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前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分析

乌台诗案前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分析 乌台诗案前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分 析 摘 要:对乌台诗案前与被贬黄州后苏轼诗歌创作情志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他在乌台诗案后诗歌创作风格的转变。本文认为，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歌创作情志主要体现在奔放外露的不羁性格、致君尧舜的儒家情怀、时光易逝的焦虑情绪、归隐与否的矛盾心态四个方面，总体上以外露为基调。而谪黄期间，苏轼的诗歌创作在情志上一变而以内敛虚静、随缘自适、平和超脱、幽怨婉曲为主。可见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贬谪黄州的艰苦生活使他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变得更加复杂，但其内在的共性则以内敛为基调。 关键词:苏轼 黄州 诗歌 情志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作为诗人思想与情感综合体的诗歌创作情志，是诗人内在精神层面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出来的包括思想、情感、心态等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是构成和决定诗人诗歌创作风格的关键因素。苏轼的诗歌创作，自嘉?六年签判凤翔府后迅速成熟并长期保持较为稳定和统一的风貌特征，直至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和元丰三年被贬黄州，苏轼的诗歌创作风貌才发生明显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诗歌创作情志的改变。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和长达数年的贬居生活确实对苏轼的诗歌创作情志产生了极大影响。王水照先生认为，“苏轼的作品是他思想和生活的形象反映，他的创作道路不能不制约于生活道路的发展变化”。只有深刻理解了苏轼诗歌创作情志在乌台诗案前及被贬黄州后的差异，才能深刻理解这一重大政治挫折和人生遭遇对苏轼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一、性情上由奔放不羁转变为内敛虚静 早年苏轼性格奔放，言行不羁。他的好友文与可在《往年寄子平》一诗中追忆熙宁二年他和苏轼相见时的场景，对说明苏轼早期为人风格颇有典型性，诗中说:“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虢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嚣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当时苏轼三十四岁，而且担任殿中臣直史馆判官告院一职，竟然会如此纵情奔放。这种性格，令他的父亲苏洵非常忧虑。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满是忧虑地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自己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说自己“余性不谨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而已”，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中也说自己是“交浅屡言深”。明代文人袁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说苏轼的个性是“少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又说他“刚肠嫉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则说他是“襟怀浩荡，中无他肠”。 熙宁五年，苏轼在《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一诗中形容自己是“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决聚，那复受絷维”。可见苏轼的性格中有追求自由的一面。这种性格在他写于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里有比较明显的反映，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中常用“狂”字来形容和概括自己的个性。比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之一》)、“老狂聊作座中先”(《座上赋戴花得天字》)、“疏狂似我人谁顾”(《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等。用“狂直”、“老狂”、“疏狂”等词语评价自己，反映出苏轼对自己追求自由和率真的个性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仕宦人生的阅历增加，这种过于外露的性格在他身上虽然有所收敛，但骨子里崇尚自由的天性却并未改变。在《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一诗中，他就说自己是“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在此种野性 的驱使下，苏轼自然会屡屡发出“狂言”、“狂语”。在《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一诗中，他就说自己是“狂言屡发次公醒”，在《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一诗中，他又说自己是“醉后狂歌自不知”，在《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一诗中，他更是带着自我欣赏的语调说出“数诗狂语不须删”的话。实际上，这些狂言、狂语本质上都是酒后吐真言，对此苏轼有所认识，但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于是就有了《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一诗中所谓的“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以及《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中所谓的“醉后粗狂胆满躯”的话。但是，有时他也是为了吐真言而故意要喝醉酒，从而借酒抒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铁沟行赠乔太博》一诗中所谓的“欲发狂言须斗酒”。无论是酒后狂言，还是借酒言狂，其实都是苏轼追求自由性情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他还用诗歌塑造和传递自己自由性情的个人形象，并使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乌台诗案的爆发，与他这种过于率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总之，苏轼在乌台诗案前不加掩饰的真性情，真正承载着他的自由情感和自由精神，渗透在诗歌创作中，就展现出襟怀浩荡、雄快俊爽的自由、奔放之气，这使他在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创作具有一种明显不同于乌台诗案后的独特风貌。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很大。他开始有意识地自我反思。贬居黄州期间，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到了自己的反思:“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这本是一篇私人书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苏轼的真实心理状态，非常可信。在《黄州安国寺记》一文中，他更是诚挚地说起自己对以往种种的反思:“闭门却帚，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这是一篇日记，和《答李端叔书》中的说法近似，可以视为真实地反映了苏轼 的思想情感。可见苏轼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往为人处事不够严谨，甚至过于率真和外露。为涤除浮躁骄放之气，苏轼长期在黄州安国寺修习道、佛二教。