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意义与价值.doc10002016

文学的意义与价值要真正得到实现，端赖读者的参与和确认。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经典，并且不是简编本、图说本，少看那种过把瘾就完的注水文学，并不再满足于“浅阅读”带来的轻松体验。追踪流行在年轻人而言虽可理解，但我不能不说，任何对流行的追逐都是缺乏主见和定力的表现。它的意义在传播中或许会被无限放大，但终将被时间遗忘。这种遗忘     ，大家一定经历过。人生处处是选择，选择文学比选择职业要容易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困难得多。 或许大家会以为，今天谈这个话题缺少针对性，因为文学正以异常活跃的姿态进入到人们的生活，这本身已说明了问题。但我要说的是，这种活跃的进入并不能说明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已被人充分地认知。有时情况恰恰是这样的，当人们在说文学的时候，真正有意义的文学其实并不在场。这自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关注重心和欣赏趣味的改变有关，但也与创作-阅读双方对文学意义与价值的认知缺乏分不开。 一、作为生活的守护 文学有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更有批评、干预和引领生活的作用。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活并不总是一个合理的展开过程，有时它还可能催生罪恶，引人堕落。作为存在，它或许是合理的，但合乎人性吗？合乎美吗？文学要追究这些。 我们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这只是就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区别而言的。如果就文学的实际存在方式而言，这样的定义显然太过单薄，尤其缺少对由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把握。而一旦基于这样的系统把握来看文学，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它是语言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活动更准确些。 这种生存活动有什么特点呢？简言之，它有不依附于物质，而满足人精神的自由的特质，可以让人超越现实的拘限，达到对世界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根本性觉解。当然，它必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但目的却始终指向这种自由体验和根本性觉解。 自从人摆脱原始自然的生存方式，进入到现实的生存方式以后，人的感性、知性在把握世界时常受物的辖制和物欲的蒙蔽，因此他很难建成完整的视境，他从根本上说是不自由的。可作为一个时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自觉主体，他又总期待着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己。文学的上述特质正提供给了人实现这种期待的可能，使他在创造或接受时，可以经历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可以在内心深处对这世界发表一己独立的见解，体会到自由超越的乐趣。此所以席勒说：人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压迫，不是自由的主体，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是。遗憾的是，今人对文学的这种意义与价值少有体认，即使在从事文学活动时也同样。这是我们要重提这个话题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一个以物质来衡量和平准一切的过程，在人的身心未有充分准备就仓促上路的初始阶段，这种世俗特征尤其明显。在西方，上世纪60年代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直到90年代才开始向世俗化转型，由于这种转型仓促而急剧，挟带着太多短视的功利，造成了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系列形式合理而实质不合理的弊端。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合理诉求的掩盖下，人受制于物的现象悄然滋生，善恶不分、见利忘义的“道德迷失”，重当下轻未来、跟着感觉走的“存在迷失”，还有目标丧失、深度感缺乏的“形而上迷失”有所抬头。人眼睁睁地看着欲望在生活中横行，在精神领域跑马，变得日渐紧张和焦虑，有时又感到空虚、脆弱或浮躁，有身心不得回旋的疲累与窘迫。 这个时候，文学的作用出现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被照亮了。人为物所累，但物不能拯救灵魂；人为不自由所苦，但现实不可能让人彻底摆脱这种不自由。这个时候什么能？文学能。大家深想一下，现在为什么还会对文学感兴趣，会自己掏钱买小说，或试着写小说，不正是为了求得这种精神的拯救与摆脱吗？