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寻找中共“一大”诞生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直接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同志。姚溱(1921―1966)笔名丁静､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等，江苏南通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刊《大众周刊》编辑。1942年进入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新华通讯社华中二分社记者､华中总分社编辑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沪，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地下党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主编《消息》三日刊，参加《文萃》的编辑工作。曾用“秦上校”等笔名在苏商《时代日报》上连续刊出几十篇《半周时事述评》，剖析解放战争形势，传播人民解放军战绩，著称一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科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北京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6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4月获平反。 姚溱在接到任务后，他先给沈之瑜打了个电话，沈之瑜当时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曾用名茹茄､鲁楷，浙江杭州人，他的胞妹茹志鹃是著名作家。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参加革命时，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弟､妹妹们受到牵连，于是改姓“沈”，后来他的子女也都姓了沈。他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40年5月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建国前曾任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滨海报》编辑､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副处长､处长，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和名誉馆长､研究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沈之瑜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这里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这里办公。见到姚溱，知道来意后，沈之瑜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十分熟悉。他连忙问姚溱:“有什么线索吗,”姚溱赶忙答道:“听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会。”沈之瑜听后双眉紧锁，说:“法租界范围也太大了，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悠长的淮海路就横贯法租界。” 从周佛海家人身上寻找线索 “一大”召开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看到沈之瑜焦急的样子，姚溱忙笑着安慰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提供一把‘钥匙’，我让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带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沈之瑜颇为惊奇地问:“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姚溱赶紧说道:“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扬帆又是怎样知道周佛海老婆下落的呢,话还得从头讲起。扬帆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要举行婚礼时，扬帆以项英的名义向中央发去电报，申明“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在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曾改名祖逵､之友，祖籍湖南沅陵。当年，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于1922年10月20日在日本鹿儿岛生下了周幼海。周幼海6岁就读于上海比德小学(今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抗战爆发后，他随母迁至香港，就读于岭南中学。后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在校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将这3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使他深感耻辱，他曾在校刊上著文表明自己的爱国赤诚。在他心灵深受煎熬之际，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同学给他指点迷津，秘密地将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借给他阅读，使他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其父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认识到走什么道路决定于自己。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伪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被释放，7月到上海，由田云樵介绍到淮阴中共华东分局联络部。8月2日，经扬帆､何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旋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由于他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不时会把重要情报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给田云樵，并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他还竭尽全力，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有大条(旧秤10两)黄金12根､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又将分家产所得1万美元全部上交组织。1955年，他因潘(汉年)扬(帆)冤案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在上海徐汇区京华化工厂“监督劳动”，住厂里集体宿舍。“文革”中，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75年，再度到京华化工厂“管制劳动”。1983年获平反昭雪，1985年7月24日病逝。由他口述，经人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整理的著作有《周佛海末日记》。 周幼海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父亲周佛海生前写过不少纪实性的文章，在他的《往矣集》一书中，提及过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真实情形。 听姚溱如此这么一说，沈之瑜和负责这项工作的另外一位同志杨重光都十分高兴。 沈之瑜兴奋地直奔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以汉奸罪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因此被查禁。沈之瑜拿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费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往矣集》这本书。 在书中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周佛海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接到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曾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 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周佛海在这段文字中讲到了“一大”外地代表住宿的地方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方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位于法租界，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1943年，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第二天，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要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后，赶忙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100字ppt自我介绍模板入职应聘自我介绍模板职场自我介绍医院面试自我介绍 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扬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杨淑慧出身于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仍，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里，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后来发展到向杨淑慧求婚的地步。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地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向南昌路走去。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2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的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上海市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来曾经改名蒲柏路，是今上海太仓路)。1932年这所学校便从上海教育局的文件中消失了。 如愿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亲自前往太仓路寻访住在此处时间最长的老居民，在这些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悟来办。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 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经过的一栋栋建筑物。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印象中的环境是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的路两旁全是房子。一连数日，杨淑慧焦急地不断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可虽经努力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接着，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1914年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1943年改名兴业路(以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4块床板大的“酱”字。杨淑慧反复观察后还是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就亲自前往进行调查。 最后，还是那家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告诉了沈之瑜，老板叫董正昌，以卖酱油､酒､醋､盐等谋生。他说:“在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 ､106号､108号。” 100号､102号､104号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专门生产挂面，106号的外墙也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看了照片后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并不停的说“就是这里……” 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认为中共“一大”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