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上） 发布时间:2012-03-19 13:51 作者:曾彦修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69次 曾彦修近照 　　[导读]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青年时代投身延安，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一生波澜起伏。 　　谈左翼文化 　　《大师》：1927-1937年是中国“红色的三十年代”，能否谈谈左翼文化对您的影响。思想上接受共产党，是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信息和接触渠道？ 　　曾彦修：左翼文化是我的老师，我是纯粹的学生。左翼文化的影响，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就有，但主要指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后，到1937年，这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影响之大，可以说功劳盖世。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是这样。 　　1919年后的“五四运动”在少数的大城市，对上层的少数知识分子（有影响）外，在内地的省份，对中小学影响不大，甚至可以说很细微。西北、西南这些地方，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人士有，但是十万个青年当中只有几个，而且他们远未形成一股很团结的政治力量。 　　左翼文化运动几十年来，主要的还是在大城市，交通方便的地方，但是一个乡镇、一个市镇只要去一本书、两本书，几本杂志，这个影响可就大了。这个运动影响之大，内地的青年特别能感觉到。 　　我在四川西南角宜宾，诸葛亮擒孟获的指挥地大概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南门外就是金沙江。金沙江有多大，涨起水来，比天安门广场还宽，看见了就像海，涨水的时候就是黄泥浆翻腾，树都漂在上面，真是可怕。 　　那个时候我们那还没有开发，那儿是长江与岷江汇合的地方，最方便。像在我们这种地方，五四运动就有影响了，在其它县城影响就不太大。 　　到了1927年以后，广大的青年学生运动力量还小，但是紧密、坚持、不怕杀头，我看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们搞的左翼文化运动。真正的土地革命，那还是在局部地区，我们又不知道，红军在哪里不知道。 　　毛主席不是叫蒋介石反面教员吗，非常之对。因为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当然，我们自己的策略战左，到处搞暴动，又没有几个人暴什么动呢，蒋对武装的、非武装的革命运动，一律大屠杀。 　　其实我们那里还不是蒋介石，而是内地的军阀政权。抓住怎么办？杀掉。杀掉的什么人呢？现在今天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啊，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的大少爷枪毙了，天天全是大少爷、二小姐、三少爷、四小姐，抓的抓监，杀的杀头。 　　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我1919年生的，你总要到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才多少懂点道理，1929年、1930年、1931年，我是十一二岁。这个时候，恐怖就来了。我一懂点事就恨蒋介石。说蒋介石要当亲日派，要投降日本，这个话确实是不能成立。蒋介石当时杀青年人杀的可怕，那确是真的。我记得是1931年还是1932年，我们住在宜宾南门外，经过南门进城去，我到我哥哥认识的朋友家里去取几本书。当时书都是这样的，一个城里面，有几个人有几本书就行，最主要的还是郭沫若、鲁迅的。 　　一个鲁迅《呐喊》还得了，一传开这个城里面有十个、八个人看《呐喊》，就不得了：都惊醒了！有十个、八个青年，看到郭沫若的《女神》，虽然看不懂，但是就觉得很怪，要反了。有一天晚上，我去城内取书，从城里出城、回家从城门走，城门两边站着哨兵，拿着步枪，点着油灯，火焰几十寸高，枪插上刺刀，有时候还背一把刀，往中间穿过，平平常常老百姓不大怕，可我身上就带一本禁书。穿过城门洞一看，我右手一面的城墙，贴着一张“打倒刽子手蒋介石”的标语，那标语是一种红纸，现在不太多了，电视里面那个手持标语，我们叫有光纸，这个东西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文革”时还大量用。 　　贴的标语“打倒刽子手蒋介石”，一看浆糊还没有干，我感觉到这个太危险，地下党在干这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真叫提着脑袋。我当时就感觉这是刚贴的。我跟你说的感性一点，现在的青年听了，就不能不感觉到，这就是一个掉脑袋的、流着鲜血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为名？为利？就是为了中国的解放呀！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而我们现在也把他说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几乎是提着脑袋干的事情，要抓住怎么办？抓住一定关到监狱，说不定就枪毙。这些人反倒都不是穷光蛋，都是家里相当富裕的家庭。被捕后，全家卖房产，亲戚大家人凑几千块，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是有可能的。 　　那么，我们一些小青年赎出来的时候，他确实有一个手续要办，常常要写悔过书，都是狱外长辈给准备好的，多少“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现在，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恐怕要宽一点吧。有些人一辈子没有悔过，革命到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左翼文化，假设没有上海租界怎么办？这个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全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的。三十年代几乎什么事全是在租界里面干的。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有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他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进来跟普通人平等待遇。中国堂堂的一个国家，如果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的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租界里面，不管是小说、 诗歌 诗歌26首倪柝声诗歌智慧书红色经典诗歌朗诵稿诗歌鉴赏术语怎样读懂古代诗歌 、理论方面的东西都有，但是译文大多比较难懂，当时的翻译很多是原文直译的，很多是日本用的名词，语法是日本的语法，有相当大的困难。 　　中国的革命青年倒不像电视、电影里面想象的那么多，其实是极少数人，千分之二三就不得了。怪就怪在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城镇，假设有五万人的城市，有三个到五个这样的青年，从上海拿着鲁迅《呐喊》之类的书一传开，慢慢就扩大，这个城市就动起来了。 　　假设有一个人，去附近两三百里落后的乡镇，两三百户人、几百上千人的市镇，有一个小学教师，一宣传一讲课，我们当时叫贴报，不叫壁报，贴上几张。只要有这么一个青年进去，一个千年沉睡的市镇，三个月就动起来了。 　　左翼的文化，左翼的青年，用几本书就可闹起来。当然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用这个方式容易暴露，所以很多人搞了几天，国民党特务就知道了。