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的白血病误诊病例分析

误诊病例*误诊病例分析组长：张俊祺误诊分析*误诊的定义误诊的不良后果近几年误诊率误诊案例误诊分析*误诊：即错误的诊断。诊断的目的在于确定疾病的本质，并随之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使病情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把不正确的诊断看作是错误的，把不及时、不全面的诊断也同样看作是错误的。误诊分析误诊不良后果：误诊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多方面的，对被误诊的患者是个不幸，对社会、家庭、医院及医生也都将带来不良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病人的影响死亡或残废误诊导致误治治标未治本使病人辗转求医增加病人的精神压力增加药物的毒副作用二、对社会的影响误诊虽然是临床诊断过程中的意外现象，但是它却会给社会造成广泛的不良影响。主要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如下：导致医疗纠纷社会伤残率增加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三、对医疗质量的影响影响医疗指标影响5年生存率误诊分析*近几年来误诊率：据文献统计，肺癌的误诊、漏诊率一般在30～70%，有的达90%以上。确诊时，病变局限在肺内的不到20%。从症状开始到确立诊断的时间，自7天到4年不等，平均为3～5个月。有84%的肺癌病人在出现症状后1个月内就诊，但是在就诊后l个月内确诊者只占13%，2个月内确诊者占41%，3个月内确诊者占53.5%。约有65%的病人在确诊时已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此外，早期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90%，而I期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为60～70%，如果能在早期发现确诊并及时手术，约有近30%的患者可以争取到5年生存。然而临床上却有65%的患者确诊时已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也就是说根本失去了5年生存的可能性。误诊分析*误诊案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与类白血病误诊分析*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APL）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myeloidleukemia，AML），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易位形成的PML／RARα基因是APL的特征性分子生物学标记［１］。目前认为有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和（或）PML／RARα基因表达，属造血组织的恶性疾病。其特点是骨髓及其他造血组织中有大量白血病细胞无限制地增生，并进入外周血液，而正常血细胞的制造被明显抑制，该病居年轻人恶性疾病中的首位，病因至今仍不完全清楚，病毒可能是主要的致病因子，但还有许多因素如放射、化学毒物（苯等）或药物、遗传素质等可能是致病的辅因子。即使细胞形态学和免疫表型不符合经典的APL也可诊断本病，但其他疾病或其他类型的白血病仍有可能与APL相混淆。类白血病反应:是某种因素刺激机体的造血组织而引起的某种细胞增多或左移反应，似白血病现象。其分型较多，包括粒细胞型、红白血病型、浆细胞型以及混合细胞型，其中以中性粒细胞型最多见。本病最多见于某些细菌和病毒的严重感染，亦常出现于恶性肿瘤广泛播散，急性溶血及某些药物反应。本病以儿童及青少年较多见，男女发病率无差别。其治疗和预后取决于引起该反应的基本疾病，如果这些基本病是可以治愈的，则类白血病反应也会消失。误诊分析*一、类白血病诊断依据一、有明确的病因。如较为严重的感染、中毒、恶性肿瘤、大出血、急性溶血、过敏性休克、服药史等。二、实验室检查：1.红细胞与血红蛋白测定值基本正常，血小板计数正常。2.粒细胞型类白血病反应：白细胞计数50×10的9次方/L以上，或外周血出现原粒和幼粒细胞。成熟中性粒细胞胞浆中往往出现中毒性颗粒和空泡，骨髓象除了有增生和左移现象外，没有白血病的细胞形态畸形（如细胞核与细胞浆的发育不平衡、细胞核畸形、核仁多或特别大等），成熟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积分明显增高。3.淋巴细胞型类白血病反应：白细胞计数轻度或明显增多，分类中成熟淋巴细胞占40%以上，并可有幼稚型淋巴细胞出现。4.单核细胞型类白血病反应：白细胞计数在30×10的9次方/L以上，单核细胞>30%。5.嗜酸粒细胞型类白血病反应：外周血象中嗜酸粒细胞明显增多，无幼稚细胞。骨髓象原始细胞不多，也无Ph染色体以及嗜酸粒细胞形态异常等。6.红白血病型类白血病反应：外周血中有幼红及幼粒细胞，骨髓象中除粒细胞系增生外，尚有红细胞系增生。7.白细胞不增多型类白血病反应：白细胞计数不高，但外周血象中出现幼稚细胞。三、其原发病去除后，血象变化可恢复正常。