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新方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

     货币政策新方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                  一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背景[1]反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targetingframework）是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率先采取的一种货币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根据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时，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时，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内或非常接近目标时，货币政策倾向或姿态（monetarypolicystance）则可以保持不变。在实践中，货币当局所钉住的通货膨胀指标分为“标题通货膨胀”（Headlineinflation）和“基底通货膨胀”（Underlyinginflation）。前者为由独立于货币当局的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物价上升指数，如“消费者物价指数”或“零售物价指数”等；后者指对“标题通货膨胀”指标进行加工整理后的、不反映货币或财政政策改变直接效应的物价上升指数，例如不包括住房分期贷款利息支付（Mortgageinterestpayments）的零售物价指数。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的统计，从1990～1994年，先后有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澳大利亚、西班牙7国的货币当局公开宣布了反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Debelle1996）。另据报道，以色列自1991年起也实行了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和南非在1996年分别宣布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上述这些国家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有两个突出的背景。一是货币政策转变前存在严重通货膨胀。例如最早于1990年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西兰，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79～1988年平均通货膨胀率（按GDP缩减指数计算）高达13.1%，两倍于同期内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6.6%）。另一个晚近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西班牙，其通货膨胀率在1990～1993年期间为4.3%～7.3%，不仅高于同期内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2.8%～4.5%），也高于西班牙为其成员国的欧洲共同体的平均水平（3.6%～5.5%）。另一个突出背景是：不少国家是在对外汇率稳定政策失败后才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目标制。例如英国。该国1990年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RateMechanism，简称ERM），1992年9月便遭遇英镑危机，被迫退出ERM，让英镑浮动。在预见到国内通货膨胀可能随汇率浮动而爬升后，英国政府于1992年10月宣布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旨在切断浮动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再如瑞典和芬兰，它们近年来虽然一直是ERM的成员国，但其汇率平价时常受到波动威胁，转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有助于经济稳定和汇率稳定。墨西哥和南非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也分别在1994年底和1996年初受到汇率冲击之后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向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第二个背景（固定汇率制的崩溃或货币当局稳定汇率努力的失败）实际上与第一个背景（事实上的严重通货膨胀）有相同的含义：通货膨胀爬升的威胁。一项关于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13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经济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1990年，实行钉住汇率制经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世界平均通货膨胀率低1.1个百分点，实行浮动汇率制经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比世界平均通货膨胀率高7.2个百分点（Ghosh，1995）。如果这种相关关系成立，人们自然会预料在固定汇率制的崩溃或货币当局稳定汇率努力的失败后，通货膨胀将爬升或严重通货膨胀可能出现。二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依据统而言之，各国采用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压力，防止通货膨胀爬升。因此，这里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稳定的物价水平或低通货膨胀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或至少无损于经济增长？在国际经济学界，这个问题可以说曾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即从长远角度来看，物价稳定或低通货膨胀不仅无损于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促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保障（因为追求长期收益的行为在物价稳定的环境中会得到较多的鼓励，而在通货膨胀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倾向于短期化，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或者说存在过的）分歧主要针对短期关系而言。简言之，这就是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关于工资增长率或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交替关系的几何概括）性质和功用的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承认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存在，一个逻辑结论是政府及其货币当局会受到诱惑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会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如果物价上升速度快于工资增加速度，实际工资会随之下降；实际工资降后，企业便会增加用工需求，从而促使就业增加和失业率下降。但是，如果政府货币政策的这种倾向成为惯常行为，生活在现实经济中的人们不免会加快自身调整价格的行为——企业频繁加价，劳工频繁提出加薪要求。