最后就得改，开始还不愿改。抗战初期人家都叫拥护蒋委员长，共产党跟左翼要“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假设一个文工团，有几个左派的共产党人一喊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到底，就等于自曝我们是共产党，或者我们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大概1939年以后，发现了这个东西不对。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这种中等城市里面，至少都有个电影院。电影院里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这个电影一来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是唤起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比如说1932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县叙州联合中学，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在三十五班。三十五班平常五六十人，结果有三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的左翼文化影响，而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左翼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又要干，又知道国民党要抓，所以干这些事情，是没有老师教的。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都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出品。这里面主要当然还是文艺作品，所有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文艺作品、电影，后期还加上音乐等等。艺术、文化，三十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可谓大得不得了。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三十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你说你们从小就修正主义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你十二三岁就开始修正主义了。那是从上海文化来的。看得懂吗？看过也看不大懂，意识形态叫“意志奥罗基”，你看得懂吗？无产阶级叫“普罗列塔利亚”你看得懂吗？列宁叫乌里扬诺夫，你看得懂吗？斯大林叫约瑟夫。开始我们不懂的，这是哪国的？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不懂“约瑟夫”这个东西，西方天主教、基督教都用这个名字，所以没有想到俄罗斯的名字也会叫约瑟夫。为了防国民党，他们就把斯大林翻译成约瑟夫。当然，知道斯大林了也不叫我们佩服，因为到列宁为止，列宁以后就搞不清楚谁是谁非了。 　　三十年代的文艺里面有两种，不是只有左翼一种，多得很。其中另外一种就是鸳鸯蝴蝶派，这个东西是不太好，但是它起的坏作用不大，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多。最坏的就是到今天为止我坚持不看武打，剑仙侠客，就是金大侠这一派。这一派人讨厌透了，打呀、杀呀，所以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剑仙侠客这个东西，武打。这个东西把青年的注意力、时间、聪明浪费掉了，慢慢信以为真。三十年代醉心于此的青年，是很落后的青年。 　　谈延安生活 　　《大师》：能不能回忆下到延安后的生活？ 　　曾彦修：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的时候，这一年多。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新盖的，消费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也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口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其实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基本上是处于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有一帮人想参加战斗了。没有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去呆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在那里呆着干什么？我直接上前线好了。 　　到延安之前我是知道一点延安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因为我读过范长江到陕北后的长篇报道。这报道中引用了宋代范仲淹的一句词，全词我大约还记得，是范守边塞小城时的一点荒凉感，可谓极好。“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词描写驻守于此荒凉边城之状况，可谓达于极点。我们一些人是在十分熟悉这首词的情况下去延安的。那去延安是投什么“机”呢？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既然我来目的是抗战、打仗，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国民党也在抗战，他有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有一些中学生、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也是为了找口饭吃，考国民党这个训练班、那个训练班。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宣传抗战，你们就要抓。你们会真正抗战吗？所以不相信蒋。认为他抗战没有能力。我们当时一半是出于革命，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就是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有一些地下党员去，他们当然是到延安去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像我们这些哪里是为了什么实现共产主义，说争取全国政权，也没有这个想法。说是打倒蒋介石也没有这个想法，确实是比较单纯，就是抗战，直接上战场，就是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到延安去的青年，就在1937年到1939年，这三年加起来有几万人我不知道。估计总数有三万上下，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是到前方去了，相当一部分就留在延安了。不是我们要留的，我们留下来干什么？我们想去前方打仗。 　　现在的青年不太相信，说你们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怎么去打仗？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日本人对中国的欺负、压迫，使中国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要誓死抵抗日本侵略，拼了就同你拼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拼了命也要抵抗，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志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条命有什么了不起，就知道抗日，打死就打死。 　　