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一、西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概况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地域辽阔，，长期生活着汉、回、维吾尔、藏、蒙古、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哈萨克等多个民族。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口头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绚丽多姿。着名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等，蜚声中外;流传于甘、青、宁、新各地涉及8个民族的“花儿”体民歌，陕北、陇东的民间歌谣，以及民族民间器乐(古埙、口弦)、鼓乐;有关西王母、伏羲、黄帝、周祖等的神话文化各民族婀娜多姿的民间舞蹈(筵席曲、踏脚舞、秧歌、太平鼓)、巧夺天工的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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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热贡艺术、织编、雕塑、剪刻、刺绣)、民间游艺等，都曾记忆、传承着各民族历代先民的聪明才智，呈现出中华民族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格局。 因此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优秀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在急剧改变，传承机制日益遭到破坏，传统技艺濒临灭绝，后继乏人，民族记忆淡化;加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地方法规、政策空缺，商业化、“引资开发”之类的挤压，更加速了此类文化遗产的丧失和流失。因此，专家们认为中华母体文化遭到了时代的强力挑战。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多以非物质形式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离不开深切的民族生活体验，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鲜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相关的民族成员)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共时性的外化因素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传承链条而得以延续，非物质文化是“活”的文化，也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承载这些文化的特殊的民族成员的逝去，或是立志于承袭这些文化形式的年轻一代的缺失，都会导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流失和消释，而在民族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年轻人却更为关注新鲜事物，这也是这些文化“后继少人”的原因所在。而“人”的因素恰恰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或者说是最为根本性的因素。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这部分，民族文化的构成将是不完整的，甚至缺少了最具魅力和感染力的部分。没有这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质就不会有充分的显现，国家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多样性就是不充分、不完整的，这种认识就是民族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会有民族文化保护态度和保护行为的跟随，才会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良好局面的出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抬升，需要政府的呼吁，需要社会的呼吁，更需要各民族成员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自觉。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在多民族的西北五省各地正显示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意识的趋向。西北五省区)各级政府，先后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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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下达到基层;除对当地保护的总目标、方针和原则、对象、方式等作了明确阐述，制定了近年工作目标、任务及实施步骤、方法、内容外，特别就保护经费做出明确要求。 早在2003年底，甘肃省文化厅就在全省全面部署此项工作。2004年省政府召开“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下发《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和《甘肃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命名管理办法》等文件;成立了由个部门组成的部门联席会议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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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民族民间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确定并公布了首批民族民间文化10个试点单位。宁夏成立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心主要承担“保护工程”的具体实施工作。 新疆自治区文化厅要用2年至3年时间在全区广泛、深入开展非物普查工作，科学认定全区非遗代表作，建立区、地、县非遗代表作名录体系;各地各部门要制定非遗保护工作规划，运用文本、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建立和完善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健康发展的人文环境。青海文化部门则提出另一思路，对省内原生态文化和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遗产，研究其自身规律、环境和土壤，进行科学认定，分别设立一些专门的非物保护区、保护点和保护带。 对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民俗文化形态多样的村落或地区，可建立非物生态保护区，以“活文化”的方式予以保留和保护。 三、完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立法的建议我国地方立法要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地方特色在地方立法中的更好体现，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关心，但长期以来的“重中央立法，轻地方立法”、“上下一般粗”、“宜粗不宜细”等观念和指导思想已在人们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定式。因此，要从地方特色方面对地方立法加以完善就必须克服和改变这些观念和思想，充分重视地方特色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在我国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现行立法权限划分体制中，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必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立法保护途径和模式，充分发挥法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作用、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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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实现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地方立法中的制度创新以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多社会经济形态和多文明群体共存为基本特点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中的问题是复杂而独特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必须立足区情，联系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和实际，充分运用宪法赋予的立法自治权进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立法的制度创新而非因循求同。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具有“发展”内涵的动态保护，是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保护;在立法形式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通过制定单行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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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文化”领域内的特殊问题;在立法内容方面必须立足区情，结合文化遗产特点，进行创制性的立法以解决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问题，实现法规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地方立法之所以应该具有自身的领域和特色，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地方立法有着独特的立法根基??地方立法者必须注重把握立法的客观条件，从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生活方式、经济特点、风俗文化出发，解决立法问题，确定立法目标，突出立法重点。” 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立法步伐文化保护，立法先行，这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首要的成功经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商业文化和西方文化严重冲击的阶段，韩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积累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上世纪60年代，现代化进程加快，西方文化来势迅猛，严重冲击了韩国本土的民俗文化，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艺术遗产濒临消亡。1960年，在一大批民俗文化学者的倡导和参与下，韩国政府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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