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对世界和中国的教训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尽管作了“加时赛”，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天左右，但哥本哈根仍难以逃过像多哈世贸谈判一样的“惨败”命运，最后大会在一份没有约束力的声明下，草草收场。这样的“黯然”落幕，使人类失去了一次通力合作共同迎接挑战的良机。气候问题全面政治化气候问题一开始只属于科学范畴，联合国发布的几份气候报告，一直在强调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所导致，并且预测了50年后或在本世纪末之前，随着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国家或城市将面临被淹没的可能。报告指出，全球气候改变带来的灾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由于气候问题不可能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独立解决，这就涉及到具体国家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减排)或放慢排放增长速度(缓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等多数工业化国家自愿加入了具有约束性的《京都议定书》，通过《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机制，以资金援助及技术转让方式，减排或缓排，也就是说，在人类应对全球气候改变问题上，多数富国和工业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然而，温室气候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之所以最早在发达国家提起，是因为他们工业化后转入整治阶段，需要在降低国内政治阻力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旧有技术的淘汰和高碳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而随着这一进程的基本完成，他们之前借“历史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之道义、行转移排放之实的行动，就逐渐在国内失去强有力的支持。欧盟一度在减排倡议中居于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但在哥本哈根及哥本哈根之后，他们充任领袖的意愿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囊中羞涩，与人们预期的减排40%中期目标相去甚远，并附上种种条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以及国内保守政治的压力。所以，推动气候问题国际化的，是欧洲，而今天把气候问题政治化了的，也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这迫使哥本哈根在原先确定下的《联合国气候问题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政治冲淡了。谈判阵营“四分五裂”与最初预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垒的局面不同，哥本哈根很快就进入了谈判阵营“四分五裂”的混战。发达国家一下子分裂出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工业化国家集团、以美国为首的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高碳资源型工业化国家组织的“伞形联盟”、以东道国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而发展中国家，则由最初的“中国+77国集团”模式，分化为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集团、以苏丹及委内瑞拉等国为代表的77国集团多数国家联盟、以不发达国家和受气候改变影响最严重的小岛国组成的“气候脆弱联盟”，再加上俄罗斯、沙特等依赖石化能源输出的国家联盟。以欧盟为主体的工业化国家集团，他们手握资金和清洁能源技术，引领低碳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高污染产业“外包化”及高碳产业国际化，不想再在碳排放交易中过多承担“历史排放”责任，想通过“接受我的资金支持就得让我来检查减排行动”的模式，不合理地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永久地沦为发达国家的二级技术市场，在经济上沦为附属地位。这当然不会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一向以国内法大于国际法而行事的美国，因其国内立法目前处于不明朗的状态，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也与欧洲集团一道，大打“透明牌”，把谈判有可能失败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推给中印两国。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才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并在2009年加快了高碳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以转移风险责任，并为国内推出碳税作好了前期准备。而美国新政府未上台前曾承诺加入《京都议定书》，但至今未见行动。日本名义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形联盟”的成员，但日本对低碳经济下的技术革命准备充分，全球减排行动会给日本技术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提供契机，所以日本在资金援助方面的承诺表现出较慷慨的一面，几乎占了所有发达国家承诺出资总和的一半。“鸠山倡议”的日本，不再安心于做美国“二传手”角色，有自成一派的冲动，增加了谈判进程的弹性，这也使得未来大国博弈变得扑朔迷离，充满变数。而以丹麦为代表的投机集团，则屡屡在会议议程上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花招，给本来就艰难的谈判再添新乱。例如丹麦抛出的“丹麦提案”，一度使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应提高谈判技巧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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