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 从控制理论看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 作者:刘应君 秦国文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3378 更新时间:2007-8-23 文章录入:admin , 青少年犯罪在我国的司法统计上是指14岁至18岁未成年人犯罪和18岁以上至25岁青年人犯罪。但在我国犯罪社会学领域，大多采用了与之不同的年龄标准，将年龄界定在12—25岁之间。[1]从70年代后期开始，年轻的男女工人突然获得了一种自主的社会生活，不再受家庭和工作单位的监督。[2]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青少年的成长条件和成长环境在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也面临着一部分青少年误入歧途、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据有关资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并不突出。但“文革”以来，青少年的犯罪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据有关资料统计，青少年犯罪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1991年为63.7%,1992年为61.1%,1993年为60.4%,1994年为58.3%,1995年为55.2%,1996年为51.1%,1997年为49.3%,1998年为47.4%。[3] 近年来，25岁以下的作案人员已经占到全部刑案人员的70%。如果以年龄为变量，以占全部犯罪的比率为自变量，做一频次分布图，就可得到一个正向偏态图形。所以，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转型期刑事犯罪活动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还呈现出犯罪性质暴力化、犯罪成员群体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区域异地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职能化的特点。这已经严重危及到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而且有蔓延的趋势。因此，青少年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了理论工作者、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对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真正具有指导意义和操作性强的却不太多见。 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ies)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原因的重要范式。正如帕森斯所言:“秩序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规范的控制才能实现。”[4]控制理论基本理论假设就是，驱使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进行犯罪行为的动机，是每个社会成员人性的一部分，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潜在的犯罪人;如果社会成员恣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必然走向犯罪;人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抑制或控制其不犯罪的资源力量薄弱造成。在众多的犯罪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社会控制理论的发展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相伴相随，尝试对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理论的整合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犯罪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究由来已久。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做一个简要回顾。 一、“控制理论”的简要回顾 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随着犯罪问题的凸显，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涌现了大量从事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和理论流派。那么，怎样对这些人物和流派加以归类并归入控制理论范畴就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些中外学者对此纷纷展开研究。 综观现代西方犯罪学史，对“控制理论”的归类研究大致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控制理论只包括雷克利斯(Walter C.Reckless)和赫希(Travis Hirschi)的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克斯(Ronald L.Akers);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控制理论包括雷克利斯和艾森克(Hans J.Eysenck)的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内特勒(Gwinn Nettler)和美国当代犯罪学西格尔(Larry J.Siegel);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控制理论应当包括比利(Arthur L.Beeley)、赫希、赖斯(Albert Reiss)、托比(Jockson Toby)、奈(F.Ivan Nye)、雷克利斯等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赫希、佩尔弗雷(Wallian V.Pelfrey)等人;我国著名犯罪学家吴宗宪在《西方犯罪学史》一书中也表达了与赫希和佩尔弗雷基本一致的意见。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它考虑到了理论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与逻辑连续性。 而社会控制理论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展开、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一部完整的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探索史。比利、赖斯、托比、奈、雷克利斯、赫希都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做过专门研究，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5] [695-714]1945年，比利在论文《关于犯罪和少年犯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对原因论的一种贡献》中指出“人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类有许多先天特质(native traits)或原始倾向(original tendency),当人无法控制它们或者任其自由表现时,它们就会对同一社会中其他人的福利造成危害，”并认为，削弱社会控制的因素和削弱自我控制的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两类原因。赖斯在1951年发表的论文《作为个人和社会控制失败的少年犯罪》中，研究了与控制理论有关的许多少年犯罪因素。