不正是感到在文学中，自己可以释放浪漫，获得心的平静和自由吗？ 文学既可以表现生活的种种伪美与假善，一切的复杂世相，并适度地予以容忍，还其世俗的合理性，从而让读者感到它有切近人生的真实与可信，更重要的是，它还批评它们，让人看到其如何的不合理，从而至少在那个时刻，把自己交给了神圣的真理与正义，进而培植起理想，涵养出道德，抚平心底的创痛，获得前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站在生活的反面的，通过批评，它使社会保持了健全的理想，同时也因与生活的反差，成就了自己的价值。马尔库塞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能这样说出自己的语言，文学也就站住了。 必须强调，说文学是生活的反面，不是说文学不能赞美生活，或者无视生活的发展和潮流的变化，而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对生活保持着一份警惕和冷峻，尤其拒绝与世俗同流，更不向愚昧和丑恶低头。大家都知道卡夫卡，卡夫卡曾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怎么会有这种“紧张关系”？就是因为他的文学始终是作为现实的“阻力”而存在的，或者说现实和他的文学互为“阻力”，现实对他的挤迫和他对现实执拗的反弹，最终使他的文学没有成为“个人化抒写”的范本，而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再往前说，19世纪，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人们对它的诸多弊端尚未有认识，但浪漫主义文学已然开始反抗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看到了它的另一面。这就是文学的批评本性，文学从反面成了一个时代的守护。 自然，文学之于当代的意义与价值可能还有其他，但我要说的主要是这一点。文学有反映生活的功能，但更有批评、干预和引领生活的作用。并且，就是反映，也是批评、干预和引领的反映。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活并不总是一个合理的展开过程，有时它还可能催生罪恶，引人堕落。作为存在，它或许是合理的，但合乎人性吗？合乎美吗？文学要追究这些。 二、值得警惕的精神流失 现在有些作家之需要文学，已与其先辈不太一样了。他们抱着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投入写作，有时不仅忽视文学的本质，极端者还忘记文学的责任，或结盟市场，向世俗投降；或消极写作，作精神撤防。 但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热潮，这种文学精神有所流失。这就要说到作家了。本来，基于文学的本质，作家应该是生活的冷峻的观察者和批评者，正如尼采所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通过这种不容忍，他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张大了人性的良善与纯美。但实际情形是，现在有些作家之需要文学，已与其先辈不太一样了。他们抱着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投入写作，有时不仅忽视文学的本质，极端者还忘记文学的责任，或结盟市场，向世俗投降；或消极写作，作精神撤防。如此忙着交际、讲座、编电视剧。结果物质是丰富了，名声也大到上了文学榜或财富榜，才思却日渐枯竭，在一个不禁止写什么的开放时代，反而写不出什么了。 由此，一些创作上的荒败现象开始出现。譬如有一种“痞子写作”，过度地张扬所谓“平民意识”，试图以个人化的偏见推倒权威，削平高峰。有时刻意放低道德姿态，做一切怀疑的怀疑者，一切嘲讽的嘲讽者。由于抱着“起完哄就走”的心态，玩世不恭过了头，终究缺乏对生活庄敬的承担和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还有一种“颓废写作”，以半文不白的语言，传不知身在何处的人生，满纸暮气，格调低迷，人物尤其奇奇怪怪，不但缺乏人性的宽度和亮度，还少有与时代的相关性，给人的印象是沉迷而非清醒，是逃避而非面对，以至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最后被转换成了对一种神秘力量的盲从。再有一种“私人写作”，作者明言写作第一应该取悦的就是自己，为此不惜简化和贬低人的心灵困境，将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变成一场个人意义甚至生理意义上的战争。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说过的话，“女人对男性的抗议，包括了希望成为男性的含义”，这种抗争不能不说是比较肤浅和乏味的。 至于等而下之的“皮肤写作”走得就更远了。其作者大都行事出位，极度自恋。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其追逐峰线欲望的个人写照，并且仅此而已，无关其他。所以她们会公开声明自己写作只在乎个人快乐和市场反映，并专写酒吧、舞会和吸毒，乃至“用肉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去思考”，让笔下人物不说“我爱你”，只说“我要你”。结果身体是解放了，灵魂却被玷污了。那种铭心刻骨的相思，执手相看泪眼的哀怨，一回头都是叹息如克里斯多夫和安多纳德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之与一个时代的深刻关系，都找不到了。