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南北朝小说）

null第三编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null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溯源 我国小说虽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却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也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也有一些。null 魏晋志怪小说《神异经》、《十洲记》固是摹仿《山海经》，但如《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讲武帝与西王母故事，则显然是从《穆天子传》中穆王“宾于西王母”的情节发展而来，这些都说明了这种渊源关系。另外，我国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具体记述人物的言行，先秦子书如《论语》、《孟子》、《庄子》等，也杂有不少记事成分，写出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行动。它们都对魏晋以后记录人物琐事的小说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 null 《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最早提到“小说”的，但这指的是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不是后来所说的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此所指始近于小说。《汉书》曾获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小说作品。这些书已大都散佚，只《青史子》还残存几条遗文。 null 十五家书中《封禅文说》以下六家据注文和著录次序可以断定是汉人作品，《伊尹说》以下九家虽然皆称古人，但班固已多目为依托，大约也是汉人或其稍前时代人的作品。这些书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小说，如《青史子》所存遗文便全是讲礼的；不过其中一部分据注文推测，可能接近小说。如《虞初周说》的作者虞初是汉武帝时的方士，《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注引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null 方士好称道方术灵异，未央术乃是神仙长生术。魏晋志怪小说多记方术、神仙之事，它们可能与之相近。除上述诸书外，汉代近似于小说的作品还有“杂史”一类。“杂史”中记载的人物、故事大都有史实作根据，写法也与史传相似，但往往加入了许多想象和附会成分，情节更为曲折，有此描写也更细致，颇富小说意味。如《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伍子胥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null 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繁盛。这时，写作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盛况。这个时期的小说，就其内容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null 第二节　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其现实社会原因的。这首先是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段论述很简明扼要。 null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信神仙道术之事；有的则信仰佛教，寻求精神的麻醉；而劳动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和希望寄托于不现实的空中楼阁。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这是一方面。 null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也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常常把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出来。志怪小说中有不少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作品，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和加工。null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魏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干宝《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null 志怪小说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几乎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如干宝著《搜神记》便自言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讲神仙道术，或谈巫鬼妖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言佛教灵异，目的都在证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实有和神鬼的威灵，宣扬宗教迷信思想。null 如《搜神记》中《阮瞻》一篇，叙述“素执无鬼论”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显然是在证明鬼神的存在。《蒋济亡儿》一篇，写蒋济亡儿死后在阴间衙门里当差，也很明显是为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传。这类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带到宗教迷信的幻境里，麻痹人民的斗志，使之屈从命运的安排，为巩固现实的统治服务。它们是志怪小说中的糟粕，对后世影响也很坏。null 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可能是民间故事。它们虽然也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袭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但思想倾向却是与前者根本对立的。它们是借助神怪的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材，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表现人民对统治者坚决斗争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记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不仅揭露了封建暴君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山中行客见义勇为、自我牺牲为子赤复仇的豪侠气概，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的团结友爱。 null 书中写行客持子赤头见楚王一段，尤其惊心动魄：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null 这种情节看来虽似离奇荒诞，却深刻地表现了在暴君统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决心。又如《韩凭夫妇》，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先后自杀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和凶残的本性，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刚强意志。体现了劳动人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 null 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说中也有动人的表现。如《李寄斩蛇》，写穷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险，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酷和无能。null 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可以《紫玉韩重》为代表。作品叙述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私订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后来韩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灵出现，和他在墓中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贞，写出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王道平》和《河间男女》也是这一类型的故事。 null 其它如《列异传》中的《望夫石》，《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幽明录》中的《庞阿》和《卖胡粉女子》，写的都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剧故事，赞扬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此外，《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一则，记载一个人仙恋爱的神话故事。