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供应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

     中国资源供应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                  工业化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工业化的经济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首先是，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和利用。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技术路线的实质是资源技术路线，即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原理、路径机理和技术特征。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成为基于工业化所创造的丰富物质成果之上的现代国家，但迄今为止，工业化进程所因循的资源路线仍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延续，后工业社会的资源路线尚未成为世界主流。[1]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必然表现为工业化资源路线在世界更大范围中扩展和强化。特别是近30年来直至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崛起使传统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性质和特征以极为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人类即使必须为其付出代价也难以逾越必经的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成就和代价都是客观规律的表现，即使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完美无缺的道路，只享用工业化资源路线的利益而完全避免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人类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工业化的前途确实是既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也就是说既可能创造更发达的物质基础和更美好的生活条件，也可能毁坏自然环境和资源基础，最终使人类无法生存。因此，从长远看，工业化的资源路线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命运选择。一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技术路线近二三百年来，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发展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从西欧，到西欧移民国家，再到亚洲以至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利用，以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工业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可将大规模开发并进行工业利用的自然资源分为四类：第一类，土地，主要被当作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场地，当然，间接地也必须考虑到土地作为提供工人生活资料的条件而对工资进而对工业成本的影响；第二类，水源，它是工业选址和布局的先决条件，起先被当作无限供应的物质，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性）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第三类，能源，主要是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能源，当然随着化石燃料能源的耗竭，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对象；第四类，原料，主要为矿物资源。除了上述工业生产活动的物质投入资源之外，环境也可以被视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资源。因为，相对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环境容量总是有限的，所以，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环境对于工业生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且，环境资源同其他投入要素之间也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即消耗环境资源可以“节约”其他投入要素，例如资本。而增加其他要素投入，例如技术和资本，也可以节约环境资源。当然，环境资源的可替代性是有限度的，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可能导致无法恢复，例如原始森林被砍伐而变为沙漠后，难以再恢复为森林。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是一种更深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同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相比，工业比农业相对地节约了土地和水资源，而更多地开发利用了能源和矿物资源。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也大大超过了农业。现代工业生产是一种高度追求效率的经济活动。具有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价值的自然资源通常具有的基本经济性质是：第一，在地球上储量大；第二，获取比较容易；第三，在现实的技术条件下具有开发利用的经济性，不存在大量更经济的替代物质。工业化的一般技术路线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土地。首先开发具有区位优势（交通便利）的低价格土地；当生产和生活活动的集聚导致工业用地的级差地租上升时，工业生产向低级差地租地区转移；只有高度节约土地和附加价值高的高技术工业可以利用高级差地租地区的工业用地。一般来说，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工业生产具有强烈的追求低价格土地的趋势。而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集聚地区的土地价格上升，而工业产品的单位附加价值大幅度提高，同时，工业产业链的分解使得工业生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具有较高土地价格的承受能力。因而，高级差地租土地也可能进行工业利用。当然，由于工业生产的高度竞争性和可转移性，不断寻求低价格和优区位的土地资源（不过，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土地的“低价格”和“优区位”往往是相矛盾的），终究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2）关于水资源。只要不是由于其他资源要素（例如矿物）的限制，工业选址总是倾向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例如沿河、沿湖、沿江地区。这就可以利用无限供应至少是充分供应的水源。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水资源从无限供应到显著稀缺，因而，工业生产的技术路线必须从大量利用免费或低价水源，向适应高计价的水源供应的方向转变，也就是将节约用水作为降低工业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些耗水工业甚至可以成为节水工业（例如钢铁生产）。所以，对水资源的工业性需求通常会在达到一定的峰值后趋向减少。（3）关于能源。前工业化社会，水力、植物、矿物（煤、石油）等自然资源就被利用作为生产和生活的能源。但在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的技术路线是：从煤炭到石油的化石能源，以及主要以此为燃料而生产的二次能源，即电力、成品油等。迄今为止，从世界工业化的总体状况看，仍然处于一次能源的石油时代（二次能源的电力时代）。而中国由于其资源禀赋所决定，煤炭和煤电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即使是从世界范围看，煤炭也是储量最大的传统能源资源，所以，当石油价格趋于大幅上升时，煤炭将再度成为具有更大开发价值的世界能源资源。（4）关于矿物资源。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从植物、动物、泥土，（砖、陶瓷、水泥），到金属（铜、铁钢、铝、其他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原料，再到以石油等资源为基础的化学材料和各种新型材料……而迄今为止，对工业生产最具重要意义的仍然是矿物资源。