于现实生活的无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金庸先生的一些简历看出:金庸1949年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学，1946年又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修习国际国法。同年，应聘为上海《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调入香港《大公报》，1950年，北上赴京到中国外交部求职未果，重回香港《大公报》。1952年转入刚刚复刊的《新晚报》副，撰写“下午茶座影评”，同时开始写电影剧本。直到1959年退出电影圈，创办《明报》——这时他已有5年的武侠创作经历[8]。 从简历中隐藏的信息来看，金庸先生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即是做一员外交官。由于时势的原因，使金庸先生未能如愿。但他有固定的工作，丰厚的待遇。不至于有生活上的艰辛，是为了等钱吃饭而进行创作。那又是什么原因使金庸先生步入武侠天地的呢,在上面简历里有一句话:直到他退出电影圈，创办《明报》——这时他已有5年的武侠创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金庸先生进行武侠小说创作除他本人热爱文学创作外，那就是出于商业动机。这一点当然不是一定要体现在其武侠小说创作之中。但我们可以从金庸先生的言行中得到证实:金庸先生并不否认他是出于商业目的来创作武侠小说的，他在多种场合反复提到他写武侠小说的缘起，是为了替他的《明报》扩大销路，吸引更多地读者，是赚钱和谋生的手段[9]。 金庸、古龙是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下步入武侠天地的两大宗师，由于其文化环境的不同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其二人的武侠小说创作存在诸多差异，从而自成一家。 二、 选材 纵观香港和台湾的新武侠小说创作，二者有很大的不同。生活于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金庸、古龙，其创作必然深受其时、其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新武侠小说兴起之际，英国强占香港已经半个多世纪。由于中国大陆的战争纷扰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一批接受良好教育的文化人士涌入香港，他们手里形成的新 武侠小说，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自然而然就带上了西方和中国现代文明的烙印。民族的斗争与融合、国家的分裂与统一、人性的善良和卑劣，“民族——国家”问题在小说中得以展开。金庸先生生活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创作必然受到影响，加之金庸先生早年立志于做一个政治家。理想与社会文化环境相融合、相互影响 ，致使金庸先生在选材上不可能脱离其时的社会文化焦点问题，即“民族——国家”问题。换一句话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选材上多是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国家分裂与统一，再融入人性的善良与卑劣的探讨。 在金庸先生十五部作品中，“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历史背景的仅有四部，即是《连城诀》、《白马啸西风》、《笑傲江湖》、《侠客行》。其它十一部皆有确切的历史背景，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国家”问题。在民族斗争、国家统一中，夹杂江湖恩怨。《书剑恩仇录》一开始就表明了选材的迹象，表现出非凡的气势。融合乾隆大帝的身世之谜，满汉之争、满回之争，场面壮观，从江南水乡到关外茫茫的沙漠、无际的草原，有金戈铁马的两军对垒，也有个人恩怨情仇单打独斗。以政治家的眼光来探讨民族斗争、国家统一问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表述江湖纷争。 这一类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的表现，依附历史，从此发展开去，演述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且时常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在金庸先生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可当成历史小说来读。《书剑恩仇录》开篇就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镇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跳跳蹦蹦地走向教书先生书房。这样的开篇完全如同历史小说开篇，时间、地点、人物、场景，无一不备、无一不真。 再看《天龙八部》里段誉登基一段:大理皇宫中，段正明将帝位传给侄儿段誉，诫以爱民、纳谏二事„„就在这时候，数千里以外北方大宋京城汴梁皇宫之中，崇庆殿后阁，太皇太后高氏病势转剧，正叮嘱孙子赵煦„„ 以上一段，也是历史小说的格局、内容。大理大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所叙事件，一个假，一个真。但却反映了国家问题，江湖之争。