《黄州安国寺记》说他自己是:“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以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除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而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深刻分析了自己修习佛教的原因，也就是希望通过佛教修养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情、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篇日记记载了修习的效果:“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翕然，无所附丽。”可见收获很大。在《答李端叔书》中，他也对自己的修习成效作出解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经过潜心修习，应该说，苏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用虚静从容、随缘自适克制了性格中的狂放不羁和率性豪直。“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雄傲奔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被内敛虚静所逐步代替，这是苏轼在乌台诗案前后诗歌创作情志上的最根本的一个变化。 二、情怀上由积极进取转变为随缘自适 苏轼自幼便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作为榜样，把“致君尧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有着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苏轼自己也在《赠王仲素寺丞》一诗中说自己“我生本强鄙，少以气自挤。孤舟倒江河，赤手揽象犀”，反映出年轻人心怀远大抱负的心理状态。进入仕途后不久，苏轼就写下了《和子由苦寒见寄》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显示出热切的进取精神和成功意愿。如果说这些话出自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口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十余年后，人过中年的苏轼在担任密州太守期间，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出“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句子，就不能说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他的这位哥哥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的原因。 正因为有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所以苏轼才会写下大量现实感极为浓重的作品。熙宁七年，苏轼在《凫绎先生文集序》中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观，他认为，文学一定要追求“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而且要追求“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之可以伐病”的传播效果，并在文中极力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的文学创作观。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从不发出无病呻吟的空洞言辞。他写的大量讽谏作品，无论是从正面批评时政，还是从侧面反映社会问题，基本上都表现得比较激切，对现实的批判相当尖锐。比如《黄牛庙》一诗就一边讽刺神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一边哀叹耕牛劳苦一生饥寒交迫，显然是借牛比人，抒发对社会不公的感慨。在《戏子由》一诗中，苏轼也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讥讽朝廷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偏离正道，太过重法轻儒;又以“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的句子嘲讽朝廷为了实施新政花费重金设置那些只会扰民的新官，而真正有用的学官却被闲废，生活清苦;诗歌又以“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的句子指责朝廷滥用刑罚苛待贫民。《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一诗，以“嘉谷卧风雨”、“玉食惨无光”讥讽当时进用之人皆小人，君子不得重用。《八月十五看潮五绝》一诗更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认定朝廷兴建水利之事必不可成。这些诗句后来都在乌台诗案中成为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苏轼攻击朝廷的证据。因此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诗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更是以“好骂”批评苏轼利用诗歌评点时政的做法。杨时在《龟山先生语录》卷二中更是认为:“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这种认识其实在宋代具有普遍性。 强烈的儒家入世情怀，在苏轼奔放外露的性格影响下，对现实的关注和批评自然就比较多一些，也更强烈一些。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中曾经记载说，苏轼在出任杭州通判前，好友毕仲游曾因他“言语文章规切时政”而“忧其及祸”，因此“贻书戒之”。毕仲游认为，“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他劝诫苏轼“言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为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但是苏轼对这种规劝是不认可的，因此他“得书耸然”，并未听取。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诗歌因“规切时政”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是有所觉悟的，但强烈的儒家士大夫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不想做所谓“温柔敦厚”的人。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就说他:“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议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以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就是“以诗讽谏”，而这也正是苏轼元丰二年遭遇“乌台诗案”的直接原因。 “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到沉重打击。他突然意识到，以诗讽谏其实除了会招致祸患外，其实没有太多现实意义。贬谪黄州后，他产生了一种人生如梦的迷茫感，绝望情绪非常浓重。《西江月?黄州中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中，更是抒发了“万事到头都是梦”的空幻与悲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种对人生的感悟，引导苏轼以佛道安慰自我、调整自我，以物我两忘、自持自适去面对、去适应“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的残酷现实。入世情怀一变而为出世情怀。此时，他的文学创作很少再涉及社会现实，而是更多抒写自己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胸怀明显内转。以《南堂五首》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脉络。