一旦这些价格调整行为的速度与政府货币政策调整的速度相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消失了：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变成了一条垂直线——物价上涨与就业总量之间不再有任何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对货币当局来说，这就无异于提出了一个难题：面对在短期内和低通货膨胀水平上可能存在的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却不能去有效地加以利用，因为任何这样的企图会使得该曲线所表示的就业和物价变动的交替关系消失，从而无从利用。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是货币当局树立起坚持原则的良好声誉——使公众相信货币当局至少不会一遇外来冲击时就宽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在真正遇到严重外来冲击时可以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姿态，缓和对就业及其增长的压力。与传统的、反周期的货币扩张不同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姿态调整是在一个事先让社会各界所了解的幅度范围内进行，从而不至于引起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显著改变。这样，货币当局既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有所利用，又避免了其效力迅速衰减的窘境。货币当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使货币政策姿态的调整与取得公众的继续信任这两者之间不发生矛盾，也就是让公众继续相信货币当局的调整措施是在货币当局已经做出的承诺范围之内。这正是反通货膨胀目标（区）制的意义所在。在理论上从这一角度对反通货膨胀目标给予了较清楚阐述的是格林（Green，1996）。在其所阐述的模型中使用了随20世纪70年代合理预期假说流行而出现的“卢卡斯供给函数”（LucasSupplyFunction），同时又采用了80年代末以来“新凯恩斯经济学”（NeoKeynesianEconomics）所乐于提倡的复性货币政策规则，因此可以将这一模型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综合——一个超越“学派”、具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综合。下面我们结合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些新进展对该模型做一简要解释。该理论模型从“社会亏损函数”（sociallossfunction）出发。社会亏损函数的含义是：每个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中存在着理想的（或者说自然的、均衡的）产出增长水平和物价上涨率；任何实际产出增长和物价上涨水平与理想水平的偏离便是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即社会亏损。用公式来表示，这就是：L＝（π-π*）＋λ（y-y*）（1）式中，π和y分别代表物价上涨率和产出增长率，带星号*者指理想水平，不带此符号者为实际水平，两者之差即为该社会或者由于物价水平波动或者由于产出水平波动带来的亏损。在产出水平波动之前的符号λ表示社会对产出波动价值评价的权数：该数值越大，表示社会越看重产出波动（亦即相对看轻物价波动）。一个社会经济的目的是要使社会亏损函数L极小化，即让π与π*的差别和y与y*的差别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政府有能力直接决定π和y，干脆就可以分别命令π＝π*和y＝y*。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政府有这样的能力（即使在计划经济模式中，政府也只能在短期中对π和y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当局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函数（当然，这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函数，因为我们在这里关心的只是一个宏观经济如何在政府干预下迅速达到或恢复原有均衡的问题）。如果认为宏观经济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构成，以及总需求一面可以通过政府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因为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看做总需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影响总物价水平的一个重要变量），那么上述目标函数就应受到总供给函数的制约。按照定义，社会总供给函数是现实经济中企业和居民在给定的物价水平和物价结构下意愿供给的总产出（由总量生产函数所决定，一定的总产出总是对应于一定的总就业水平或失业率）。在格林（Green，1996）的讨论中，社会总供给函数是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来表示的，其形式为：y＝（π-πe）-ε（2）从字面上看，这里y仍是实际产出增长水平，并且受到物价水平变动和预期通货膨胀率（πe）的影响；是随机变量，又可说是外来供给冲击变量（它的具体含义下面还将要详说）；这个变量取负号，表示它对产出的影响是消极的。在继续解释这个模型之前，有必要指出公式（2）实质上是通常所说的“卢卡斯供给函数”，尽管刚才还称它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其实，卢卡斯供给函数就是卢卡斯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其含义是：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任何价格水平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实际产出（菲利普斯曲线在此时为一条垂直线）；只有在预期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时，总产出会得到增加，因为只有在此时实际工资可能下降，从而引起企业对劳工需求的增加（菲利普斯曲线在此时为一条负斜率线）；在一个信息化和科学普及（包括经济学普及）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和居民（包括劳工）对各种有关的经济变量（例如价格和工资等）的变动趋势总是会形成有依据的预期（合理预期），这种预期虽然不一定在每一时期中都与经济变量的实际变动完全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是微小的、误差性的。在这个意义上，（π-πe）可以说是“意外通货膨胀”，即人们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由于这种“意外通货膨胀”不可能持续地在经济生活中发生，它所伴随的随机变量在统计上就具有时序上的不连贯性（serialindependence）。另一方面，的存在也说明“意外通货膨胀”的存在，不过是进一步界定了这种“意外通货膨胀”的偶然性和时序上的杂乱性。顺便说一下，按合理预期假说，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如公式（3）所示：πe＝Et-1（π）（3）这个公式的含义是：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在前一时期末形成的，它具有理性的和无偏见的特点。换言之，从大数定理和长期目光来看，企业和居民部门如此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会等于实际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差距完全由意外事件所致，而意外事件不可能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和（或）在相同的程度上重复发生。最后，为使该模型具有政策意义，有必要引入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简单地说，这就是把实际通货膨胀看做完全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而货币供给量的增减由货币当局根据一定程序（或说公式）来确定。