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绪论
1934 年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 误指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 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约三四万 人(其中包括2 万多伤病员),他们同苏区人民一道,在以项英、陈毅力主要领导 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 南方其他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 这时起,迄1937 年12 月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 恶的环境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和 河南的广大农村,经过北代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建立 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土地革命遭到挫 折和主力红军北移后,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援下,坚持斗争,百折不挠,逐渐形成了15 个游击区。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些 游击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如赣粤边、闽赣 边、闽西、皖浙赣边、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游击区;二是一 直未形成苏区的老游击区或早已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如闽粤边、闽中、湘南、琼 崖游击区;三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如浙南、鄂豫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庾 (今大余)和广东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赣南省的边缘游 击根据地。1934 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 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 年春,项英、陈毅及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 红军与在该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此后,赣粤边区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 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由于这里是项、 陈直接领导的游击区,引起国民党与广东军阀的格外注意,把它列为“清剿”的重 点地区,加之叛徒作祟,斗争十分残酷。但游击区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不仅 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 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闽赣边游击区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和江西省瑞金县边界及其邻近地区,又称汀瑞 边游击区。它原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在中央苏区完全陷落前, 中央分局即指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部署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随后又调中共闽赣省 委书记赖昌柞到这个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和军分区,统一领导汀瑞边游击战争。 由于这个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反动派一朝复辟,就以十借的努 力,疯狂的热情,百偌增长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斗争也就格外残酷激烈,红军游 击队一度濒临绝境。后来游击区军民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渡过了难关,坚持到了 胜利。
闽西游击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中心区域在(龙) 岩永(定)(上)杭地区。这里原系中央苏区腹地,归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
府管辖。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闽西地区留下4 个主力红军团队。其中两个团 (独立第19、第20 团)在福建省委和军区直接指挥下,坚守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 山区,1935 年4 月归于失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 英勇牺牲,另两个独立团(第8 、第9 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简称中革军委)之命,于敌后牵制敌人,后来在张鼎丞等指导下,适时地转变 了斗争方针,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核心的闽 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游击区军民广泛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由于斗争策略比 较灵活,加之群众基础好,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游击区和游 击队均有很大的发展。
闽粤边游击区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濒海地区,其北部与中央苏区之闽 西地区相连。开始时包括(南)靖(平)和(漳)浦、饶(平)(平)和(大)埔、 潮(安)澄(海)饶(平)3 块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游击区。
1934 年8 月,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靖和浦地区正式成立后, 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游击区,以何鸣、张长水率领的红3 团和卢胜领导的独立营为骨 干,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区地处东南沿海,同外界联系方便,信息比较灵通。 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转变斗争策略,把白区工作与游击战争有 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并率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 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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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漳浦事件”中,闽粤边游击队遭到重大损失。 随后,闽粤边党组织重新恢复了红3 团,并投入新的斗争。
皖浙赣边游击区位于安徽省南部、浙江省西部和江西省东北部交界地区,由闽 浙赣苏区演变而成。1934 年11 月初,闽浙赣红军主力红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 队——红7 军团合编为红10 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等率领下 由赣东北进军皖浙边。另留下部分红军在原地坚持斗争。不久,出征红军失利,寻 淮洲等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闽浙赣 苏区也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以唐在刚为司令员 的省军区,率部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斗争重心转移到皖赣边,并以鄣公 山为中心区域,省委和游击区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边游击区。这个游击区 地域辽阔,游击队活动范围包括3 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的赣东北、鄣公山、 皖赣边、上浙皖、下浙皖、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相互策应,游击战争得到广泛的 开展。后期虽然遭受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浙南游击区位于浙江省南部,东濒东海,南毗闽东,西与皖浙赣边和闽北接壤, 是由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在浙南人民支援下创建起来的。
其中心区域先是浙西南,后转移到浙南。1935 年初,进军皖南失败后的红10 军团先头部队返回赣东北,于2 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闽浙赣的红30师一部合 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地区,在敌后开辟游击根据地。起初由于部 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又不熟悉当地方言与民俗,困难重重。
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斗争方式,特别是大力加强地方工作,赢得当地群众广泛 支持,才打开了局面。随后将斗争重心转向浙南,并同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扩展 了活动范围,终于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
闽北游击区由闽北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以武夷山区脉为中心, 包括闽北、赣东北和浙南边境的20 余县,其东南部与闽东游击区接壤,东北部与 浙南游击区毗连。闽北苏区曾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1933年春划归新成立的中 共闽赣省委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北红军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 区委领导下,依托武夷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闽东游击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 后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黄道为书记兼政委,包括吴先喜、黄立贵、曾 镜冰等在内的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他们与友邻的红军游击队相互策应,加之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灵活地运用“走藏打”战术,使游击战争开 展得十分活跃。
闽东游击区由闽东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 中心区域在闽东北,东临东海,南抵福州。闽东苏区原是个老游击区,形成苏区的 时间不长,仍保留着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叶 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而及时地转变斗争方针,突出敌人重围,分散开 展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尔后又采取“狡兔三窟”的战术,建立与依托几个 游击根据地,飘忽不定,与敌周旋。同时,与相邻的浙南、闽北游击区互相策应, 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闽东独立师)得到较大的发展。
闽中游击区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中部,其中心在福清县罗汉里和莆田县常大地 区,原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4 年4 月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同年八九月 间,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和常委王于洁先后建立了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 委,并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5 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 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游击战争。闽中是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交通 发达,国民党当局控制甚严。游击队在敌人统治中心的间隙和边缘地区机智地开展 活动,保证了游击区和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
湘鄂赣边游击区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边界地区, 包括20 余县的广大乡村,其中心区域在湖南省的平江、例阳和江西省的铜鼓、修 水一带。这里原是平江起义后逐渐形成的老苏区。1934 年夏,苏区主力红16 师 出击受挫后变成游击区。此后,以陈寿昌为书记兼政委、徐彦刚为司令员的中共湘 鄂赣省委和军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不久,陈寿昌、徐彦刚先后牺牲,游击区军 民在新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等人领导下,经过三落三起、艰难曲折的斗争, 游击战争重又蓬勃开展,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湘赣边游击区位于湖南省东部、江西省西部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其中心区域 为武功山地区,北与湘鄂赣边游击区相邻,原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 的老苏区。1934 年8 月,湘赣红军主力红6 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苏区内的红军 部队担负起保卫苏区和策应红6 军团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10 月间中共湘赣省委 和省军区率部转入武功山区坚持斗争。1935 年2 月,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 随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苏区形势十分严峻,游击区军民在以谭余保为书记兼主 席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始终顽强地坚 持游击战争。