但是共产党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我念高中不到一年，什么知识分子，什么也不是。但是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初中高年级就是，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延安初期的生活什么叫做活跃，就是活跃在抗战，要到前方去，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中央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觉得这些人有用。有什么用？就是我刚才讲的，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种比较落后的县，也是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五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几天就闹翻了，什么都来了，这个救亡队，那个救亡队，都来了，不到三个月，村里的的人都闹开了，这个人也暴露了，假设在十年前就被捕了，现在一般他不会被捕了。 　　就是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像我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会，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我搞三个月，基本上什么热闹的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市镇、两三万人的小镇，三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什么道理呢，那还是因为主要是你提出了要求，符合当时广大青年群众的要求，尽管你是在背后，后来大部分人分向陕甘宁边区，每一个乡都有了。相当一部分人则留在延安，我估计留在延安的人，加起来有几千多。 　　这几千人干什么？各地方学校办下去，各个单位，各个工作机关都吸收人进去了。因此，整风之前，我认为谈不到特别活跃，也谈不到特别的沉寂，活跃就是唱救亡歌曲，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一天到晚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谈整风反特 　　曾彦修：到了整风运动，到1940年以后，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以前延安已完全沉寂下来了。1941年、1942年都比较沉寂，各个单位沉寂下来了，互相之间来往也少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你贴给我看，我贴给你看吗？我们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进步青年贴标语、墙报是在城市对人民启蒙。 来源: 腾讯《大师》 | 来源日期：2012-3-19 | 责任编辑：王科力 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上）(2) 发布时间:2012-03-19 13:51 作者:曾彦修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4次 　　所以1940年以后没有到其它根据地的青年，在延安呆下去，具体参加抗战也参加不了。到其它解放区去争取人民群众，也去不了。有一些青年有点苦恼，这样住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因此，我觉得延安的活跃是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的夏天以前是这样的，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是消费，不是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整风这件事情，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要说整风运动的话，1941年整风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1939年、1940年出了很多，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就停刊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也停刊了，当时延安的《中国青年》也停刊了，那个时候出《中国妇女》，也出《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当然，财力，物力也供应不了。 　　这些刊物内容都不是很充实的，还有人出版铅印的文艺性刊物。那个时候，总政治宣传部搞了个文艺刊物，名字我记不得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这些刊物都不多。总之，是没有事情你总得找点事情干，这些刊物出了一年多，可能是半年，到1941年一个一个的全部停了。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全部停，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当时的张闻天在1941年7月间，开一个什么会，把他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当时延安隐隐的是两个头，一个张，一个毛。 　　所以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地不得了。没有想到，下面舆论议论的又不是这个问题。反对党八股开始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针对这个过去的教条主义集团，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一切都是苏联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 　　他们写的东西现在来看，包括当时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后者都是属于进步的，有没有打倒地下党中间派没有还不知道呢。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1942年开始的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他们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解放日报》就发表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按说给女同志讲两句话，说女同志原来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她去参加，女同志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谈不到。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应该说她的文章现在看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的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但在战争环境下，那文章在客观上是不好的。 　　二月到六月，这几个月我不在延安，但知道很活跃。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整风我们不知道啊，上边整风是毛主席召集了一批人整张闻天他们，整教条主义，我们是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当时我不在那儿。