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未来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的中国路径

     城市未来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的中国路径                  美国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核心人物帕克认为：“社区发展过程的总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综合到专门化。”…城市社区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正处在社会结构变迁急剧转换的过程中，这个社会变迁表现为七种变迁转型形式：一是传统行政体制管理下的社区向社区自治型转型；二是传统农村社会关系向城市社会关系转型；三是单位单一居民型向社会居民混合型转型；四是传统街区里巷型向立体街区转型；五是从传统居住型社区向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多功能社区转型；六是单位型社区向完全型社区转型；七是城市社区中多数人正在从单位人向社区人（市场经济的经济独立人）转型。这七种社区结构转型关系是当代中国社区变迁的主体表现形式，其中社区中“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型，是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转型本质表现，而这一本质表现的外在形式就是城市社区分化与变异。这种社会分化的发展中，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社区模式管理与营造愈发显得重要，也就是说，和谐社区的建设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一、社区的异化：共同体意识的消亡和解构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空间单元，是公民自治的基础、草根民主的溯源。人类社会发展的社区理想源于传统社会的饱含人情脉络和亲密联系的共同体意识，而现代社会的契约理性和法律意志对共同体意识有着无可奈何的消磨作用，甚至引发了以社区“文化堕距”②为典型代表的社区发展危机。公民社会的潮流为社区的未来转向提供了一种积极的选择：将未来社区打造成为连缀“公”“私”之间断裂的过渡和制衡领域，重构未来时区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一）共同体意识：社区的精神内核社会类型意义上的“社区”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对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所作的理想类型区分。滕尼斯认为，“社区”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人类共同体。它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其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而“社会”则总是和劳动分工以及法理性的契约联系在一起，其外延包括人口异质性特征鲜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城市社会群体。③换言之，社区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表征，其共同体意识强调情感的自然的意志支配，不同类型的社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中国为例。中国传统的社区形态强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④的共同体理想，渗透着浓重的人情味。中国古代社区管理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无论是肇始于先秦鼎盛于隋唐的城市基层管理制度里坊制⑤，还是宋代出现于乡村明后期开始作用于城市的保甲制，从空间形态⑥和管理制度⑦上都带有显著的共同体色彩，联众制衡，血浓于水。这是历史赋予人类的社区理念和社区精神，是过去社区应当成为的样子，是人类社区过去的影像。（二）社区“文化堕距”的产生和表现：共同体意识的消亡随着社会分工的介入和契约关系的规制，传统社区的概念和理念产生动摇，个性被放大，共性被淡化，批量生产的不仅是现代社区形态，也包含现代社区意识一一冷漠、疏离和区隔。我国社区发展正处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的转型阶段。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冲击下，以理性、功利为基础的现代社区建设不仅遭遇全球意义层面普遍性的社区失落，也更不得不面临中国转向所带来的困扰和隐忧。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夹缝中，中国社区的共同体意识逐步没落甚至趋于消亡，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就是社区“文化堕距”的产生和加剧。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堕距，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1923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指的“物质条件已经改变，但与旧的物质条件相适应文化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⑧。社区“文化堕距”指的是社区结构形态转变的先导性与社区管理制度改变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政府的社区制度供给与居民的社区制度需求的非一致；社区制度变迁的路径偏差；社区自治的空场和缺席；社区形象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社区的不自由和去个性；社区人才的结构性空洞等。（三）公民社会：社区的未来转向公民社会是处于传统“公”“私”二元对立关系之间的缓冲领域，强调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公民社会(ciVil-societ,y)-词本身就充分彰显了其围绕共享的价值、目的和利益的集体性质和共同性质，而社区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最为基础的表现形式，充当着个人特殊利益和群体共同利益的有效涵容和协调机制。如果说，传统社区偏向于“公”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侧重于“私”的利益区分，那公民社会的一个突出贡献茌于，试图冲破传统社区和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连缀“公”“私”之间的断裂领域。这是，也应当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社区理想！二、社区照顾：重构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中国路径“传统社区一现代社会一公民社会”的社区发展模式路径启发我们寻找适合中国的社区发展道路。1986年，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提出实施社区服务的构想和措施，首次将“社区”的概念引入基层管理。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借鉴国外“社区发展”的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⑩随之全国各地广泛开始了社区管理的实验和探索，收获了兼具时代烙印和地方特征的社会主义中国社区管理新模式。