从工业化的技术路线看，相对于所创造的财富，工业生产过程既消耗资源，同时又更大程度地节约资源，即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工业化过程不断把原先没有经济价值的无限供应物质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稀缺性）的工业资源，所以资源价格上涨既是工业发达的表现，又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风险表现；大规模工业开发利用确实可能使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但也只有依靠发达的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才能实现持续的资源供应。工业生产本质上进行的是资源物质形态的转换，通过勘探、采掘、储存、运输、加工等工业过程，不断扩大和深化对自然的工业利用，即增加实际的资源供应量。换句话说，工业可以创造资源供应，资源供应并不构成对工业发展的绝对障碍，所以，工业发展在本质上是可持续的。解决工业资源问题的基本的经济要求是：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市场供求的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技术进步，使大规模利用的工业资源具有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经济性，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基本物质基础。总之，依靠价格机制基础上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保证资源开发利用路线的可持续延伸，是工业资源问题的核心内容。必须深刻认识的是：从本质上说，只有能够大规模工业利用的物质才是“资源”。地球上的物质如果没有工业需求（或者其他需求），就没有什么价值，所谓“价值”总是相对于人的需要和评价而言的。所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所有的“资源”本质上都是由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没有人类生产活动的需要，就没有什么物质可以称为“资源”。特别是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后，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是由工业需求和工业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工业的本质就是：既创造资源，又消耗资源，而且是，正因为消耗资源，才会形成资源。工业技术越发达，可以成为资源的物质就越多，从理论上说，只要工业足够发达，所有的“废物”都可以成为“资源”。所以，人类所面临的资源问题，实质上是工业技术路线、资源路线和工业发达水平的问题。二中国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路径持续推进，同时，又具有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工业化进程看，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源路线具有以下显著特点。1.以低价格资源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国近30年工业增长所依靠的国际比较优势，除了丰富的劳动力之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向工业企业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低价格资源。在低价格资源供应的推动下，中国工业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张。经过短短的20多年，中国已经成为令世界惊叹的工业生产大国，世界各国几乎都离不开“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问题是，这种高度依赖低价资源的发展模式尽管具有其历史的理由，却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工业资源成本价格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工业生产必须摆脱对低价格资源的依赖，走向更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路径。以政策性语言来表达就是：中国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2.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偏差由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以西方工业国为主导的世界工业技术路线的能源需求结构则是以石油为主。所以，当中国沿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发展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特点与当前世界处于“石油时代”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的偏差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受本国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中国的工业化必然受到资源供给结构的很大约束。我们的研究表明，由于矿物资源（包括化石能源）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2～4个百分点（GDP）的代价。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工业增长所受到的石油供应的直接约束并不很强，其原因是工业生产主要使用二次能源（电力），而电力工业主要依赖煤炭供应。这反映出中国工业的能源生产结构同现代工业技术路线的“妥协”。但是由工业技术路线所决定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等，所受到的资源禀赋条件约束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石油供应的约束，而且这种约束性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1985～2005年，石油在全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0.9%下降到12.6%，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却从17.1%上升到21.0%。前者下降了8.3个百分点，后者提高了3.9个百分点，石油供求矛盾的压力进一步增强。3.重化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加工制造业经历了10～20年的高速增长后，重化工业在强烈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形成强大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同时，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瓶颈又有待于建立发达的重化工业基础。现阶段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重化工业当然会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但解决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又必须要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正是在这一强大的客观趋势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重化工业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其国际竞争力也逐步增强。如果仅仅从资源禀赋结构的角度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中国工业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的现象，但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性特征看，则完全可以理解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当然，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资源供应的严重约束，必须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以拓展产业空间。4.工业密集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成为突出的制约条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总量条件是雄厚的，从整体上看，自然资源储量和潜在供应量并不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绝对障碍。特别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工业对于水资源和土地的利用效率更高，即相对耗水和用地量更节约，所以，从长期和总量上看，水和土地不应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不可克服的瓶颈。