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

PAGEPAGE12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摘要集体化运动最初虽然获得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195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3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我试图运用博弈论来理解灾难的主要原因。由于对农业活动监督的困难，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中，每个人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合约，只能在重复博弈中保持平衡。1958年秋，农业集体化运动由自愿变为强制，也即，集体化从重复博弈变成一次博弈。结果，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维续，农村生产力土崩瓦解。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假设。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始于52年的集体化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农业产出在52-58年持续增长。运动没有遭遇农民的积极抵抗，得到比较平稳的实施。其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避免了与苏联1929年集体化运动1928集体化前夕年苏联谷物和肉类的产出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超过至少达到了一战前的最高水平。相伴随的破坏性结果，为欠发达高人口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obinson1964）。结果，学习中国经验的观点在许多国家盛行（Eckstein1966,p.35;p259）。不过，这种观点很快烟消云散。1959年起连续三年，农业产出突然大幅下降。1959年，谷物产量下降了15%，到1960、1961年，只有1958年水平的70%。对新近解密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1958-1961年，危机导致3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大约有3千3百万人推迟出生（Ashtonetal1984）。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灾难。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却突然崩溃，这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缺失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普遍承认的假设是：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PerkinsandYusuf1984,p.79;Marshall,p.66;Eckstein1966,p.37,1977,p.59;Wu1966,p.151;Chinn1980;Astonetal1984）。在这篇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中，我将表明，以上假设与经验研究并不一致，并提出新的假设，即59-61年的崩溃主要是由于1958年秋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组织形式的此种转变使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由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生产崩溃，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成员承诺约束自己）而自我实施的合约在一次博弈中不能持久。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PAGE1页共NUMPAGES1页第PAGE\*MERGEFORMAT1页共NUMPAGES\*MERGEFORMAT1页论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相关的农业发展战略。其他假设以及检验这些假设的相对有效性的讨论放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将这些假设和经验证据进行比较。第五部分是结论。集体化运动和农业发展的回顾1949年，中国政府取得政权时，中国经济被战争破坏地满目疮痍。89.4%的人生活在农村，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国家统计局1987，p.50,89）。1952年，经济刚从战争的破坏里喘过气来，政府就本着迅速重塑国家力量的意图，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导致了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迅速增长的需求。由于短缺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进口资本品，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能由国内生产来满足。因为农业停滞和歉收对工业扩张具有迅速直接的影响，集体化运动便作为实现工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而提出。农业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譬如灌溉、洪涝控制和土地开垦；以及通过像密集种植、除草和施加更多有机肥等的传统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和投入来实现单位产出的增长。