无论个人有什么不世之才，都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召唤，民族国家大于一切，什么内心情感也就无从说起。“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实际上代表的是历史意识，然而在国家、民族、朝廷、江湖之后，又潜藏了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政治意识。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就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当然，如果说揭示中国政治本质的深刻，无可置辩地要推金庸为首[10] 。金庸先生擅长写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三部曲、《笑傲江湖》、《鹿鼎记》，都穿插了大的政治事件。如《碧血剑》中袁崇焕被杀、李自成兵败;《书剑恩仇录》里乾隆的身世之谜等等。 尤为甚者，可当成政治小说来读。金庸先生自己在《笑傲江湖》后记里也这样说: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会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11]。金庸先生还表明，他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就写进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笑傲江湖》虽然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类似的事件在任何一个时代有可能发生。 借助历史事件，穿插政治意识，探讨人性的善与恶、本能欲望，这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选材上的一大特色，是其人生经历和香港社会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比香港而言，台湾的新武侠小说就与此不同了，基于政治禁忌，多数武侠作 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干脆将时代背景全抛开，进入“不知今夕何夕”的迷离幻境。在小说创作中，多以描写江湖恩怨、情仇、纷争、寻宝和图谋武林霸业为主要题材。 虽然古龙较为特殊，他的“新派”作品独领风骚达十年之久。然在选材上仍旧逃离不出其时台湾武侠小说俱有的通病。即以以上两大题材进行创作。从早期的《孤星传》到晚期的《白玉老虎》，江湖的恩怨情仇充斥在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再看《失魂引》、《剑玄录》等，则重在宝藏的发现。尤其是《剑玄录》里，随时都会出现奇珍异宝，武林秘籍也越来越多，武功也因之而越来越厉害，虽说是新派武侠小说，但在选材上却沿用了旧武侠的选材。 是什么原因使得台湾或者说古龙武侠小说选材如此之贫乏呢,原因是政治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1949年，国民党逃亡到台湾，武侠小说作家被留在大陆，他们被国民党认为是“附匪文人”，作品被禁止在台湾发行。1959年因为“防共”，连香港武侠小说也一起禁绝。台湾武侠小说可借鉴的文化资源，只有民国旧武侠小说和古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以致形成选材上的贫乏。我们说到古龙先生较为特殊，是因为他的作品除了以上两类题材外，还有创新。如以侦探推理为题材，《陆小凤》系列如此，《楚留香》系列更是如此。楚留香不仅仅是一个大侠，他的形象更等同于一个私家侦探。在《楚留香》系列里更融入了现代文明、文化，包融了民主、法制观念。如《血海飘香》一部，楚留香对无花说:“我只能揭穿你的秘密，并不能制裁你。因为我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神，我没有权利制裁你”。这当然得益于古龙先生对欧美文化的借鉴。在楚留香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影子，不难发现伊恩佛来明笔下“007詹姆斯邦德”的影子。包括七种武器之《离别钩》也都是类似的作品。 由此观之，古龙先生的作品在选材上，除了继承传统题材的江湖恩怨、情仇、纷争、寻宝和王图霸业外，还借鉴了国外通俗小说，引入侦探推理题材，塑造了不朽的经典。虽然《陆小凤》和《楚留香》的评价不如《风云第一刀》，但在选材上绝对是一大突破。 金庸、古龙在选材上的不同，主要是由其时两地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当然还得提到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们各自所受到的教育的不同。当然，二人在选材上也有相通之处，即对人性的探讨，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二人卓然成家，金、古齐名。 三 、 人物形象(女性形象)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探讨金庸的武侠创作，就不得不说到其中的人物形象。在历来对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人物形象的探讨中，多以男性为主，如探讨小李探花之悲天悯人、盗帅留香之风流潇洒、陆小凤之聪慧、叶孤城之冷酷、燕南天之豪侠、乔峰之侠肝义胆、张三丰之武学胸襟、郭靖之忧国忧民、张无忌之优柔寡断等等。对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分析探讨较少。