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洗铭文艺术赏析-文档铜洗铭文艺术赏析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汉代最为流行。《仪礼》有“设洗直于东荣”“设洗于阼阶东南”的记载。郑玄注：“承盥洗者，弃水器也。”洗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盥洗器具，主要由青铜铸造而成，故而称为铜洗。现存世的铜洗多为汉代铸造，从历代金石考古著录及铜洗铭文记载来看，现存汉代铜洗多产于东汉时的朱提（今云南昭通）、堂狼（今巧家、东川、会泽一带），人们习惯性地称这一带发现的汉代铜洗为朱提堂狼铜洗。1昭通出土及传世铜洗概述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容庚《汉金文录》等著述均收录了大量朱提堂狼铜洗。有铭文记载可考的最早的是“建初元年堂狼造”洗（图1），建初为东汉章帝刘?氐哪旰牛?元年为公元76年。最晚的为“建宁四年堂狼造”洗，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的年号，四年为公元171年。据出土及传世铜洗的铭文记载来看，朱提堂狼铜洗绝大部分产生于76―171年这段时间，中间经历了东汉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九朝。由此推断这近百年的时间为朱提堂狼铜洗生产的鼎盛时期，亦是朱提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2铜洗铭文形制2.1朱提堂狼铜洗铭文内容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铭，记也。”《礼记?祭统》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铭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遥远的上古时代。与周代以来的颂德、记事类青铜铭文相比，朱提堂狼铜洗的铭文内容要简单些，主要包括年号、时间、制作地、吉语，铜洗底部除铭文内容外还有鱼纹、双鱼纹、鱼鹭纹、双鹭纹、虫纹等纹饰，整个铜洗底部内容丰富，画面饱满。年号、时间、制作地的铭文有“建初元年堂狼造”“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图2）“永元五年堂狼”等。部分铜洗除年号、时间、制作地之外，为突出朱提堂狼铜洗铸造之牢固、精工，特意在铭文后加上了相关内容，如“延平元年朱提造工”“永建五年朱提造作牢”“阳嘉二年朱提造作上牢工”。制作地、吉语类铭文有“堂狼造作吉羊”。年号、时间、吉语类有“永建五年制作?大吉”。单纯吉语类的有“富贵昌宜侯王”（图3）“大吉羊宜侯王”“君宜侯王宝用”等。2.2朱提堂狼铜洗铭文书法艺术青铜器铭文也称金文，有铸铭与刻铭两种形式，朱提堂狼铜洗铭文一般采用铸铭阳文的形式。铭刻多属“谬篆”一类，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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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体式平正、笔画方折、行款匀齐，与汉代印文的风格比较接近，打破了秦以来小篆的程式化书写和安排，反映了汉篆的基本面貌。上述铭文为了保持行款的整肃，有时外加边线，笔画的间距均匀，如“建初元年堂狼造”洗。有的为了满足布排上的需要，没有边线的束缚，更趋于自由灵动，但整体布局依然严谨有序，如“阳嘉二年邛都造”洗（图4）。为追求变化，有的采取曲叠、合体书写或减省笔画甚而删减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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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初八年朱提造作”洗“朱提”二字合为一体书写，“永元元年朱提堂狼”洗（图5）“元”字的省写。于是，铜洗文字构成了某种特有的形式，缠绵曲叠、行气连贯，富有装饰意味。有的笔形在曲叠中稍具图意，产生一种灵动之美，也显示出铸铭与刻铭的区别。在汉隶广为使用的时代，铜器铭文始终未能完全突破篆书的主导地位，依然呈现出天真烂漫、古朴粗犷的旺盛生命力。2.3朱提堂狼铜洗铭文的价值有确切纪年的铭文对于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以来，昭通历来是中
原文
少年中国说原文俱舍论原文大医精诚原文注音大学原文和译文对照归藏易原文
化进入云南的孔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设犍为郡，下?朱提县为今昭通，堂狼县为今巧家、会泽、东川。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领朱提、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堂狼此时并入朱提。史书记载朱提有丰富的银、铜矿产资源。《汉书?地理志》载：“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堂狼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矿产资源，多元文化的交融，共同造就了灿烂的朱提青铜文化，而朴实无华、经久耐用的铜洗也成为了朱提青铜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为朱提赢得了“汉洗之乡”的美誉。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近者如四川、贵州（2008年贵州安龙）均有朱提堂狼铜洗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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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者山东（1986年山东章丘）、吉林等省也有关于出土朱提堂狼铜洗的相关记录，朱提堂狼铜洗存世数量之多、流通之广可见一斑。铜洗铭文的内容证实了史书的记载，对于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矿藏冶金、文字演变、道路交通等均有重要的科研价值。2.4朱提堂狼铜洗的底纹图案目前发现的铜洗底纹多以鱼纹为主，底纹有双鱼纹、单鱼纹、鱼鹭纹、虫纹、草叶纹（图6）等。容庚撰《汉金文录》所收洗凡154器，有鱼纹者竟有80余器之多，约占全部的52%，其中双鱼纹装饰者64器，占42%，单鱼纹者3器，还有少量一侧鱼纹，另一侧鹭纹（鹤纹）。双鱼纹一般为头向相同，鱼体相对，鱼口间多以单线或网状线相连，偶有双鱼倒置或首尾相接者，有亲昵之意。以鱼为装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仰韶半坡彩陶中鱼纹就已经出现，但商周时期不多见，西汉时期鱼纹开始盛行，且多出现在盘中，因盘、洗属盛水的水器，鱼又与水相关，取年年有余之寓意。《诗经?国风?桧匪》中“谁能烹鱼”，袁梅注曰“以烹鱼喻合欢与婚配”。《诗经?陈风?衡门》中记载：“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袁梅注曰：“食鱼――男女相恋之隐语。”另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鱼在中国语言中隐喻“匹偶”或“情侣”，如著名的汉乐府民歌《江南曲》即可为证。此外，鱼是繁殖能力较强的一种生物，这或许也是人们崇拜、敬仰鱼的原因所在。3关于铜洗的社会功能铜洗除作为日常的盥洗水器使用之外，由于其功能以及纹饰图案所蕴含的特殊意义，特别是饰以鱼纹的铜洗有可能作为婚嫁用品使用，即为汉晋时期的媵器类物。就目前发现的关于铜洗的资料，无论出自墓葬、窖藏或传世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这类铜洗应为实用器皿而非明器，本应为活人使用的一类器物，具有作为媵器使用的可能性。此外，铜洗鱼纹的风格由先秦盥盘风格演变而来，从功能上铜洗也应继承和延续盥盘的媵器功能。部分铜洗铭文为“长宜子孙”“富贵昌宜侯王”之类的吉祥用语，反映了人们为子孙祈福求贵的美好愿望。子孙后代的繁衍昌盛离不开婚姻，在婚嫁用品上铭铸这类吉祥用语是最为恰当合适的。因此，推论铜洗作为媵器使用的这一社会功能的可能性较大。4结语以汉洗为代表的朱提青铜文化是云南地方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现象，汉洗所呈现的古拙、朴素、简单、精工、耐用凝聚着古老匠人的智慧。昭通作为中国的汉洗之乡应无争议，企盼更多的专家学者对朱提堂狼铜洗展开深入研究，继续挖掘铜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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