湖南游击区位于湖南、广东、江西3 省交界处,主要区域在湖南省南部地区。 是一个斗争规模较小且几支游击队在不同地区分别坚持斗争的游击区。1935 年春, 中共中央分局先后派出由龚楚和蔡会文等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前往湘南活动,由于 龚楚叛变,蔡会文牺牲,部队损失严重,原有的几支游击队,力量均比较单薄,加 之靠近粤汉铁路,湘、粤军控制甚严,未能开创较大的局面。然而,在中共湘南特 委(起初还有湘粤赣特委)和彭林昌、周礼、李林等领导下,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几 支游击队,一直顽强地坚持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由鄂豫皖苏区演变而成,位于湖北、河南、安徽3 省交界的大 别山区,包括3 省边境的数十县。1934 年11 月,红25 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鄂 豫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重建红28 军,并与中共鄂东北、皖西北道委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里有 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红28 军紧紧依靠群众,纵横驰骋,游击战争 得到广泛而又规模较大的开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均有较大的发展。
鄂豫边游击区又称豫南桐柏山游击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交界的 桐柏山地区,东南部靠近鄂豫皖边游击区。1936 年初,以张星江为书记的中共鄂 豫边省委决定组建以周骏鸣为队长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山区,起初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游击队利用这个机会逐 渐发展起来,创立并巩固了边区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八省最北端的 一个战略支点。后来又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同时,迅速扩大 游击队,单独编成新四军的一个团队。
琼崖游击区位于海南岛(今海南省)岛上,中心区域在琼(山)文(昌)乐 (会)万(宁)地区。这里原是琼崖苏区,1933 年初,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失败后,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它比大 陆各苏区转入游击战争的时间旱将近两年,而结束时间又晚了一年,坚持斗争长达 6 年之久。由于孤悬海岛,广东军阀又十分注重对该岛的控制,游击队不得不长期 分散于四乡,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
游击战争规模虽然较小,但持续不断,在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战 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和我国最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
除上述15 个游击区外,在福建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地区也 曾一度建立过游击区。在这个游击区开展斗争的是闽南红军游击队第2 支队(简称 红2 支队)。这个支队成立于1932 年5 月,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开 展游击活动,逐渐发展到500 多人,开辟了3000 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第26 旅即对该游击区大举“清剿”。红2 支队在支队长尹利东、政委李剑光(后彭德清)率领下,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到 1935 年夏,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安溪中心县委遂决定红2 支队分3 路突围到外线 活动。由于第26 旅跟踪追击,红2 支队遭到惨重损失,整个支队仅剩下30 余人, 被迫分散进行隐蔽斗争。后来一部分人转到闽粤边游击区,参加了那里的游击战争。
综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尽管各游击区的斗争情况不尽相同,但除 了个别新开辟的游击区外,一般都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和两个战略转变。第一阶段, 实行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老游击区也作了战 略方针的调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南方的主力红军相继撤 离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力薄难支,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以至 全部变成游击区。这个斗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必须转变苏区的组 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对于这个战略转变,有的地区 领导人认识早一些,转变得也比较自觉,因而保存下来的力量就比较多;有的则认 识较晚,因而显得被动,损失较大。但经过半年左右时间,至1935 年春夏,大部 分红色区域一般都相继完成了战略转变。这个转变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使红 军游击队走上了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轨道,从而保证了南方各地区的革命 斗争得以坚持和发展。
第二阶段,开展持久的反“清剿”斗争。这个阶段的斗争最为艰苦,时间也最 长。由于国民党在“清剿”中继续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不仅 以优势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持续不断地疯狂“清剿”,而且特别注重加强地方反 动势力对游击区的控制,并加以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在军事上,而 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开展反“清剿”斗争。
在斗争中,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怕挫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政 素质和斗争艺术。特别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挫败了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一 次又一次“清剿”,达到了保存自己和扩展游击区的目的。
第三阶段,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 的战略转变。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了“北和南剿” 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剿共”,企 图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幸而这时多数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获悉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在斗争策略上更加灵活。经过艰 苦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南剿”阴谋,迫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和平 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击队“溶化”和“收编” 取代合作抗日的改编。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 的斗争,终于在1937 年秋冬,相继达成合作抗日协议,随后陆续下山,改编为新 四军,实现了第二次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 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战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 :备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 常的艰苦性。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清剿”和保甲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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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各游击区无 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各方面情况靠自 己了解,事变发展进程靠自己判断,行动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来 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各游击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但在具体斗争上却是独来独往, 无法协同行动。由于环境险恶,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
游击队不仅要同外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敌人(叛徒内奸)作复 杂的斗争。
特别是这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 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 倍以至几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与隔离政 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联系。因此,各地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与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 以野果充腹。然而,残酷的斗争并没有使游击健儿屈服,反而将他们磨而得更加坚 强与成熟。他们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同舟共济,战胜了一个文一个激流险滩,终 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1937 年冬,根据同年1O 月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 队(琼崖除外)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 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4 个支队,第1 支队由赣 粤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和湘南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 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支队下辖第1 、第2 两团。第1 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 长张玉坤(后江渭清);第2 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第2 支队由闽西、闽 粤边、浙南和闽赣边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 支队下辖第3 、第4 两团。第3 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4 团团长卢胜, 副团长叶道志;第3 支队由闽北和闽东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 (兼),副司令员谭震林。支队下辖第5 、第6 两团。第5 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 曾昭铭;第6 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恺);第4 支队由鄂豫皖边和鄂豫 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支队下辖第7 、第8 、第9 团和手枪 团。
第7 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第8 团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后林恺) ;第9 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此外,以闽 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开始时共10300 人,约6200 余支 枪。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南方红军游击队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主要功绩在于:第一,在初期将几十万国 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 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 军以打击。第二,在尔后的3 年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 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 军一样,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三,在南方八省保存 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持了共产党的旗帜,保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在广大地区撒下 了革命火种,力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 了党的政治影响,恃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抗日宣传,有
力地推动了南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了 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的革 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 及当代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 年12 月13 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 的决议》中,给予高度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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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 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 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 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 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 全党的模范。”
