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世界觀、文化論戰與知識的再分類（發言提綱）汪 暉科學世界觀與現代社會科學概念的廣泛運用構成了20世紀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國思想氛圍中，科學是解放的象徵和召喚，也是各類社會文化改革的客觀根據。作為一種替代性的公理世界觀，科學不僅證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變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這種變革的目標和模式。科學的力量在於它將普遍主義的世界觀與一種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的社會體制密切地關聯起來，最終通過合理化的知識分類和社會分工將各種類型和取向的人類生活囊括在它的廣泛的譜系內部。作為一種對客觀真理的理解的科學概念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社會歷史變革的“必然性”，從而後者能夠以客觀真理的概念跨越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從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來看，陳獨秀、胡適、吳稚暉、丁文江等人是當時知識份子的激進派，他們的“科學興趣”源自對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懷。例如，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胡適把科學等同於方法論，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當他把這種方法運用于政治、道德和人文學術時，其中已經蘊含了一種認識世界的框架。從新文化運動的邊緣群體來看，那些對科學的絕對統治地位進行質疑的知識取向也被納入了一種合理化的知識體制之中：無論是從“文化差異”出發對西方科學文明的挑戰，還是從道德、審美或情感等領域的自主性出發對科學主義的質疑，都被轉化到一種體制化的、合理化的和科學化的知識分類和體制框架內部。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以及《學衡》派的思想的、知識的和社會的努力體現的正是“文化”、“道德”、“審美”、“情感”等範疇逐漸被轉化為現代教育和研究體制的特定領域的命運。科學及其引發的自然觀的變化不僅支配了我們關於自然的知識，而且也規劃了我們對於社會和我們自身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說，科學的“公理世界觀”改造、置換和取代傳統的“天理世界觀”的過程構成了現代思想轉變的一個基本方面。這一新世界觀為現代社會的知識的和體制的分工和專業化過程提供了根據。從科學及其社會運作與國家建設的關係來看，科學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科學的公理觀取代天理世界觀的過程體現了社會主權形式的巨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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