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何出不了大师]武器大师出装一，“器”的教育与大师 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而不再是“大学”。 大师，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什么是“大学”?《大学》中这样解释“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们今天的教育里面，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有没有这样的“明明德”、“亲民”的内容，以及“止于至善”的追求?有没有“止、定、静、安、虑、得”的训练?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近道”? 对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之所以超越同侪，就是他超越了“技”而近乎“道”。专家不是大师，专家中的顶尖专家仍然不是大师，大师与专家的区别不是量，而是质，这个质，就是“道”。 读过《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吗?那里面提到的族庖，就是普通人，良庖就是专家，而庖丁，就是解牛界的大师。当文惠君惊叹于他的“技”的时候，他正色告诉文惠君：“臣之所以好者道也，道也，进乎技矣。” 既然已经到了“道”的层面，就不再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的境界一定具有超越性。所以，当庖丁和文惠君说了一番解牛之道后，文惠君的感叹是：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解牛之道竟然相通养生之道。什么叫大师?大师就是通达之人：他有专业，但是，他已经超越了专业，他通识人间万象。他不仅能在自己的专业里判断事实，他更在广阔的人生中判断价值。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说得可怜一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校长、教师，到家长，都在奉行一种我称之为“打工仔教育”的理念。我们大学里的“专业”，已经不是根据人类的不同知识领域和世界的不同界面来划分，而是根据社会的就业领域和相应的技能界面来划分。我们的人文教育已经全面萎缩，大学中文系、哲学系严重减员，一流的考生都去了理工科。可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已经不是教育学生去解决问题，去探究真理，而是去适应这个技术化了的世界，以便将来能在这个大的技术体系里分一杯羹。 在这个技术至上，工具论甚嚣尘上的教育理念里，你如何有希望看到大师的出现? 我们看看《学记》上对一个人的教育的具体规划： 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看到“知类通达”这样的字眼，我们有没有感慨?我们的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者的学术视野越来越狭窄，我们如何通达?没有通达的视野，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专业的定位，做到真正的“知类”? “大学”，本来就是让我们“学大”――学大的东西，是“大之学”――有关“大”的学问；也是“学者之大”――学习者真正值是自豪的，能让自己拔萃于同类的那种素质。 所以，“大学”就是大人之学，非小人之学；“大学”就是大成之学，非小成之学。小成之学是什么?就是“专业”，所以，孔子讲“君子不器”，“专业”并局限于“专业”，即是“器”。君子当然有专业，也能从事于某些专业，正如庖丁之能解牛，但是，君子又一定能够超越专业，有着超越专业的判断力。 大师，只能从这样的人群中出现。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器”的教育。所以，注定培养不出大师。 二，私塾教育与大师 与此相关的，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就注定了我们无法培养出大师。 我们坚持认为，基础教育的教材，应该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 体现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 2 必须是最经典的语文――以此培养良好的语言感觉，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作力。 3 总量适中――以此保证在较短的时间，用较少的成本就可以学到，并且可以让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就能得到相应的教育，从而获得相应的素质。 以此反观古代作为教育核心教材的“四书”，不得不承认，古人比我们明白：“四书”正好符合这三个条件，核心价值观有了，语言典范，数量有限。 《大学》1751字 《中庸*3568字 《论语》*****字 《孟子》*****字 合计*****字。 ―个小孩从头到尾背5万字几年就背完了。同时还是最典范的语言，“四书”的语言漂亮、整齐、典雅，是一种高贵的体面的正派的语言。 有一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我们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早年都受到了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文化的底子，然后才专业，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我们可以这样结论：没有文化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技术员，培养成专家，培养成科技人才，但是，无法成为大师。 好的教材是教育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这样的教育和系统，已经注定不可能培养出大师。因为，我们的教材，严重缺乏文化的含量，在过分的无知的强调教材贴近孩子的理念之下，严重低幼化、弱智化、无文化。 有一个现象真正令我们感慨：古代的乡村教育往往是大师的摇篮。鲁迅、胡适都是乡村老秀才教出来的。 鲁迅，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三味书屋的老秀才给了他文化的基础。 胡适，安徽绩溪人，5岁启蒙，在安徽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古文基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从小跟随祖父陈章旭读四书五经。 郭沫若，四川人，幼年在家塾读书。 巴金，四川人，自幼在家延师读书。 钱钟书，江苏人，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 钱穆，江苏人，9岁入私塾，1912年(17岁)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江、浙、皖、蜀这样的地方，多少大学者，几人不是在乡村受的基础教育。 他们的幼年教育，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法，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其教学方法，不过就是瞪着眼睛，大声说：“读书!”鲁迅先生接着写道：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日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就在这人声鼎沸之中，一代大师，悄悄成长。 寿镜吾先生的诀窍就是：1 读书；2 读文化经典。 我们今天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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