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货币当局会选择一定的“基底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从而决定实际通货膨胀；外来冲击（）出现时，货币当局也可以对之做出反应。简言之，货币政策由两部分组成，实际通货膨胀也就由这两部分组成：π＝a＋bε（4）式中，a是货币当局认可的基底通货膨胀率，b是货币当局对外来冲击做出的货币政策反应性调整的参数。很明显，这是一个复数货币政策规则，不同于货币主义所提倡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按“常数货币政策规则”，公式（4）中b＝0：货币当局对外来冲击不做出任何反应，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及实际通货膨胀率由常数a决定。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公式（4）也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方针，而是一种“基于既定规则的政策方式”（Rules-basedpolicyapproach）。这里的关键是，货币当局将货币政策目标置于基底通货膨胀率基础上，同时，对随机冲击因素的反应性调整也是按照事前公布的、亦为公众所了解的方式进行的。因此，企业和居民部门对货币当局可存有充分信任，其通货膨胀预期也就会采用为货币当局所采用的基底通货膨胀（a）。换言之，货币当局借此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通货膨胀预期“内在化了”（internalized），无须再考虑它对随机冲击因素的反应会引起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能够得出它的优化政策规则（Optimalpolicyrule）。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是：设定了πe＝a后，将公式（2）、（3）、（4）代入公式（1），分别对a和b取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求出a和b的解值，然后将它们代入公式（4），即可得到：π＝π*＋［λ/（1＋λ）］ε（5）这个表达式的意义是：如果没有随机冲击，优化的货币政策会将实际通货膨胀（π）置于理想通货膨胀率（π*），此时，物价和产出增长都不发生波动，社会亏损函数极小化为零；如果发生外来冲击后，货币政策可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冲销随机因素的效应；此时，虽然物价水平由于货币政策调整出现了波动，但这一波动正好抵消来自产出增长方面的波动，整个社会亏损函数仍然极小化为零。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调整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对产出波动的评价权数（或者说偏好程度）：λ值越高，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就越大，反之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就越小。以上是关于承诺制货币政策（Monetarypolicywithcommitments）下的政策效应分析。这个分析显然适用于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这一政策机制可以包容货币当局对基底通货膨胀率（a）的确认并使之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在上述事例中即πe＝a）。但是，如果货币当局曾在一段时期中实行过“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policies），意即货币政策调整不受事先设定的规则的限制，从而缺少公众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将不再是货币当局拟定的基底通货膨胀率a或理想的通货膨胀率π*，而是要参考货币当局的反应行为。换言之，货币当局不再能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内在化了，尽管它知道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按照类似于上面的推导过程，对于“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来说，优化的政策规则结果是：π＝π*＋λy*＋［λ/（1＋λ）］ε（6）可以看到，在公式（6）中包含一个新要素λy*，它被称之为“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bias）。它的引入抬高了实际通货膨胀率，也使得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对产出增长不再发生有效作用。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货币当局在卢卡斯供给函数（或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下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要在上面所描述的框架里解决这个难题，一个办法就是实行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将货币当局的目标通货膨胀率设定在一定水平上，即：πb＝π*-λy*（7）πb就是货币当局设定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并且得到政府的认可。随着这种设定，公式（6）就改变为：π＝πb＋2λy*＋［λ/（1＋λ）］ε（8）不难看出，公式（8）的结果与公式（5）实际上是一样的，即实际通货膨胀率仍然等于社会理想的通货膨胀率再加上一个随机干扰项（或准确地说，对随机干扰的应付），社会亏损函数在此时依然极小化为零。这就是说，即使货币政策曾有“相机决策”的名声，公众对货币当局的信任程度不够充分，实行反通货膨胀目标制仍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偏差”的效应，最终促使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得到扭转。当然，反通货膨胀目标制要取得这样的理想效果，仍应当向承诺制的货币政策转变。三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到此为止，我们依据格林（1996）解释了目前在一些国家流行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基础。从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来看，这个理论模式显然是一个新综合：采用了合理预期假说，又不囿于货币主义的“常数货币政策规则”；保留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复数货币政策规则”，又抛弃了其“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据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的大争论现在已开始转化为政策规则上的共识，学术争鸣结出了实践硕果。从思想渊源上说，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相机决策”政策方式与教科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流行的IS-LM模型有密切关系。那个模型教导人们说，在IS曲线受冲击时可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促使LM曲线下移来恢复均衡，在LM曲线受冲击时可通过调整财政政策促使IS曲线上移来恢复均衡；在货币需求毫无弹性时货币政策十分有效，在货币需求弹性无限时财政政策十分有效；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及工具的选择可根据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相机决策”。