独立的家庭农场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组织形式。农田不仅少而且分散。革命时期，农村大约一半的土地属于地主，然后出租给农民种植。租金通常高达主要作物的产出的50%。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计划在解放区实施。根据这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佃农。革命成功以后，土地改革计划继续实施，到1952年完成。表一表明，即便土地改革计划完成前，就开始实验多样的合作化形式。1955年以前，三种主要的合作化形式中，最普遍的是互助组。农忙时，4或5家邻里暂时或者永久地共享劳动力、农具和挽畜。这样资源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化，种植决策依然是每个家庭的责任。第二种形式是初级合作社。20到30户家庭根据统一的计划联合资产。合作社的净收入通过两种形式共享：土地、挽畜和农具的红利分配，和劳动报酬。土地、牲口（挽畜）和农具依然属于个人。第三种形式是集体农场，即高级合作社。生产的一切方面都被集体化。报酬只基于劳动贡献——通过拿工分。家庭收入依赖于其成员获得的工分以及工分单位收益，而工分单位收益反过来取决于集体农场的净收入。起先，高计合作社规模约30户，后来发展到囊括村庄的所有家庭——150到200户不等。官方本来谨慎而渐进地进行集体化，鼓励甚至积极诱导农民自愿参加多种集体化形式。然而，1955年夏集体化运动的支持者赢得了党内辩论。1955年末，只有500家高级合作社，而到了1957年冬，包括1亿1千9百万户家庭的753000家高级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表1）。起先，集体化运动出奇的成功。它没有遇到农民的积极抵抗，执行相对平稳（Eckstein1975，p.251）.虽然人口在1952至58年间增长了14.8%，同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以52年为基准年），谷物产出增加了21.9%（表2）。这极大振奋了共产党内的领导们，致使他们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集体化基于如下理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增加农村的资本构成，从而增加产出。然而，150户家庭的集体农庄虽然能够为集体内工作计划提供劳动力动员的基础，但还是无力为大型工程——灌溉渠、水坝等——动员足够的劳动力。大型工程一般来说需要几十个农庄的协同参与。更大规模的劳动动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把20到30个150户规模的农庄合并成更具规模的单位。因此，1958年，新的作为工业大跃进的一部分的政策出台。1958年8月底到11月初，在仅仅3个月时间里，753000个集体农庄合并成24000个公社，覆盖一亿两千万户家庭，高于其时中国农村总户数的99%。公社的平均规模为5000户家庭，1万劳动力以及1万英亩土地。报酬主要基于生存需要，部分考虑到劳动表现。经营自留地或在集市上交易——存在于其他合作形式中——是被禁止的。不出所料，几十亿人工作日被动员起来。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61年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农业总产出在1959年下降了14%，1960年下降了12%，1961年下降了2.5%。更致命的是，1959年谷物产出缩水了15%，1960年继续减少16%，到61年仍保持低水平（表2）。和森（1981）所谓“食物权”（entitlementtofood）导致的许多其他的严重饥荒不同，大约有3千万人在这场危机中死于非命，食物短缺是直接原因（Ashtonetal1984）。危机过后，公社体制并未被废止。不过，它的功能被限于管理和协调。1962年开始，资源所有权，生产管理以及基于工分的收入分配转移到约20-30户家庭组成的更小的生产组织。新的组织形式，本质上，是50年代初级和高级合作社的混合体。基于所得工分的报酬，类似于高级合作社的补偿机制；规模和生产管理则和初级合作社一样。1962年后，开展过一些完善工分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的实验，然而生产队系统作为基本农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直到1979年家庭承包制度改革（household-basedfarmingsystemreform）——到1983年末，94.4%的家庭采纳这种新的制度，现在又被称为家庭责任制——才被废止。（中国农业年鉴1984，p.69）。危机过后，更加现实的农业发展路子被接受。农村集市在1959年秋重新开放，1960年夏，自留地也得到恢复（Perkins1966,p.91）。1961年，国家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了28%（国家统计局1988，p.777）。同时，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变成农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现在定位于支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技术和投入的引进不断加快。譬如，1962年以后化肥的使用大幅上升，与化肥消费上升伴随而来的是适合施肥的现代高产作物的传播：新的短株稻和小麦。它们由60年代早期引进，到70年代晚期基本取代了所有传统品种。类似的，新品种的玉米、棉花和其他谷物在六七十年代引进并推广。灌溉面积在62年后也逐步上升。而且新的灌溉区大部分是机械灌溉而不是利用传统的重力系统。与此同时，1962年后尤其是70年代，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50年代，机械化被认为是集体化运动的依据，危机过后观点并没有改变。（译注：集体化才能机械化。没有改变的是对于机械化的醉心）70年代末，农田耕种的完全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再次提出，政策制定者希望在1985年实现这一目标。