唐传奇《游仙窟》在构思上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任昉《述异记》中《园客》一则，还在劳动背景中描写了一个动人的人仙的爱情故事。 null 值得注意的是当道教、佛教大量编造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却针对相对地产生了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搜神记》和《列异传》都收录的“宋定伯捉鬼”，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null 《搜神记》还有好几篇类似这样的故事。如宋大贤对狐魅的一切恐怖手段都持勇敢无畏态度，终于伺机捉杀了狐鬼。安阳城南一书生，镇静而耐心地探询清楚各个鬼魅的来历，待天明以后才逐一锄杀。这类故事正反映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坏人坏事的勇敢和智慧。此外如《拾遗记》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等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抗议，也都是较好的作品。 null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宣传宗教神怪的小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本质上是绝不相同的。前者大力泻染神鬼怪异的灵验，麻痹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斗志，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后者植根于黑暗社会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反抗强暴的意志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它鼓舞人们热爱生活，激励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斗争，因此是积极的浪漫主义。null 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中的人物形象已比较鲜明。又如《干将莫邪》，虽篇幅很短，情节却富于变化。在古代小说形成的初期已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可喜的。null 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渊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始于这时的志怪小说。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佑的《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等，就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 null 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如《干将莫邪》被鲁迅改为历史小说《铸剑》，《董永》为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null 第三节　轶事小说 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很盛行，这和当时社会品评人物的清谈风尚有密切关系，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这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从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段话，扼要地说明了轶事小说产生和兴盛的原因。null 魏晋的轶事小说，较早的有托名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据《唐书.经籍志》著录，实为晋葛洪所撰。这部书内容很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室制度、风俗习惯、怪异传说等多方面内容，人物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确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佳作。如《鷫鸘裘》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很生动。《王嫱》一则，反映了宫庭生活的腐败和奸臣的弄权纳贿，颠倒黑白，有强烈的批判意义。 null 纯粹记录人物轶事的小说，最早的作品是东晋裴启的《语林》，后来有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这些书已大都散佚，只在类书中还保有一些遗文。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null 《世说新语》的编撰人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仙传》说他“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手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梁时刘孝标为此书作注，引用古书四百馀种，更加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null 《世说新语》主要是掇拾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尤详于东晋。全书按内容分类系事，计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作者显然是从士族阶级的观点来搜集记录这些人物轶事的，因此它的褒贬也就不能不带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许多是应该严格批判的东西，作者却持着欣赏赞扬的态度，这大大影响了本书的思想性。但从其内容的客观意义来说，仍然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认识意义。 null 《世说新语》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他们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如《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往访，经宿始至，及门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null 同篇又载刘伶纵酒放达，甚至脱衣裸形在室中，有人看见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有一些放诞行为实际已流于纵欲享乐。如同篇记毕卓，他认为“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们又以喜怒忧惧不形于色，为不失名士风度。 null 如《雅量篇》载谢安与人围棋，适得谢玄淮上大捷消息，他看信毕，竟“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是何事，他才毫不在意地答道：“小儿辈大破贼”。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又如同篇载顾雍集僚属围棋，得到儿子死讯，他虽“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能欣赏山水也被视为名士风雅。许询“好游山水”，又“体便登陟”，时人便称许他说：“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栖逸篇》)卫永不谙山水，孙绰便讥议他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赏誉篇》) null 这些名士又以隐逸为高。《排调篇》载，谢安始隐东山，后出仕为桓公司马，有人赠桓公药草远志，桓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郝隆便借机讥讽谢说：“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亦有愧色。士族即或身担要职，也要“不以物务婴心”，做个“朝隐”名士。所以《言语篇》记谢太傅登冶城，“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他们大都“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终日“以清谈为经济”。 null 《文学篇》载：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馀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羽妾）如生母狗声。”null 这正是大官僚名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在《言语》、《赏誉》、《品藻》、《任诞》、《排调》等篇中，还记载了士族名士讲究仪容修饰，神态超逸，注意语言“机警多锋”，简约有味，以及好尚服药饮酒等，这些也都是魏晋风流的内容。null 两晋是士族门阀社会。士族阶级依据门阀制度垄断了政治和经济，他们又袭取了汉末清议的形式，换上士族阶级的内容，制造一个精神的象牙之塔。一方面以此逃避充满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以此自命风雅，使士族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的时代，而士族阶级却一味风流自赏，“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看清所谓“名士风流”究竟是怎样一种货色了。 