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田帆
学号：222008308011152
班级：零八级汉语言文学二班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
我眼中的伤痕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其诞生之始就决定了其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的特殊存在，无论它形式多么丰富多彩，内容无限庞杂广袤，其意旨所向无非历史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继“十七年”文学、“文革文艺”以后的第三个文学时期。新时期文学的奠基是从对过去，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所推行的极“左”的文艺政策、文艺观念的凌厉批判为起步的。在时代政治倡导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新时期文学担当了先锋角色。“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环节，它应合了当时政治形势转折、社会大众心理变迁，以及不自觉地继承发展其前期革命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性客观要求。
可以说，伤痕文学是应“运”而生的，“运”简而言之就是伤痕文学自出世起就背负着的双重时代主题：一是政治主题，这是对从革命以来到“文革”发展到顶端的冤假错案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株连政策的一种悲伤的控诉；二是文艺主题，即以忧伤的基调对当时具体的现实悲情进行戏剧性地再现。这双重主题在伤痕文本中的运用，使得伤痕文本亦如它的名字一样能切中时弊，与久处“文革”阴霾下的人们形成强烈的心灵共鸣，我想这也就是在我们如今来看来艺术价值平平不起眼的《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何以能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成功走红的原因。
《班主任》中以拥有正确知识的张老师为正确路线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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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领导下，有富于正面形象色彩的学生石红，以及以五位学生为典型的广大学生群体；剧中的反面人物是无父无母的宋宝琦和有父母但却无知无识并自以为是的谢慧敏，剧情以正反二者的思想冲突展开。剧中特地以对一部西方小说《牛蛇》的理解作为划分知识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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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谓匠心独运。无知识的宋宝琦在书上随意涂抹，不当回事；有“知识”且自以为是的谢慧敏却把这部小说当作淫秽书籍！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折射出的“文革”现实，即反知识的“革命”对“反革命的‘知识’”的斗争、否定。如果说《班主任》还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现实斗争、迫害进行象征性的解剖，只着重政治主题层面表达的话，那么《伤痕》则给我们全面展示了“伤痕”于对那代人的外创内伤。《伤痕》中主人公王晓华是《班主任》中谢慧敏这一形象的变形和全面具体的深入。王晓华父亲早逝，母亲是叛徒：身世的伤痕；因为叛徒母亲的原因使她受尽艰难，不能得以入团：社会政治的伤痕；为此又不得不拒绝自己的恋人：个人生活的伤痕；因为自己种种的不幸使她错误地信仰“文革”，因而恨自己的母亲并与之断绝母女关系：心灵的伤痕。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王晓华在身世上基本等同于《班主任》中的宋宝琦，无父无母；在社会政治意识层面上又基本等同于谢慧敏，且谢慧敏只是作为当时的一个心灵扭曲者，而王晓华则是一个灵与肉的全面受难者，作品通过这一形象对伤痕这一主题的揭示可谓丝丝入扣。
“伤痕”从主题内容上配合着“文革”批判，对造成民族创伤和国家苦难的本质进行了肯定；从时间上，以“文革”为起点，展开了对何以会产生“文革”这场灾难而回溯历史，进行反思。从历史的维度探寻“伤痕”本质，从而引出了“伤痕文学”的一个新的变体，反思文学。其实，对于伤痕文学的出现及发展，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凤凰涅槃”式的蜕变与回归。回顾历史，一方面，文学自文学革命以来到四九年成为主流，在“文革”发展到顶峰而形成了“政治文学”传统，这一传统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思维逻辑是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的。重视“政治”轻视“艺术”，重视“主题”和“题材”轻视“形式”与“技巧，倒致文学形式及内涵死板疆化，千篇一律，缺乏发展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正是这一传统的弊端所在，而“文革”期间，江青一伙野心家们自作主张封的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在笔者看来，恰是这一传统的回光反照。另一方面，伤痕文学作为旧的政治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过渡的载体，其自身也暗含了旧模式的某些不合理因素，而迎合新时期文学的期望值更是有待提高，因而无论怎样，文学要告别并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传统，走向新时期文学并向文学本体性回归，就只有“舍身成仁”，靠解构和结束伤痕本身方能完成。那么这一蜕变与回归是否完成了呢？笔者认为，这一回归是实现了的。我们看到了，前期政治文学传统重视“政治”轻视“艺术”，脱离人文性甚至是厄杀人文性；反观《伤痕》，其立意结构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政治的个人命运因素。在紧接着的同类作品中，这一点就体现得更为显豁了。如张承志的《黑骏马》、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因素在其中只是一个大的背景，其中心地位已经消失不似从前，而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也已与政治瓜葛不大甚至没有联系。从艺术角度来说，它的真正成就已不再表现为政治批判的固步自封，而在故事内容和人性发掘的深入与丰富。艺术这条主线在文艺创作中占据主要地位，预示着文学艺术突破了教条式的旧的政治文学模式向真正的文学本体回归，走向生活和生命的真实，这一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一演变线索我们也看到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某些观点责难伤痕文学在“文革”重压之后，对于文学主体及其经历的那段具有普遍灾难性的历史的倾诉过于保守；在对等文学的态度上，也仍只是把文学作为思想解放的“武器”，而很少把文学当作真正的“文学”加以对待，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纯属无知的虚妄！一个文学潮流的出现、发展、演变，是应合了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需求，是与时代具体地历史地契合，任何撇开历史实际的错误激进的主观臆断，只不过是用“文革”模式把反“文革”思潮推向反面，重现“文革”模式在文艺上的暴戾恣睢和惨白无力罢了。
当然“文革”的确是需要我们好好反思的，其实对于“伤痕文学”本身，我们都应该要仔细做一番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文学”，在文学表现主题的倾向上，我们会发现占主体地位的中国文学几乎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而在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昂扬的时代，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尤为紧密。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一方面培养出了诸如屈原、辛弃疾、岳飞等一大批爱国知识份子，文才武将；但另一方面，过于注重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功能，“文以载道”，则有可能热心过度，违背文学的初衷而适得其反，甚至不知不觉地被政治利用，沦为道统的工具，而最终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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