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治文明感悟

中西方法治文明的感悟 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各自特定的路程发展演化。各种人类共同体的法律文化类型,都是由具体的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具体的法律体系和具体的法律学说连接而成。 中国的法律以皇权为根本,而西方的法律以神权为顶峰,中国的法律没有像西方法律一样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统治集团的思想行为和政策导向,但自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儒家文化及其施政原则,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从没有动摇过,而佛教与道教却都没有真正进入到政治领域,也没有成为一种与政治有关的意识形态,更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中国自秦以后,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均臣服于皇权。中国传统法定制度内,皇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关系体现着、维持着、强化着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人治精神,极力维护等级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将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与家庭中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的不平等转化成天然的不平等,统治者以长幼贵贱为人划分等级,并以伦理道德渲染等级划分的合理性。西方法亦然。 中国古代,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从“科举制”到“文字狱”,另外还有内行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严密监视被统治者的言行举止。而西方国家则以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对所谓的“异端邪说”进行疯狂压制。 西欧封建时期,教会掌握着极大的立法权,教会法是西欧封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方古印度,大部分立法权长期掌握在婆罗门手中,国王所掌握的立法空间是十分狭窄的。 在司法方面,西方由教会组织的宗教法庭,拥有独立而广泛的司法权,宗教法庭可以不经国家司法机关而对异教徒进行审判和处决。在古印度,司法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婆罗门手中,即使国王亲自审理案件,也必须有三个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婆罗门参加陪审。 相比较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其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 都体现了刑法的惩罚性功能,都把惩恶扬善、刚直严正和稳定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早在西周,就有了“以德配天,明行德慎罚”的思想。到了战国时代,韩非子把法治思想发扬光大,“法不阿贵,绳不挠直,刑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至今仍闪烁着法治的光芒。唐代之后,由于儒家文化的浸染,“礼法合一”,把伦理道德与法律力量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影响着千百年中国法律文化的走向。而西方经典的法律谚语则如夜空上光洁的月亮,照亮人类法治的征途。“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些精辟的论述,源于人类对平等、法治、自由的美好追求。 中西方法律文化表现出巨大的差异。首先,理性与科学性的差异。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塞罗就提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是从自然生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西方人强调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他们排斥了伦理、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对它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理性化的道路。而中国人强调法律的情感因素,强调立法和司法应符合具体的人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互融合是我国古代法律传统之一。人情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法外之法,容易出现官员的司法擅断,法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受到严重冲击,难以形成全社会敬畏的法律公信力。 其次,对于程序正义认识上的差异。西方著名法学家威廉姆·道格拉斯曾对程序正义作了经典的论述,“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程序正义具有实现实体法的效能,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具有对犯罪行为加以处罚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还具有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目的。而中国的法律原则,传统以来都是重实体、轻程序,证言和口供被尊崇为“证据之王”,从而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大面积存在。 最后是法治和人治的差异。西方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法治优于人治。所以,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应是中立的。儒家人治思想主张圣人之治,保持司法的神秘性,断案决狱依靠的不是客观规则,而是断案人的主观意志。最能区别中西方法治与人治的差异,从中西方的法律图腾形象地反映出来。西方国家法院门前常常会看到蒙目女神的雕塑,她神情肃穆,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持着天平,双眼被布紧紧蒙住。蒙面女神手持天平表示“公平”,宝剑表示“正义”,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造像的背面往 往刻有古罗马的谚语:为实现正义, 哪怕天崩地裂。她的职责是“裁断”而不是发现, 所以女神蒙住了双眼,眼睛并不重要,而且眼睛还可能会因为看见诉讼双方的情况而造成主观上的倾向性,也可能因为受到各种干扰而难以实现正义。中国古代衙门前,常摆着两尊威严的独角兽,怒目圆睁。独角兽,又名獬豸,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头上长着一只角,故俗称独角兽。王充《论衡·是应第篇》:“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它嫉恶如仇,头上长着非常尖利的长角,用它断狱,看到有罪者则用长角触死,吃到肚中,反映出神判而非人判的特征。在断案中,他们提倡用灵感、顿悟,靠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主持正义。独角兽怒目圆睁,努力地去发现犯罪,惩罚犯罪,集侦查、起诉、审判、执刑于一身,无视程序的法律价值,刑讯逼供滥用,冤狱频发,具有浓厚的儒家的人治文化特征。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其说是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如说是其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的差异。 市场经济是西方法律文化产生的土壤,市场催生民主与法制。可以说,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内涵。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个人价值应当优于社会价值。权利本位是伴随着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应优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应权利的取得。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发达的契约关系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生长提供了社会条件。古希腊法与罗马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而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并进一步上升为法律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一系列先进的诉讼规则,如明确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地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构筑在血缘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法社会结构上,并由此产生了家国本位和义务本位思想。它推崇家族、国家的利益,认为家族、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之本,远远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应为家族、国家的利益而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封建宗法制的法律关系,等级差别严重,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不分,重人情,人缘、地缘关系发达。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历程曾走过挫折和弯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民主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制体系建设逐年完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成熟与发展。疑罪从无,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恢复性司法、刑罚轻缓化等法治思想不仅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呼声,也正逐渐演化为司法实务界的司法理念。 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我国对司法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由于传统的文化的影响以及对苏联法律制度移植的照搬照抄,在司法改革中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借鉴存在着急功近利的趋向,忽视了对法律文化的培育,没有消化吸收它们的文化内涵,没有使它们的文化内涵本土化,导致我们的法律文化仍然相当不成熟。由于家国本位、义务本位的法律价值观、特权思想、人缘、地缘关系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仍然偏重于对犯罪的惩罚,忽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干扰着司法活动,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法律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司法权力地方化问题严重,一些地方执行难的问题积重难返;证人出庭效率低,“人情案”、“关系案”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司法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引入的先进司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却受到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那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 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我们要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还要学习和研究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文化内涵,使之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最终完成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