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前夕,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丛书 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编撰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 物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等三部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南 方三年》丛书办公室的同志在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编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 丛书的同时,在编委会领导陈工显、叶飞及其他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 的关怀指导下,历经十个寒暑,在对大量史料研究考证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三 部力作,值得庆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在我党我军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1934 年10 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 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 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的情况下,面对几 十万国民党军的疯狂“清剿”,分散在南方八省15 个地区,在项英、陈毅及各地 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他 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不但使自己站稳了脚 跟,并在战略上策应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行动,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 年12 月13 日, 《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 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 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 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的 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抗战中驰骋大江南北的一 支主力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纪事》等三本书,翔实地记述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战斗历程,展示了红色 游击健儿们在这场环境艰苦异常、情况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前仆后继、 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斗争风貌,讴歌了瞿秋白、何叔衡、方志敏、贺昌、刘伯坚 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高尚情操。
当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 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拼搏。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决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等三本 书的出版,为我们继承发扬党和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学习南方八省红色 游击健儿们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范例。
愿这三本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成为珍贵的教材,广大读者能从中受到 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张万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
2006-7-3 15:00:22
第3楼
第一章 原中央苏区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以项英和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 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中 央苏区以及近邻苏区军民,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至1935 年3 月,项、陈转移到赣 粤边游击区止,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原中央苏区坚持了近半 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 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尔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确立了正确的 指导方针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中共中央的部署
(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苏区,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发端于1927 年秋至1928 年夏共产党人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 1929 年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 军由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以原有的游击区 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 根据地。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1931 年11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 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苏区的建设。
1933 年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范 围包括赣、闽、粤边的数十县,基本区面积约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 万。在行 政区划上,设立江西、福建、粤赣、闽赣4 个省?46 个县治:江西省,辖瑞金、 雩都(今于都)、杨殷、兴国、万泰、公略、胜利、永丰、新淦、龙冈、洛口、宜
黄、乐安、崇仁、赤水、广昌、南丰、石城、太雷、长胜、博生等县;福建省,辖 长汀、汀东、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代英、兆征、宁化、清流、 彭湃等县;粤赣省,辖会昌、西江、门岭、寻邬(今寻乌)、安远、信丰等县;闽 赣省,辖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县。各省都建立了中共省委、省 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辖第1 、第3 、第5 军团和若干独立 师。连同地方红军共约8 万余人。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增设第7 、 第8 、第9 军团,连同独立师、团共约10 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 约20 万人。
中央苏区以及各地苏区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 反动集团视之为心腹之患。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 内”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的自杀政策,得寸进尺,在吞并我国东北后,又将铁蹄踏 向华北,长城沿线告急。然而蒋介石竟置北国安危于不顾,集全力于南方“剿共”。 在英、美、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集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从1933 年9 月下旬起,向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用于围攻中央苏 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兵力,共六七十个师另5 个飞行中队,合计50 余万人,编成北、 南、西3 路军(同年冬“福建事变”后,又增编东路军),对中央苏区形成严密的 战略包围。在军事战略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同时,蒋介石 总结了过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以往所取战略偏重于军事,而忽略政治, 以致“师劳无功”,所以对第五次“围剿”,特别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战略方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全面“围剿”的“总体战”。
面对强敌压境,中央苏区形势异常严峻。但根据前4 次反“围剿”的经验,如 果遵循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第 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 却从军事教条主义出发,武断地否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创造的反“围剿”的 成功经验,而实行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导。他们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 伺机歼敌的思想,而提出所谓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提出“不丧 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等不切实际的? 1934 年夏又增设赣南省,同年10 月中央红 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粤赣省即行撤销。
口号,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在战争进程上,他们否定毛泽东战略上的 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而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 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在战役上,却又实行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 同敌人拼消耗。特别是在作战部署上,他们否定毛泽东力争战争主动权的攻势防御 思想,即承认在战略上敌人对我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集中 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或者来个大“换防”,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去作战,打乱 敌人进攻部署。然而,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单纯防御方针,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 起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置于敌人堡垒之间,寻求与敌人决 战。结果不仅未达日的,而且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进攻受挫后,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继续同敌人拼消耗。
结果日益陷于被动,根据地逐渐缩小,人力物力资源日见匮乏。1934 年4 月
广昌保卫战一役,红军主力伤亡50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五分之一。虽然部队兵 员得到补充,但部队素质开始下降。此后,敌人加速向苏区腹地逼进。
在这个时候,要在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实际上已不可能了。
此时本应当机立断,以主力跳到外线,威胁国民党“后院”,打乱国民党军既 定部署。但博古、李德固执己见,幻想以硬拼挽回败局。他们虽然从同年5 月起就 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但迟疑不决,军事指导重心仍放在同敌人拼搏上。至六七 月间,战局进一步恶化。7 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 这时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将告罄。在这危急关头,红军当刻不容缓地突围,跳到 外线无堡垒的广大地区,寻机歼敌,以化被动为主动。然博古、李德仍当断不断, 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已去,思想上已开始准备突围转移,但却不注意保存实力,让 红军继续去拼命。8 月底驿前防线被敌人突破,红都瑞金即将暴露在敌人直接攻击 之下时,中革军委才干9 月上旬确定以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然为时 过晚,老骨干已大量消耗了,加之未采取有效措施休整部队,致使部队虽然减少了 一些战斗伤亡,但并未减轻战场煎熬之苦。
10 月初,敌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击, 瑞金危在旦夕。至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中共中央领导核 心决定立即率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在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问题上,博古、 李德继续失误。虽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但由于把保密工作神秘化,加之博古大权 独揽,对战略转移这样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 更未在转移前给主力红军以必要的休整。