这些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相对成熟的福利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宏观大背景下逐步摸索的成果一一它们既是对未来中国理想社区图景的展望和希冀，也是对现实中国部分遗留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选择性妥协和暂时性搁置，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些模式包括以社区服务为龙头提升社区功能，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治安、社区文化和社区保障五位一体的“青岛模式”；以党政的社会管理中心向地方转移，街道为社区功能单位推进社区发展的“上海模式”；以模仿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关系，完善社区自治的组织构建的“沈阳模式”；以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功能与社区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江汉模式”；以不设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委员会直接在区级政府的指导下开展自治管理的“百步亭模式”等。⑩比较上述相对早期的社区建设和管理探索，可以发现，南京建邺区提出了一套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建邺模式”，选择性吸纳了前者的既有成果，汲取其精华，在科学发展观及创造和谐思想指导下，充分借鉴国外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本土实际状况，在强化社区党委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提出“资源向下，民心向上，民主向前”的改革思路，为未来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型贡献了一条可能的中国路径。而疏通并实现这条路径的可能，其基本经验是以“一委（办）、一居、一站”（社区党委、社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服务站）搭建社区组织新架构，以“三会一站”（社情民意建言会、社区工作联席会、社区事务评议会和温馨家园服务站）建立党建工作新机制，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及政策等社区公共资源和管理服务体系的重心下移，辅以“四位一体”的考核和“统、议、行、评”的社区运行机制，使社区党委真正成为社区工作的“主心骨”，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群众的“代言人”，社区管理服务站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的“服务员”，社区群众成为改革的受益者。⑧中国的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从“社区发展”到“社区建设”的阶段过程，建邺模式的提出在于倡导更加人性、民主、亲情、草根的“社区照顾”理念，将相互制衡组织架构作为社区照顾的保障，全面福利资源下沉作为社区照顾的策略，多重考核运行机制作为社区照顾的反馈，打造全程式、全员型的社区照顾理念。具体来说，建邺区至少为我们贡献了八个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经验。（一）“小政府，大社会，强社区”——中国本土化社区类型的创新社区是国家管理的基础，社会控制的节点，是城市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和聚集点。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制度的持续变革，使得居民身份由“单位人”向“社区人”加速转变，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愈发密切，政府的部分管理职能、行政职能、服务职能顺势剥离并向社区转移，政府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主导逐步过渡到引导。政府的适度退隐呼唤社会的涵容性和协调度，其最基础的立足点是拥有自组织能力的强大的社区实体和社区管理制度。建邺模式之所以值得推广的一点在于，其灵敏地觉察到中国社会城市社区角色和功能的未来定位和方向，并将这一积极的发展趋势融入到社区建设的改革中。（二）强化党组织的核心作用——社区建设基本前提和基础的创新党组织功能转化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功能弱化或者不作为。社区始终是党和政府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前提。建邺区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坚持强化社区党委，突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依靠三方面的措施予以实现：社区党建组织全覆盖、社区党委工作统筹领导和社区党委维稳直接参与。通过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合理性，弱化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强制性，建邺模式实践着由政府直接参与、推动社区建设向宏观引导、协助社区建设，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居民自治型模式转变。（三）倡导社区民主和自治——群众权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机制的创新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层面实际上存在着两块相对独立的业务，一是居民自治，强调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二是政府下派的行政任务，强调上行下效和有序执行。然而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这两项业务是掺杂在一起的，由社区居委会一并承担，其导致的致命问题在于居委会被时刻淹没在政府层层下派的大量行政性事务中，无暇顾及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服务需求和参与诉求，更无法从议行合一的体制中体现居委会的监督。建邺模式尝试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站分设”格局，剥离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务，交由管理服务站统一负责，使居委会回归为社区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突出的意义在于，突破旧有的社区行政生态，适当调整党和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推进社区的自我治理，重新建构社区党组织引导下的群众权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机制一一“政府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调整在释放居民自我管理意愿的同时，培育了居民有序参与的公众精神，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培育贡献“底层智慧”。（四）公共资源下沉——执政党地位的提升中国城市基层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特征：一是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向政府一公民社会的多元社区治理体制，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改革成为政府与社区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⑥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在明确区分 工作职责 党支部工作制度和职责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工作职责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财务部工作职责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责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扰：行政职能的剥离上交，使得城市管理体制下的许多权力、经费和资源被政府也一并收回，社区服务工作面临着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的尴尬局面。对此，上海提出将资源和公共服务的载体向街道一级汇聚的改革思路，其优势在于完善了资源的整合度和调配度，却在客观上弱化了下属社区的自主权和自治力。“建邺模式”以创新的方式，把公共服务的资源下沉到居委会、管理服务站，配合人事制度的“街道大科制”改革，拨发专项社区管理服务经费，使社区成为一级单位和直接执行者，增加社区的自主性和决策力，最大可能地保证公共服务的便捷、准确和保障的充分，有效地提升了执政党的威望和地位。