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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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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数据     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数据                  童金杰滕玉华(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摘要]本文运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测度了我国中部八省2000~2010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进一步将TFP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对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的贡献大小。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中部八省农业TFP总体水平较低,且制约其农业T...

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数据
     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0~2010年省际数据                  童金杰滕玉华(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摘要]本文运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测度了我国中部八省2000~2010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进一步将TFP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对我国中部八省农业生产率的贡献大小。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中部八省农业TFP总体水平较低,且制约其农业TF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技术效率促进了中部地区农业TFP的增长。[关键词]农业生产率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一、引言2010年我国农林牧渔的总产值为69319.8亿元,中部八省占33.63%。其中,中部八省的粮食产量为24575.96万吨,占全国的44.97%。我国中部地区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在我国农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研究中国农业(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对于农业生产率的研究较早。对于美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Grilliches(1957)和Alston等(1998)通过测算美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论证了TFP的提高在农业产出增长中扮演者重要角色。Jorgenson和Gollop(1992)将战后美国农业和非农经济部门的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得出农业经济增长有82%来自于TFP的增长。Hayami和Ruttan(1970)从农业技术角度,对日本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Rosegrant和Evenson(1992)对印度农业的TFP进行了分析,指出农业产出增长的1/3来自TFP。此外,Martin和Mitra(1999)将各国TFP增长进行了对比,表明在平均水平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分组上,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都要高于制造业。相较于国外类似研究,国内不论在研究时间上,还是研究方法上,对于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均起步较晚。从时间角度看,现有文献对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52~1995年;从研究方法角度看,研究大多采用非参数前沿方法,其中以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最具代表性。近期我国关于农业生产率状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静和孟令杰(2006)采用非参数的HMB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84~2004年间我国农业TFP进行测算,指出其TFP年均增长2.2%。采用近期主流方法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不同学者测算出的我国农业TFP增长速度却存在着较大差异:陈卫平(2006)测算的1990~2003年我国农业TFP年均增长率为2.59%。周瑞明(2009)计算了1978~2005年我国农业TFP每年增长率较高,为3.3%。李谷成(2009)考虑了人力资本要素和技术非效率性,证实1988~2006年我国农业TFP年均增长3.49%。而全炯振(2009)使用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得到的我国农业TFP增长却十分缓慢,1978~2007年间每年平均增长仅为0.7%。基于国家层面,以上学者们对农业TFP增长进行了研究,为我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基于区域和地区层面,该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为此,本文从近几年研究较少的地区层面出发,运用2000~2010年中部八省(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采用DEA方法,精确测算我国中部地区农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二、数据及变量处理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完整性和一致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我国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河南八省2000~2010年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一)农业产出变量农业产出变量是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本文采用广义农业总产值,主要源于与农业投入统计口径保持一致,现有的投入口径如农业劳动力、机械投入、役畜等都为广义口径。(二)农业投入变量农业投入变量包括劳动、土地、农业机械、化肥、灌溉和役畜六个方面:1.劳动投入,以各地区第一产业年末从业人员为原始数据,将上一年年末从业人员作为下一年的年初从业人员,再与该年的年末从业人员求均值,得到各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2.土地投入,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而不是可耕地面积计算,由于耕地存在着复耕的现象,同时存在着休耕和弃耕等,这些都无法用可耕地面积反映出来,因此,可耕地面积并非反映农业土地投入的好指标。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3.农业机械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主要是用于农、林、牧、渔业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机械、农用运输机械、植物保护机械、牧业机械、林业机械、渔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不包括专门用于乡镇、村组办工业、基本建设、非农业运输、科学实验和教学等非农业生产方面用的机械和作业机械。由于国研网没有关于各地区机械总动力的统计,因此2000~2003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其他年份的数据均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4.化肥投入,以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计算,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化肥施用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折纯量是指把氮肥、磷肥、钾肥分别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的百分之百成份进行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分折算。公式为:折纯量=实物量×某种化肥有效成份含量的百分比5.灌溉投入,以每年的农业有效灌溉面积计算。一般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备的、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其中,2000~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由于2006年的数据缺失,则取2005年与2007年的均值作为2006年数据。6.役畜投入,役畜在农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流动、农村运输以及耕作。本文以本年度各省拥有的大牲畜中所包含的农用役畜(牛和马)数量计算,农用役畜是指大牲畜中实际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部分。统计数据只用每年的年末数,同上述从业人员的处理方式一样,将上年年末数当作下年的年初数,与该年的年末数求均值得到。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三、估算结果与分析(一)中部八省分时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构成情况采用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中部八省六种投入要素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假定各省份农业为一个决策单元,根据FareRolf(1994)的方法,运用DEA方法来估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选取中部八个省份历年的实际农林牧渔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劳动、土地、农业机械、化肥、灌溉和役畜六个方面作为投入变量,利用投入导向的DEA模型,估算出各省农业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即各省农业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以及相对技术效率变化(EC)与技术进步(TC)的增长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采用DEAP2.1软件完成,表1列出了样本期内各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构成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八个省份2000~2010年间TFP年均相对量的均值为0.906,表明中部八省的TFP仍处于较低水平,没有达到要素投入产出的最优状态。