后来，托比提出“遵从奖赏”概念，并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认为所有的青少年多会被引诱去犯罪。以家庭社会学研究著称于世的奈提到，家庭尤其是破坏家庭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而雷克利斯也一直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探讨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运用“外部压力或拉力”(outer pressures or pull)，又称“社会压力或拉力”(social pressures or pull)和“外部遏制”(external containment)、“内部遏制”(inner containment)、“内部推力”(inner push)等四个因素解释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赫希更是如此，他因其最重要的著作《少年犯罪的原因》而蛮声犯罪社会学研究领域。其核心思想就是，少年犯罪是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薄弱或破裂的结果。赫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控制犯罪的论述,被称为”社会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在犯罪社会学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并且是在犯罪学理论中经常被讨论和测试的理论。[6] 这些关于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美国本土的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研究，带有浓烈的美国气息，如赖斯的“自我描述性控制理论”(the self-described control theories)就是在对美国1110名11-17岁的白人男性少年缓刑者的法庭正式记录进行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些理论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移植”，但也只是提供了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一般范畴，还必须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控制理论的“本土化”，随着时空条件的转换，控制理论也获得了更多的丰富的延展元素。因此,还要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带有“本土特色”的特殊的解释变量，才能全面而合理的解释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为我国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提供政策参考。二、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特殊变量 将我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与美国做一深入对比研究，不难发现，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中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独特变量。我国在“移植”西方控制理论时，要注 意与中国社会引发青少年犯罪的特殊变量相“整合”。从控制理论维度将这些特殊变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 1、腐朽思想文化的罪孽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而且深受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乘机而入，加之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残余根深蒂固等因素严重地冲击着社会主义市场，使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的渗透和传播，导致不良文化泛滥，暴力、色情、恐怖的电影、电视、录像、图书刊物等充斥媒体和市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诱发和加剧了青少年犯罪。西方的价值观念、暴力凶杀、淫秽书刊、腐朽没落的封建迷信，以及超出国家容许之外的宗教活动的影响表现尤为突出。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群体之一，青少年由于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心理发展还处于“第二断乳期”，对客观世界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尚不成熟，所以“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s)不强。这里所谓个人控制就是青少年控制自己不用与社会规范和准则相冲突的方式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他们对通俗流行的、刺激性和娱乐性强的感觉型文化狂热地追求，而对知识性的正统的“严肃的文化”兴趣索然;他们追求潇洒，但又往往以花钱大手大脚，做事懒懒散散、衣着时髦新潮为潇洒;各种因看黄色录像、光盘和因凶杀、堕落等而导致犯罪，受到法律、法纪处分。这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青少年造成极大的罪孽，青少年自我控制出现乏力，内部推力也呈现消极倾向，对青少年群体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朽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2、社会转型的负面效应 在我国转型期，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控制弱化凸显。社会转型使社会控制机制也处于新旧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新旧两种控制模式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从而引起磨擦与冲突，使社会许多领域出现了“控制失灵”。我国处在深刻社会转型期，受到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等趋势与思潮的猛烈冲击，加上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和改组，它既使得潜在旧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得以充分暴露，不但造成新的社会运行失衡，传统权威的丧失，而且法律制度的构建滞后于社会变迁，社会道德呈无序状态，体制改革滞后使政策执行发生阻滞，社会舆论控制十分乏力。这样，以往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但新的调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负面效应，而且转型期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新旧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导致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而且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制度缺陷和漏洞，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根本好转，这种“社会失调”对青少年犯罪起加速和催化作用。 3、教育教学改革的冲击 因为大学生是青少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主体，大学生的犯罪也占青少年犯罪的绝大部分。威廉曾称逃学是“犯罪的温床”。根据赫利的调查，58%的犯罪青年是逃过学 的。