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破产重整程序中债权人的知情权 破产重整制度与破产清算以及破产和解制度构成了我国新《破产法》的三大基本制度。债权人作为破产重整程序中债务人的控制人和重要参与人，应当充分保证其知情权，使债权人行使是否通过重整计划以及是否继续营业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从而通过正当程序保证破产重整的实体正义，同时促进破产重整的顺利进行。笔者作为一名法官，在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深感保护重整企业债权人知情权的困难和重要意义，因此撰写此文，希望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的知情权保护问题，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一、关于知情权 (一)关于知情权的含义 “知情权”一词，学者们普遍认为是1945年在美国被提出，意思是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1]很多学者认为，知情权主要指公民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和自由。[2]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知情权是在实质性不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通过请求信息公开来实现的对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权利。”[3]通过学习，笔者认为下面这段论述较为准确、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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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知情权的含义：“知情权即了解权，即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它是权利的权利，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权利，并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4] (二)知情权的分类 通过对知情权分类的了解，能使我们对知情权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学者们以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知情权进行了分类。笔者认为，把知情权分为公法性知情权和私法性知情权似乎更能从根本上区分知情权，更具有实践意义，因此这里对该分类做一重点介绍。该分类的作者指出：“按照知情权适用法律规范的性质不同，它可以分为公法性的知情权和私法性的知情权。从范围上讲，公民知情权包括公法上的知情权和私法上的知情权，前者是针对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而言，后者则主要是指在诸如消费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中作为弱势群体一方的公民知情权。公民的公法性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宪法性法律、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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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程序保障。这类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为国家机关。私法性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5] 笔者认为，不管私法性知情权是一种人格权还是债权性的权利，私法性的知情权基本上体现了前提性权利的这一属性，它是为了实现其另一实体上的权利和利益，而要求平等的相对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权利。本文所要探讨的破产重整中债权人的知情权，主要都是通过平等的相对义务主体，如债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来实现的，因此，主要属于私法性的知情权。 二、关于重整中债权人的地位与知情权保护 (一)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看重整中债权人的地位 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的所有法律、机构、制度和文化安排”;而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仅指，“投资者(股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6]本文探讨的是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范畴。在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关系：1.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关系;2.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监事会与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此时公司的治理结构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公司最终控制权归属股东;二是股东利益至上;三是公司意思自治不受外界干预;四是债权人被排除在治理结构之外。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的治理机构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第一，公司控制权主要转移给债权人;第二，社会本位代替股东利益至上;第三，司法权介入干预公司意思自治;第四，新利益主体的产生要求权力重新配置。[7] 在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公司治理机构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公司的控制权由股东主要转移给债权人。在经济学的概念中，所有权包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两项内容。最优的所有权安排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所有权安排，这种所有权安排能够使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部效应最小化。在企业理论中，这种安排表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在企业正常经营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该由股东享有。[8]而企业不再正常经营时，企业的控制权就会发生转移，而企业控制权转移的标准在于：“企业中原有的承担剩余风险的参与人已经不存在取得收益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其不再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动力激励。同时，企业中原有的享有固定合同收益的参与人已经无法通过固定合同保护自身利益，而是承担了企业经营的剩余风险。这时控制权就应当转移到实际承担企业剩余风险的参与者手中。”[9]企业在破产状态下就符合上述标准，因而控制权主要转移给了债权人。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下，“控制权的内容相对单一，主要是对资产进行分配”;但在破产重整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已经在实际上属于债权人，因此，企业重整成功将在整体上是债权人的财富最大化，而企业重整失败的风险也将由债权人来承担。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直到重整计划通过的时间之内，企业一直在持续经营，控制权行使的内容除企业的经营外还包括企业因重整再生而新生的一切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企业正常经营时的各类契约中所谓能明确分配的，在性质上都属于契约中所剩余的权力，这些权力应当分配给风险的承担者——债权人。”[10]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企业的控制权将再次发生转移，“随着债权的逐渐清偿，债权人的权利也越来越有限，股东权利呈上升趋势，股东大会恢复最高权利机关的地位”。[1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企业破产重整之前，企业的控制权归属于股东;在进入重整程序后至重整计划通过，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在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企业的控制权又从债权人向股东转移。在重整计划通过前，企业的控制权应当由债权人享有。但为什么上文表述为“公司控制权主要转移给债权人”?理由主要在于破产重整制度在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同时，也强调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在这样的理念下，债权人行使权力的组织债权人会议行使职权会受到法院限制，债权人会议的有些决议并不具有最终效力。此外，由于实践中存在债权人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债权人冷漠等问题，因此债权人控制权往往需要由管理人或占有中的债务人集中行使，而债权人则行使最终控制权。在债权人能够行使权利之前，在时间上存在权力的真空状态，法律通常会规定有关组织代为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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