不仅红军广大指战员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央的许多负责人,也是在 转移前夕才得知战略转移的大致打算。结果形成搬家式的仓忙撤退的被动局面。
(二)中共中央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安排
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留守问题 也作了原则的安排:
第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 苏区(闽北分区在内)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 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行政领导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 (后叛变)任秘书长;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区(其具体职权和负责人,起初未明 确,直到红军主力突围后,中革军委才最后确定)。
第二,原则规定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1934 年10 月8 日,中共 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 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后面去进攻敌人,解除敌人武装,壮大红军,散布苏 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同时以这样的行动,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 军的周围,极大的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
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训令”强调指出,“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 的行动的方针”。“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 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 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训令”接着指出: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 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营团,不是与敌人进行 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与独立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 武装。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 的武装与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我们党要坚持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扩大主力红军与独立团营,在广泛的组织游 击队与群众的武装中来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在组织形式上,“训令”要求把 党的领导机关变成为精悍的有工作能力的机关。被敌占领的游击区域的党的领导机 关,应该立即转入游击区域去,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
“训令”规定以“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作为留在 中央苏区的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以及以游击战为作战的主要方式,而“不是与敌人 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的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对事变的进程估计过于乐观, 以为中央红军突围远征,将吸引住大部分敌人而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大有利于 留守的红军保卫苏区。因此,不仅没有明确提出中央分局必须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 准备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迫切问题,反而要求扩大主力红军,在游击队和群 众武装中“组织新的师与新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这些脱离实际的一厢 情愿的指示,对中央分局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行动方针的确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作为坚持苏区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中直属中央军 区的有:红24 师(辖第70 团、71 团、72 团),以及独立第3 团、7 团、11 团。属各地方军区的部队(相当一部分是新建立的)有:江西军区的独立第1 团、 2 团、3 团、4 团;赣南军区的独立第6 团、10 团、13 团、14团、15 团、16 团、赣南团、登贤独立团;闽赣军区的第12 团、17 团、18团;福建军区的独立 第19 团、20 团,以及原直属中革军委指挥,此时正在闽西敌后活动的红8 团和 红9 团。此外还有各县的独立营等地方部队。以上兵力连同伤病员共约三四万人。
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红24 师和各独立团即奉命从10 月7 日 起,接替准备撤离的主力红军防务,并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 转移。中革军委考虑到留守红军难于固守现有阵地,因此指示中央军区,将瑞金、 会昌、雩都、宁都4 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持 阵地。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 逐渐将阵地收缩至“三角地区”,并据此对敌作最后抗争。
党中央还嘱咐中央分局封锁消息。必须等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了湖 南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之前, 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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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分局与中央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
(一)项英、陈毅等临危受命
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使本已危若累卵的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更加严峻。 然而,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和留守的红军指战员,临危受命,义无反顾。1934 年 10 月13 日,项英在瑞金县梅坑之马道口召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门 留下来的主要负责人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外则保密)。 这些负责人大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同苏区军民一道,顽强地抗击与牵制进犯之敌,为保 障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934 年10 月7 日起,红24 师和各独立团奉命接替主力红军在东线、北 线和西线的防御阵地后,就以主力红军的姿态抗击强敌,有效地迟滞了猖狂进犯的 敌人,保证了主力红军的胜利突围。
在这期间,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及赣南军区遵照周恩来的部 署,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军民收集物资器材,抢架浮桥,开辟通路;二是广泛 发动和组织群众慰问红军,鼓舞士气;三是派出独立第6 团,随主力红军之后跟进, 以保障主力红军侧后安全。同时沿途收容安置伤病员,井担负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 任务。此外,还赋予独立第6 团相机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
为了保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机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办事 处,将中央政府原来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 被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领导本部门照常工作,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 度照旧执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继续照常出版,其宣传内容仍是扩 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等。这些措施,有效地麻痹了敌人,保证红军主力 出敌不意地完成突围任务。直至10 月下旬,敌主力北路军才确知中央红军主力已 突围西进。东路敌人至11 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留在 中央苏区。至于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战略意图,直至11 月中旬,蒋介石才弄清楚。 毋庸讳言,上述的保密措施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它在麻痹敌人的同时,也麻痹了留 在中央苏区的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和艰难处境,缺乏应有的 思想准备。
当然,在领导层中,对面临的逆境,是有所预料的,只是一时未达到共识。在 主力红军开始转移后的第二天,即10 月12 日,项英向正在养伤的陈毅传达党中 央的有关部署和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时,陈毅就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陈毅认为, 在苏区人民面前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过去的中央苏区是个大块的根据地,堂堂之 府,正正之区,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而今根据地大部丧失, 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红军主力离家远征,敌人大军压境,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乌云,一场大的暴风雨随时可以袭来。据此,陈毅判断敌人即 将进入苏区腹心地区,苏区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革命已转入低潮。他认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须赶快转变斗争方式,部署打游击。随后,陈毅还提出了
具体建议:红24 师和各独立团分散到苏区各个县去,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 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身体 有病,还有一些体质不佳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 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事实证明,陈毅的判断与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苏 区(包括已陷落的地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如 何开展,却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措施。10 月18 日,项英发表了题为《开展广泛的 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 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解决我们在五次战争中‘ 死亡或者胜利’的历史问题。”项英在文章中还援引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10 月3 日宣言,对群众游击战争的涵义作了解释:“群众游击战争就是苏区每个工农 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保护自己的最好形式。同时也是 牵制、扰乱、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之一”。接着, 文章号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广 泛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通 观全文,其主旨在于动员工农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 红军部队遏制敌人,保卫苏区。至于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如何投入游击战争问题, 文章尚未涉及。在项英的号召下,凡是党组织尚能控制的地区大都组织起群众性的 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在闽赣(汀瑞)边地区,还分别建立了瑞金、瑞西、兆征等县 游击司令部,统辖群众游击武装。
这些群众游击武装,积极配合红24 师及各独立团(营)袭扰敌人,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陷落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解体,党组织陷入困境, 失去掌握的群众游击武装遂自生自灭,未能达到“胜利的保卫苏区”的目的。
10 月21 日晚,中央红军主力于江西雩都县西南的工母渡、新田之间,突破 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22 日,中革军委就宣告成立中央军区和发动群众性游 击战争问题致项英电:“中央军区应从即日起宣告成立,项兼军区司令员,井指挥 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 部队与24 师和红10 军”。关于具体的斗争任务和部队部署问题,中革军委指示 :“在目前赣南开展局面下,应责成赣南军区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 的区域进行(下列任务):1.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2. 消灭铲匪,争取被欺骗的反水群众回家??3.收容与阻拦野战军中伤病员及逃亡人员, 并负责动员群众前运粮弹,后运伤员。各地方部队的分布如下: (1 )赣县或雩 都独立营到王母渡下游洛河两岸; (2 )独14 团前出至韩坊、固陂、小盆地域 并逼近信城;(3 )独立6 团以1 个营前出到金鸡、新田、安息地域;(4 )独6 团主力前至重板石、龙布地域;(5 )独15 团在门岭河与安远河之间深(入)门 岭、安远之间活动,扰击粤敌李纵队左翼侧;(6 )独16 团在站塘、麻洲地域, 从下面逼近门岭;(7 )独10 团仍留门岭、会昌以东地域;各游击队应在独立团 间隙中活动。”项英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立即向内部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军区,项英 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直接指挥红24 师和几 个基干团,节节抗击进犯之敌,逐步退守到“三角地区”。