null 《世说新语》的一些记载还暴露了晋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如《尤悔篇》载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之由，“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以致明帝听了也覆面着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又《德行篇》载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说他言语“至慎”；此外，《言语篇》载司马景王取上党李喜为从事中郎，问他：“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也都透露了司马氏统治的残酷。null 《世说新语》另一些记载则暴露了豪门士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如《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米台）糒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这种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真是骇人听闻。 null又载：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馀人，皆绫罗绔衤罗以手擎饮食。Z烝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连皇帝都意不能平，王武子家的奢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null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暴露了士族阶级凶残暴虐、贪婪悭吝等丑恶本性。如《汰侈篇》载石崇每燕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即斩美人。一次大将军王敦去作客，竟“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当丞相王导责让他时，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石崇的凶暴，王敦的残忍，都令人吃惊。 null 又《俭啬篇》记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主”，很能说明士族贪得无厌的本色。可是这位“既贵且富”的司徒，却吝啬异常。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数万钱，此后，女儿每次归家，他都颜色不悦，直到“女还钱，乃释然”。他家有好李，怕别人得到种子，竟先“钻其核”而后出售。 null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世说新语》也记载和称颂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语篇》“新亭对泣”一则表现了爱国思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在当时的士族中，能够对北方国土沦陷发发感慨，并表示恢复的心愿，已是很难得的了。null 《简傲》、《方正》、《规箴》等篇还记载了一些不阿附权势的事例。《简傲篇》载，钟会往访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晋，士族中人即使不是趋附司马氏，也要竭力韬晦，全身远害。嵇康却敢于对司马氏的心腹钟会直言相讥，表现了他的斗争性和锋芒外露的性格。又如《方正篇》载王敦兄王含作庐江郡，贪污狼藉，敦护其兄，于众坐称其兄“城郡定佳”，当时庐江人士都附和称赞，主簿何充却正色说：“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以致使“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null 在士族崇尚清谈遗落世事的风气里，《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一些看重事功、反对清言的事例。如《政事篇》载，王导夏月至石头看庾冰，冰正料事，导曰：“暑，可小简之。”庾答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轻诋篇》“醒公入洛”一则，记桓温把清谈误国的名士斥为“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的大牛，也很能揭示出清谈名士的本质。 此外，《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识鉴篇》写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写周处勇于改过为民除害等，也都有一定教育意义。 null 《世说新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以及当时士族文人风尚的影响，它不但没有接触到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而且对统治阶级生活的记载也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不能不大大降低了本书的思想性，并给后世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成就。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魂奇”，可以视作本书在艺术上的总的特色。 null 《世说新语》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革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忿狷篇》描写王蓝田性急，吃鸡子时“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齧破即吐之”。通过几个小动作就把王蓝田的性急，绘声绘色地刻划出来了。《世说新语》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 null 《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对权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两人品格的优劣。仅仅六十一个字，却明情节，有动作，十分紧凑精采。null 善于把记言记事结合，也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的重要特色。如《雅量篇》描写晋孝武帝见了慧星后的心情，他深夜入园中对星空举杯祝酒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种行动和说话，把他在见到彗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露出来了。又如《贤媛篇》记李势妹在南康公主威胁之下所表现的神态和对话，反映了一个妇女不忘故国的悲痛心情。null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就其中一些优秀篇章的艺术成就说，这评语是确切的。null《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月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和清王晫的《今世说》等，都深受这部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有许多故事或成为诗文中的典故，或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null 如《玉镜台》(元关汉卿作)、《剪发待宾》(元秦简夫作)、《兰亭会》(明杨慎作，或题许时泉)等戏，这都是从《世说新语》的故事发展出来的；祢衡击鼓骂曹、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至今还出现在舞台上。而杨修解“黄绢幼归”之辞、曹操叫士兵“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诗等故事，也都为罗贯中写进《三国演义》而成为生动的情节。它如“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都成了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至于后来的许多成语，如“登龙门”、“枕流漱石”、“一往情深”等，也都出于此书。足见《世说新语》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 null 在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中，还有记述诙谐言行而富有讽刺意味的《笑林》、《解颐》、《启颜录》等，是后来《笑林广记》一类的渊源。可惜原书失传，只有少数遗文保留下来。null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魏晋时，文章的类别日益繁多，引起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区分，与此同时，开始对文学的特点加以注意。《典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说：“诗赋欲丽。”《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认识虽然只是就具体文体而言且显得简单，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体的区分到了南朝愈趋精细。《文心雕龙》论及三十三类，《文选》列有三十七类。进一步，又从对各类文体的细致分别中，发展为从总的性质上把它们归纳成两大类：“文”与“笔”。这种区分，使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逐渐得到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种观念大约起于东晋，到宋代成为普遍的认识。《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就是按文、笔两大类排列的。null有韵无韵，是从形式着眼，但内中隐含着性质的分别。因为有韵的“文”，主要是诗赋、颂赞、箴铭等最注重文采、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无韵的“笔”，则主要是论说、章表等虽不排斥文采、但更倾向于实用的文体。不过，这样的区分，仍然显得含糊。