后来说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就是说不是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这种想法，而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所以这叫半条心。当然大家去检讨，人人都是半条心的问题。 　　延安就从查什么“小广播”开始，最小广播什么意思呢？是指延安的那些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上层的领导有意见，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那么尖锐，王实味讲的更尖锐。这样一来上面听到，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统统都是特务。实际上“小广播”有点像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领导就是比《野百合花》档次还要低得多。上面发现不得了啊。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批青年到延安来干什么？他们究竟来干什么？他们真正不怕自我牺牲，到前线来抗战吗？可疑的很。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从半条心到两条心，现在好像没有人写这个文章。我好像没看见过，主要的东西都不讲了。就长时间推动互相告密，我恐怕也有人告密，其中之一是有人说我在河南开封加入国民党复兴社了。我没到过河南，你何必拿这个东西来强求我干什么嘛，你问也要问嘛，都不问，问都不问就强求我，当然闹笑话。一年多以后，我说我是从四川直接到延安的，开封我说我到现在也没去过。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对这些年青人有点怀疑了：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的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送他们来的呢？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这个编造的人也已经被抓起来了，编造他是甘肃兰州来的，他说地下党是红旗党，加入的地下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因此就是特务。甘肃那个特务一来，红旗党一来。后来过了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是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共产党是红旗，实际上都国民党的特务。这一下，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也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当然都推在康生一个人身上。康生能够发动全党的反特务运动？现在还有人在坚持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如果有，他们在边界上找个流氓地痞进来探听探听，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能有的，但那称什么特务情报人员呢？称不上的。真正派到延安去的，解放以后，像湖南的国民党军统局的第一副局长，叫做陈恭澍，陈恭澍这个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统，戴笠是局长，他是副局长。但是蒋介石这个情报机关复杂的很，互相制约，蒋介石把最高权力握在他手里，他不能说只听军统戴笠一个人的话，各方面的情报他都要看，看哪个是真的。他把陈恭澍弄到他的侍从室，张治中曾是主任。侍从室的第五组就是情报组，第五组的组长名义小的很啊。但是看一些文章讲，国民党军统戴笠和陈恭澍两个人开玩笑，陈恭澍说我是你的下级，你局长我是副局长。戴笠说，我的情报还得交给你，要你审查。你要认为可以，我才交上去，你是我的上司。 　　陈恭澍规规矩矩写了多年日记，大量的日记留在了长沙，解放以后来不及带走，全部被我们缴获了。他日记里面有从1943年的日记。比如说听说延安最近内部很不稳，内部在互相怀疑，可惜我们在他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什么也不知道。这东西已公开了，可近几年有些文章还是在强调延安有多少国民党特务的问题。 　　蒋介石在延安根本一个人也没有，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以后，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我们就开始对所有这些抗日战争以后进延安的，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都统统审查。这个审查的范围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方说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这些不在内，怀疑的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的，抗日战争以后到延安的。 　　两个礼拜、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成国民党特务了。那你就要交代，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斗的不行了我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交代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你写在延安你还有些什么人。有些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所以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份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又闹到1943年底，有一些地方闹到1944年，这就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了就乱了，抢救的人就多了，这是对当时的青年到延安的估计根本上的一个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估计的根本错误。这样做是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这些青年至少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这个运动之后，延安1942年后，人员是完全停止交往，各个单位停止交往，本单位互相之间也停止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围墙围着都有收发室，有很大的收发室。其他的根据地继续在干，1944年还在干。甘宁边区其他的专区也在继续干，为什么还要继续干，弄不懂。已经发现延安的特务全是假的了，为什么还要在其他解放区继续干。 　　这段时期我自己本人几乎不在延安。我是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到晋西北的农村调查团，团员有八九个，是从中央各部调的，我跟着去。因此这一段时间这些事件我可以说是根本没参加，对这些事情的细节不太了解。 　　但是到1943年4月，张闻天已经先调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了，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是地委专门来通知我的。我就回延安了，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另外就发现，到食堂去吃饭为什么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我就发现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是去听了。我去听的时候就遇见张闻天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另外两个人，他们是中央党委研究室的，一个叫雍文涛，我们很熟悉，当时还是自由进出的，我们还没有坐在一起。