总体上看,制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大因素是技术进步,样本期内的平均技术变化指数为0.903。第二大制约因素为技术效率,中部八个省份年均技术效率指数为1.003,其中,每年平均规模效率为1.005,2000~2010年期间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为0.998,因此制约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为纯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分时期来看,2000~2005年即农业税取消之前,我国中部八省的TFP平均变化指数为0.9362,这一时期TFP波动较大,2005年相对于2000年,其TFP增长率非但没增加,反而下降了了25.36%。这一阶段农业TFP不高的原因主要有农业税赋较重,技术应用较少,农业技术进步比较缓慢,技术效率低下,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低下导致的。同时,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大多以分散式、家庭耕种为主,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这一阶段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9948,处于规模无效状态。农业税取消(2006年)之后,其变化指数为1.061,达到效率水平之上,表明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逐步提高。其中,在农业税取消后的前两年,2007年相对于2006年TFP值高达2.413,可见,农业税取缔这项政策也是影响农业全要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时期,促进农业TFP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其均值为1.0714,相比农业税取消之前,技术进步提高了13.1%;其次是技术效率,导致技术效率的最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提高。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家正式取缔农业税,同时近年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多种农业政策直击“三农”问题,国家对农业科技逐步重视,现代农业得到了逐步发展,农业技术应用开始普及,2010年中部八省农业机械总动力比五年前增长了44.84%,有效灌溉面积增长了12.93%,这也是导致中部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二)中部八省分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构成情况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开发的历史较为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承担着保护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任,研究中部地区农业TFP有着重要意义。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期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是吉林省,均值为1.004,其技术效率水平较高,为1.062,技术进步只有0.946,使得TFP整体水平不高。其中规模效率贡献最高,均值为1.062,而纯技术效率则不高,均值为1.000,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吉林TFP的增长。其次是黑龙江,其TFP较低的主要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灌溉技术有限,制约了该省农业技术的进步,最终导致其TFP低下。2010年黑龙江单位播种面积的机械总动力为3073.57千瓦,而中部八省的平均水平为5463.76千瓦,黑龙江仅达到平均水平的56.25%;2010年其单位播种面积的有效灌溉面积为中部地区平均水平的93.89%。农业TFP最低的是安徽省,均值为0.838,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是阻碍其TFP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技术进步指数是八省中最低的,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技术应用率低。2010年安徽省单位播种面积的有效化肥施用量为八省平均水平的1.07倍。分效率来看,规模效率的均值最高为1.005,规模效率超过或等于1的省份有吉林、黑龙江、湖北、山西和江西,这五个省份的农业经济已形成了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趋势。其次为技术效率,均值为1.003,技术效率最高的是吉林,均值为1.062,这也是促进吉林TF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技术效率最低的为安徽,均值为0.972,这也与其在农业技术上的投入较少和重视不够有关。相比而言,八个省份的技术进步变化均值较低,为0.903,没有一个省份的技术进步指数达到1,次之为纯技术效率均值0.998,纯技术效率最高的为黑龙江,其次是吉林、河南和山西,纯技术效率提高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也是这两省TFP增长的主要动力。四、结论与建议2000年来,中部八省的农业TFP总体较低。只有1个省份(吉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了最佳,比例较低,仅占总体的12.5%。其中,技术进步变化指数较低,均值小于1,因此,中部地区农业TFP增长受到技术进步的制约。技术效率的均值则大于1,一定程度上,技术效率促进了中部地区农业TFP的增长。纯技术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农业技术没有在中部地区得到广泛推广。规模效率均值大于1,表明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表现出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基于以上结论,结合各省的农业发展现状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实现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目前,我国农业主要是依靠土地、劳动等投入要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农业技术对于农业TFP增长的作用并未充分显现,2000~2010年中部八个省份的技术进步指数没有一个达到有效水平1。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6000~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为此,国家一方面应加大农业技术投入力度,积聚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要重视农业技术推广的宽度和广度,把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将科学技术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促进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二)加强政府支农惠农政策倾斜力度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取消农业税后的五年里,我国中部地区的TFP比取消前五年年均增长了6.99%,因此,政策的倾斜也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时期,进一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三)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本文分析,安徽、河南等这些农作物播种面积较大的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较低,用占全国41.15%的种植面积,仅产出33.63%的农业产值,没有充分显现出农业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大经济作物的投入力度,拓宽农业的经济价值。参考文献[1]Grilliches.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J].Econometrica,1957,25(4).[2]AlstonJ.M.,G.W.Norton,P.G.Pardey.Scienceunderscarcity:principlesandpracticeforagriculturalresearchevaluationandprioritysetting[C].CABInternationalPublishing,1998.[3]JorgensonD.W.,GollopF.M..ProductivitygrowthinU.S.agriculture:apostwarperspective[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92,74(3).[4]YujiroHayami,V.W.Ruttan.Factorpriceandtechnicalchangeinagriculturaldevelopment:theUnitedStatesandJapan,1880to1960[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0,78(5).[5]MarkW.Rosegrant,RobertE.Evenson.AgriculturalproductivityandsourcesofgrowthinSouthAsia[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92,74(3).[6]WillMartin,DevashishMitra.Productivitygrowthandconvergenceinagricultureandmanufacturing[N].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No.2171,1999(8).[7]李静,孟令杰.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变动与分解分析:1978~2004年——基于非参数的HMB生产率指数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23(5).[8]陈卫平.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1990~2003年[J].中国农村观察,2006(1).[9]周瑞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基于DAE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10]李谷成.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J].经济评论,2009(1).[11]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1978~2007年——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J].中国农村经济,2009(9).(责任编辑:刘清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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