(二)严峻的局势与中央分局的决策
1934 年10 月下旬,敌北路军得悉中央红军主力己突围西进后,即在其东路
军协同下,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突进,于10 月26 日占领宁都县城。11月1 日敌 东路军攻陷长汀县城。中央苏区斗争形势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1 月 3 日致电项英,指示新的斗争方针:“1.一般的应放弃从正面的防御,而应利用敌 人前进的迅速和筑堡的短促,在敌人侧翼及后方发展游击战争;2.目前已无使用24 师抗击李纵队之必要,而是灵活使用??24 师行动的方式主要的应是游击战争的方 式,不过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统一行动;3.江西、闽赣和福建军区应在敌人复杂的封 锁线外行动,江西军区在石城、宁都、兴国以北行动,闽赣军区在汀州东北地域, 福建军区在汀州东南及西南地域行动;4.现在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应由梅坑转移到 宽田地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24 师从东线撤至瑞金县境,并改变正面防御 的作战方式,主要采取择机伏击、袭击等战术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中央分局等领 导机关由瑞金梅坑迁移到零都县宽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随后复迁黄龙井塘村), 并确定以宽田为中心,坚守中革军委指定的瑞会雩宁边界的“三角地区”。为便于 领导,中央分局还决定在驻地附近地区(包括瑞金、西江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新 的县治——瑞西县,隶属于中央分局。
国民党军乘中央苏区机关部队后撤之机,迅速推进,11 月10 日占领红都瑞 金,17 日占领雩都县城,23 日占领会昌县城,在这之前,闽西地区的宁化、清 流、归化也相继落入敌手。至此,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剩下的只是远离城 镇的山区。
11 月中旬,蒋介石侦悉中央红军主力拟前往湘鄂西与贺龙、任弼时所部(红 2、红6 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后,立即调集重兵对主力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同时 严令其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加紧“清剿”。声言“竭泽而渔”、“铲草除根”, 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一时间阴霾密布,狼烟四起,疯狂的反革命风暴 席卷中央苏区。这时,原先“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8 个纵队数十万人,除薛 岳、周浑元等纵队被抽调去追击主力红军外,大部分仍留下,继续“围剿”中央苏 区。他们从北、东、南3 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尚存区域进逼。采取集中兵力据守各个 县城和交通要道,配以堡垒封锁的办法,将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最后分区逐 个“剿灭之”。在原中央苏区范围内,除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力数众多卷土重来 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结成的“靖卫团”、“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 等反动武装。
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 “清剿”;以凶残的手段镇压苏区军民。用活埋、挖心、肢解、“点天灯”、“凌 迟处死”等惨绝人衰的酷刑,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施行阶级报复。同 时采取欺骗伎俩,诱迫一些意志薄弱者自首、“自新”,企图从政治上瓦解革命力 量。对上述严峻的局势,苏区一些领导人虽曾有所预料,并设想尽早转变斗争方式, 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然而让中央苏区军民,一朝放弃曾引以为荣的“堂堂之府, 正正之区”,在心理上是难于承受的。特别是中央分局为中共中央赋予的“保卫苏 区”的任务所约束,加之分局对当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清醒地估计到当中央 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绝不会根本放弃对苏区的进攻。同时过于乐观地估计红军主 力远征湘西,将开创新局面,如中共中央10 月8 日“训令”所指出的那样,将进 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大部分吸引到湖南去,有利于中央苏区军民战胜敌人的进攻。据 此,分局寄希望于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而没有适时地改变组织
形式和斗争方式。当时分局领导还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城市和大的圩场,红军和游击 队最低限度可以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基于这种估计,为了便于分 散的各块苏区独立作战,分局决定积极建立和健全各地军分区和党的特委组织,加 强各个作战分区的主力——独立团。因此,实际上忽略了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 建设。在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沿袭原苏区的方式。虽然,放弃了同 敌人死打硬拼的阵地战,但仍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把留下的大批干部及红24 师 等基干部队,集中在“三角地区”及其周围,作消极防御。而没有在这一带以进攻 手段,消灭这一地区的地主武装,争取群众,造成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这是 一个重大的失策。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梅坑迁到雩都宽田地区时,形势已异常困迫。 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活动仍一如既往。中央分局还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 “训令”,不切实际地在部队中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准备配合红军 主力,进行反攻”等“中心宣传口号”。为此,不惜削弱地方游击队,组建独立团。 并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编入主力部队,充实红24 师。此外,还打算办军事学 校、兵工厂等。一切依旧的形式,以图东山再起,重建一个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作 为主观愿望,自然是好的,它反映了以项英为代表的革命者坚定的信念与雄心壮志。 然而,这个构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
11 月10 日,敌人占领红都瑞金城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向 会昌推进。留在苏区的红军指战员,眼看引为骄傲的“红色都城”惨遭敌人践踏, 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红24 师领导,针对敌人的进犯意图, 提出以伏击战歼敌于运动中的设想。这正符合中央分局领导设法打一个大胜仗,以 振奋士气,扭转被动局面的意图。因此红24 师的作战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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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得到了中央分局和 中央军区的支持和批准。
这时,敌东路军第3 师师长李玉堂正率所部两个旅由瑞金向会昌进犯。
李玉堂是红军的手下败将。两个多月前(9 月初)在东线温坊战斗中,红24师 协同红1 军团,给李部以痛击,歼其1 个旅,俘虏近2000 人。李部经整补后又重 新上阵。可谓冤家路窄,红24 师遇到老对手,心中有数,斗志倍增。
中央军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命令红24 师赶赴会昌与瑞金之间的谢坊附近的 湾塘岗设伏待敌。湾塘岗距会昌城约10 公里,其右侧是起伏的山峦,左侧是滔滔 不绝的瑞金河,中间一条大道直通会昌城,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根据中央军区命令,红24 师3 个团埋伏在湾塘岗右侧山岗后面,担任主攻; 福建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置于瑞金河左岸,负责阻击左翼敌人前进和打击增援之敌。 11 月22 日,敌李玉堂部分成3 个梯队,各相距几公里沿瑞金大道开进。同时派 出1 个营沿瑞金河左岸与其主力平行推进,以作掩护。
是日中午时分,敌第一梯队进入红24 师伏击圈,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全师 指战员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敌遭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不到半小 时,敌先头旅便被歼过半,另一半夺路溃逃。由于红24 师兵力不足,福建独立团 又未及时赶到阻击地点,加之过早发起攻击,敌尚未全部落入伏击圈,故未能全歼。
这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中央苏区红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对军心民心起到 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
敌人在谢坊战斗中,发现中央苏区仍留有红军正规部队后,气焰有所收敛,在 占领会昌城后,暂时改变了“长驱直入”的急进战术,而采取缓进战法。一面加紧 构筑堡垒封锁线,进一步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一面积极寻找红24 师决战。
这时苏区局势更为恶化。由于敌人接受谢坊战斗失败的教训,不敢贸然猛进, 这就造成苏区红军有秩序地实行战略转变,采取分散游击的有利时机。
这时实行战略转变,虽不如红军主力刚撤离苏区,敌人尚未摸清中央红军战略 意图时有利,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当时,中央分局为此曾召开会议研究,但未 就实施战略转变及部署分兵游击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又一次因循坐误,没有 适时改变大兵团作战方式。
(三)中央分局行动方针的初步转变
1934 年12 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在北线和东线,敌从宁 都到瑞金、会昌的碉堡封锁线已基本形成。在南线粤军余汉谋部4 个师已从追堵主 力红军转而回防赣南;在西线,从兴国到雩都的封锁线已经形成。中央苏区已被分 割成若干小块,每块都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中央分局率红24 师等基干部队据 守的“三角地区”,虽然力量较强,但回旋余地小,尚能控制的地域南北仅50 余 公里,东西宽约30 余公里。而敌人在这个地区周围部署了10 多个师的兵力,正 准备对红24 师等基干红军发动“最后一击”。至于其他被分割包围的地区,由于 力量薄弱,加之固守过时的斗争方式,更是岌岌可危,有的已被敌人各个击破。此 外,在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临危变节,投敌叛变,为虎作怅;一些落后群众 也被迫反水,基本群众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意 识到再不能照老办法坚持下去了。为此,项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请求中央指示新的 行动方针。在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仍为“左”倾冒俭主义统治着,加之长征途中 遭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自顾不暇,故迟迟未予复示。
为了摆脱被动,项英于1934 年12 月中下旬,召集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对策。 会上,陈毅等人提出应迅速转变指导思想,采取新的行动方针,依靠群众,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的设想。经研究,分局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 反攻的主意,提出了“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注意由正规战到游击 战的转变。但是由于受到认识的局限,特别是尚未接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未能彻 底放弃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这次行动方针的转变,只是初步的而不是彻底的战略转 变。
中央分局主要采取了下列的转变措施:
第一,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号召苏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之前,由于 过分强调保密,对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未向部队和群众作深 入的实事求是的宣传解释。苏区军民普遍缺乏应付严重局势的思想准备。针对这个 情况,分局决定在一般干部和军民中公开地、深入地宣传主力红军突围的重大意义, 讲清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与任务。12 月25 日,中央军区政治部编写了《中共中 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印发排以上干部讨论。《提纲》根据中央(10 月8 日)训令精神,强调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的行动方针之 下“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 式”。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提纲》仍受《训令》中一些抽象号召所束缚,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大现有 部队”,“号召和吸引群众到队伍中来,扩大主力红军和独立团营”。这些要求同 “分散游击”的方针是矛盾的。它反映了中央分局在指导思想上还未彻底转变。