（五）改变社区制度的供给模式——社区发展内源性动力的创新建邺模式致力于改变社区制度的供给模式，即由外源式的政府供给转变为内源式的自我生成。从社区需求出发，鼓励社区居民充分参与，扶持、引导社区内外各非赢利组织的协作共生，探索并确立社区适宜的制度模式一一包括社区组织制度、社区资源整合制度、社区利益调整制度、社区保障制度、社区行政制度、社区公共财政管理制度以及各种社区行为规范等一一实现社区从冲突到秩序的生态转换。同时，将社区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以打造社区商业街等小斑块经济带，构成区域商业的“社区核”覆盖，争取内源性自增长的区域经济支撑。（六）关注弱势群体——社会发展基础的稳定城市社区作为民意表达和申诉的前沿地带，在调节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关系，化解不同类型缘由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运行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建邺模式通过社区管理服务站，立足民生，全面提升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据相关统计，与改革前相比，区域信访总量下降68%，群众性问题数量下降61%，改革为区域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建邺模式在疏导民众积怨、协调社会矛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国外社会以宗教作为稳定民心、平息怨恨的主要工具时，社区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信仰的力量，将可能衍生并蔓延的不满和诉讼在社区层面疏导并解决，起到维扩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的功用。（七）社区文化品质——社区心理归宿感的构建通过建构以“三会一站”、“社区活动日”等为代表的制度文化，以“新市民”支援中心、邻里互助中心等为代表的组织文化，以“百万彩虹活动计划”为代表的活动文化，以“数字社区”为代表的信息文化，以“三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一评议”为核心的“四位一体”的考核文化等文化子系统，“建邺模式”致力于创造并创新社区文化的现代性意义。其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将社区文化作为持续性的、系统性的事业予以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经营和评测、改制，去伪存真，使得良性的社区文化得以传承并发扬，使得整个社区文化系统能够成长成为一个有推广价值和意义的标杆案例。（八）社区价值再造——构建社区更新的“循环连续系统”从社区的整体价值及其与地方区域的关系方面而言，“建邺模式”的价值可以概况为社会管理的细节性渗透和深层次梳理，即从政府再造延伸到社区再造，从城市更新深入到社区更新。构建社区再造的完整价值链，包含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社区文化的特色培植、社区制度的系统调整、社区流程的重新设计、社区公民的新生打造等方面，从而达到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组织、制度、政治等多方面的和谐共融。而所谓的社区更新的循环连续系统，要求以社区管理改革的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带动社区物质、空间、环境、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更新，使得社区发展为可持续的循环型示范社区。三、从亚社区到完全社区：城市的理想和远见有学者用“亚社区”来指称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管理地区社会的一种模式⑤，是相对于完全性社区的不成熟的社区形态。亚社区的价值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社区角色混淆不清，服务功能萎缩或偏移，组织机制发育不良，居民自治参与缺席，单一行政化和政府导向，公共空间的贫瘠和单薄，社区的内在价值被严重低估等。（一）完全型社区：建邺模式的再提升目标和空间“建邺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亚社区”概念，在重构社区共同体意识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建邺模式”的再提升目标应当是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关怀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型社区。一般而言，完全意义上的社区⑧包括：首先是社区中的人一一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群体；其次是区位空间，特别是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文区位价值，包括位置、地势、资源、气候、动植物和交通等；三是制度与结构所形成的文化，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存在形式，包括制度形式、生活方式等；四是心理归属感，社区居民具有共同地域观念、乡土观念或认同感；五是互动，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及社区内部的有形和无形的交往等；六特定的人工物质环境和景观，包括特定的社会空间、象征物等。比照“建邺模式”业已取得的成果，其再提升空间可以首先在以下七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制度模式，有针对性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随着城市居民住宅的商品化、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型社区内业主委员会的维权组织和日常活动，日益挑战着居民委员会的社区治理结构，一个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的关系。二是充分引入社区中介组织和民间服务组织的力量，有效规避管理服务站机构膨胀和居委会边缘化的弊端。三是创造独立的并且有特色的社区人格，并将其作为社区的特色竞争力予以培育。四是打造真正有幸福感的宜居社区，明确人是社区的主体，强化社区照顾、社区扶持、社区归属等以民生为本的工作重点。五是发展独特的社区资本，包括社区制度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关系网络资本等，构建自发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六是加速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队伍，完善社区服务的广度、深度和针对度。七是坚持鼓励和扶持居民自治和居民参与，培育泛社区的居民参与理念和自治模式。（二）从完全型社区到循环型社会：建邺模式作为“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和意义“建邺模式”应当不仅仅作为单一社区层面的经验予以复制和推广，而该作为“城市文化资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型社区的理念更应当扩充成为循环型社会发展模式，强调自组织、自协调、自循环的大社区管理模式。城市作为更高层面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够在更广泛的地域内整合调度资源，能够衍生更丰富内涵的文化生产场域，能够包容更多元取向的利益诉求机制，能够通达更连贯复杂的城市价值链运作。“建邺模式”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社区建设创新路径，对城市的贡献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机能的参考，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社区模式的创新：以人为本，以社区照顾为要，以社区幸福为目标！这些是公民社会的精髓所在。说明：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化发展战略》（课题项目批准号：05JZD0038）阶段性成果之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