这个时候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就是AB团，弄来弄去都是AB团。按照他这样的说法中央里特务多的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之后我就失去自由了，有几个人看着，斗到最后，搞了一两个月我一寻思是国民党特务，没承认。交待什么地方加入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的人。一个字也没有。 　　延安人人都是个大作家。把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人人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要人人检举，搞的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说人人是特务，这个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就不懂了，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呢，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登了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还至死不放。 　　国民党的话讲，精诚团结。借用他的两个字，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猜忌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这样，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中国的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人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迫害人家求得上升。 　　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人，你就看他是不是害人家，迫害人家、诬蔑人家。诬告人家使得自己上升。这样的人是最坏，最卑鄙的。我们现在做青年思想工作能够这样去做吗？ 　　大学生报告人家的思想，有的人检讨了，说他报告了几个统统打成“右派”。把自己国内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全民的道德哪里去了，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再怎么样都不能够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做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做特务工作，这谁都知道的嘛。 　　特务工作我们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范围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这个工作不能干，绝对不能干。七十年代末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还有一个同志，自动监视人家另外一个编辑社的女同志，未婚的女同志跟一个编辑社的主任下班之后长时间在办公室密谈，报告要整。我听到了哭笑不得。后来我就找几个女同志讲，这样的做法对吗？你们都是女同志，这个女同志三十几岁了，从农村上来，现在没有结婚，假设你的女儿，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妹妹这样，你什么心理？你紧张不紧张，紧张吧。这个情况之下，她下班之后跟那个编辑社主任谈一两个钟头有什么稀奇的，过去我们就要整。对报告消息的人好言安慰，对这一类事情恐怕要少管一点。到了那时，还以为盯人家梢是党性是进步。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的来啊，就养成了以为对党的忠心就在于平时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这个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精神思想迫害了，使得人成为了卑鄙的动物了。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你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你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但是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不得了啊，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吗？我说这是最可怕的。 　　谈陈伯达 　　《大师》：您写过“我一生愚鲁，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能否仔细谈谈？ 　　曾彦修：1942年下半年起，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这些叫整风文件，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很多都不起作用。 　　真正起很大作用的，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那是真正起了作用。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陈伯达有名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 来源: 腾讯《大师》 | 来源日期：2012-3-19 | 责任编辑：王科力 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上）(3) 发布时间:2012-03-19 13:51 作者:曾彦修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5次 　　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党成立以来，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这样子一来，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罢课包括这些，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这一点是懂得的。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方法均是对的。 　　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二三十万，都有枪有炮的。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贴个标语，工人罢个工。你要把他打倒打不倒。这点一说就通。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 　　加上斯大林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他确实讲了一句话，中国的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这句话讲的很经典。他看出来了，东方这么专制、落后，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你靠什么罢工，靠一个报纸，一个刊物，打不倒。 　　要打倒，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这一点，一比较，二十年代末，瞿秋白也好，李立三也好，一直到后来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也好，依靠什么？