四、骨髓细胞分类正常或基本正常，与周围血象表现不同步，无白血病细胞瘤样形态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诊断依据根据FAB的形态学诊断标准确立诊断。按FAB分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APL）又称AML-M3型。其典型特征有：①骨髓形态为胞质含粗大颗粒和Auer小体（也有微颗粒变异型）的异常早幼粒细胞增生；②临床常有严重出血且易合并DIC和纤维蛋白溶解；③90%的患者显示特异性染色体异位t（15；17）；④化疗敏感（化疗耐药发生率<5%），缓解生存期长但早期死亡率高。病例１患儿，男，３个月２９d，因“反复咳嗽、进行性面色苍白１个月，加重伴发热３d”入院，有穿刺处不易止血、皮下瘀斑及接种卡介苗局部有糜烂，肝肋下７cm，脾肋下５cm。血常规：红细胞（RBC）２．６６×１０１２／L，血红蛋白（Hb）６４g／L，白细胞（WBC）３．４６×１０９／L，血小板（PLT）１９×１０９／L，中性粒细胞（N）０．８１，淋巴细胞（L）０．１６，可疑细胞０．０３，C‐反应蛋白（CRP）４０mg／L；骨髓检查：细胞学：粒系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粒细胞３％，早幼粒细胞３２．５％，细胞肿胀、空泡及中毒颗粒，未见Auer小体，红系及巨核细胞增生减低。髓过氧化物酶（POX）染色＋＋，醋酸荼酚酯酶（NAE）及糖原染色（PAS）（－）；免疫表型：CD３３、CD１３、CD２、CD９及MPO表达，符合AML‐M３；染色体核型分析：４６，XY，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用RT‐PCR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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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PML／RARα融合基因。尿培养：白色假丝酵母菌，胸部CT提示肺结核。综合考虑拟诊为APL合并感染，但患儿年龄小，APL少见且骨髓原粒细胞比例未超过５％，未见Auer小体，不同于常见APL表现，故给予维甲酸（ATRA）７．５mg每日１次诱导分化暂未加用蒽环类药物；同时给予泰能抗细菌、伏立康唑抗真菌、抗结核、静脉丙球替代治疗。３d后复查血常规：RBC２．３５×１０１２／L，Hb６８g／L，WBC１０．４１×１０９／L，PLT９２×１０９／L，N０．９５，L０．０５，CRP＜８mg／L。（四）骨髓细胞学：粒系增生活跃，未见原粒细胞，早幼粒细胞１６％，细胞肿胀、空泡及中毒颗粒，未见Auer小体，红系及巨核细胞增生有好转；染色体核型：４６，XY；本次及复查第一次骨髓标本，用RT‐PCR及荧光原位杂交（FISH）方法均未检测到PML／RARα融合基因。免疫相关检查：硝基四唑氮蓝试验正常，免疫球蛋白：IgG２．３３８g／L（３．０５～８．８７g／L），IgA０．１０７g／L（０．１１～０．４５g／L），IgM０．３５４g／L（０．３１～０．８５g／L），IgE３．３U／L（＜１５０U／L）；多次行淋巴细胞分类均为：CD３＋、CD３＋／CD４＋、CD３＋／CD８＋及CD３＋／CD１６＋／CD５６＋均０％，CD１９＋：１００％。结局：结合基因检查，最终诊断为：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severecombinedImmu‐nodeficiency，SCID）、类白血病反应、重症肺炎、败血症、播散性卡介苗感染。患儿未找到HLA配型相合供者，故给予抗感染、定期静脉丙球替代治疗无效，１１个月时因重症肺炎、播散性卡介苗感染、呼吸衰竭死亡。误诊分析**误诊分析病例２　患儿，男，４岁１０个月，因“发热咳嗽伴进行性面色苍白半月”入院，无明显出血表现，双侧腋下及腹股沟区２～５cm淋巴结７枚，肝肋下３cm，脾肋下５cm。血常规：RBC１．９１×１０１２／L，Hb６３g／L，WBC２．５×１０９／L，PLT２８×１０９／L，N０．９５，L０．０５。骨髓检查：细胞学：原单细胞４０．５％，幼单细胞３８．５％，未见Auer小体，红系及巨核细胞增生减低。POX及NAE染色＋＋，PAS染色（－）；免疫表型：CD４、CD１４、CD３６、CD６８、MPO及溶菌酶表达，符合AML‐M４／M５；考虑诊断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AML‐M５型），按儿童急性髓细胞白血病诊疗建议给予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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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化疗。染色体核型分析：４６，XY，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用RT‐PCR方法，检测到PML／RARα融合基因。染色体及融合基因检测结果回后经综合考虑诊断为APL，嘱出院服用４周ATRA。家属给予患儿ATRA近３周、继用中药２个月后来院，再次入院时无发热、贫血、出血、感染及肝脾肿大但牙龈明显增生。复查血常规：RBC３．２８×１０１２／L，Hb１２８g／L，WBC２．７６×１０９／L，PLT１０２×１０９／L，N０．１９，L０．７５，M０．０５。骨髓检查：细胞学：原单细胞１５．