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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读后感-论贵粟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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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读后感-论贵粟疏(1)《论贵粟疏》读后感:论贵粟疏《论贵粟疏》读后感晁错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汉文帝和景帝的“智囊”,文帝任命为太子家令;景帝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是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早年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后来学习《尚书》,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可谓学贯儒法。他以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热情,多次上书发表政治见解,许多主张被文、景两帝采纳,为形成“文景之治”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的一些主张尤其是削藩严重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诸侯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景帝慑于七国势力,想息事宁人...

《论贵粟疏》读后感-论贵粟疏(1)
《论贵粟疏》读后感:论贵粟疏《论贵粟疏》读后感晁错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汉文帝和景帝的“智囊”,文帝任命为太子家令;景帝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是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早年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后来学习《尚书》,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可谓学贯儒法。他以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热情,多次上书发表政治见解,许多主张被文、景两帝采纳,为形成“文景之治”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的一些主张尤其是削藩严重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诸侯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景帝慑于七国势力,想息事宁人,以“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为由,把晁错作为替罪羊,腰斩于长安东市。然而,诸侯王并不满足,继续叛乱,景帝最后还是靠武力镇压下去。晁错虽然被错杀了,但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主张不可能被扼杀,对巩固和发展西汉王朝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论贵粟疏》,强调重农贵粟,对振兴汉朝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先生称之为“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汉朝开国之初,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国家经济百废待举,刘邦接受陆贾等建议,以“无为”治天下,推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经济政策。至文帝时,汉朝经济得到一定恢复,但由于汉初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使得商人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膨胀,商人兼并农民、商业分解农业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既威胁封建统治的根基,也迫切要求西汉统治集团从“无为而治”转向有所作为。不少政治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贾谊的《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他说:“今背本逐末,食者之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建议“今殴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感其言,使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则上《论贵粟疏》,劝告文帝“重农贵粟”。两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晁错的建议更具操作性,提出了“贵粟”、“受爵”、“免罪”等具体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还含有“惠商”因素,这比简单地“抑商”更符合经济规律。《论贵粟疏》全文1184字,紧扣重农贵粟这一中心论点进行严密论证,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今昔对比进行论证,古代圣王重农贵粟“畜积”则足,就有能力应对各种灾害,而今则为“畜积未及”而民贫。晁错的结论是“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第二段落是物物对比进行论证,物物对比是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的对比。晁错认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粟米布帛”一日离开则有饥寒所迫,“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第三段落是人人对比即“农夫”与“商贾”对比进行论证,“农夫”一年四季劳作,历经千辛万苦,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商贾“亡农夫之苦”,却是生活异常奢侈。晁错指出,这种“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意思是,国家法令规定尊农抑商,社会现实情况却是商贵农贱,统治者尊崇倡导的东西,与世俗社会追求喜好的东西恰好相反,这想让国家富强、法律有效,是不可能实现的。第四段落是论证重农贵粟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入粟可以拜爵,可以免罪,“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从而把重农贵粟的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得重农贵粟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品读《论贵粟疏》,我们不能不感动晁错忠心为国的精神。为了巩固西汉政权和发展西汉经济,晁错不仅呈上《论贵粟疏》,还先后呈上《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说景帝前削藩书》,为文景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殚精竭虑、出谋划策。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直言敢谏的勇气。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运用多种对比手法,批评汉文帝不如尧舜和商汤;物物对比则是指汉文帝的政策有失误。疏中几次提到“明主”、“明君”应该怎么样,实质是指汉文帝还不是一个“明主”、“明君”。顺便说一下,我们也应该佩服汉文帝,他不仅采纳了晁错的主张,而且很包容晁错的直谏。史载,晁错一再上书削藩,汉文帝不接纳,以致晁错在一次上书中狂妄地写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汉文帝确实英明,他批示道:“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在汉文帝看来,建议没有什么狂不狂的问题,而决策却有个英明不英明的问题。这一批示既体现了汉文帝政治上的清醒,也体现了汉文帝心胸上的宽广。我们不能不重视晁错真知灼见的宝贵。《论贵粟疏》主要反映晁错的经济思想,就是要“重农贵粟”,夯实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思想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论贵粟疏》真切反映了农民的困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农业和农民是关乎国计民生、治乱兴衰的大事,也是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不敢懈怠的治国之要。吊诡的是农业效益低、农民生活贫困,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通病,换言之,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农业和农民问题。一方面,我们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从而使中国能够长期傲视世界、睥睨群雄;另一方面,我们的农民却是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始终没有跳出“温饱—饥饿—温饱”的循环。与此相对应的是封建王朝“兴盛—衰亡—兴盛”的循环。一般而言,农民温饱有余,封建王朝就巩固和发展,农民饥寒交迫,封建王朝就风雨飘摇乃至灭亡。某种意义上说,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兴亡史,就是一部农民温饱与饥饿循环的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奖励耕植,同时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所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论贵粟疏》所言的悖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很奇特的图景,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出发劝民务农,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褒奖农民的,而社会习俗却是嫌贫爱富,羡慕商人,不尊重农民,甚至连封建官吏也鄙视农民,看不起农业。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形象地描绘了农民与商人不同的境遇。农民是十分窘迫与艰难,首先表现在劳作辛苦,不仅要“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而且还要“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即砍伐木柴,为官府修缮房舍,服劳役。令人心酸的是“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农民是赋役沉重,一个五口之家至少有二人为官府服事劳役,“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农民是家庭负担很重,“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意思是,农民负担着迎来送往、吊唁死者、问候病人、赡养孤寡和抚育幼童等开支。