诗中有“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的清雅，“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的清幽，“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的清静， “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的欣喜，都是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东坡八首》更是如此。“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完全把自己的身心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仕途的荣辱得失，平静悠然中享受与大自然同在的畅适和田园劳作的辛劳与愉悦。 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心怀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以积极进取为人生行动的纲领。经乌台诗案的打击，苏轼逐渐以随缘自适的处世情怀取代了原本强烈关注现实的儒家入世情怀。 三、情绪上由焦躁忧虑转变为平和从容 青年时代的苏轼对时光易逝有着深刻的焦虑，这和他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成功理念有关。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是经常自嘲为“冷官”、“闲官”、“微官”，并自称“老迈”，感慨时光易逝、人生如梦。这都是他对政治前途感到焦虑，并因此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独特方式。在《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中，苏轼就自称“冷官无事屋庐深”，在《次韵王诲夜坐》中又自称“顾我闲官不计员”。在《次韵杨褒早春》中，他自称“冷官门户可张罗”，在《和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中，又自称“微官敢有济时心”，此类诗句非常多，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仕途的不满，对未来的迷茫，集中表现为抒发时光易逝、冯唐易老的焦虑情绪。而这正是乌台诗案前苏轼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 嘉?七年，苏轼刚刚步入仕途不久，就在《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无限感慨地说自己是“悲鸣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忧竟何为，使汝玄发缟”，就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说自己是“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熙宁四年，他在《戏子由》中说自己是 “如今衰老俱无用”。熙宁五年则在《法惠寺横翠阁》中说自己是“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在《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中说自己是“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熙宁六年他又在《九日寻臻?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中说自己“白发长嫌岁月侵”，在《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中说自己是“造物寡情怜我老”。熙宁八年，他更是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中无限感叹“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元丰二年，他在《送刘寺丞赴余姚》中说“我老人间万事休”，在《李公择过高邮见施大夫与孙莘老赏花诗忆与仆去岁会于彭门折花馈笋故事作诗二十四韵见戏依韵奉答亦以一戏公择云尔》中叹息“我老心已灰”。这些时不我待的焦虑心绪以及由此而生的无限感慨和忧老的叹息，前后绵延近二十年。至于《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一诗所谓“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更用极为沉痛的语调说自己的生命就像熄灭在灰烬中的炭火，没有复燃的希望。但实际上，三十九岁根本就谈不上“龙钟”二字，而苏轼悲老如此，其对前途的焦虑，可见一斑。 贬谪黄州后，苏轼的这种焦躁忧虑情绪反而逐渐淡去，不再说这些悲老的话。这是因为，他不仅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而且还有目的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他开始正视现实，甚至决心洗心革面。因此，之前那种对政治前途的焦虑和急于建功立业的焦躁都消失了。元丰三年，他写下《初到黄州》一诗，情绪上的转变在这首诗中已经有明确的反映。诗中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不过，虽然这首诗试图努力展现超然心态，但是，字里行间还是难以掩饰做作的刻意性。元丰四年，苏轼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心态逐渐变得平和 超然起来。诗中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这首诗，与之前的《初到黄州》相比，尽管不再有那种刻意的超然，但“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的句子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诗人对被贬黄州无法全然释怀的心曲。元丰五年，苏轼又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一诗。诗中说:“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难以释怀的过往遭遇已然真正放下，释然后的苏轼显得从容超脱。通过以上几首诗中反映出来的苏轼的内心世界变化，可知他对世事的变迁和人生的起伏确实有一个心态逐渐淡然的历程。可见，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自己在黄州的生活是“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并非虚言。元丰六年，苏轼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一诗。这首诗是在苏轼得知自己可能会被重新启用的好消息后写下的，很能说明问题。全诗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表现了非常平和的心态:“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这种款款道来的平和不是能够刻意装扮出来的，字里行间流动的超然之气也只能是发自肺腑，看不到一丁点的浮躁急切之意，更没有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那种掩抑不住的喜悦。“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一句，只说习惯于田园隐居并打算终老于此，对此种艰辛的生活实属被朝臣排挤陷害的结果，以及对朝廷气象一新、欲有新作为的赞许和期待，都淡然到几乎了无痕迹的程度。对自己可能被朝廷重新启用的消息，也只在诗题中以“复出东门”及“暗香先返玉梅魂”一句，淡淡地一笔带过。 四、心态上由退隐与否的矛盾心态转变为遭遇贬谪的幽怨心态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在发生乌台诗案之前，“退隐”是苏轼常常挂在口头的话。二十几岁刚刚踏入仕途，他就在诗中说要归隐，可他一辈子也没有真的归隐。可见在归隐的问题上，他有一种深刻的矛盾。 《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等诗，作于苏轼签判凤翔府之后。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在这些诗歌里抒发了强烈的归隐意愿。通判杭州期间，他也常常提及归隐，甚至还发出了归隐的誓言。在《游金山寺》一诗中，他指着奔流而去的江水，发出了“有田不归如江水”的誓言，在《次韵陈海州乘槎亭》中，他又指着江面的小舟，发出了“逝将归钓汉江槎”的誓言。另外，他还在《自金山放船至焦山》中写下了“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的句子，在《答任师中次韵》中写下了“已成归蜀计”的句子。在随后知密州、徐州期间的数年里，他依然在说归隐，而且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归隐的安排。