５％，幼单细胞１６％；免疫表型：CD４、CD１４、CD３６、CD６８、MPO及溶菌酶表达；染色体核型分析：４６，XY；多重巢式PCR及RT‐PCR均检测到Evi１基因表达，未检测到PML／RARα、PZLF／RARα、STAT５b／RARα及NPM／RARα融合基因。RT‐PCR、RQ‐PCR及FISH方法均未检测到PML／RARα融合基因表达。最终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M５型，Evi１＋），再次给予DAE方案诱导化疗，化疗结束后回家自行服用中药未来院，至发病约１０月因“发热、皮肤出血、神志丧失”于当地医院死亡。*误诊分析误诊分析:病例１为男性，起病早，主要表现为生后反复多次多重病原感染，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及各种免疫球蛋白均显著降低，多次淋巴细胞分类均T细胞及NK细胞比例为０，结合基因检测结果，原发疾病X‐SCID（T‐B＋NK‐）诊断明确［７］。该患儿有发热、贫血、感染及肝脾肿大表现，外周血可见幼稚细胞，骨髓早幼粒细胞大于３０％、红系及巨核系受抑且染色体核型、融合基因检测均符合APL特异性细胞遗传学及分子遗传学改变，拟诊APL。但SCID患儿感染重、多数１岁内死亡，合并恶性肿瘤者未见文献报道。且该患儿外周血白细胞增加不明显，骨髓原始粒细胞比例小于５％，早幼粒细胞刚好大于３０％，细胞肿胀、空泡及中毒颗粒明显，未见Auer小体，无论临床表现及骨髓细胞学均不符合APL常见表现［８］；免疫表型仅提示有早幼粒细胞比例增加，无法明确是否系APL所致，故仅给予AT‐RA而未用化疗药物，积极抗感染、支持治疗后复查骨髓早幼粒细胞比例明显降低，而染色体核型正常、采用RT‐PCR及FISH方法复查未检测到APL特异性改变，考虑其临床表现、血常规及骨髓改变为类白血病反应所致。*误诊分析病例２患儿临床上表现为发热、感染、贫血及浸润，骨髓检查符合AML改变，故AML诊断可明确。其细胞学及免疫表型符合AML‐M５型，但染色体核型、融合基因检测亦符合APL特异性改变，故综合考虑诊断为APL。但患儿用ATRA而未用化疗，很快白血病复发，再次入院时牙龈明显增生，复查骨髓细胞学及免疫表型仍符合AML‐M５型，未检测到APL特异性改变，而多重巢式PCR检测到Evi１基因，最终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M５型，Evi１＋）。类白血病反应系１９２６年由Krumbar首先报道，是指某种原因（儿童多系感染）机体出现暂时性白细胞反应性增生、外周血白细胞多明显增高且伴有数量不等幼稚细胞，多数类白血病患者骨髓原始细胞小于５％、早幼粒细胞小于３０％，早幼粒细胞肿胀、固缩及有中毒颗粒［９］。故病例１患儿形态学符合类白血病反应，抗感染治疗后早幼粒细胞比例明显降低，结合其基础疾病为SCID，故血常规及骨髓改变系感染所致类白血病反应［９］。病例２患儿AML诊断明确，细胞形态学及免疫分型均符合AML‐M５型、ATRA治疗无效且复发时染色体核型、融合基因检测均无APL特异性改变，而新出现牙龈增生、EVi１基因阳性均多见于AML‐M５型，故该患儿也不考虑APL［１０］。按照WHO‐２００８诊断标准，只要患者具有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和（或）PML／RARα基因表达，即使骨髓白血病细胞达不到２０％、即使骨髓细胞形态学和（或）免疫表型不符合经典的APL也可诊断APL；反之，即使形态学和（或）免疫分型符合AML‐M３但无特征性分子生物学标记者也不能诊断为APL［１‐２］。随着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进展，包括APL在内的AML诊断标准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有人对AML的临床表现和骨髓细胞形态学的意义也提出了质疑，认为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是否可以替代前二者成为AML诊断的金标准。讨论：长期以来法、英、美三国学者从形态学角度制定的FAB诊断标准一直是AML诊断及分型的基础，但FAB分型的重复性较差且不能反映AML的预后［３］。WHO在FAB分类的基础上，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了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提出了以骨髓细胞形态学（M）、免疫表型（I）、细胞遗传学（C）、分子遗传学（M）并结合临床特征（C）来鉴定和分类疾病的基本原则，２００８年提出并创立了全新的血液淋巴系统肿瘤“MICM‐C”的诊断标准，将AML分为AML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AML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治疗相关性AML、急性未定系列白血病及非特殊型AML共５个组别［４］。WHO‐２００８诊断标准已经逐渐被广泛接受和采纳。APL是一种特殊类型的AML，属于AML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组，约占所有AML的１０％～１５％，临床上以容易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为主要特征，早期病死率高［５］。