因为有韵无韵，毕竟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 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的区分，就摆脱了文体形式的基准，而从更重要的性质着眼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null这里，萧绎通过文笔的判分，把艺术的、抒情的作品与实用的文章加以区别。他要求于“文”的是三点：辞采之美、声调音律之美、能够撼动心灵的强烈抒情性。简言之，他是从美学特征来认识文学的，这就比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null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数。举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null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互为因果。因为有文学的兴盛才导致文学集团的活跃；而文学集团的活跃，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其次，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而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因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导和推进，容易影响整个文坛，造成文学风气的改变。相反，个别作家的创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响和改变，无疑困难得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大演革，几乎都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关。 null再有，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两部书，性质虽不同，但对文学的看法、所重视的作家，却很相似，这与刘勰曾参与萧统的文学集团并受到重视，恐怕有相当关系。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学集团之间，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学风格，标榜不同的文学观念，这就容易造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文学理论的发展。萧统和萧纲的两个文学集团，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从《文选序》的论述和此书选录作品的倾向来看，显然比较重视文人化的华美典雅的风格；而后者，从萧纲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看，则比较重视浅俗、艳丽而流荡的风格。null文学集团化的现象，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之写出，不是缘于作者的内心冲动，而是出于社交和娱乐的需要。在宴饮游乐的场合，往往只能选一些与轻松愉悦的气氛相适应而且人人都能表现的题材。因此，从建安时期起，记述宴游及咏物之类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这种作品有的比较成功，但也有很多只是在辞采和构思上逞强竞巧，缺乏文学所必需的感染力。null第三，追求美的创造。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可以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追求“新变”的风气联系起来看。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中，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代史书及文学批评谈到魏晋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变”这个评语。追求“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null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null对题材的选择，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注重强烈的抒情性。换言之，强烈的抒情性被认为是文学的美的最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可以注意，这两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边塞题材。）前面引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正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的必然结果。null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即调谐平、上、去、入四声，防止声律方面的八种毛病），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绝在魏晋南北朝也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这始于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后就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努力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null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还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其后阮籍、嵇康、左思等，也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建安诗的传统。但总的说来，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却缺乏联系。在修辞风格上，追求华美本来无可厚非，但南朝文学，却过于单一地倾向于华美。虽然，这里面也有清绮与秾艳之分，奥博与轻浅之分，典雅与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犷之类的风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当然不利于文学风貌的多样化。null第四，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这是魏晋南北朝前期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思考蔚为风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阮籍的《咏怀诗》是把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典型。诗中作者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对于个人人生的意义，排斥了将个体融化在统治阶级群体的事业中的可能，由此产生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虚无感，从而对个体的价值、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脱的可能与途径，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是富于哲理的内涵的。他们的诗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是面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追求“适己”、“快意”的生活。null这一种文学与哲理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引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魏晋南北朝的诗，以阮籍、陶渊明两家最为耐人寻味，通常又认为陶渊明是本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这都和他们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有关。齐梁以后的文学，哲理成分有所减退，但这一传统并没有断绝。null以上从整体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这一时期中，诗歌的地位最为重要，所以前面较多地以诗歌为具体例证，对它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的情况，除南北朝民歌外，也就顺带作了介绍。下面，再对民歌和其他几种文学样式作一些说明。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民歌一般都具有生动活泼、浅显流畅的特色，也受到文人的喜爱，对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梁时代的诗人，反对诗歌语言过分追求书面化的典雅，主张雅俗结合，要求口吻调利，具有音乐感，这和民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南朝民歌色彩富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宫体诗的产生。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null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这两部书对后代散文都有重要的影响①。在表现形式方面，文也与诗歌同步，多运用骈偶手段，除了史书和一些专门著作外，大多数文章都是骈体文。甚至像《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用骈体文写成的。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据《隋书·经籍志》，单《晋书》就有二十多种。