[7] [P670]据中国犯罪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 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文革”期间，大学牛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 25,，而近几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7%。[8]近几年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这些改革受益最大当属青少年，但教育活动中的缺陷也给一些青少年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一方面给青少年造成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青少年社会化严重缺陷: 在教育实践中，很多大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调整意识不够，上了大学后不知该干什么，生活目标不明确，许多人因此“无所事事”;现代传播媒介的普及削弱了教育系统的隔离功能，传统的过滤性教育不复存在。有的大学生特别是新生对新环境不适应，留念家庭，想念家人，这些都可能成为压抑情绪的起因。而且，随着开放性教育、个性化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目标等一系列教育新理念，在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给学生心理造成外部压力。而且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招生就业制度也发生变化。招生规模空前扩大使学生在学习的目的和动机上产生偏差，学生素质差异拉大让高分学生容易产生失落，低分学生则容易导致自卑。学生缴费上学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虽然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它既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肩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产生自卑情绪，在生活、行为、‎‎思想、情感上感到十分压抑，对前途和理想丧失信心，容易使学生产生厌世情绪。就业制度改革后，虽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但就业市场的培育和不断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出现一些与市场原则相悖的不公平现象，“人情”，“关系”等“非实力”因素在就业中起很大作用，这使得大学生自我控制出现无力。[9]而且，为了适应弹性学制、学分制、后勤社会化等改革措施，学校管理模式将走向社区化、市场化、多样化，学生在时间、空间上的自由度都空前增大，外来的或是自产的影视、书籍、报刊等不加甄别地大肆宣扬暴力、黄色、黑社会等不良形象、不良观念，一些酒吧、“网吧”、游戏厅、“洗脚屋”在学校周边比比皆是，其经营者为了谋利而泯灭良知，使自己经营的地方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场所。 三、犯罪变量模型: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库恩曾经把科学家们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做的潜在知识假设称为范式。[10]那么，将青少年犯罪原因作为研究主题，从“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青少年犯罪原因是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既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阶级的，也有经济的，既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道德、家庭等各方面，是一种“社会综合症”。那么，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这一研究主题做“潜在知识假设”既是十分复杂的，但又是开展青少年犯罪原因主题研究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应当“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并尝试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1、社会结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我们对社会系统的分析应从社会结构入手。我国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我国过去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11]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带来的“不正常的社会”(米尔顿?巴伦语)使得价值规范的连续性产生危机。爱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在《世代论》中强调，对世代问题的研究必须注重于研究年龄群 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种种关系的比较分析。[12]青少年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结构变迁，很容易对社会的主流规范体系产生怀疑。因为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社会危机、社会矛盾波及的社会群体，青少年关系网络中的人际冲突和群体冲突增多，变化着的风俗习惯和群体冲突往往导致他们选择反社会行为。所以，他们通常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教育政策改变等制度性因素影响的利益受损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下等阶层受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最大，因此，下等阶层青少年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受损反应更为敏感。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推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 2、群体亚文化引诱。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举止风范，青少年总希望自己能与成年人不分高低，并驾齐驱，他们想突出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帮派和集团。他们甚至以酗酒、花钱没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集团。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他们可以对任何人干出任何蠢事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来。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曾经说过，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要的行动都是在榜样的操纵下进行的。而青少年群体在家庭、学校中能使他们真正认同的楷模、榜样很少，他们从传播媒介中，或者从他们自己的交往圈子内寻求自己认同的对象。因此，青少年往往很难接受他人的调解，他们并不懂得妥协的社会功能。所以，他们的行动反常、荒诞、好走极端，往往以制造动乱的方式表示他们“抗拒权威”(resistance to authority)的亚文化特质。在年龄结构与社会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中，青少年阶层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角色地位、义务和权利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社会规则，多半是由成年人决定。