我个人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金庸、古龙作品中的女性，尤其是女性的命运。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把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命运归结为:古龙先生笔下女性都是悲剧性的，金庸笔下的女性都不是悲剧性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总体看来，古龙先生笔下的女性更多地带有悲剧色彩。这些悲剧大体可分为三种，即男女地位差别形成的悲剧、爱情上的悲剧、奋斗者的悲剧。 (一)男女地位差别而导致的悲剧。在这一类悲剧中，女性往往被压抑，被物化，被当作一种物品用来赠送、交易，或者补偿什么过失。这种过失并非女人所犯下， 而是男人犯下的。在古龙先生早期作品《孤星传》里，哥哥萧仲忍因妒忌弟弟萧伯贤，把萧伯贤推下悬崖。萧伯贤大难不死，回来报复。萧仲忍自觉愧对萧伯贤，便把自己的妻子艾青让给萧伯贤。在作品中，艾青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物品，在萧仲忍眼里，她是被偿还给萧伯贤的礼物;而在萧伯贤眼中，她则成了发泄仇恨的工具。艾青本身并无败德恶行，是萧氏兄弟把她置于了死地，令她永不超生，成为萧氏兄弟了结仇怨的牺牲品。《圆月弯刀》里则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自身所具有的人性弱点。万松山庄庄主柳若松面对丁鹏的挑战，明知不敌丁鹏的一招“天外流星”，于是就在决战前夕让自己的妻子秦可情出卖肉体，换取了丁鹏的一招“天外流星”。而事件的女主角秦可情不但没有反抗柳若松的压抑，反而习以为常。秦可情悲剧的形成，除了柳若松的压抑外，就是其本身对名利的向往。她害怕失去尊贵的万松山庄庄主夫人的地位。对名利的痴迷，是人性的弱点，秦可情悲剧的形成，正是由其自身弱点所造成。艾青反抗过，秦可情顺其自然。她们的悲哀，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悲哀，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江湖的悲哀。 (二)爱情悲剧——女性的挣扎。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她们一失足成千古恨，酿造了一杯连她们自己都无法下咽的苦酒。“食、色，性也”。情是人类的本能。爱情原来是神圣的、圣洁的，如何又会形成悲剧呢,的确，爱情是幸福的，爱情的付出和收获都是美丽的。不过，这种爱情的幸福和美丽都是有前提的，或者说是有代价的。爱的前提和代价便是精神上的痛苦。换一句话说，就是爱的付出和收获不一定是美丽的。 《绝代双娇》里，邀月宫主爱上了江湖第一美男子江枫。为了江枫，她甘愿奉献一切，而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伴落花。江枫偏偏喜欢上邀月宫主的侍婢花月奴。这令邀月宫主产生了“妒”的心理。妒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当它和爱相联系时，就使爱失去了单纯的欢乐和美丽。邀月宫主之妒，让江枫夫妇死无葬身之地，让江枫的后代自相残杀。人的感情欲望往往是自私的、排他的。正是因为如此，才使邀月宫主疯狂地报复江枫的后代。而到最后阴谋败露，真正痛苦的依旧是邀月宫主自己。其悲剧之形成，是因其人性本能所致。当然，邀月宫主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一类人物的存在。古龙先生正是对现实有了深刻的体会，才会对女性本能之妒发掘得如此之深。 在古龙先生的作品中，不乏因爱而成悲剧的女性，邀月宫主如此，其悲剧因其妒而成。而消魂夫人则不同，她的悲剧不是妒，而是她自己对名利、权势无休止地追逐。名和誉合在一起就是名誉，权和势合在一起就是权势。人人都珍惜名誉，人人都向往权势。看古龙先生作品《飘香剑雨》:消魂夫人并不满足现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名誉和权势。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与天争教主萧无相遇，她便遗弃了自己的丈夫，对萧无投怀送抱，私奔到天争教做起教主夫人来。正当她为自己庆幸时，萧无遗弃了她。新欢的遗弃，旧爱的鄙视，世人的指责，让她无地自容，唯有一个人躲到山野，最终还是死于天争教弟子手中。这里，造成消魂夫人悲剧的不是她的丈夫吕南人，也不是萧无，更不是天下人，而是她自己。她自己对名誉和权势的不断追求及欲望的无休无止，造成了她自己的悲剧。正如电影《马永贞》里的对白一样:人有目标和欲望是好事，但若永无止境，便是自掘坟墓。这类女性并不止消魂夫人一人，还有《风云第一刀》里的林仙儿、《情人箭》里的苏浅雪等。 (三)奋斗女性的悲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贪利之欲，人皆有之。江湖的存在，虽似侠义造成的，但只是一种审美的幻想。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由自在，快意恩仇。更在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利可图。《流星?蝴蝶?剑》里，高寄萍高老大是一个孤 儿，孩提时艰苦贫困的生活养成了她坚忍不拔的性格。她坚信金钱具有无穷的魔力，即使是亲生子也不如手边钱好。为了一张地契，她出卖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孟星魂、小何、石群。