虽然在农村，常常只能用拖拉机作为卡车的替代品（perkinsandyusuf1984,p.60），机械化确实使得多熟作物的推广成为可能，机械化解放出来的部分劳动力可以用来加强农田管理的强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机械化对过去20年的农业增长有所贡献。总之，1979年家庭承包制改革开始前，农业发展战略可以归结如下：集体化一开始是自愿性的运动，但到1958年秋开始强制执行。1959-61年农业危机前，集体化首先是作为动员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工程和加大传统要素投入的手段。危机过后，人们更加强调现代技术和现代要素投入。3、假设在集体化运动最初的成功之后，农业突然崩溃，通常人们认为有以下原因：连续三年的恶劣天气，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和公社规模过大相关的激励问题。恶劣气候起先是官方用来解释大饥荒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1981）。虽然在像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处地方都出现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不太可能，但考虑到农业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这种解释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如果气候确实是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气候恢复正常时，农业生产力应当迅速恢复到恶劣气候前的水平。表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社化运动中政策错误并在公社内管理不善的假设似乎可信。事实上，地方干部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处理公社如此巨大的农场中的复杂的行政事务。严重但出于好意的，生产的错误计划，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集体产权的错误对待，都将导致生产的巨大破坏。雪上加霜的是，公共食堂计划为社员提供免费的伙食，导致运动初期的过量消费。更重要的是，虽然1959年谷物产出下降了15%，强制的国家粮食收购定额那年却增长了14.7%。由于这些问题，农村的可用食物在危机中显著下降。不过，大部分问题很快便被意识到。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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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正这些问题（中国的农业合作化，1987b）。到1961年末，大部分错误政策得到修正：为灌溉工程而进行的劳动力动员被废止了，生产决策分散化到平均规模为20-30户的生产队，收入分配基本回到高级合作社时期主要采用的方法，公共食堂被取消，最后，强制的国家粮食收入定额降低到危机前的水平。总体来说，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确实加深了这场灾难。但是，如果这些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1962年政策转变后，正如在恶劣气候的假设中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力应该迅速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的水平。传统的几个假设中，公社内的激励问题看起来是农业突然崩溃的最令人信服的原因。PerkinsandYusuf(1984,p.79)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论证到：激励问题是……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型组织中，个人努力和单位工分价值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虽然取得的工分数依然和个人努力相关，但单位工分的价值则取决于4000至5000户家庭组成的总体的净产出。即使你的努力毫无效率，工分价值也只下降万分之一。因为基于物质收益的内部激励不足以约束人们磨洋工的行为，能有效防止这种行为的监督就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同样地，社员之间不互相积极监督，因为他们发现其他社员的工作同样和工分价值不太相关。降低核算单位规模在两方面能显著改善状况。至少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去确保每个人各司其职。然而，PerkinsandYusuf的论证，只有在公社内确实不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监督有效，那么公社内工作的动力事实上比自耕农（householdfarm）还要强。当然，由于农业生产并非决定于个别家庭，并且它包括任务之间连续的切换，并且更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个人迅速而又谨慎的决策，以决定为了应对湿度、温度和其他气候条件的微小变化所应采取的生产的必要调整，基于以上原因，严密的监督成本高昂而不可行。因此，集体农场内的监督一般比较随意，以至相当于没有监督。如果公社规模带来激励问题是灾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正如前面两个例子，当生产队成为生产管理和核算的基本单位时，生产力应该能够迅速恢复到公社运动前的水平。毕竟，虽然生产队的报酬方案和高级合作社的差不多，但是生产队的规模只相当于初级合作社。正如我已经论述的，上述对灾难的解释都似是而非。然而，我将表明，运动的最初成功和突然崩溃的原因更可能在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的转变中找到。即，在1958年秋，它从自愿性的运动变为强制性的。首先，集体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领导下。不过，早期，人们强调并且切实遵守自愿原则。