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文化的形成路径探析

中国志愿文化的形成路径探析作者：张澄来源：《管理观察》2013年第20期【摘要】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摒弃和继承，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学习，西方的志愿文化和中国的雷锋精神经过有机整合后形成了新型的中国志愿文化。基于新的志愿文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从四方面初步预计了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走向，并作出了基于此种文化范式形成过程的引申思考，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全球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趋势。【关键字】雷锋精神志愿文化文化范式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的生成，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当代志愿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文化，而是整合了中西方文化后的一个结晶。经过对中国传统的雷锋精神的摈弃与继承，对西方志愿文化的排斥与接受，形成了当代中国志愿文化。这一新的文化范式，不仅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而且加入了适合本土发展的元素。1.中国志愿文化的形成过程1.1传统文化摒弃和继承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预示了新的文化范式生成的可能性，而外界环境的日新月异却是文化生成的现实基础，它提供了文化转型的现实土壤，是其发生的导火索，任何不适应具体环境的文化必将被新的文化范式所替代。中国传统的雷锋精神是当代中国志愿文化发展的先驱和基础，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雷锋精神就已经红遍整个中国了。其中所包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含义与当代志愿文化的核心意义是相通的，都强调了“助他”的要求。同时，雷锋精神所具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成为当前推广志愿活动有利的人力资本。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志愿文化是需要从传统的雷锋精神中继承和发扬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雷锋精神”自身深深的时代烙印限制了它的发展。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体制下的“学雷锋”活动成为单位号召下的产物，成为人们在社会舞台上表演的一个符号，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对于重建精神文明的需要。这是我们在当代志愿文化时需要摈弃的部分。1.2外来文化吸收和学习当“全球化”从理论逐渐变为现实，我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资源，更重要的引入了不同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西方文明。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无论什么民族，其文化生成发展的轨迹一般都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发育开始，经过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而逐渐脱离其地域特征，进而走向一种开放而又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化。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造成的中国文化的断档和转型，导致当时的民众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全国范围的道德大讨论，这为西方的志愿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契机；改革开放的推进，全球化的加剧，使中国人民以一种更为开放的胸怀接受外来的事务和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西方的志愿文化，同时一系列的全球范围内的活动，更是将“志愿者”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由于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同时西方的志愿文明中所强调的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自主行为得到了年轻一代的广泛接受，这位西方志愿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1.3中西文化整合后之源文化的生成考虑到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不同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我国的本土文化在面对西方的文化冲突时并没有放弃我们本来的特点，一味地追求西方化，而是有选择的吸纳了西方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适应我国国情为基本前提，对适合自身的接受，不适合的排斥，重新整合成为新的文化范式。随着志愿活动在中国的推广，中国的志愿文化是对中西文化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传统的雷锋精神在传递过程中的断裂和其自身的局限性使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在文化自觉下对中西方文明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发现中国的雷锋精神自身形式化的因素阻碍了其“助人”本质的实现，而西方的志愿活动由于大多为民间组织行为，能够真正的满足民众的现实需求。因此，现代的志愿文明更应该体现的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双方需求的满足，现代人更希望通过志愿服务实现“双赢”的局面。再通过进一步认同的深化，加入了西方志愿文化中先进因素的当代中国志愿文化实现了进一步的升华，人们将志愿服务视为公民自治行为基础，将“责任”当做坚持从事志愿活动的一个主要动力。其次，西方志愿活动的是以宗教为推动力的，但是在中国社会，宗教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所以，当代中国的志愿文化对此作出了调整，将中国特有的政治信仰加入其中，使“党员”的身份成为一种标签，通过群众与党员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有效的志愿活动推广和持续氛围。最后，当代中国志愿文化中的组织功能是传统雷锋精神中政府号召力和西方志愿文化中有效的组织管理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号召和单位制的成熟体制为中国志愿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西方组织中先进的招纳方法、管理模式、激励 机制 综治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反恐怖工作机制企业员工晋升机制公司员工晋升机制员工晋升机制图 提供了很多可操作的经验，为志愿服务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中国的志愿组织是中西方文化的有效整合，是在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因素后，再与本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2.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走向一种形成了的文化范式同样也会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发生进一步的影响。文化在塑造人们的社会特性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2.1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的收获在中国未来的志愿服务发展中应该适当强调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收获，这样有利于志愿服务的持久坚持。过去的“学雷锋”活动只是单纯的强调帮助他人、服务他人，而忽略了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活动中的收获。当前的志愿活动中，志愿者不再是被动的进行服务，而是一个边服务边学习的过程。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活动的过程是一个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的沟通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社会声望等都会得到提升。2.2将志愿精神上升到一种“软实力”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S.奈（JosephS.Nye，Jr）教授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约瑟夫·S.奈当时提出这个概念体现了美国除了经济扩张之外的文化扩张的野心。中国当代志愿文化中所蕴含的服务他人的核心要素，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诉求，这正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树立的形象。利用志愿精神这样的文化范式，就可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提升核心竞争力，29届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就体现了志愿精神这方面的功能。因此，将志愿精神上升到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家的发展中具有关键的作用。2.3将志愿精神发展成一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以政府和社区为保障的当代志愿服务活动不是一时热情的偶尔为之，而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模式。人们通过切身的参与，把自己的能量、智慧、资源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社区发展结合起来并对它们有所促进，同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并为其他人所尊敬。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会形成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建立主人翁的意识。2.4志愿活动持续化：日常化我国大规模、正规化的志愿行动大部分是由政府启动的，这是我们开展志愿活动的一个中国特色。但是，要真正的实现志愿活动的持续发展，需要做的是志愿活动的日常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社会成员都从“单位人”逐渐的变成了“社会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原来由单位提供的服务现在需要转而由社会来提供。因此，未来的志愿活动的日常化就意味着，为具体的社会成员、社区居民提供更为个性化、深入化的服务，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的社区志愿活动的开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社区这一特殊的场域本身就是一个日常性的场所，所从事的志愿活动也都是日常性的服务项目，所以，社区志愿服务应该是未来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一个大方向。3.基于志愿文化形成的引申思考3.1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我们应该抱着理性的分析态度，放弃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大国心态”，用开放的的心态在世界语境中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明显的。这其中，双方各有利弊，很难以单纯的好坏、优劣来区分中西方文化。其次，我们应该以一颗宽容和接纳的心来看待西方的先进文化，做到为己所用。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往往把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发展到了极端，强调人类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这样的文化氛围，往往与我国传统的忠孝两全，中庸之道有点背道而驰。但是根据这样的思维定时所发展出来的有效的组织管理模式、个人民主的有效发挥等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最后，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西化，完全的摒弃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了这么长的时间，其中必定有很多先进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即使实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不能摒弃传统文化，还是应该对其抱有一种尊敬的眼光和态度。3.2全球背景下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随着全球化的压力加大，我国整体实力的上升，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全球背景下的文化自我认同的问题。在西方社会所宣传和渲染的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同质化和文化的完全西化，因此要抵制这种文化的颠覆行为，确立自身文化在全球环境下的自我地位，就需要寻求文化的自我认同。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应该明确中国传统的“雷锋精神”与西方的“志愿精神”绝不是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志愿文化的生成是传统的“雷锋精神”和西方的“志愿精神”整合的结果。文化的认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认同的过程中包含了个人对其身份的心理建构和实践建构。”因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认同的对象也不是一成不改变的。首先，们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持强烈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与其他文化的平等对话吉尔交流。其次，我们要有意识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发扬和创新。这种创新的前提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北京10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