无怪乎人们要问，当夏绿蒂主动投怀送抱，少年维特还会有什么烦恼？对照同样写情的杜拉斯，称自己的写作不是为了叙述个人的生平，而有对时间、生命和人性的思考，其间相距何其之远。至若昆德拉所说的“只有当你割断了与你生活相联系的脐带并开始探寻生活时，小说才有充分的发展”，这样的境界就更难梦见了。 原创不行，改编呢？大家一定见识过太多“大话”、“戏说”式的胡编乱造，那简直是对原作的糟蹋。有论者指出，其荒唐处一如写荆轲与嬴政争小秘，关公占貂禅的便宜。然而不幸而言中，我们真还看到了阿庆嫂与胡司令有染的新版《沙家浜》，看到了阿Q谈三角恋爱的电视剧，还有将吴妈改扮成性感女郎的话剧。究其动机，能说是张扬文学本身的意义？不过在迎合市场而已。 此外，还有一些写作见诸网上与报章，内容单薄，充斥着对描眉画唇持素茹荤等日常琐事的描述，外带着扯一些进餐馆如何被人说吃得太少，试时装又如何被人说吃得太多的个人遭遇，然后言不及义地发一通议论，将有限的感受兑上水做无节制的发扬。如此以“小品心态”，写“小资文学”，最是无聊。有时，爱情故事全在真空中发生，什么加一个期限，一万年。这话有意思吗？文学固然无须承担太多的道德内容，但过于失重，终究不可取。 至于有一些现象看似藐乎小矣，但也颇能说明文学精神的弃守。如有的作家不向生活用功，一味讨巧跟风，一见《看上去很美》火了，立马将自己的作品改成《看上去很丑》。有的则给小说按上暧昧的题名，什么《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事后虽多方辩解，但基于这种热俗标题的煽情作用很可以预见，作者屈身市场的痕迹终难抹尽。有的题名非出作家之手，如春树的作品原先不叫《北京娃娃》，是出版社着眼于市场策划改定的。但你可以抵制呀。你不抵制，就不能怪人家怀疑这是出于你情我愿的合谋了。 三、批评的责任与力量 如何使文学凸现其永恒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克服种种弊端，有健康的发展，批评家承担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当一个批评家的立场出现了问题，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包括技术分析都是值得怀疑的。 创作所反映出的文学精神的流失，与批评的缺席有很大关系。今天，面对文学乃至文化深陷于商品生产的结构性塑造，如何使文学凸现其永恒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克服种种弊端，有健康的发展，批评家承担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但说实话，现在文学批评的生态不是太好，有些批评缺乏见识，更有一些批评还缺乏真诚。它们的出场除从反面印证真正的批评太过艰难外，少有别的价值。本来，批评应该如夏普兰所说，是一种“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那种见场就捧，见人就夸，到处说过年才说的好话，乃至彼此哄抬，“互相抚摩”，大有违批评的本义，也与文学的本质与精神格格不入。基于对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维护，我们要说，当一个批评家的立场出现了问题，他所作的任何分析包括技术分析都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也有批评家不忘守土有责，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剖，向人揭示了文学本应有的道德视境和审美力量。像《白鹿原》、《檀香刑》和《怀念狼》等小说有较高艺术水准，出版后反响也很好，但仍受到他们的“求全责备”。如此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一针见血，不留余地，体现了批评对文学精神的张大和维护。现在，这种批评被人称为“完美批评”，有人肯定，但也有人认为它骇人听闻，予以否定。这种真诚而尖锐的批评会引发争论——请注意不是对其某个具体结论的见仁见智——本身就说明在张大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的作家回避问题，说“每年能出1000多部小说，而且作家真的层出不穷，老作家也在写，如王蒙老师就写了《青狐》，对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能够写出这样的小说我们是不应该挑剔什么的。中年作家更是了。年轻人中郭敬明的小说卖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既不能挑剔7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挑剔20岁的孩子，所以我认为小说非常繁荣”。让人看了直犯糊涂。暂不说一年1000部是否多了点，难道仅因为作品数量多，卖得好，就代表文学繁荣了，就意味着无须追问其是否具有足够的精神含量，进而对社会和人性的改造是否尽到责任了？还有，70岁已不容易，20岁应多鼓励，什么时候文学批评需要为年龄而放弃对真善美的考较了？我敢说，这样的乡愿不仅王蒙难以苟同，连郭同学也不会认同。至于说当代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很好，不管作家本人服不服气，这还真不是作家能说了算的事。要让批评家说，让读者说，让历史说。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