虽然当局积极鼓励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但是农民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即便加入合作社后，农民也有权退社并拿回自己的资产。至迟到1957年底，国家还不断发布指示，提醒地方政府不要破坏运动中基本的自愿原则。人民公社之前，集体化运动遵循自愿原则的最好证明来自于众多的关于许多地区的农民退社并导致合作社解散的报道。然而，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大大鼓舞了毛和他的同事们。更加大胆的计划被采纳，坚持渐进主义的干部被批评（译注：比较典型的如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他有过一次和毛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被毛批评为小脚女人）。重要的是，1958年夏，毛独断地将人民公社视为在中国农村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制度创新。随后3个月内，狂热的干部就在全中国建立起公社。入社成为命令，并且集体化运动的强制性质在危机过后依然如旧。在1962到78年的16年时间里，没有证据表明，农民被允许自由退出生产队，也没有任何生产队因为队员的流失而解散。退出权是自愿的关键要素，该权利直到1979年家庭承包制实施才得到恢复。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集体化运动从自愿原则向强制的转变对于合作社的激励机制有重大影响。如果合作社基于自愿，那么它就是个重复博弈。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社员可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社里。如果发现成为社员境遇更好，农民就会继续留在社里；否则，他就会退社。由于中国家庭的土地非常分散这一事实，每块土地往往太小，以至于家庭自己饲养挽畜并无必要。几个家庭联合土地和农具共同经营肯定是有利的。不过，来自经济规模报酬的收益为农业生产中监督的困难带来的激励问题所抵消。要让合作社成为有效率的组织，有效替代监督的机制是必须的。监督成本高昂时，人们承诺提供和在自己田地上一样的努力的能自我实施的合约就是一个有效的替代性选择。由于个人偏好、能力、出资的差异，成员可能发现违背合约是有利可图的。即，他可以不遵守承诺，像一开始计划的那样努力地致力于生产。在此种情况下，其他成员需要决定是继续留在合作社，放任成员违背合约，还是退出合作社进行家庭农场生产。如果人们认为成员的疏怠造成的损失比规模经济带来的报酬还要大，合作社就会瓦解。然而，农场瓦解的可能性迫使想开小差的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是违约任由农场瓦解呢，还是信守承诺阻止农场瓦解？如果他第一轮开小差，就该轮而言他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假如农场瓦解，从第二轮开始他就会失去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如果未来损失的贴现值比现期一次性收益更大，他就会信守承诺。因此，合作社瓦解的威胁极大地减少了开小差的概率。潜在的威胁还保证，在自愿组成的合作社里，产出不少于家庭生产的总和。最不济情况下，农场解散，家庭生产和没有合作社时一样。不过，如果合作社是强加的，退社被禁止，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一次博弈。人们不可能利用退出权来保护自己或者防止他人的卸责。结果，自我实施合约在一次博弈的合作社中不能持久（telser,1980）。监督在建立工作激励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变得重要。如果监督有效，报酬和每个人对于产出的贡献基本一致，工作激励就会很高。相反，如果监督无效，报酬和每个人的贡献关系不大，激励就会削弱。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极端困难并且成本高昂，因此强制形成的农业合作社里的工作激励必然是弱的。农民不会像耕种自己家里的田那样努力工作（Lin1988）。因此，合作社的生产力会比家庭所有制的农场所能达到的低。合作社陷入“囚徒困境”。以博弈论的观点来看，1952-1958年合作化运动的早期成功可以归因于当时运动的自愿性，而1959-61年，农业产出的骤降主要是1958年秋自愿合约变成强制的结果。气候灾害，不良政策和管理，公社规模过大无疑都加深了此次灾难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只是危机的次要因素。如果博弈论的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可以预期，1962年后的生产队的产出将比1952年之前家庭私有制农场和1952-58年自愿合作化运动时期的产出低。因为生产队是强制组织，因此其工作激励和产出都将比家庭私有制土地和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更低。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评估方法可以用来确定我们的假设是否是产出锐减的主要原因。如果传统假设有效，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解释，或者是三个解释的组合，那么生产队建立，劳动力和挽畜得到恢复后，农业生产应该恢复到1958年灾难之前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的博弈论假设是正确的，生产队时期的生产水平将比家庭私有制时期和自愿入社时期都低。农业产出为了检验上述不同假设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研究危机中及前后一段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存在一些问题。1958年前，中国公布年度农业数据。但是危机之后，只存在零散的官方农业数据。1979年部分数据重新开始公布。