但这些史书大多失传了，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null魏晋南北朝的辞赋也有重要的发展。虽然还出现过左思的《三都赋》，但汉代兴盛一时的写物的大赋在这时毕竟没落了，抒情小赋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辞赋在艺术形式上比一般骈体文更为讲究，藻饰、声律、骈偶、用典这四种修辞手段被大量地使用，语言也特别工整精丽。其发展趋势，是逐渐律化。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初具规模。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和“志人”二类。志怪小说专记神异鬼怪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它的兴盛与当时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其中记载了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作者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脱离宣扬神道的初衷，写出富有艺术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说中，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志人小说，现存较完整的著作只有宋代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内容专门记叙汉末以来上层文士的言行，尤详于东晋。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却能写照传神，刻画出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语言以简洁隽永见长。对于了解魏晋时代士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魏晋南北朝小说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null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文学的发展也同其他事物一样，并非按照预先设定、不偏不倚的道路行进，后人总是要对前人的尝试和成果加以批评修正，但这并不构成否定的理由。　建安诗文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 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null 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null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null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null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 null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 null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二、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环境：1、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时代特征是战乱和分裂。 2、由于政权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充满着杀气，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3、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特点是：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清谈成风，佛道盛行 。null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 null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 null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 null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null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null 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null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null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 null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 null 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null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null 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一、曹氏父子一、曹氏父子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null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也凭借着家庭的势力，年满二十即举孝廉为郎，步入官场。 null 在汉末大乱中自聚兵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继而于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并实际统治了北部中国。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后，追尊他为武帝。null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种特殊性。作为宦官的曹腾和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而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但是，这种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 null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形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 null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null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从音乐分类上说，以《相和歌》为主。过去，文人写作乐府歌辞，大抵限于祭祀仪式上用的《郊庙歌》一类。 null 至于《相和歌》，则主要产生于民间。虽然在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常以此作为娱乐，但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东汉后期虽有蔡邕等人留下少量的歌辞，但只是个别的情况。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爱好，表明他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更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 null另一方面，这可能与他的家庭也有某种关系。其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及小黄门。而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null 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 null正因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却东西门行》，抒发了征夫长期从军征战、思念故乡的悲哀，《善哉行》“自惜身薄祜”一篇，以代言的形式，描绘了孤儿的痛苦。 null 另外，像《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所表现的当然不会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这些诗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null 民歌反映现实，一般来说眼界比较狭小，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则很少涉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又心怀雄图的曹操，其眼界要广阔得多。他的诗，像《薤露》、《蒿里行》等，就是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的，这就突破了民歌的传统。 null下面是《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null 总共八十个字，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异图，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null 那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null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二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