12 月29 日,中央分局又召开了瑞西县和瑞金县活动分子会议。项英在会上 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具体分析了粉碎敌人 “清剿”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提出了粉碎敌人“清剿”的8 项措施:1.深入宣传鼓 动工作,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对敌斗争;2.各个地区党组织就地坚持、广泛开展游击 战争;3.进行坚壁清野,准备持久战斗;4.镇压反革命,消灭内奸,巩固内部;5. 开展反叛徒斗争,但要注意政策,应把叛徒与被欺骗的群众区别开来;6.加紧被占 领区工作,建立秘密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以配合游击战争;7.开展群 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8.党的一切工作都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这些对统一干部思想 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由于形势紧急,难于全部落实。
第二,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苏区,坚 持在敌人封锁线内领导武装队伍和群众,反对敌人“清剿”;在敌人后方,积极发 展游击战争,抵制和吸引敌人,支援苏区斗争;在敌占区,加强秘密工作,配合游 击战争。在具体部署上,要求每个地区保持一个基干部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 心力量,并确定各县独立营扩大到400 —500 人;区游击队扩大到100 —150 人。 同时规定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为了适应新的任 务的需要,分局还决定在中心区举办游击训练班,以提高游击队的战术水平。
第三,加强机关、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战士对革命前途的认识, 以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着重反对“失败主 义”和右倾逃跑现象,努力巩固部队。12 月29 日,中央军区政治部发布了《巩 固我们的部队》的指示,要求“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要有坚定的胜利的信心,团结 一致的意志”。号召干部战士同“那些悲观失望,恐慌动摇逃跑的分子作斗争”。
第四,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和开辟新区,并决定在几个重要地 区建立新的特委。据此,中央分局从1934 年底至1935 年初陆续作出下列安排:
1.在赣粤边地区成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委(后改称赣 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曾长期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 司令员兼政委,以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
其任务是率领一批干部和1 营兵力,前往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界地区,巩固 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并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等游击区取得联系。
李乐天遵照中央分局决定,率队从赣南省委驻地雩都县小溪出发,于1935年1 月下旬到达信丰油山地区,与在南雄、信丰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积极扩展 活动范围。这一措施,为尔后开展赣粤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2.派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游 击战争。张鼎丞受命后,即从雩南向闽西进发,途中联系了闽西干部刘永生、范乐 春、陈茂辉等数人,并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了一些人,带上8 支步枪,机智地越 过敌人层层封锁。于1935 年2 月初抵达岩永杭地区。随即同坚持当地斗争的党组 织和部队取得了联系,重新部署游击战争。
3.人事调整。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调原中央审计 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殷) 赣(县)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
4.在赣西南和闽赣(汀瑞)边增建两个中共特委。一是公(略)万(安)兴 (国)特委,设在赣西南吉安东固地区,由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胡海任特委 书记;二是瑞西特委,设在闽赣边的(长)汀瑞(金)地区,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赖昌祚任特委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建汀瑞边界各县独立营,作为开展闽赣边 游击战争的骨干。
此外,为减轻后方负担,对伤病员作了适当的安排,除重伤病员外,能离开医 院的,一般都动员出院,或补充部队或分散休养。
中央分局的上述措施,对精简机关和加强各地区的领导,以及尔后坚持游击战 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未能改变当时中央苏区日益严重的被动局面。
中央分局在部署和指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在苏区核心地区仍沿用过去 苏区的老办法,将直属中央军区的红24 师和几个基干团继续集结在“三角地区”, 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没有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斗 争方式也没有多少变化。这一切,表明中央分局还未下决心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
2006-7-3 18:11:16
第7楼
三、牛岭战斗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
(一)牛岭战斗
为了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和寻机歼灭运动之敌,红24 师和几个基干独立团,
不断主动出击。但由于部队减员过多,新补充的兵员又多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伤病员, 有的伤病尚未痊愈,被动员勉强出院后编入战斗部队,心理尚未调整过来,加之形 势急剧恶化,影响士气,部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因此,战斗每每失利。其中比较典 型的是洋陂战斗和牛岭战斗。
1935 年1 月12 日,红24 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向驻守宁(都)瑞(金) 边洋陂之敌第67 师的1 个团发起进攻,以图遏止敌人*2 构筑碉堡封锁线。
经两天一夜苦战,不仅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红24 师伤亡400 余人。 继洋陂战斗后,又发起牛岭战斗。红24 师和独立第3 团、11 团共5 个团5000 余兵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投入这次战斗。据侦察获悉敌粤军第2 师部队正向赣县牛岭 一带开进。中央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在牛岭地区伏击或袭击运动之敌。红24 师和两 个独立团于1 月28 日奉命出击。部队经大半天行军赶到目的地时,太阳已西斜, 指战员十分疲劳,本应休息待机。然而,指挥员求战心切,当得悉敌先头部队只有 1 个营己到达牛岭时,前卫团既未对敌情作进一步侦察,也未作周密部署,就要求 发起攻击。师长周建屏也未深加考虑,就表示同意。他除了派1 个团置于唐村至牛 岭大道一侧担任阻击援敌外,将后续的3 个团也加入进攻战斗。以4 个团的兵力歼 击敌人1 个营,本应稳操胜券,但由于操之过急,指挥失当,反而遭致不应有的失 败。
当周建屏同意发起冲击时,部队未按战斗队形展开,仍以行军纵队一路冲向牛 岭圩。驻止之敌占据村舍,先不还击,以逸待劳。等红军冲到面前时,突然以优势 火力发起猛烈的反冲击。疲惫而又缺乏思想准备的红军先头部队猝不及防,很快就 被冲散了,而前卫团慌忙后退又将后续部队冲乱。此时敌增援部队3 个营冲破红军 拦阻也赶上来了。他们乘胜追击,直追到红24 师指挥所,师长周建屏中弹负伤, 幸得师政委杨英率师直属队顽强抵抗,才将敌人击退。然而红军部队已全被冲散, 直至第二天才集合起来,计伤亡、失踪人数约千人,损失枪支400 余支。红军以5 个团之众被4 个营的敌兵打得如此惨败,在红军战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除了指 挥失当外,同当时部队的素质与士气,也不无关系。
(二)中央分局面临重大抉择
牛岭战斗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和“保 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苏区军民推到了存亡继绝的 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北路敌军罗卓英 等纵队于1 月间对早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 机关、部队发起最后攻击。2000 余名红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在突围中大部分被 打散了。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领导人不幸牺牲,只有省委代书记、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曾山率一部人突围转移到了东固,但已与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中共闽赣省委和 军区被迫于1934 年11 月率所属机关部队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
突围转移。途中几遭挫折,到1935年1 月间,原数团人马和机关干部共2000 余人 只剩下约300 人,陷入敌人围追堵截之中;南路敌军余汉谋部3 个师,将中共赣南 省委和军区机关、部队共约1800 人包围在零都南部狭小地区,并一步步地缩小包 围圈,以图“一网打尽”;东路敌军蒋鼎文部以第26 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对固 守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及所属的两个独立团约4000 人,发动猛烈进攻,虽然福建军区部队顽强抗击,但失败已成定局;闽赣边之敌对 坚持(长)汀瑞(金)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全面“清剿”。至于中央 分局机关所在的“三角地区”,敌军更是不遗余力,雩会河上游和下游的国民党部 队南北对进,在其东线和西线部队协同下,对该地区实行夹击。
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扑灭中央苏区的基干红军和领导中枢。
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雩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的中共分局和中央军区 领导机关,虽然还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兵力(连同机关于部约1.5 万人),但物资供 应和财政即将枯竭,经费只能维持到2 月间,粮食只够吃到3 月中旬,枪支弹药的 消耗更是无法补充。此外,中央分局不仅同中央苏区各省委失去了联系(赣南省委 除外),而且湘赣等相邻苏区也已中断了联系。
这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摆在中央分局面前的 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转变战略方针,迅速组织突围,另图发展;一是 坚守“最后阵地”与敌拼到底。事情已很明显,后一条道路必将导致全军覆没,可 供选择的只有突围转移一途。
然而突围转移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转移方向问题。1 月30 日,项英在致 博古、朱德、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南则非大打击粤敌不能立足,西到湘赣(苏区) 则转移不易,东则无大发展前途,给养甚困难。如穿袭封锁线,则部队(有)巨大 不便”。因此拿不定主意,故要求中央迅速给予具体指示。电文还特意提出:请中 央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并迅速回电”。
项英未见党中央复电,旋于2 月1 日再电朱、周、博,请求中央迅即决定中央 军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称:“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 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接着电文提出中区部队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两策的利 弊问题:“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地,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 不利,即被敌冲散”。“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被敌各 个击破”的危险。对此有关中区前途的行动方针问题,须由中央决定,故盼中央在 一二日内电示。
由于情况紧急,在党中央复电前,为应付不测,项英在雩都县黄龙井塘村召集 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贺昌、陈潭 秋,以及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
与会者经讨论,对面临的险恶局势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 围方式,即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以及突围方向问题,意见不一。于是,项英于 2 月4 日凌晨1 时,急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迅即指示。项英在电报中再次 提出,“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请中央尽速
定夺。
因未得到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转移方式与方向问题,始终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于是项英又于2 月5 日以分局名义再次急电党中央,报告分局对行动 方针的两种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 集中过信(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
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浦[埔]、闽赣。分局随部队 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复示。