当代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IS-LM模型有许多缺陷，过于简单，难以在变化了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指导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例如，IS曲线和LM曲线两者皆围绕总需求的决定问题，过去却一度被误认为是决定总产出——决定均衡总产出还必须有总供给一面，而这正是IS-LM模型所忽略的关键之处。而且，IS-LM模型本身并不区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更不用说讨论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问题了），隐含地假定价格刚性（熟悉现代宏观经济学争论者都知道价格刚性是一个比工资刚性或工资黏性更加强烈的假定，即假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能或不肯调整产品价格），对预期形成机制的作用考虑甚少。由于这些缺陷，基于简化的IS-LM模型的结论就容易走样，造成偏误。由此而论，前述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模型明确考虑到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及其交互作用，放松了关于价格和工资刚性的假定，不能不说在学术上是一个进步。另一方面，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基础通过对预期形成机制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以及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区别。如前所述，如果货币当局不能通过自身的名誉“内在化”公众的预期，公众预期对货币政策姿态改变的反应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公众预期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降低短期利率会促使长期利率也下降；但在公众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降低短期利率不仅不会影响长期利率，甚至可能伴随长期利率的上升（这里的一个区分是：短期利率主要受货币当局行为影响，长期利率则主要由资本市场上的供求决定，从而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实际经济中，企业的投资行为主要取决于长期利率，居民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而不是各种储蓄资产种类之间）的决策也主要受长期利率的影响——当然，两者都要转化为实际利率的计算。货币当局如果希望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影响企业部门的投资和居民部门的消费/储蓄，不能不考虑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利率的期限结构”（Thetermstructureofinterestrates）问题，从而不能不考虑公众的预期形成机制和自身的名誉。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应当说，利率的期限结构问题的突出主要还是因为金融市场的不断发达及其所伴随的各种长期融资工具的出现和完善（即长期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模型对这一问题的包容，反映了政策和学术研究对新现实的适应。最后，从有关“规则还是相机决策”（Rulesvs.discretion）争论的角度来看，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模型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综合：基于规则，适度相机决策\[这点可从上述公式（4）看出\]。“规则论”有利于保护政府及其货币当局的名誉，内在化公众的预期，但缺陷是政策过于僵硬，在重大外来冲击发生时冷眼冰心让国内经济受害；“相机决策论”用意良好，旨在冲销外来冲击的不利影响，但因不能维护政府及其货币当局的名誉，所倡决议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这个矛盾：政策效力依赖于政府名誉，政策运用却可能有损于政府名誉。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得到缓解，根本原因是将政府行为置于原则基础上，同时相机决策必须是小范围内的、小幅度的、带着“愉快的意外”之特色。虽然我们不能说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模型给有关“规则还是相机决策”的争论画了一个句号，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要探讨上述货币政策新实践及其理论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借鉴意义，我们大概首先需要对比目前中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宏观经济环境上异同之处。扼要地说，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市场体制，企业有了更大的定价权，工资水平也更多地由劳工市场供求双方协商决定；国民收入近年来较多转向居民和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进出口及货币需求）的直接决策者主要为居民和企业；在企业界，领先企业和行业协会随市场整合而出现和普及，它们对价格的影响力增大；金融市场逐步发展，长短期融资工具开始多样化。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反映着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外相同。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货币当局影响市场实际利率的渠道（或者说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在中外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由此，公众预期形成机制问题、利率的期限结构问题、政府政策的信誉度问题等等似乎都会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外宏观经济环境尚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由于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难以说中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状态（这就使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理论模型在这里的适用性打折扣）；由于报酬工资化在农村尚未完成，经济生活中“货币化”仍在进行之中，物价变动与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动之间的关系便相对复杂一些，货币政策除了总量问题外还面临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在前述模型中关于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可等于通货膨胀率的假定在这里就不完全成立了）；此外，由于教育、信息和科学的普及的程度尚比较低，经济生活中决策者行为的透明度也不够高（这些表示宏观经济环境的人文和技术质量的高低），货币政策作用的方式和效力也就有自身的特征；最后，由于国有部门的改革距离目标模式尚远，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还有待提高，因而，旨在通过首先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然后间接影响国有企业行为的货币政策往往还需要伴随着其他政策手段才较为有效。所有这些因素都说明货币政策在中国有着自己的“个性”。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形成，中外货币政策的“共性”似乎会越来越多，基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模型的借鉴意义也大概会越来越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