阴谋败露，众叛亲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高老大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用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女性，我们不得不佩服高老大，是她一个人养活了四个孤儿，是她一个人创下了快活林那片令人纸醉金迷的基业。然而其对利的贪婪，最终也葬送了她自己。 奋斗者除了为名奋斗而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那就是为“情”而奋斗。《风云第一刀》里的林仙儿即是如此，她喜欢小李探花，可小李探花并不喜欢她。于是她凭借自己的美貌玩转整个江湖，制造各大高手之间的均势。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她始终是一个主动者。这种于“情”的追求，实际上也变质为对权、利的追求。然于真正的高手面前，她的伎俩根本不起作用，以致身死妓院，徒留笑柄。 在古龙先生作品中，还有许多命运悲惨的女性。如林诗音、孟如光、金蓝花、沈三娘、吕素文等，每一个女性都让人耳熟能详。她们悲剧命运的形成，有男性对她们的压抑、物化、甚至符号化，如林仙儿，被视为武林妓女。但也有她们自身的原因，即人性的弱点:对名与誉、权与利、情与欲的痴迷。她们的命运多少和日本女性命运相似。但又有抗争的一面、奋斗的一面，透射出中国妇女的身影。 台湾早年受日本统治，其残留的文化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再加上古龙先生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使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入木三分。当然，并不是古龙先生作品中的女性都是悲剧性的，其中也有不少欢乐的女性，如孙小红、沙曼、朱七七、小公主、苏樱、老板娘等。从而使得古龙先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加丰满和写实。 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中也有许多悲剧女性。如《书剑恩仇录》的喀丝丽、玛米儿;《碧血剑》里的何红药;《雪山飞狐》的南兰;《神雕侠侣》的裘千尺，李莫愁;《连城决》里的戚芳、水笙等等。但她们终究不能代表金庸先生作品女性命运的主流。在金庸先生作品中，更多的是乐观的、欢乐的女性。 尽管金庸先生存在大男子主义，女性在作品中处于配角地位，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受到压抑，可她们还不至于被物化、符号化。即使是李莫愁那样的大魔头，也有向善的一面，在与黄蓉决斗时，竟要求黄蓉不要伤害郭襄。更何况其他女性，都是有血有肉，充满了人性。在对人性本能欲望的渴求中，都得到了满足。 《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第一本能是存在，第二本能便是情与欲。当她被全真教道士尹志平玷污后，误以为是情郎杨过，情欲决堤，恣肆汪洋，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二人历经磨难，却终成眷属。在作品里，小龙女于这份爱情保持着乐观，悲剧没有形成，是因为出现了杨过这种痴情男。这也是作者金庸先生的理想，金庸先生坚信一切都是美好的。这和金庸先生当年与夏梦女士相恋略有相似。不同的是，杨过和小龙女如愿以偿，他和夏梦女士却不了了之。 其时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达数十年之久，东西两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或多或少影响了金庸先生的创作。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显得相当丰满。她们都具有人性的本能欲望:对名誉的追求，对权势的旁窥，对情欲的渴望等，面对各种诱惑时，她们都能作出理智的判断。郭靖语不惊人，相貌平平，黄蓉却选择他，而不愿选择风流潇洒的欧阳克，这是名誉使然。因为黄蓉是一个聪明人，她知道欧阳克的个性，在名誉和情欲之间，黄蓉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也是中国古代女性应有的美德。因而即使黄蓉和郭靖退守襄阳，相夫教子，也算不上是这位女中豪杰的悲哀。毕竟在中国古代，能够多做到夫荣子贵，那是何等的幸运。 综观金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之所以有别于古龙先生笔下那些悲剧女 性。一是出于两大作家不同的女性观;二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女性更多理智，在面对人性本能欲望的种种诱惑时，她们能够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不是不知所措，痴迷一切，继而失足，终成大错。即使沦为家庭主妇，也不曾被物化，符号化，也是幸福的宠儿。 四、语言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文学作品自然就应该是作家言语的艺术。 好的武侠小说，其语言形式也是讲究语言艺术和风格的。有的人认为武侠小说不是艺术，这自然不对。武侠作品中，梁羽生的语言精致优雅，古龙的语言短小精悍、活泼，都卓然成家，自然不愧语言大师的称谓和名声。 金庸先生的小说语言精妙，多半表现在小说的情节和意蕴之中。从而使读者得其意而忘其言，领其神而忘其形。假如我们能够做到得其意而不忘其言，领其神而不失其形，就不难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的精妙了。 (一)通俗古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门类，那么小说语言的通俗也就是起码的要求了。