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八条目的逻辑分析《大学》八条目的逻辑分析摘要：从古至今，朱子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广为流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其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需要，但这经过朱子梳理的经传本身的内在逻辑也是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本书开篇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二者的相互关系与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明确。朱子更是对八条目逻辑关系有着一套完整的分析体系。古往今来学者们仍然在不断对此提出新的看法与解读，但却并未有绝对完善的体系。关键词：八条目；逻辑关系；朱熹《大学》首章总结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且对于二者的关系，朱子认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展开叙述，或者说三纲领是八条目的目标。因此，弄清八条目的内在关系，三纲领也自然会明了。关于八条目的原文如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出现许多逻辑标示词，如“欲……先……”、“而后”，表明八条目存在先后的逻辑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分析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前者是后者的条件，是后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即诚意必先致知，以此类推。如若这样，八条目就会形成一个先决条件“格物”。那么前四个条目便会出现矛盾。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研究才能获得知识这一点无可厚非。朱熹认为，“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为何“知尽”就可“意诚”。所谓意诚，即意念诚实，真诚面对自己的意念。人的意念由“心之所发”，结合正心——端正心思，除去各种不良的情绪和邪念，不为诱惑所动——这一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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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并非是全善的，其中也夹杂着恶，因此才需要“正心”，那么，“心之所发”的意念也并是全善的。但朱熹“格物致知”就是穷极事物之理，已达到知之尽。首先，穷极事物之理是否可以达到，我们存疑，无论是横向的穷尽所有事物之理，或是纵向上对某个事物达到彻底的理解都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如何达到致知，又如何诚意；其次，假设能通过穷尽事物之理达到致知，这也并不能直接过渡到诚意，就像我们并不能从对每一个具体事物的了解中推出善，推出这样人们从世代经验中所约定俗成的东西。所以从探究事物得到知识到意诚，过度未免有些生硬。再者，为何要诚意就必须先致知，在不致知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也能诚其意，似乎致知与诚意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当然对诚意理解不同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对此，我们可以以正心为出发点试着反推一下：若要端正心思，去除杂念，就必须区分意念中何为善念、何为恶念，若要分辨意念就必须拥有有关善与恶的知识。由此看来，格物所获得的知识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事物所具有的物理知识，还应该包含辨别善恶的知识，朱熹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理”，通过研究事物或事物与“我”的关系来推究我们的善。而诚意也应有辨其意这层意思，即以格物所获得的善的知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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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自己意念中的善恶。因此，只有知善才能诚意，诚意才可正心。可见，只要将“善”这一概念引入作为致知、诚意、正心的逻辑线索，就可以解释上述问题，而“善”的理念也与儒家“仁”的理念相符合。按这种逻辑后四条目即可如此解释：只有端正心思后才能将正确的观点付诸行动，修养言行，而后才能规范好家庭，小家治好才可治好国家，国家富强天下才可太平。这也呼应了下文“其本乱者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子解释“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说明了从修养自身到治国这一顺序的合理性。于是整个八条目从格物出发，按照由外而内——研究外物使内心知道善的知识、由理至行——将善的心思付诸行动、推己及人——用自身的道德影响他人、以小见大——由治理小家扩大到治理国家的关系推进，一层一层地发展自身。对于八条目内在逻辑关系的第二种理解是，后者是前者的目标，即致知是为了诚意，以此类推。如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便可有两种解读方式：第一，修身是根本目标，即人人都应追求的目标，能力有限者可戛然而止，但天子诸侯等除此之外还应追求“平天下”这一目标，这是以修身为分界点区分天子与庶人不同的人生追求；第二，人人都將修身作为行动出发点，这就无需像上述那样引入“善”的概念，默认善本就存在于人们心中，区分善恶即为天性，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是为了更好地修身，影响的是修身的程度，而非修身本身的存在。在这种逻辑理解下，八条目间不存在条件上的前后，都可同时进行，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目标，但修身是其基础。可见，用目标将八条目联系起来就不存在现实、历史上的反驳了，也不存在条件顺序上的约束了，虽然行动中心是修身，但可以八个目标同时追求，也可只追求其中一二。但是这种解释相比于第一种解释，就显得有些脱离文本了。首先，原文中“欲……先……”、“然后”等逻辑标示词带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原文并没有任何地方暗示“目标”；其次，有关八条目的两段，首先从治国反述至格物，又从格物正述至治国，一正一反表示这其中的顺序并非可以颠倒，以目标为线索将八条目连接起来，可对应格物至治国的正述顺序，但显得前面反述的内容多余，因为致知是为了诚意，并不可反过来推，就无法解释“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最后，“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既然八条目理解成无先后、条件关系，仅仅是目标上的递进，在行动上可同时进行，那何来“薄者”、“厚者”呢？对以上两种逻辑解释，显然第一种更贴近原文，上下文理解也更为通顺，但并未明确将“善”作为调和点引入；第二种虽避免了第一种解释的弊端，但纵观全文，此解释也过于突兀，上下文连贯性不强。前者尊重古文，后者则加入了一些现代性的元素，如何取舍，因人而异，但一定有更能说服人的解释方式待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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