重点依靠示威，依靠罢工，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你真要罢起工来，损失很大，罢了两三天了，工人不一定愿意，还受损失。回来就说陈伯达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毛是比人高明。 　　他对中国的情况，比人家了解的深刻。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游行示威、贴标语打得倒的。没有这个（军事力量）打不倒。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什么原因呢？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所以不提了。 　　谁都不强调，但是谁心里都明白，从延安出来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还是毛泽东行。因此，毛泽东经过整风，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是真实的。 　　谈胡乔木 　　这里面建功最大的，公开建功最大的，我以为是陈伯达。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 　　因为胡乔木的资历，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解放区进延安的，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把1927年以后，党内的各种文件，尽量收集，尽可能收集。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后来主要是他在编。编成这么厚的《六大以来》。 　　1928年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以来》，这么厚的是一本还是两本我不记得了，因为我们没有资格看这个书。但是我在宣传部接触过，翻了翻。然后有两本，《两条路线》，上下这么两本。 　　参加《两条路线》学习的人比较多一些，我们这些人当然不在内，如果都在内，那么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个是胡乔木编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谁帮助树立的？是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后来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懂了，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闹不懂。 　　《大师》：1943年，胡乔木把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1948年底，胡再次把您调进当时的小新华社评论组。1949年进京后，也是他放您南下广州。1954年调回人民出版社也是他的主张。这一系列调动，能否说明他有意培养您？ 　　曾彦修：整风期间，延安的各个机关，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上层几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即毛主席还指挥一切。 　　我们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吊在空中。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不愁衣食。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真实的。但是1942年到1943年，搞抢救运动搞得太紧张，死了些人，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抓。 　　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三个人都抓起来了，都进了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两三个月，在杨家岭延河对岸，公路上，忽然看见一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说什么叫做保安大学？保安处，就是公安处。监狱就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他说1943年被弄来的。我说，那你早我一个月嘛，我四月份我也是从绥德急调回延安的，回去实际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监狱里，捉了这么多人，闹来闹去，一个特务也没有。我说，监狱死了多少人？他说，好像只死了两个，其余正式枪毙的好像没有。 　　我说这好啊，很好，没有人被枪毙，阿弥陀佛。他说我还跟蔡子伟他们在一起。我说，蔡子伟不是枪毙几年了吗？他说，是啊，公开说是的，实际上没有。滑稽的事情多了。 　　这个蔡子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一个罪状，反革命，枪决，公开发表了罪状，实际上都没有处决。蔡子伟解放以后是农业部副部长。我说阿弥陀佛，宣布了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留下来了。 　　整风抢救以后，各个机关也停下来了，其中包括中宣部，中宣部已名存实亡。 各个科室的名字都没有了，最初的宣传科长叫吴亮平，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1942年六七月间，就到晋西北去了，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么其他的，就是散兵游勇，人也不多。有几个人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剩下的人已无业务。 　　但是反而调了几个人进中宣部，我们说叫“四大家族”。范文澜范老一家，范老两夫妇，一个儿子，后来划了右派。王学文两夫妇，一子一女，四个人，张仲实两夫妇，一个孩子，还有曹宝华两夫妇，曹宝华根本没有任务。他就是埋头翻译俄文书，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去了宣传部。 　　这个“四大家族”，最年轻的曹宝华，比我还要大十多岁，因此我们剩下这些人，还得照顾这“四大家族”。我们都是很尊敬他们的，特别是对范文澜、王学文，张仲实这些前辈。 　　但是偏偏胡乔木坐在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坐在这个地方指挥一切，主要是宣传机构，《解放日报》，跟新华社。那么，宣传部他就附带管管，没有什么这个科那个科的，名字都没有了，科长也没有了。 　　他本人组建宣传部，从没有宣布部的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这样子，为什么1943年以后，1944年3月，1943年11月反而调我去，去干什么？叫我去协助他编中学教科书。 　　胡乔木他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想，找几个人。中宣部胡乔木1943年3月把我调去了。田家英比我先过去几个月，他叫我整理一些材料，在国民党区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搞一个假封面，无非是揭露国民党怎么黑暗、专制，蒋介石应该打倒之类的。 　　那么第一次我把这个材料的文字给他看，我也不认识他，规规矩矩的，他讲的很简单，但是讲得很中肯，就是非常之正确。一个青年，你自己不要骄傲，虚心一点，这样的老师是不好找，经过胡乔木点拔以后，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胡乔木别的事情不是说样样都高明的不得了，但是写文章的规矩、技巧、无病化，那是很高明，轻描淡写，说几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 　　他觉得把这些人调来了，没有事儿干，那怎么办，所以他会想许多事情的。