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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一般规律初探 内容摘要:论文认为,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一般规律是: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论文同时认为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也遵循其一般规律。 关键词:社会转型 阶层分化 一般规律 刘祖云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430072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必然造成并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阶...

论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一般规律初探 内容摘要:论文认为,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的一般规律是: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论文同时认为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也遵循其一般规律。 关键词:社会转型 阶层分化 一般规律 刘祖云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430072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必然造成并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阶层结构的更替是否存在共同特点或一般规律呢?通过考察世界各个国家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期阶层结构分化似乎存在如下共同特点或一般规律: 一、从其外在形态看,社会转型期的阶层结构将从金字塔型转向橄榄球型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一般是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农民既占社会人口的多数,又处社会结构的底层,居农民阶层之上的社会阶层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划分和称谓,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阶层地位愈高,其人数愈少。如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社会就是一个从乡民、乡绅、骑士、贵族到国王的地位愈高、人数愈少的社会,其社会的阶层结构恰似埃及的金字塔。 随着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开始发生分化并先后出现两次质的飞跃:一是产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化进程使工业和一些非农产业取代农业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与此相适应,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者阶层取代农业劳动者阶层而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阶层。仅以1988年为例,在一些先发展国家中,农业就业者占整个社会就业者的比例是:美国3%,英国2%,法国7%,联邦德国4%,意大利10%,加拿大5%,澳大利亚6%,日本8%。[1]由此可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先发展国家有90%或以上劳动者工作在非农产业。这说明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的金字塔式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二是科技革命以来的科技化进程使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与此相适应,社会的白领阶层取代蓝领阶层而成为社会上最主要最庞大的社会阶层。如美国的白领阶层的人数在19世纪80年代只有75万人,[2],20世纪40年代初则增至1608万人(占劳动者总人数的31%),到20世纪70年代末,再增至5105万人(占劳动者总人数的50.9%)。此后,白领阶层的人数和比例一直超过蓝领阶层。 上述两项革命所导致的产业化和科技化使传统的金字塔式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产业化导致了金字塔式结构的底层即劳动者阶层职业结构或构成的变化,从而为金字塔结构的变化奠定了基础;科技化则直接导致了社会中间阶层的膨胀,以致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变形为橄榄球。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的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6.7%和6.2%,而中间阶层人数则占总人数的87.1%[3]。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状况也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类型正在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明显差距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四城市的调查结果[4]证实了这一结论。(见下表) 下表所列数据表明:第一,城市的社会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及个人收入水平成正比。仅从市民的月平均收入看,沿海特区深圳(2081元)是内地省会合肥(429元)的近5倍。即便同是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地处江汉平原的汉川市(127元)也略高于地处福建山区的镇宁市(119元);第二,城市中间阶层规模的大小或人数的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成正比。仅从中中层看,上述四城市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深圳46.1、河北37.8、汉川10.3、镇宁3.2。如果将中上层与中中层二者相加,他们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65、合肥53.8、汉川12.7、镇宁3.9。与此相反,城市的中下层和底层人数的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反比。从阶层结构看,四城市中下层和底层人数的百分分别是深圳34、合肥45.2、汉川86.6、镇宁95.6。从收入结构看,四城市较低收入层即月收入399元以下人数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6.9、合肥52.5、汉川96.3、镇宁95.7。月收入199元以下人数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2.2、合肥18.4、汉川82.4、镇宁85.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转型程度(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改革开放程度)愈高,其经济发展程度愈高,而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不仅会带来居民收入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会导致社会中下层或较低收入层人数的减少,社会中间层或中等收入层人数的增加。总之,社会转型正在使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化。 城市 阶层结构 收入结构 备 注 层级 % 层级(元) % 平均数 深圳 (沿海特区城市) 上层 1 400以上 200-399 199以下 83.1 4.7 2.2 2084 其中1,000元以上67.0 2,000元以上34.8 5,000元以上8.2 10,000以上2.5 中上层 18.9 中中层 46.1 中下层 32.4 底层 1.6 合肥 (内地省会城市) 上层 1 400以上 200-399 199以下 47.5 34.1 18.4 429 其中1,000元以上5.6 中上层 16 中中层 37.8 中下层 40.9 底层 4.3 汉川 (湖北江汉平原一小城市) 上层 4.7 400以上 200-399 199以下 3.7 13.9 82.4 127 中上层 2.4 中中层 10.3 中下层 82.1 底层 4.5 镇宁 (福建山区一小城市) 上层 0.5 400以上 200-399 199以下 4.3 9.8 85.9 119 中上层 0.7 中中层 3.2 中下层 91.4 底层 4.2 注:此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调查资料整理。 二、从其内在依据看,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或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将从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在传统社会,阶层分化或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一般是无形资产,所谓无形资产,就是不能直接用金钱的数量和财富的多少加以衡量的但却能带来金钱和财富的资产。权力、声望等都属于无形资产。如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社会的乡民、乡绅、骑士、贵族乃至国王等不同阶层的划分,政治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的平民、贵族和教士等不同等级的区别,其直接依据都是无形资产。随着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阶层分化或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也逐渐从权力、声望等无形资产转向金钱、财富等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依据的变化反映了阶层分化机制的变化。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都贮存或控制在社会的等级阶梯或官阶体系中,因此,要想获得较多的金钱或财富并过上富裕生活,人们首先必须进入这个等级阶梯或官阶体系并设法进入其上流社会或上等阶层。因为在这个等级阶梯或官阶体系中,一个人的阶层地位越高,就意味着享受和控制的剩余产品越多。与此不同,现代社会的剩余产品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主要在流通中或市场上得以实现,因此,人们要想获得较多的金钱或财富并过上富裕生活,只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可直接达到目的。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主要是一种官阶化或权力化机制,而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主要是一种市场化机制。