为了将1958-79年的零散数据整合在一起，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自Anthonytang(1984)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关于1979年前农业产出年度变化的系统研究非常少。Tang的研究涵盖了1952-80年，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1980年部分历史数据的解密前完成的。表3第3列是Tang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这些指数考虑到了当时可获得的1980年刚刚解密的农业产出和部分要素投入的数据。Tang采用的方法是Solow(1957)和Dennison(1967)所发展的增长核算，其用要素比例作为权重将个别投入整合成全投入，然后用总产出除以总投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农业产出的净值通过谷物、经济作物和家畜计算。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现有投入（currentinput）。权重是劳动0.5，土地0.25，资本0.1，现有投入0.15。Tang在参考了大量的国家农业增长核算研究后确定了这一比例。Wen(1989)拓展了Tang的工作，将区间推后到1988年。此外，wen还根据tang的著作发表后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修正了零散的时间序列数据。Wen整理的农业总产值和投入参见附录表A1。Wen估计的全要素生存率指数在表3第4列。通过比较，可以发现tang得到的1958年强制集体化前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wen的估计是一样的，虽然七十年代大部分年份的数据都相差15个百分点。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wen的估计上，因为其主要使用了官方数据。进一步分析前，必须注意到tang，同样也就是wen的估计面临两个批评。第一个质疑tang用来将个别投入指标整合为总投入指标的权重的合理性。第二则反对整合的方法。Tang用四种投入指标的加权算数平均整合成总投入指标。另外一种chow（1985p.86）提出的方法是用几何加权平均。因此从wen的估计中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很有必要说明，即便考虑到要素权重和整合方法的多样性，wen的估计仍然非常有力。为了看看要素权重怎样影响Wen的结果，可以使用两种可替代的权重指标。一个是wiens(1982)提出来的（0.35labour0.36land0.09capital0.20currentinput）;另一个是hayamiandruttan(1985,p.151)的估计（0.45劳动0.1土地0.3资本0.15化肥）。两种处理方式估计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参看表三第5、第6列。几何加权法得到的结果看表3第7列。估计的多样性表明，就绝对值而言，不同的要素权重造成不同的估计。然而就其变化趋势来说，结果是一致的。由于我们关心生产力的变化，因此无论就要素权重还是整合方法提出的批评都不影响我们根据wen的估计得到的结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wen的估计结果绘制成图形1。从图形1，我们看到1952-8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1952-58，1959-78，1979-83，1984-88年。第一个时期的1952-58年，即自由入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展现出增长趋势，即便幅度很小。1959、60年强制入社刚开始，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然后在整个第二阶段，停留在第一阶段达到的80%的水平。第三阶段去集体化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又开始上升。到1983年，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最后一个阶段，即家庭责任制改革以后的时期，比1952年的水平高30%。尽管农业危机以后引入大量现代技术和要素，生产力仍然徘徊在比危机前更低的水平。直到强制公社被家庭责任制取代，生产力才恢复原有水平。这些变化和博弈论的预测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1958年秋强制入社取代自愿入社，是195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解释只是第二位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合作化被当作发展农业的战略而提出。然而，包括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合作化模式表明，短期成功带来的是严重的困难和长期的停滞。论文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论证如下，由于农业生产的有效监督成本高昂，农业合作社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成员们默许的自我约束的合约。不过，只有社员在其他社员违约时有权退出，自我实施的合约才能持久。集体化运动的早期，总的来说，自愿原则得到尊重，因此大多数合作社的自我实施的合约得到维持，总体农业表现得到改进。然而集体化运动的早期成功蕴含内在的危险。由于时间偏好，能力和其他禀赋的不同，一些成员可能利用合作社中不完善的监督，试图规避自我实施合约中规定的责任。因此某些合作社的瓦解不可避免，即便运动总体表现还算成功。合作社的瓦解像是集体化运动的安全阀，他让那些潜在的违约者意识到遵守合约才是有利的。然而受最初成功的鼓舞，集体化运动充满激情的政治领导人对于某些成员的退社有着不同的解释。退社的人被视为是运动的敌人。为了防止更多公社的瓦解，开始采取强制措施。集体化运动因此从自愿性的变成强制的。安全阀没有了。如果这种变化是渐进地，农业产出就会逐渐下降。如果变化急剧，灾难性的农业危机，如1929-32年的苏联和1959-61年的中国，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