通俗二字看似容易，其实不光做起来困难，就是说起来也是一件难事。为什么在通俗之余还要加上古朴呢,因为武侠小说是叙古人之事，述古人之言，传古人之意，那当然得用古人之语。且看《雪山飞狐》里，王铁匠告别胡斐一段:收拾了风箱家什，挑在肩头便走，他走出几步，突然放开嗓子，唱起洞庭湖的情歌来，只听他唱道: “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 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 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好她，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他的嗓子有些沙哑，但静夜中听这曲情歌，自有一番荡人心魄的缠绵味道„„ 再看《射雕英雄传》里，前朝大将军和黄蓉的唱词: 又听他唱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黄蓉欲待相答，忽想:他爱唱曲，我也来个《山坡羊》答他，当下微微一笑，低声唱道:“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学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这些曲子一将唱出，就容易把我们带入那种古朴民风情境之中，仿佛听到了那特定时代 特定场景中充满市俗意味的歌唱，特定场景里的生活画面也因之而跃然纸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疑道出了小说之主题，曲子通俗之意，古朴之情，正是金庸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 (二)准确传神。人物性格是否突出，形象是否鲜明，是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简而言之，这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小说中人物的言行举止，都是人物性格的表现。尤其是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及行为举止中的个性表现，需要作者用心揣测。如《天龙八部》中，西夏招亲一段: 那宫女道:“公主殿下有谕:凡是女扮男装的姑娘们，四十岁以上，已逾不惑之年的先生们，都请在这凝香堂中休息喝茶。其余各位侠客，便请去内书房。” 木婉清、王语嫣都暗自心惊，均想:“原来我女扮男装，早就给他们瞧出来了。” 却听得一个人大声道:“非也，非也～”„„ 如此三段文字，看来平常之极，但却传神准确之极。“非也”二字一出，不看其人， 只闻其声便知是包不同包三先生发话了。此人没什么高见，低见倒是不少，且强言善辩，胆大包天，胡搅蛮缠，不同于常人之极。 又如《侠客行》中石破天参悟武功的一段: 石破天寻思:“图画的笔画与体内经脉相合，想来是最粗浅的道理，这里人人皆知，只是那些高深的武学我无法领会，左右无事，便如当年照着木偶身上线路练功一般，在这里练些粗浅的功夫玩玩，等白爷爷领会了上乘武学，咱们便可一起回去啦。” 石破天本不识字，于侠客岛武学不贪不迷，但却偏偏歪打正着，教他练成了绝世武功。一段文字寥寥百十余字，不光准确地描绘了石破天的心理活动，而且丝丝入扣，传神之极，破解了侠客岛武学之谜。金庸先生在语言上的造诣，实在让人拍案叫绝。 (三)优雅生动。金庸先生小说之语言，于人准确传神，于事通俗古朴，于理深入浅出，于情则生动优雅[12]。如《神雕侠侣》开篇一段: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鸡尺溪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濛濛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六个少女和歌唏笑，荡舟采莲„„ 一段文字俗而不粗，古而不奥，生动优雅之极，其情其景，其歌其人，卷入画中，让人心旷神怡。 再看《白马啸西风》中的一段: 时日一天一天的过去，三个孩子给草原上的风吹得高了，给天山下的雪冻得长大了。会走路的花更加袅娜美丽，杀狼的小孩变成了英俊的青年，那草原上的天铃鸟呢，也唱得更加娇柔动听了。 此段文字，本是交待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但作者却饱含深情，依依不舍，大有一种缠绵之意。笔端之下，李文秀的青春与爱情的伤感流露无遗。这种腔调，简直让人怀疑《白马啸西风》并非出于金庸先生之手，但小说的确是金庸先生所作。此类语言形式，在《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中也有表现。 (四)幽默诙谐。从金庸小说整体来看，语言的幽默诙谐是一大特色，尤其是与讽刺相结合，更是一绝。如《天龙八部》一段: 包不同道:“众位老兄，星宿派功夫的确胜过了任何门派，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众弟子大喜，一人问道:“依你之见，我派最厉害的功夫是哪一项,”包不同道:“岂止一项,至少三项。”众弟子更加高兴，齐问道:“是哪三项,” 包不同道:“第一项是马屁功。这一项功夫如不练精，只怕在贵门之中活不上一天半日。第二项是法螺功，若不将贵门的武德大加吹嘘，不但师父瞧你不起，在同门之间也要大受排挤，无法立足。这第三项呢，便是厚颜功了。若不是抹煞良心，厚颜无耻，又如何练得成马屁和法螺这两大奇功,” 两段文字，作者夸大其辞，加以讽刺，在令人忍俊不住之余又让人齿冷。 再看《鹿鼎记》里韦小宝与康熙的对话: 韦小宝道:“皇上使点儿小小手段出来，教他知道厉害。吴三桂他奶奶的，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伸个小指头儿，就杀他个横扫千军，高山流水。” 