他觉得既然没事情干，他就叫田家英和我二人协助他编语文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科书就是在根据地使用的，高中初中加起来，五年制语文教科书，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根据地，艰苦奋斗大概还有很多年。 　　还要在山沟里待10年、20年，那一直待下去了。待下去，一下子大学办不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那是临时训练，前方是发动群众的。那是政治训练班。 　　长期的训练是文化、科学，所以他说，我就想编成语文课本。叫我们去协助他。实际上是听他的意见，由我们两个动手。 　　他教我写一些语文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科学题目要用散文来写。他突然拿出一本书出来，当时贵阳出版的，名字怪了，叫做《乌拉博拉的故事》。连这类书他也拿着就看，这种读书之心实在可贵，这是中学水平的科学故事。他当然不是一个通俗著作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很懂。他忙成那个程度，对一本科学常识的书，我们都没有看，他却认真看了。他说，这个书写得好，就是一篇太长了，好几千字，不行。要我们编写一篇不能超过1500字的艺术性科学语文。此事受的教育大了。 　　当时中央正在讨论历史问题，就在杨家岭开七大。我看很多同志，延安出来的，似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中央开会，批判哪个，好像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住在胡乔木办公室，所有这些事，一个字都不知道。中央在干什么，在批判彭德怀，在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中宣部内，胡乔木保密到我们不知道，一个字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日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送来一个张去，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这些基层人员才知道此事。 　　这就是说我们两个眼睛一抹黑，不要说你什么都知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什么都不知道，胡乔木没有告诉我们半个字。什么样的斗争，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开七大，全不晓得。有些人的回忆，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识分子占中央比较重要地位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谁知识面达到胡这个水平的。康生的知识面比较宽，陈伯达有一些方面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戏曲史、版本史等，他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音乐、美术、篆刻这些方面他更比不上康生。但古今中外，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我以为，胡乔木可能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突出的一个。 　　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恐怕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著名的人物，一二十个，瞿秋白等人最大了，但是知识面还是不及胡。胡乔木是扬州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所以他的中文、历史，这些修养基础是在扬州中学就奠定了，再加上自己特别用功，记忆力特别好。 　　他编语文课本这个东西，我看不是一定有什么大目的，而是他自己天天干这个政治，也枯燥，他还有多余的能力来干这个方面，或者叫做自留地，去地里面种两根黄瓜。那谁来干呢？那就是找几个人帮他一起做。 　　1942年开始整风以前，张闻天走了，我是一个小随员，六七个人跟着他走了。去参加晋西北的农村调查。那么剩下的这个宣传部的任务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延安只有一两个宣传机器在开动，这个就是《解放日报》跟新华社。毛通过这两个东西控制全国的一切工作。当然内部还有一些指示。公开的知道的工具就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创办延安广播，是日本投降以后创办的，是温济泽他们办的。 　　胡乔木1949年后秘书的名字，有多少谁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毛的秘书。这个秘书就决定了一切。一会儿又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会儿又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秘书，不晓得有多少秘书，说秘书专政又谈不上，但是通过秘书来干。所以当时最忙的人是胡。他是全心全意。 　　新华社跟《解放日报》，延安唯一的两个机构，不准完全停工。这两个机构不能停工，其他的机构统统关门。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运动”。我太知道这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解放后在一个我所能控制的小单位，就不真搞什么“运动”。 　　在中央宣传部慢慢形成以后，新闻出版这块阵地就是胡乔木管，别人就不好管了。胡乔木自己担任新闻总署的署长，另外出版署长是胡愈之。胡乔木另从新华社调一很左的负责人，（陈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去控制它，任副署长。 　　传统上呢，中宣部有个出版科还是出版处，但是中宣部部长、副部长这一层，一涉及到新闻出版统统推给胡乔木，他也不客气。因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归他偶然管管。 　　人民出版社是奇奇怪怪的机构，吊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谁也不真管。你说什么级的单位，什么级啊？一会儿归出版总署管，那么你是科处级单位。一会儿又是归文化部出版局管，仍是科局级单位。但是多年来，你知道，出版总署尤其是文化部，它们似乎离开你越远越好。人民出版社的书都是政治性的问题，犯错误是你人民出版社，我给谁担这个担子啊？ 　　周扬这些人不会去侵犯胡乔木在这方面的权力，胡跟毛的关系大大超过其他人跟毛的关系。我个人在延安这段时期跟他是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请示就方便一些。我请示的是些什么问题呢？1954、1955、1956反右以前，这个两三年，当时不是百花齐放吗？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重点95%是三联书店，我们来不及搞一些新书，所以把一些老书重印，当时在土地革命，我估计别人不一定知道。 　　我举个例子，美国的那个记者，十月革命那些天他在莫斯科，后来列宁不是说他的书报道十月革命最好，《震动世界的20天》，列宁给他做的序，全世界每一个中国人外国人都应该读，至少该有一本。这本书在斯大林时代是绝对的禁书，谁藏了这本书就要杀头。哪个图书馆藏了这本书，馆长要杀头。这本书我翻过，三十年代时觉得太长了，看不下去。这些书能不能重印，问谁谁都不知道。我们只有问胡。 　　延安撤退后，新华社全部搬到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去了。搬到太行的时候，是廖承志同志在管。他批发的一些东西，引起毛勃然大怒。廖承志是老前辈，老革命，坚定的很，但是他在掌握文字方面，太偏于趣味化，有时候品味不注意。有几个消息生动是生动，但引起中央几个领导人勃然大怒。于是叫新华社搬回西柏坡。 　　西柏坡是个中等村庄。新华社只有一个很小的编辑部，在刘少奇的院子里前院。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山东土改工作上回来了，大概九月十月就把我借到新华社去，到了一个新设的所谓“评论组”。 　　