青少年群体只能尝试着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形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担当者们的创造性难免趋于萎缩，而青少年文化的接受者们，在表面自主的文化消费行为背后，掩藏着的是作为年轻人的自发的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产业遵循者利润最大化原则，无孔不入地投其所好，开发出能够引诱青少年消费的文化产品。[13]腐朽的思想文化在转型期乘机而入，容易导致青少年“边疆价值观”(frontier values)的形成，产生个人主义和以身试法的倾向。 3、社会压力过大。根据雷克利斯的论述，社会压力包括贫穷和剥夺、冲突和倾轧、外部束缚、在社会结构中缺乏获得成功的途径的等条件。[5] [P703] “外部遏制”虽然被认为是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结构性缓冲器(structural buffer)，因为它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一致的道德状况，明确的社会角色、规范与责任，有效的社会控制，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合理的活动范围、替代性活动与“安全阀”，有助于青少年自我控制的成长，但是过度的外部遏制就会使青少年承担过分的社会压力，出现“社会反常状态”(迪尔凯姆语)，从而导致青少年的犯罪和不轨行为。美国的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也认为,犯罪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使人们处于压力状态的结果。[14] 青少年在偏重学历和过重的考试竞争的压力下，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通过学校内外所谓对抗行为或校内暴力行为等行动来发泄不满和私欲。青少年不能通过社会承认的途径取得一定的地位，于是就采取欺侮别人人等反社会行为来发泄反抗情绪，特别是低能的青少年群体。近年来聋哑人犯罪团伙的出现及不云断增加即是其体现。 4、家庭环境影响。家庭既是人的第一个生活环境，又是一个人在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规范性参照群体。一位俄裔美国社会学家O?兰格曾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做了深入调查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束缚是导致青少年反抗家庭并进而反抗社会、反抗政治的深层次原因。[15]由于家长素质低劣，言传身教不当，教育内容不协调等原因，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人格异常，容易沾染恶习，走向违法犯罪。有些父母在子女面前毫不糙饰那种过分亲呢的动作，打情骂俏、秽言秽语，经常在家里看一些黄色书籍、录相。有些好奇心强，抵抗力弱的年轻人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良知开始混灭，成为“黑色”和“黄色”诱惑的牺牲品。如果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和谐，父母经常不停顿的责骂和无休止地争吵会给子女一种不稳定的感受，使其长期处于不偷快的情绪中。家庭残缺，父母离异也会打破子女情感发展需要的平衡状态。从杜会学的观点来看，家庭是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小群体。当夫妻关系的一方因离婚或分居而从家中消失时，家庭的完整性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会给子女造成心理缺陷，在行为上表现为偏离社会所要求的正常轨道，甚至走向犯罪。 5:社会联系弱化。社会联系是赫希控制理论的核心概念。赫希认为社会联系是由“依恋”(attachment)、奉献(commitment)、卷入(involuement)和信仰(belief)四个方面组成，并指出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是在社会对个人的限制和束缚减弱或丧失时产生的，一个罪犯可以寻求理由来削弱法律和规范对自己的约束力并且使这种约束力归于无效。他还说，“不管父母的阶级地位或种族如何，少年与他们的关系越密切，实施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 [5] [P708]但许多实证研究资料表明，现代中国社会，大多青少年罪犯普遍对父母的“依恋”程度降低呈正相关关系。一些青少年，特别是学习能力较差的青少年由于受到社会消极文化的诱惑，或者在学校没有得到重视，对学校的依恋程度也大大降低，转而依恋同辈群体，产生“不良交往”(bad companions)，而与社会联系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对青少年的控制力也就减弱，容易导致青少年犯罪。再加上，城市化和都市化经常加快，人口流动时空距离拉大，使得匿名生活(大家互不相识)空前加强，青少年不太愿意将时间、精力和努力使用于传统的活动(包括接受教育和获得更高地位等)内容上。青少年利用自己松散、狭小的社会网络，难以摄取到足够的社会资本。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由于社会联系减弱而“无事可做”，这使得他们拒绝或不能担当社会所期待于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宁愿最求安逸轻松的享乐生活，而不愿卷入需要付出意志努力和身体劳作的传统活动。对他们说来，最恼火的是感到自己无事可干，因此他们彼此作弄，恶作剧，以此消遣逗乐。他们入世不深，意图从犯罪行为中探求其行动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失去了在劳动中，在业余时间内合理使用体力的机会，以致年轻人过剩的精力无法得以发泄，从而由体育活动、赌博而转入犯罪。[7] [P 664] 6、自我控制乏力。由于先天固有的或后天获得的障碍、精神缺陷、个人混乱(personal disorganization)和无知等形成。德国犯罪学家亨蒂希(Hans von Hentig)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一书中指出，身体缺陷和残疾是引起犯罪的重要变量。青少年因为身体缺陷和残疾，在学习、就业、生活各方面产生极大困难，这些困难又会造成个人混乱，容易引起犯罪。精神缺陷或者精神障碍由于无力进行自我控制，也容 易实施反社会行为。而且青少年因为年幼无知，缺乏识别能力，容易自我失控走向犯罪深渊。 7、内部推力消极。这里借用了雷克利斯关于“内部推力”的概念，主要包括驱力、动机、挫折、不安、失望、反抗欲望、敌意和自卑感等。[5] [P703]这与青少年的内在需要，包括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需要密切联系。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今天，青少年在学习、生活或工作等方面因为某种需要没有或者不能从社会得到满足和获取时，受到某种来自社会、家庭、同辈群体或他人的挫折或刺激时，其驱力、动机、挫折、不安、失望、反抗欲望、敌意和自卑感就会走向消极的一面，青少年就会不顾社会准则和群体规范的约束，出现转型时期行为越轨与违法犯罪行为。 8、社会化缺陷。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天生的犯罪人是没有的。大多数犯罪都是 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偏离和缺陷所致。个人社会化既包括社会规范的教因为 化过程，也包括个人主观接受的过程。这里的社会化主体涉及到学校和社会两个层面。在学校，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加速度进行，错误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使得一些青少年只重知识，忽视品德培养和思想教育，只能听表扬和赞赏，不能听批评和劝告，只能接受成功的喜悦，经不起失败的挫折。另根据调查，不少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是学校里学习成绩差或品行不良的后进生，甚至可能是二者兼有的“双差生”。