APL骨髓细胞学以早幼粒细胞增生为主，原始细胞比例多大于或等于５％，常有Auer小体，病态早幼粒细胞大小不一，有大量深紫色颗粒胞核畸形，有核折叠扭曲，核仁大而明显，胞浆出现有界膜的颗粒可出现“内、外”浆现象；免疫标记多高表达CD３３，常共表达CD２和CD９，CD１３表达程度不一，HLA‐DR及CD３４多为阴性；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易位形成PML／RARα融合基因是APL特征性分子生物学标记，少数不典型病例系t（１１；１７）等易位形成PZLF／RARα、STAT５b／RARα或NPM／RARα融合基因［６］。目前认为只要AML患者具有t（１５；１７）（q２２；q２１）和／或PML／RARα基因表达，即使细胞形态学和免疫表型不符合经典的APL也可诊断本病，反之，即使形态学和／或免疫分型符合AML‐M３但无特征性分子生物学标记也不能诊断为APL［２］。误诊分析*总结：从本次报道的２例误诊为APL的患儿来看，其他疾病引起的血常规和骨髓改变、其他类型的白血病仍有可能与APL相混淆。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检查，两例患儿均不考虑APL，其第一次染色体及融合基因有APL特异性改变的阳性检测结果均考虑为实验室误差所致。这提示应该辩证地看待WHO‐２００８诊断标准的意义。WHO‐２００８诊断标准是建立在临床特征和骨髓细胞形态学基础上的，结合了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和基因突变的诊断标准和分类方法，临床特征和骨髓细胞形态学仍然是AML诊断的基石，当细胞和分子遗传学改变与前２者不符合时候，需要采用包括多重巢式PCR、RT‐PCR及FISH方法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复核，除外实验室误差，避免误诊误治参考文献：［１］DouerD．Theepidemiologyofacutepromyelocyticleukae‐mia［J］．BestPractResClinHaematol，２００３，１６（３）：３５７‐３６７．［２］陈竺，陈赛娟，周光飚．实验血液学架起实验室与临床的桥梁———血液学的希望［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１）：１‐２１．［３］王劲，罗成基．急性白血病免疫分型的临床应用［J］．重庆医学，２００８，３７（２０）：２３６３‐２３６５．［４］AvvisatiG，Lo‐CocoF，PaoloniFP，etal．AIDA０４９３pro‐tocolfornewlydiagnosed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verylong‐termresultsandroleofmaintenance［J］．Blood，２０１１，１１７（１８）：４７１６‐４７２５．［５］DaiCW，ZhangGS，ShenJK，etal．Useofall‐transretino‐icacidincombinationwithArsenictrioxideforremissioninductioninpatientswithnewlydiagnosed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andforconsolidation／maintenanceinCRpatients［J］．ActaHaematol，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１‐８．［６］CreutzigU，ZimmermannM，DworzakM，etal．Favoura‐bleoutcomeofpatientswithchildhoodacutepromyelo‐cyticleukaemiaaftertreatmentwithreducedcumulativeanthracyclinedoses［J］．BrJHaematol，２０１０，１４９（３）：３９９‐４０９．［７］Roxo‐JuniorP，SilvaJ，AndreaM，etal．AfamilyhistoryofseriouscomplicationsduetoBCGvaccinationisatoolfortheearlydiagnosisofsevereprimaryimmunodeficien‐cy［J］．ItalJPediatr，２０１３，３９（１）：５４‐５８．［８］刘朝阳．急性粒细胞缺乏症合并败血症误诊为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１例分析［J］．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０７，７（９）：２０５３．［９］邱春红，丘春东．３例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与类白血病反应鉴别诊断分析［J］．重庆医学，２００９，３８（１８）：２３９２‐２３９３．［１０］AmmatunaE，MontesinosP，HasanSK，etal．Presentingfeaturesandtreatmentoutcomeof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arisingaftermultiplesclerosis［J］．Haematologi‐ca，２０１１，９６（４）：６２１‐６２５．［１１］韩兰秀，林江，周剑波，等．５１例APL患者PML／RARαmRNA转录本的检测及其意义［J］．重庆医学，２０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