比如，《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一诗就有“归田计已决”的句子，《赠写御容妙善师》一诗也有“明年乞身归故乡”的句子，《春菜》则更是说自己“明年投劾径须归”，《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则明确无误地说“田舍我已卜”。可见归隐的意愿不仅仅是停留在发誓的层面而已，看上去他还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行动。 但同时又有另一个苏轼，同样真实地站在我们面前。在《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一诗中，这个苏轼就真诚地说自己是“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在《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一诗中，这个苏轼也说自己是“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这是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归隐，一方面 又口口声声说不甘心归隐。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比如《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中就有“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岁月岂肯为汝居，仆夫起餐秣吾驹”的句子，《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中也有“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的句子，抒发的都是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声。这一时期苏轼所谓“怀归”和“归耕”的表述，看来主要还是为了抒发对仕途的失落和不满。由此令人得出一个结论:他所说的退隐其实是假的，而进取才是真的。在他内心深处，也许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远超过退隐。另外，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还写下了“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千夫在野口如麻，岂不怀归畏嘲弄”(《盐官部役戏呈同事兼寄述》)、“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送吕希道知和州》)等诗句。也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虽言退隐实则不甘退隐的矛盾心态。 乌台诗案前，苏轼的世俗心和仕宦心都还很重，他不可能真的归隐。在《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中，他就明确说道:“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可见在他说要归隐的时候，内心深处的进取意识和进取心态还是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在《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中自嘲说“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承认自己在仕途上还是看不开。甚至到了元丰六年，他在贬居黄州期间还写下了“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的诗句。由于在宋代“隐逸是一种时尚，人们喜欢自称隐，也喜欢称朋友为隐”。所以苏轼也总会提起归隐。但在他内心深处，建功立业的价值远高于归隐。我们可以注意到，乌台诗案前的苏轼，在提及归隐时，总是处于政治斗争失败或仕途不如意的时候。比如《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所谓“世事渐艰吾欲去”。又比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在说想要归隐时，先说自己是“居官不任事”。这其实都反映出苏轼对 仕途的不满以及对未来又抱有希望的矛盾心态。美国汉学家史国兴认为，苏轼“一心想在朝廷政场上有所贡献，而另一方面又欲与其弟苏辙共退隐，一起过归耕田园、恬淡适意的日子。这两个志向的相互矛盾，成为其许多伟大文学作品的产生机制”。此类说法其实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陈腾飞的看法比较贴近实际，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对苏轼而言，归隐绝非生命价值的终极选择。也就是说，在苏轼归隐与否的内在矛盾中，仕进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面。所谓归隐，只是仕进受阻后的消极心态。 乌台诗案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被贬黄州后，苏轼对仕进的希望破灭了，心中的不平和愤慨逐渐被幽怨婉曲、自伤自哀的谪臣心态所取代。郑景望在《蒙斋笔谈》中说:“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鞒出入阡陌，多携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子瞻在黄州与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内心深处有抑郁消沉的一面。表面上刻意的欢愉，难掩心底里的孤独和凄婉。所以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 这一时期，苏轼在《梅花三首》、《定惠院海棠》、《寒食雨二首》、《和秦太虚梅花》等一系列诗作里，展示了幽怨哀婉、自怜自伤的内心世界。比如在《梅花三首》中，苏轼面对开放在孤寂荒野中的美丽梅花被狂风恣意摧残引发了同病相怜的心绪，于是借梅花的命运诉说自己的命运。在《定惠院海棠》中，他又用名花幽独于荒蛮之地的野草丛中自我比喻，发出了自哀自怜的香草美人之叹。在《寒食雨》中，他更是深感个人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力，于是用“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的凶险与困顿，暗指贬谪生活的艰辛，所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反映的正是诗 人深感进退失据的迷茫无依。至于诗末“也拟哭穷途，死回吹不起”的哀叹，更是沉痛而绝望～在《和秦太虚梅花》一诗中，他更以“东坡先生心已灰”、“今年对花还草草”，以及“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等诗句表达内心的苦楚，披肝沥胆，千肠百转，真是欲哭无泪，心中的凄深哀婉，实在无以言表。因此潘建伟认为，“不管苏轼如何暗示自己超然，都反证了他难以解开的心结”。周汝昌也说:“读东坡诗词，愈见其强作放达之语，愈见其深隐之悲”。谪黄期间的苏轼，虽然整体较为平和超脱，但其实也有其复杂性。不过，在他深藏的内心世界里，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心态，也是“乌台诗案”前苏轼诗歌创作中很少见到的，这也可以视为贬谪黄州后其创作情志上的一个新变化。 五、结论 诗人的创作情志是诗人思想与情感的综合体，是构成和决定诗人创作风格的关键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的诗歌创作情志主要体现在奔放外露的性格特征、致君尧舜的儒家情怀、时光易逝的焦虑情绪、归隐与否的矛盾心态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于苏轼的诗歌创作，使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诗歌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独特的外向型风格特征。而谪黄期间，苏轼的诗歌创作在情志上以内敛虚静、随缘自适、平和超脱、幽怨婉曲为主。这说明，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贬谪黄州的艰苦生活使他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但其内在的共性则以内敛为基调，之前在诗歌创作情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纵横豪迈及外露奔放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 参考文献: [1] 苏轼.苏轼选集?前言[M].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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