[16]而一些学校却漠视学生流失这一社会现象，采取“有了太多，没了最好”的态度。这样就使得青少年过早脱离学校，往往分不清是非善恶，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社会化过程被中断，形成社会化缺陷。在社会方面，一些青少年所接受的价值规范与准备遵循的价值规范存在“剪刀差”，加上其自身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不信任官方宣传，往往以非官方信息资源为主导，据此建立自己的价值定向和法律观念，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不自觉地选择了反社会行为模式，社会化缺陷充分暴露。 如果A是社会结构变迁，B是群体亚文化引诱，C是社会压力过大，D是家庭环境影响，E是社会联系弱化，F 是自我控制乏力，G是内部推力消极，H是社会化缺陷，青少年犯罪(设为Y)是这八个变量的 函 关于工期滞后的函关于工程严重滞后的函关于工程进度滞后的回复函关于征求同志党风廉政意见的函关于征求廉洁自律情况的复函 数(F，function)，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八因素”犯罪变量的函数表达式:[17] Y=(F)，A，B，C，D，E，F，G，H 而且，“八因素”呈现出层次性，包括宏观社会(设为I)、中观群体(设为J)、微观个体(设为K)三层面，各因素之间综合互动，相互作用，形成青少年犯罪原因系统，构成我国转型期青少年 “三层面八因素” 犯罪变量模型。 在上面示意图中，社会压力过大(C)是对青少年群体而言，主要从青少年受社会压力过大驱使而犯罪的角度分析，包含社会对青少年群体造成的特殊压力，不是从宏观社会层面，而是从中观群体层面考虑，因此处于群体中观层面。另外社会化虽然是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互动过程，而且自始至终贯穿人的一生，但从内因与外因的辨证关系看，青少年社会化缺陷(H)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青少年自身，因此，笔者以为应当将社会化缺陷归于微观个体层面更合符唯物辨证法。从示意图分析，对在任何一次具体的青少年犯罪行为，不管是显性或隐性的，其发生都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每一个变量都起作用，只是一个或者几个在起作用，而且在不同的青少年犯罪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等同。这说明青少年犯罪是多 因素促成的社会‎‎消极现象，我们在研究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时应考虑各层面、各因素综合互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晓秦，赵国玲:当代中国的犯罪与治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390页。 [2] 人类学家对边缘问题与社会性“危险”的讨论。见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纯洁与危险》(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公司，伦敦，1966年)与《各种自然的象征》。(凡塔基出版公司，纽约，1970年)，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著《仪式的过程》(阿尔汀出版公司，芝加哥，1969年)。 [3] 戴宜生:中国青少年犯罪情况概述[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4). [4]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贾春增 董天民等译:《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5] 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M]，北京，1997年版，第695-714页。 [6] 刘强:美国犯罪学研究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7][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吴鑫涛，马君玉译: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8] 杨廷文，袁梅:大学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措施[J]，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5)。 [9] 刘应君，杨美新:大学生心理素质堪忧的原因及对策思考[J]，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第68-69页。 [10]参见[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64页。 [11]孙立平，社会的断裂[J]，载许知远主编，《评论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第111页。 [12]S.N.Eisenstadt,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ge Groups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Collier-Macmillan, 1956。 [13]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4]Merton，Robert K.1968.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Enlarged ed.New York:Free Press.pp.185-248. [15]O.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16]高汉声:犯罪心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17]参照了美国犯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森(David Abrahamsen)的犯罪行为公式。 [作者简介]刘应君(1971-)，男，苗族，湖南邵东人，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犯罪社会学研究;秦国文(1967—)，男，汉族，江西南昌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来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02 赫希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联系，他认为人性本是非道德的动物。他认为，人类要是不受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环境的陶冶与教养，便会自然倾向犯罪。赫希把社会联系分为四大要素，其中的依附要素(Attachment)是指只有到一个人内化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后才能成为道德的人，而赫希进一步认为，社会规范的内化，良心和超我的建立，其实质在于个人对他人的依附。而这些“他人”包括父母、家庭，学校，师生以及同龄人，个人与这些对象之间的依附程度将会体现出人越轨甚至犯罪的可能性。 雷克利斯的遏止理论在于用社会控制的机制与强弱来分析越轨的原因。他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存在着两种控制系统: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同时，他提出四个基本概念:外部压力;外部遏止;内部遏止，内部推力。这四种因素是从“自我”中派生出来的不同层次。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力促使产生越轨行为，而外部遏止和内部遏止则阻止、中和、抵制个人产生越轨行为。所以越轨和犯罪的可能就源于两种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