康熙笑道:“这两句成语用得不好，话说伸个小指头儿，就横扫千军，杀他一个落花流水。”韦小宝道:“是，是，是。奴才做了好几个月和尚，学习半点也没长进，以后常常服侍皇上，用起成语来就横扫千军，让人家听个落花流水。” 当然，幽默诙谐之言，幽默诙谐之事通常由那些幽默诙谐之人说出、做出。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还有许许多多幽默的人物。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阿凡提，《碧血剑》 中的黄真，《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的周伯通，《倚天屠龙记》中的说不得，《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不戒和尚等等。这些人或是大智若愚，或是不通事务，或生性使然，言行举止妙笔生花，让人忍俊不住。 金庸先生小说之语言，风格独具，成就极高，卓然有大师风范。相对于金庸先生而言，作为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大家，古龙先生的作品语言又有不同，别有一番风味，让人回味无穷。 (一)简短、精悍，形如散文诗体。例如《孤星传》首章开场便这样写道:彤云四合，朔风怒吼。 短短两句，一共八字，构成一段，一举打破历来传统武侠小说的冗长描写。这种形式上的创新作法，可谓古龙的一小步，武侠的一大步[13]。行文之简短明快，毫不拖泥带水，在此后的小说中亦是常见。再看《天涯?明月?刀》的楔子: “天涯远不远,” “不远。” “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 一问两答，构成三段，如同一首散文诗。简短、明快，形式上看来让人爽心悦目。 再看《三少爷的剑》首章十八段: 九月十九，酉时。洛阳城外古道边，古树下。洗净你的咽喉，带着你的剑来～„„ 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交待了时间、地点、事件，简单明了之极。与金庸先生的大段描写，韵味别具，又有不同。 (二)饱含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和分析。古龙先生的小说语言不但简短、精悍，而且饱含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和分析，妙语连篇。如《离别钩》里的一段对话: “既然是钩，为什么要叫做离别,” “因为这柄钩无论钩住什么都会造成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手，你的手和腕就要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脚，你的脚和腿就要离别。” “如果它钩住我的喉咙，我就和这个世界离别了,” “是的。” “你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武器,” “因为我不愿被人强迫与我所爱的人离别。” 一问一答，各成一段，前因后果，一目了然。使人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又多了几分感触。正如电影《路客与刀客》的台词一样:江湖一向都不适应人，只有人去适应江湖，只有江湖人才能留在江湖。 再看下面一些例子: 你有钱的时候，寂寞总容易打发的;等你囊空如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寂寞就像是你的影子一样，用鞭子抽都抽不走。 无论你是婊子也好，孙子也好，只要吃得起二十两银子一桌的酒席，他们就像侍侯祖宗一样侍侯你。 一个人若是还能挣扎，还能奋斗，还能抵抗，无论遇着什么事都不怕。但若只能坐在那里等着，那就太可怕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勇气。 自古以来，谁想站在群山高处，就得先学会如何忍受寂寞。 心死不过悲伤麻木而已，还可复生，生死之间，却别无选择，也绝无第二次机会。 古龙先生喜欢发表议论，在小说中直接或者通过人物之口，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对人生、人性、情感、生死、快乐、痛苦、友谊、男女等问题的诸多看法。哲理性因此而成为古龙先生小说语言的一大风格。 就语言风格而言，金庸先生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幽默逗趣而又 富于变化。有诗情，有画意，情境柔绮委婉。古龙先生小说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利落、洒脱，毫不拖泥带水。二人风格各异，自成大家。 总结 总而言之，金庸、古龙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家，各领风骚达数十年之久。他们对武侠小说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形容的。由于人生际遇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创作存在诸多差异。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新派武侠小说大放异彩，金、古齐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金庸先生博采百家，通古晓今，史诗巨制名噪中外，他是伟大的;古龙先生大胆恣肆，逞才离藻，不守成规，他是独到的、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