(三)中共中央迭电指示与中央分局战略方针的彻底转变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1935 年1 月中旬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 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结 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 领导。新的党中央以新的姿态投入领导工作。当接到项英和中央分局接连发来的紧 急请示电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即行讨论,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 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于2 月5 日用“万万火急”电报,下达 项英和中央分局: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困难是能够克服 的。斗争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 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 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 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这是中共中央自突围转移后,就有关战略方针问 题,给中央分局的一个最重要、最明确的电报指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分局立即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着手缩小机 关,计划分散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2 月7 至9 日,敌北路军加速进犯雩会河(贡水)沿岸地区,企图将中央军区 机关部队围歼于雩会河北岸。鉴于这一敌情变化,中央分局当机立断,不待党中央 有关“决议详情”下达,即决心采取几项紧急措施:
第一,彻底精简后方机关,妥善安置伤病员,减轻部队负担。
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时,在中央苏区留下数以万计的伤病员。这些伤病 员原先分布在雩都、瑞金、会昌、宁都、西江、石城、宁化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 来随着前沿苏区的陷落,各地医院陆续向瑞金、雩都县境集中。
因此,大部分休养员(约6000 人)也集中到这个地区。随后一部分伤病员伤 (病)愈出院归队,一部分伤势较轻者,经动员后也相继离开医院。迄2 月1 日,
留在医院的重伤员尚有2000 人,加上为这些伤病员服务的人员和后勤人员形成一 个庞大的后方队伍,使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么多重伤病员既不可能随部队突 围转移,也不可能集中休养,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分散隐蔽。
然而伤病员都是以红军部队为家的革命战士,一旦离开红军这个大家庭,在心 理上一时难于承受。因此,分局决定由陈毅负责动员疏散工作,陈毅也是因重伤而 留下来的,他与其他伤员的心情是相通的,由他做动员说服工作,易为伤病员接受。
陈毅在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凯协助下,对住院伤病员进行动员说服工作。 陈毅对伤病员不是用抽象的言词予以抚慰,而是坦诚相见,将面临的险境如实地告 诉他们。他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火种不灭,将来革命 的高潮一定会出现。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先疏散回家或到老百姓家里去隐蔽 养伤。伤好后,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时再回来。但同志们千万要珍 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不测,不要拉拉扯扯。伤员们通情达理,他们 慷慨激昂地回答说:“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宁作刀下鬼,决 不向敌人投降!”“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了。”寥寥数语,表现了革命战 士在危急关头的英雄本色。
伤员思想通了,还得依靠群众帮忙,把伤员交给群众。陈毅和地方党组织负责 人同群众商量,动员他们为革命分忧。陈毅诚恳地对上了年纪的乡亲们说:“你们 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 个报仇的人!”苏区群众同红军血肉相连,一经说明情况和要求,就积极响应。一 时间,在伤员休养的地方出现了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或一人背一个或两 人抬一个,很快就把重伤病员全部疏散完毕,为领导机关和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二,安排年大体弱的领导人先行转移。鉴于一些高层领导人或年事已高,或 体弱有病,难于随部队打游击,分局遂决定让他们经福建转到香港等地,隐蔽疗养 和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中央分局 委员瞿秋白,党的“一大”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何叔衡和苏维埃中央政 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等。瞿秋白、何叔衡等于2 月11 日在警卫武装护送下从雩 都县黄龙井塘村出发,经瑞金县武阳,越过敌人封锁线,安抵四都山区,与福建省 委会合。随后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发。
24 日在长汀县水口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何叔衡在与敌人搏斗中 英勇牺牲。瞿秋白不幸被俘,并于同年6 月在长汀慷慨就义。邓子恢冲出敌人包围 圈,折回四都。后来,他与从雩南突围出来的陈潭秋、谭震林等一起,从四都抵达 闽西永定地区,与张鼎丞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分局率领机关部队迅速南渡雩会河,占领有利于转移的出发地区。
2 月12 日前后,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 区机关、部队离开井塘村,安全渡过雩会河,转移到雩南禾丰地区。
2 月13 日、23 日和28 日,中共中央迭电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具体指示
行动方针和通报遵义会议精神。
党中央在13 日的电报中,对中央分局的任务、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等重大问 题,作了详尽的指示。指示电首先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苏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 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 剿’政策。应该认识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 有极大的意义。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 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到牵制。”关于中央 分局的行动方针及具体部署问题,中央指示电明确指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 式与斗争方式”,“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于队在中 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 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 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 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枪弹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 “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 决”。
中央指示电,还要求中央分局对中区周边地区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 “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 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将给中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湘南 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 发展。依野战军及红十军(团)的经验,如你们以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 中央指示电,特别强调“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明确指出“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 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击运动及勉强使用 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为了适应薪的斗争方式,党中央要求中央分局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极大的独 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能独立存在。因此,“庞大的 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作为领导 中枢的中央分局“手里应有一个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 最忌胶着一地。地方机关亦然”。
此外,中共中央还就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和白区工作等,作了具体指示,要求 中央分局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并设法建立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 他地方的工作。
中央分局遵照党中央指示,立即召集会议,研究落实措施。会议对中央苏区部 队和党政机关工作的转移问题作了初步安排。随后,项英于2 月19日和21 日先后 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和朱、周、张(闻天),报告中央分局贯彻执行党中央指 示的情况和打算:部署部队主要分布于赣南与闽赣、赣粤边界的龙岩、上杭、武平、 寻邬、安远、蕉岭等县,分局主要领导人率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
2 月2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和中央分局,就分局执行党中央指示应 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其大意是:1.深入思想动员,将行动任务与形势, 向广大指战员解释清楚,并尽可能给部队以休整时间;2.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 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3.每一个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 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个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 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10 人;4.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 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到被占领区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蔽在群 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5.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 6.对所有干部应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 强奋斗;7.必须周密地建立交通网;8.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 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应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2 月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2 、6 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传 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告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博古、华夫(李德)在 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及博古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书记处要求中央军 区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并强调指出:“正确的灵活的 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这一电报指示, 使中央分局领导明确了过去的一些原则是非,进一步增强了实现战略转变和坚持游 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
四、九路突围与中央苏区的终结
(一)中央分局的突围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当面情况,中央分局决定立即组织机关、部队分途 突围转移,分散于原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这时,滞留中央苏区最后一块“净土”——雩南禾丰、上坪地区的红军部队和 机关人员共约1 万余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决定除留一部分人就地坚持斗争外, 其余的分头突围,择地另图发展。具体部署如下:
