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作者：李伯重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5 0:11:40发布)　　阅读597次 现代中国史学的永恒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孰优孰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顺序经历过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 眼下的问题是，为史学的发展，一定要摆脱这种“情结”。有人或许要问：你们说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不是要否定过去几十年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决无此意。我们已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评价。 出处：读书199611 作者：倪乐雄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5 0:13:56发布)　　阅读605次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1]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和“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2]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3]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4]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 作者：吴承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6-6 0:36:09发布)　　阅读776次 一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割据，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自由买卖，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我国的农业生、基本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业繁荣，堪称为发达的封建社会。但也因为是发达的封建社会，封建的经济结构十分坚固，自给性完整，城乡矛盾不尖锐，而且很早就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上层建筑比较严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比较迟，其发展也比较缓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 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以前，也有个别的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的事例，但只能作为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指某一事物，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证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封建社会末期，生产、流通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条件时才能出现。它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它的出现必然具有多发性，预示一个时代的到来。 用这个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考察，在十六、十七世纪，我国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得到确切证明的还只有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作坊和广东佛山的一些冶铁炉坊，它们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其他手工业中，有些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但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或其范围过小（如松江的暑袜业），可予不计。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即清代乾降、嘉庆年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发展。能够得到直接证明的，有如下一些手工业行业： 某些地方的制茶、制烟、榨油和酿酒业； 某些地方的制糖、造纸和木版印刷业； 江苏、浙江某些城市的丝织业； 江苏某些城市的棉布踹染业； 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广东佛山、陕西南部的冶铁业、铁器铸造业；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 北京西部和山东博山的煤矿业； 四川的井盐业、河东的池盐业； 上海的沙船航运业。 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但是，除丝织业的帐房外，很少有包买商的形式。这里，我们排除了预买、放债、一般以原料换成品这种商人控制生产，即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包买主五种形式的前三种。因为这种以买卖、借贷、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商人活动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在以棉花换布的场合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十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按市价估值，不过省运河秤银找钱的手续而已。和西欧的毛纺织不同，在我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即棉纺织工业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很值得注意的事。这大约与生产力有关，我国棉纺手工业中的“放纱收布”、“放机收布”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形式，是在二十世纪初有了 机制 综治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反恐怖工作机制企业员工晋升机制公司员工晋升机制员工晋升机制图 纱以后才开始流行。 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商人支配生产的主要形式不是包买商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这在农产品加工的行业中最为普遍。它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地方是，在商人雇主制中，商人的投资还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不过，在整个资本主义萌芽中，起重要作用的仍是工场手工业，采矿、冶铁、制瓷、制糠、造纸等都是，而以在四川井盐业中发展比较完整。这些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也主要来自商人，部分来自地主。从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在明代后期还是主要的，进入清代，他们就让位给商人了。这里，我们排除了业主参加劳动、雇佣少量工人或学徒的这种小业主经济。这种小业主经济，在我国一直很盛行，过去常它作资本主义看待，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 农业方面，在明代后期，曾有一些地主雇工经营的迹象，到清代前期，反而罕见。我国历代都有大量流亡人口，故自由雇工很早就出现。清代农业雇工增加，对“雇工人”的家长制的人身束缚亦逐渐解除。但是，不能从自由雇工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要求劳动者是受雇于资本，而不是受雇于土地主，虽然出卖部分产品，但还如马克思所说，乃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其实质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他们出卖产品，是为了满足更高级的生活享受。富农经济，在清代颇有发展，力农致富之家屡见，他们大多在发家之后，即向出租土地过渡。他们在富农经营阶段，也多半是小业主经济性质，或如我们在近代所说的“旧式富农”性质。这种旧式富农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他们除出租土地和雇工外，绝少农业投资，他们的财富，基本上还没有转化为资本。 但不是说，农业中完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有直接证明的，大体有以下几项。 福建产茶地区商人租山或买园植茶； 福建上杭山区的寮主雇箐民垦山； 广东、福建某些地主经营的果木园； 安徽南部山区的富裕棚民租山垦植； 川陕富裕棚民经营的药厂和木耳、香蕈、香菌厂； 东北垦区富裕佃农招工垦植。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史料证明的，并不能断定其不存在。不过总可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以至在鸦片战争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在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时，农业方面常可略而不计。 截至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稀疏地存在；它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难作数量估计。还应当提到的是，明、清两代，我国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在城市手工业方面，而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这就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反而加强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这里绝不是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尔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不起作用，或者说，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可以忽略它。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全面介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蒸汽机隆隆作响的工厂。按照这种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象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是根源于文艺复兴，或其他精神上的原因。其后，人们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历史，但在中国并没有找到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的托洛茨基理论的一个论点。 历史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那时，欧洲的的殖民主义者要把货币、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齐运到澳洲或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雇工，甚至带去工人不久也离开工厂，去当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进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她早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的中国手工船厂泥坞建立的。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的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军工业，即时861年增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手工业工场，1869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国人、洋务派或商人，他们开始设立丝厂或棉纺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招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道路，并于光绪初的一场廷议中解决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有的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瞩目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停滞论破产。可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尤其在美国，又出现多种关于近代中国的“不发达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阶级”（Ｔraditional equilibrium stage）的理论，“高度平衡机括”（Ｈ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几乎是停带论的翻版。它们同样是把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寄希望于外国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理论，都忽视或根本否定中国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因而其论述，不是历史的，而是根据逻辑推理，或基于简单的“人与地”计量经济学，而绝少涉及生产关系的演化。 近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联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与萌芽并无继承关系。这种中断论，实无确切根据。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考察它的延续性和指向性。如果是后无来者，例如宋代利国监的冶铁等，就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 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航路改变了，或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就是依靠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例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抗的力量。有些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常是被夸大了。其实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据汝仁同志考察，在三十二个传统手工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七个，继续维持的有十个，有较大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十五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十个。就是说，在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在清代前期已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丝以及木版印刷是在鸦片战争后被摧毁了，其余（除上述佛山冶铁等外）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流。 出处：原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PAGE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