这个评论组有些什么人呢？有范长江、石新民。石是1927年的党员，解放以后上海市的文教书记。后来把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就倒霉了，“文革”后自然是“反革命”。 　　这个组干什么，大家莫名其妙。这个单位的其他人莫名其妙，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既然把你们调来，又不给你任务，那就是训练班喽。胡乔木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发稿完以后，每天晚上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就是讲课。 　　胡那个讲话一讲个把钟头，根据那天的稿件等等，做各种解说。分析起来，文字很少通的，都不通。这个不通说的大家心悦诚服。原来搞一辈子文字，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你们写伪国民政府，南京才是伪国民政府，历史上有一个国民政府是真的。他天天晚上就讲历史，讲文法、讲语法。教你怎么哪句不通，教你怎么这句多余的，那句是重复的，这句话这个意思还没有说完，说了半句就不说了。这句话一次说完了，后面还要说一长段干什么呢，胡的语气都是很灵活的，所以大家听的心悦诚服，他一讲完了，所有的人自认没一个文字是通的。 范长江，不得了了吧，文章写那么好，全国出名的，写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名满中国，范学习以后说，“哎呀，我过去写的文章都不通呀！”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大约就是训练班，把你们挑选进训练班，还没离开西柏坡前两三个月，范长江、石新民两个人就不见了，也没有和谁告别。 　　这样，我就跟胡乔木请愿，我参加南下工作团，到四川去。他也没怎么说，说这个问题会考虑。后来他说你不要回宣传部了，我当时的编制是宣传部的。没事就应早回到宣传部。胡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既然你要去天热的地方，那就不要回四川了。等到广东去吧，那里全国最热。 　　不久，我就从香山搬到城内西四大院胡同中宣部城内办事处。然后又去中央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又给了我党组织关系及工作信，叫我拿了一封信去找张云逸，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还没走，在北京。 　　这个信上就说直接找张云逸，我说这个职务不行吧，我请求的是南下当一名区委书记。他说这改不了，你要觉得不行你跟上边提意见，我们就执行这个决定安排你南下。那是6月的时候，这样一来，我去找张云逸，住在故宫(微博)旁边的什么地方，张云逸因为治病还没走。现在交与他接受的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张云天，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的行长，他去任华南财委的副主任。你是华南宣传部的副部长。你要到哪个县哪个区，你到当地去讲，当地批准了就行，我是要到广西去的，我只能介绍你和张云天认识，将来有张云天带着你们走，张云天身强力壮，你这个身体是不行。 　　看来是这样来的，新华社调你们几个人吃几个月闲饭，天天听胡乔木的“炉边闲话”，现在看起来就是训练班。当时毛把报纸抓的紧的不得了，就是太行新华社，太行的报纸出了不少问题。这样子毛一下子生气，下个命令，所有中央分区、各省的报纸付印以前要打出清样，通通要省委书记、中央分局、中央书记签字以后才能付印，而且1949年又强调过一次。这个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有没有人遵循，我看绝对半个人都不可能执行。刚刚解放，一个省委书记，忙的很呀，从农村来，一下子要他管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南省、山东省，那不是要他的命啊。他半夜三更的，快天亮了，还要守夜班，签个字，十版，至少十个版，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恐怕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怕，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作假，哪个省委书记干你这个，省委书记不要当了，都找个人做代替。所以叶帅他们，就是找个人啊。那为什么找我们这类人？因为这类人在延安待了十来年。毛主席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你们都有尺度。所以他必须要找延安出去的，其他解放区的他不放心。就因为这个原因。首先去把关报纸，代表他晚上签字。所以，在江西赣州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到广州后先任《南方日报》总编辑，并说正副社长等均配备好了。你去就是要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套。 　　《大师》：您在工作中需要请示的，也一般写信给胡？多是哪些问题？ 　　曾彦修：在出版这一方面，人民出版社同胡乔木的关系，就是只有请示他才行。这个工作中央从延安一直到进城都是他来抓，没变过。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历史形成的关系，没看见过文件规定。 　　新华社主要的消息、重要的评论通通要给他看，才能发。弄来弄去，新闻出版归他抓，99%是新闻，一个新华社，一个《人民日报》，1%才是出版。出版也不是我们一家，两家，人民跟人民文学。这两家他管，其他的他不大管了。只有这两家，大事都请示他，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传统。 　　对于胡乔木这个人，现在、今后在共产党内，官方来讲对他肯定是100%或90%是赞美的，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但是这个前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问题就是给他加了几顶帽子，当了一支笔，就是什么时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这样子当然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没有办法谈。像原来，他写的很多东西，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任何事情只要是从最高权力发出的命令，他心里不赞成都会把它说得似乎头头是道。 　　我举两个最大的例子。一个就是1956年3月苏共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批评和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的时代，干的一些异乎寻常的内部屠杀的事情，总算是门缝打开了。跟着大概是在7月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是陈伯达起草的。 　　这篇文章是对赫鲁晓夫这个报告采取一种原则上没有反驳，也不是原则上支持，是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毛病，原则上承认一点。这样一来，七八九几个月，全国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批评就比较多一些。这一下不得了，失火了失火了，所以立刻就收回来，当然是老人家（毛泽东）的意思。 　　大概是11月前后，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再论无产阶级专制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把前面那篇陈伯达的文章批判全部收回。这都是很巧妙的，变成斯大林缺点是有，肯定斯大林是根本基调。原来那篇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