1.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7 团,由会昌穿过敌人封锁线,经汀瑞 边转至原闽赣军区(建宁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宁都)县以 北,恢复和领导该地区的斗争;2.由分局委员陈潭秋和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 率红24 师的4 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3.由分局保 卫局长汪金祥率红24 师的4 个连,到寻邬以南及焦岭、安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 战争;4.由原红19 师第55 团团长李天柱和孙发力率红24 师的4 个连,依托寻 (邬)南原有的游击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并同在这一带领导群众斗争的古大 存取得联系;5.以红24 师的两个连,挺进赣粤边的三南(定南、龙南、虔南)地 区,建立三南游击区,并争取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6.由中央军区参谋长 龚楚和石友生(第71 团政委)率红24 师第71 团(约9 个连)越过安南江,经 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34 师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7.
由独立第3 团团长徐洪(鸿)、政委张凯率该团和曾在湘赣边、湘鄂赣边工作过的 同志,越过信丰河,到湘赣根据地,向湘赣省委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在该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正在生病的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随独立第3 团转移, 待突围后赴白区隐蔽疗养;8.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 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独立第6 团,留赣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红24 师第70 团(周建屏兼团长,杨英兼团政委), 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游击区保持联系,以便指导各地斗争。
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人随第70 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分别派到各 地和部队中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央分局的分兵部署是正确的,它体现了分局实行彻底的战 略转变的决心与长远规划。然而由于时机过晚,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加之个别 部队内部生变,致使突围转移计划遭到严重挫折。
(二)各路突围部队的结局
在项英、陈毅统一指挥下,各路突围部队从2 月中下旬起,陆续实施突围转移。 鉴于敌情急剧变化,项、陈对原定部署又作了适当的调整,决定所有机关、部队全 部分途撤离雩南地区。
各路人马突围的情况与结局,大致如下:
汪金祥和李天柱、孙发力分别率领的两支队伍,从雩南出发,穿过安(远)会 (昌)边界,于2 月25 日到达安远、寻邬间的清溪一带,遇粤军第4 师堵击,激 战3 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汪、李等率余部二三十人突出重围,于2 月底到达 寻邬南部地区,利用山地隐蔽待机,徐图发展。
徐洪、张凯率领的独立第3 团,从雩南小溪地区向湘赣边转移,2 月25日到达 信丰县桃江王母渡。当部队正在渡河时,突遭敌人袭击,部队被截成两半,徐洪阵 亡。张凯率余部约六七百人转向雩南,再沿安远、信丰南部突围。3 月4 日,到达 信丰石背,又遇敌阻击,经一场恶战,始冲破敌军包围。
张凯与随独立第3 团突围转移的陈正人,率突围出来的100 余人,到达安远、 寻邬南面山区,与先行突围至此的李天柱会合。3 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地区的 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屏汉率所属游击队六七十人,前来与李天柱及张凯部 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5 月间,陈正人离开寻邬南部山区,经广东省梅县、汕 头到达香港,随后赴湖南养病。在这期间,李天柱不幸牺牲。
龚楚、石友生等率红24 师第71 团从雩南出发,2 月24 日到达信丰安息、 极官地区,遭粤军第2 师部队前堵后追。25 日,第71 团同敌发生激战。
尔后突破敌人拦阻,转至赣粤边之油山地区,留下两个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其余部队在龚、石率领下,继续向湘南进发。当部队到达湘粤边境的郴县时,龚楚 带1 营人叛变,投向广东军阀。余部留在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覃率1 个连从雩南突围,由会昌白鹅经井塘、密,到达闽西长汀县四都山 区,与中共福建省委万永诚等会合。四都遭强敌进攻时毛泽草率队突出重围,随后 于4 月下旬在瑞金黄鳝口附近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24 师4 个连,于2 月底转至长汀四都山区。尔后会 同邓子恢又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等地,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和围攻,于4 月间 到达永定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会合,坚持闽西南游击战争。
李才莲率领的独立第7 团,于2 月下旬经瑞金铜钵山区向博生县北部突围转移。 行至瑞金九堡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转回铜钵山区,随后在安治前 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柞领导的瑞西独立营会合,在瑞金观音一带活动。同年6 月,李才莲在观音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
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等率领独立第6 团及赣南省领导机关、中央 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工作人员共1800 余人,本来根据中央分局部署, 在雩南禾丰、黎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后因故情变化,遂遵照项英、陈毅指示率部 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转向赣粤边境的三南(定南、龙南、虔南)与信丰地区活动。3 月3 日,他们将突围转移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编为3 个支队。4 日晨,3 个支队 成一路纵队,从雩南的上坪山区出发转移。当天上午10 时许,阮、蔡觉得3 个支 队集中成一路纵队行进有危险,立即命令部队改变队形,以连或两个连为单位,分 散穿越敌人封锁线。但为时已晚,部队尚未展开,即在畚岭(在今干部县境)的罗 坑、金沙一带与粤军遭遇,激战数小时,部队被冲散。随后,阮、蔡收拢部队,分 成两路突围。第1 、第3 支队为一路,在刘伯坚等指挥下,与堵截红军的粤军拼杀, 双方均遭重大伤亡。7 日凌晨,刘伯坚在安远、雩都边界的鸭婆坑受伤被俘。与此 同时,梁柏台也在突围中受伤被俘,后来刘、梁均遭敌人杀害。指战员也大部伤亡 或被俘,只有少数人突出敌人重围。
蔡会文、阮啸仙和陈丕显(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率领的另一路——第2 支队, 于3 月6 日冲破敌人马岭——牛岭封锁线,向西南转移。阮啸仙在突围中不幸中弹 牺牲。蔡会文、陈丕显率部队抵达信丰安远一带,又与粤军第2 师遭遇,经激战摆 脱敌人,转向定南,复转信丰,于4 月上旬到达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部队仅剩300 余人。随后蔡会文又奉项英之命,率一部分队伍前往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三)项、陈脱险与中央分局战略转变的完成
1935 年3 月上旬末,中央苏区的各路突围队伍已全部离开雩南禾丰地区。这 时原拟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所率部队,承受敌人的压力越发加重,实 在难于再坚持下去了。于是,项英、陈毅和贺昌决定率领随分局行动的红24 师第 70 团,穿越敌人会昌封锁线,向闽西长汀地区突围转移。
突围前,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整编,共编成4 个大队,并确定项英、 陈毅随第1 、第2 大队行动,贺昌、周建屏、杨英等编在第3 大队;李翔吾(原红 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袁血卒(红24 师政治部代主任)等编在第4 大队,担
任掩护任务。
项英、陈毅决定于3 月9 日率部突围转移。9 日午后临行前向党中央拍发电报, 报告中央分局最后突围情况和请示方略。由于电台呼号联络不上,延迟了部队出发 时间。为争取先机,下午3 时许,贺昌、周建屏等即率第3 大队从驻地雩南上坪地 区出发,先行突围。袁血卒等率第4 大队踉进,其任务是抢渡安远河,尔后占领会 昌县天门嶂,掩护项、陈和第1 、第2 大队突围。是日晚,第3 、第4 大队安全渡 过安远河,抵达天门嶂,旋遭敌第89 师部队包围合击。第4 大队在掩护战斗中, 大部伤亡,袁血卒、唐继章、何侠、钟伟生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来辗转到 了上海,从事白区工作。
第3 大队也遭重大损失,指战员大部分伤亡,贺昌中弹负伤,复陷敌人重围, 在眼看要落入敌手之际,他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举枪自尽, 壮烈殉职。杨英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周建屏等少数人幸免于难,摆脱敌人迫 堵,到达安远、寻邬南部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凯、李天柱等会合。 当贺昌、周建屏、袁血卒等率第3 、第4 大队出发时,项英、陈毅仍守候在发 报机旁,一直耽搁到下午5 时,才拍完电报。项英命将电台埋藏起来后,立即同陈 毅一起率领第1 、第2 大队离开上坪,沿第3 、第4 大队行进路线开进。由于下雨 天黑路滑,当晚未能赶上第3 、第4 大队。又遇上山洪暴发,安远河水猛涨,无法 徒涉,加之敌人已将河两岸严重封锁。此时,抢渡安远河已不可能了。于是,项、 陈只好率部折返上坪山区。由于夜暗,项英又高度近视,行路十分困难,结果他带 着一部分队伍与陈毅失去联络,又走错了路,误人安远县天心圩,遭敌截击,队伍 被打散。翌日天亮后,项英收集失散队伍,回到上坪与陈毅会合,重新考虑转移方 向问题。
当时大体上有4 个方向可供选择:一是往东,到福建西部地区去。那里是老苏 区,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设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这个方向山高路险,又逢 雨季,加之敌人严密封锁,难于通过;二是向南到广东东江地区去,到那里路程不 远,两天两夜可赶到,且离香港更近,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 敌人通讯、交通十分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红军难于立足;三是到井冈山 去,这里地跨两省,地理位置和地形都很好,又曾是老苏区,估计还有红军游击队 在活动,便于立足生根,但敌人对赣江封锁甚严,西渡赣江,毫无把握;四是向西 南过五岭到赣粤边老游击区去,那个地区周围敌人虽强,但群众基础好,陈毅,李 乐天等曾在此地开展过群众革命斗争。不久前,李乐天、杨尚奎等又率领一支部队 回到那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有了立足点。
上述几个去向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了第四个方向——到以油山 为中心的赣粤边去。稍事休整,项、陈即率领中央苏区留下的最后一支队伍再行突 围。不幸,在转进途中与敌遭遇,队伍又一次被打散,在项、陈身边只剩下100 余 人。为了减轻部队压力和缩小目标,项、陈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跳出敌人包 围圈,转向赣粤边。其中项、陈二人带少数警卫武装为一路,几次突围未果。无奈, 只好准备下山暂作隐蔽,待机转移。恰好这时无意中碰上陈毅的老部属曾纪财。曾 纪财原在赣粤边牛颈区任中共区委书记,后升任代英县县委书记。在“左”倾冒险 主义统治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遭残酷打击,并被 “发配”到“劳动队”劳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他流落民间,但对革 命矢志不移。后来听说陈毅仍留在中央苏区,就前来寻找,与陈毅不期而遇,百感 交集。陈毅对他好言劝慰,同时欢迎他留下一起打游击。曾纪财通情达理,他诚恳 地表示:“革命发生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丢失了,
很惨痛,我来算这个帐不应该。只希望将来重新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短短数语, 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
曾纪财是当地人,熟悉周围环境和道路,他表示有把握越过敌人封锁线。 于是,项英、陈毅等化装成老百姓,由曾纪财引导下山,夹在一群挑担赶圩的 老表里面,从王母渡安全地渡过桃江,赶到长安圩找到地下党组织。尔后,在地下 党安排下,项、陈等夜行晓宿,几经辗转,于3 月底胜利到达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 中心区——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蔡会文、陈丕显等也率领赣南 军区突围的队伍前来会合。几路人马连同当地游击队及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 员合在一起,共约1400 余人,在项英、陈毅统一领导下,在赣粤边地区开展游击 战争。
4 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由油山转到北山后,在大庚县的长岭村召 开了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听取了项英作的形势报告和陈毅作的根据新 的形势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发言,批评了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出现的盲目乐观和悲观 失望两种情绪。与会者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面临 的处境,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的战略方针。同时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 靠群众,在赣粤边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并使整个工作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 在指导思想上,以保存有生力量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防止死打 硬拼和消极隐蔽倾向。在斗争策略上,要求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学会在隐蔽 条件下进行武装斗争。
至此,中央分局最终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 略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中央苏区的终结。在此前后,原中央苏区的另两个地区—— 闽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党组织,也实现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战略转变,为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