另外,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也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一般来说,传统社会是先有无形资产,后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带来有形资产;现代社会则是先有有形资产,后有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带来无形资产。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状况也表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或划分的直接依据正在从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三级式阶层结构,即存在一个“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高低有序,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层。”[5]这三个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并不是金钱、财富等有形资产,而是其无形资产即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又是通过一系列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确立的。如户籍管理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农业户口人口和非农户口人口两种身份和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人事编制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干部和非干部两种身份或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由此可见,干部、工人、农民这种等级分明的阶层结构来源于等级分明的身份制度。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身份也是一种能带来有形资产的无形资产。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看,社会身份不同,其享受的待遇和水平大不一样。仅从养老方式看,农民是家庭养老,实质上是自己养老;工人是单位养老,即工作单位按照一定标准逐月给退休工人提供退休费;干部是国家养老,即国家每月给离退休干部提供明显高于工人退休费的退养金。 由此可见,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身份不同,其经济待遇和生活水平有显著差别,而且这些差别除了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部分外,其实还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阶层分化或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开始从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化,这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作为原有阶层分化或划分依据的无形资产正在有形化,另一方面有形资产开始成为某些阶层分化或划分的直接依据。 无形资产的有形化就是指无形资产所带来的资源或资产的有形化,即是指与一定的社会身份相适应的资源或资产日趋透明和确定。所谓日趋透明就是指其资产的隐性程度降低而显性程度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和干部等阶层对公共地产、房产的使用状况和使用标准日趋透明,如住房补贴由暗补变为明补;所谓日趋确定,就是指社会身份所带来的资源或资产不仅日趋透明,而且其数量界限或规定越来越明确。如干部日常工作用车不仅有工作级别和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区别,而且开始有了数量限制或规定,如有了每月用油量超过标准部分自己负担等规定。 有形资产成为阶层分化或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一些社会成员因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而成为富有阶层,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工商户阶层、90年代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等。这些阶层产生或确立的直接依据就是金钱、财富等有形资产。不仅如此,这些产生于原有体制外的富有阶层还因其有形资产而获得无形资产。如许多富有者不仅成为农村的村长、企业的厂长,而且成为各个行政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 三、从其历经过程看,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将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 所谓分化型分化,就是纯粹的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不受任何限制或制约;所谓整合型分化,就是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从先发展国家社会转型过程看,其阶层结构的分化一般经历了分化型分化和整合型分化两大阶段。针对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状况,卡尔·马克思曾预言: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并日趋激烈,由于无产阶级贫困到不能照旧地生活下去,资产阶级统治将不能照旧继续下去,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不可避免。这一预言虽然得到部分实现,即社会确实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剧烈的阶层分化阶段。在这一段阶段,不仅阶层分化的规模、速度、广度及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分化中各阶层之间的磨擦、矛盾甚至冲突频繁发生和空前激烈。然而,这一预言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即阶层分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阶层分化并没有沿着分化型分化的轨道继续演进,而是从分化型分化转变为整合型分化,即阶层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或整合。这种协调或整合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劳方与资方在意见和利益方面的协调或整合,其实现途径是商会与工会之间的沟通和协定;另一方面是政府所进行的协调或整合,其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税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如英国的1994年至1995年,由于税收制度和福利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最上层20%家庭与最下层20%家庭的收入差距从初始收入的19.8倍下降到3.7倍。[6]英国的税收制度实际上将富人的部分财产转移给了穷人,而福利政策则使社会贫困者阶层和弱者群体得到生活保障,这既抑制了贫富分化,又缓解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状况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正处于分化型分化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阶层分化将向整合型分化阶段演进。 从整个社会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原有阶层内部,也表现为原有阶层之间或外部。对此,笔者曾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一文中进行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从一个地区来看,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变化。以湖北省汉川市为例[7],其阶层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一是社会分层多元化。到1998年,汉川市社会成员大体上可分为9大社会阶层、27个亚层和1个群体;二是社会流动加速化。据对1068城市居民调查,1978至1988流动率为20.09%,1988至1998年的流动率则达29.21%;三是社会差别扩大化。从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看,贫困层占10.17%,温饱层占46.16%,富裕层占1.80%。从个别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看,最富者其资产多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最穷者其资产不足一千元甚至一无所有;四是社会矛盾复杂化。社会矛盾异常错综复杂的原因不仅有其分层多元化、流动加速化、差别扩大化等一般原因,而且有其特殊原因,即城镇中的失业者增多,农村中的贫困者增多,管理中的腐败者增多等特殊原因。 总之,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正处于分化型分化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将从分化型分化转向整合型分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战略是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政府准备并开始运用税收、保障等制度或政策调节贫富差距。 [1]《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3页。 [2]见C. Write: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P. 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李强:《关于中等收入层问题的研究》,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 [4]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1-14页。 [5]见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新华文摘1999年第11期。 [6]参见Social Trend 27, 1997,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7]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研究报告 水源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美术课题研究中期报告师生关系的个案研究养羊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诊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44-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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