农民还要遭受天灾人祸,天灾是指自然灾害,人祸则是急政暴虐,“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于是,无论家境稍好、有余粮的时候,还是家境困难、没有余粮的时候,农民都只能降价变卖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来交税和还债,“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无疑于杀鸡取卵,动摇国之根本。与农民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商人乘人之危,大发横财。“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意思是,在农民危急时,大商人正囤积货物,榨取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则设店摆摊、贩卖商品。他们操纵稀缺物品和多余财物,每天在都市上游荡,乘着朝廷急需而出售,价格必定加倍。商人不劳而获,生活奢靡,他们不仅“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佰之得”,而且还“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商人还要勾结王府,官商结合,“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意思是,他们依靠殷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都超过了官吏,常因利害关系而互相结纳交往。《论贵粟疏》正确论证了重农贵粟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不仅是王朝巩固和延续的基础,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好了,封建经济自然好了,因而重农是封建统治阶级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著名改革家商鞅就提出了重农思想,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的变法使得落后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晁错学习接受了商鞅的学说,深受商鞅思想和实践影响。《论贵粟疏》继承和发展了重农思想,“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更是充分论证了重农贵粟思想。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是人的基本需求,即“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重农贵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这是因为不重农则会导致民贫,而民贫就会使民众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民贫,则奸邪生”。不重农则会导致饥寒交迫,而饥寒交迫就会使民众不受道德约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意思是,寒冷的时候,急需穿衣,不会坐等又轻又暖的衣服;饥饿的时候,急需吃饭,不会坐等甜美可口的食物;饥寒交迫于身的时候,人们的行动就顾不得廉耻了。不重农则会导致民众背井离乡,“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而背井离乡就会使民众无所顾忌,“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既然老百姓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即“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贫之后,慈母都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君主怎么可能管住自己的臣民呢?!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的关键在君王,君王的作用在引导。晁错认为,民众是趋利的,并以珠玉金银为例说明君王的引导作用是很大的,“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这种引导是君王的自我引导。《论贵粟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这段话是要求君王明确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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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引导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引导是君王的行为引导,这就是“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认为,珠玉金银轻便容易携带,会产生很多弊端,“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意思是,珠玉金银会使臣下轻易地背叛君王,民众轻易地离开家乡,盗贼的欲望得到诱惑,逃亡的人得到了轻便的资产。而君王倡导贵五谷,又由于五谷很重,不是一日长成,从而使民众安心农业生产、重土轻徙。这种引导是君王的政策引导,主要是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手段,交粮既可以拜爵,也可以免罪,“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的好处很多,“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这就是重农贵粟既满足了王朝的需求,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既发展了农业经济,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论贵粟疏》敏锐感到了商人的重要。晁错提出了“入粟拜爵”政策,这一政策最有利的是商人和商业阶层。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商为末位,非常轻视商人的作用。商人是要言利的,所以还把商人理解为小人,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封建统治者一般在“重农”的同时,都要“抑商”,重农与抑商形影相伴。商鞅可说是开了“抑商”的先河,《商君书》记载,为了使民众致力于农战,商鞅提出了“事本禁末”的主张,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商贾、技巧之人”的严厉措施,譬如加重工商税收,提高酒肉价格,“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汉初更是十分鄙视商人,《史记》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肆,然市井之子亦不得仕宦为吏”。这说明刘邦对待商贾很严厉,不能穿贵重衣服和骑马坐车,加重租税困辱此辈;惠帝和吕后期间,“抑商”政策有所松动,但商人及其后代还是不得入仕为官。《论贵粟疏》指出,“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所谓“有余者”,实际上就是商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而且,入粟拜爵根据自愿原则,而不强令执行,国家通过这一政策使商人的“有余”补到了农民的“不足”。晁错认为,入粟拜爵,一方面可以做到各得其所,实现多赢,即国家、农民、商人都可得到好处。“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渫”是分散的意思,就是把粮食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更重要的是,爵位意味着社会荣誉和政治地位。入粟拜爵,使得商人得到了爵位,就有了社会荣誉和政治地位,这不仅改变了汉初抑商和鄙视商人的政策,而且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满足了商人的精神需求和政治追求,缓和了商人与封建王朝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蕴含在入粟拜爵背后的是晁错深刻的思想认识,就是意识到了商人的重要和作用。商人是活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向商品惊险一跳的关键因素,这在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超前的认识和宝贵的思想火花。晁错倡导的“贵粟”思想和“入粟拜爵”政策,对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影响,后世推行的“捐纳”政策,实际上是“入粟拜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捐纳”有点像东施效颦,无论政策效应,还是实际效果,都不可与汉文帝时期同日而语。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六百石,赐予上造(第二级)爵位;四千石,赐予五大夫(第九级)爵位;一万二千石,赐予大庶长(第十八级)爵位;五大夫以上可以免役。历史表明,晁错的重农贵粟和入粟拜爵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政治社会效果,不仅造就了“文景之治”,而且为汉武帝大展雄风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汉文帝至汉武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这就使汉武帝开疆拓土有了殷实的本钱。晁错是个历史悲剧人物,悲就悲在他的削藩主张是对的,景帝是接受的,也很欣赏晁错的才华,然而错杀晁错的是景帝。景帝后来很后悔,据说有人谈及晁错被杀一事,“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晁错的悲剧只是个人生死的悲剧,而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主张却让他流芳百世。削藩,对于大一统的中国而言,永远具有积极意义;《论贵粟疏》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晁错的经济思想,即使以现代经济学原理进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晁错的经济思想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君王要发挥经济引导作用,这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政府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总是有着一定作用的,不可能完全消极无为。就算是最自由放任的国家,政府还得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要重农贵粟,这不仅对于农业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有着积极意义。“民以食为天”,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能不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农商利益的增损平衡,这也很有意义。任何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实施,总会涉及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调整。因此,提出建议、酝酿对策和决定政策,都要注意集思广益,取得最大共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便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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