问题是，不同的资源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流动性，可流动性越弱的资源，越可能产生地区性的瓶颈现象，而流动性越强的资源约束性则主要受供求总量的决定。在各类资源中，能源的可流动性最强，矿物资源的可流动性次之，水源的可流动性较弱，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在物质形态上基本上是不可流动的。所以，同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总量供求关系不同，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生态承载力的供求具有高度的区域性，因而在工业发展的高密集地区，可能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2]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一些工业密集城市和地区已经表现得越来越突出。5.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对资源形成特殊的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压缩性”和“急速性”特征，即工业增长具有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内在动力，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罕见的经济增长波动的“弱周期”性，同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为较长时间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短时间内就接连地甚至是重叠地表现出来。经济发展的这种“压缩性”、“急速性”阶段特征，使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低成本资源推动的工业化阶段开始向资源成本普遍上升的发展阶段过渡，但同时又保留着“资源驱动”的许多特征。正是这样，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才表现得极具特殊性和紧迫性。6.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特殊的漫长历史，对资源路线和供求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仅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过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第二、三产业分别为48.9%和39.4%，第一产业仅为11.7%，那么，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至少是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有些较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是，如果从人口构成看，城镇人口为5.77亿人，占43.9%，乡村人口为7.37亿人，占56.1%，或者从就业人口看，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42.6∶25.2∶32.2，那么，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很难说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了。可见，“以农民为主的工业大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巨大矛盾。也就是说，56%的乡村人口对应11.7%的第一产业（农业）产值，44%的城镇人口对应超过80%的第二、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必然导致很大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不平衡。特别是，要通过已经超过GDP80%的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来实现更多的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电力、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重工业。这就可能导致“投资过度”、“资源制约”、“环境破坏”、“房地产涨价”等“经济过热”现象的反复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紧缺现象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分析决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工业化的发展，即试图以减缓工业化进程甚至回避工业化发展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和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的资源问题本身必须通过尽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资源稀缺对工业增长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但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约束性更大。[3]所以，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发展经济，即突破资源稀缺对增长和发展的障碍，正是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也是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人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必须以推进工业化的方式来缓解和解决资源阻碍问题。工业化确实会遇到资源约束的阻碍，但是，如果不实现工业化，则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甚至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业化，而在于，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最科学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问题。其中，最现实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工业化时期，中国工业的竞争来源究竟是什么？如果采取应对资源约束的战略和政策性手段，例如提高资源价格和环境标准，是否会削弱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减缓工业化的进程？总之，工业化资源路线本质上就是实现工业经济效率和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选择，即以何种经济有效和可行的资源利用方式来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一定的资源技术路线必须有其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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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安排。三资源供求平衡与短缺的经济学性质自然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而言的；同样，工业资源的短缺与否，总是相对于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所决定的资源供求关系而言的。而供求关系又总是同一定的价格相关的，没有价格就谈不上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从工业生产资源路线的技术选择的可能性上说，地球上储量丰富并且获取比较容易的物质往往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而正是由于供应充分，其价格往往比较低甚至可以0价格（免费）供应。而低价格总是导致更大的需求，当需求量超过一定量，就会成为短缺资源。但是，短缺总是相对于一定的价格而言的，从理论上说，只要价格具有无限的浮动弹性，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工业资源短缺现象。问题恰恰在于，由于种种原因，可以大规模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并不具有价格浮动的充分弹性。所以，就其价格特征而言，工业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相对于有效需求可以无限供应的（非稀缺性）资源。这种资源的价格为0，即完全可以免费获得，例如，阳光、空气、海水等。在前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淡水资源也属于这样的资源。这类资源可以称为“无约束资源”，或无限资源。第二类：完全由市场价格调节的有限供应（稀缺性）资源。理论上说，这类资源不存在普遍性的“短缺”问题，即使是储量非常稀少的物质，也只会表现得非常“昂贵”而不会发生短缺危机。这类资源可以称为“经济性约束资源”。第三类：必须普遍保证供应的稀缺性（非无限供应的）资源。由于这种资源对生活和生产具有不可缺少性，国家必须保证对居民和社会的普遍供应，所以其价格就不能太高。国家往往迫于种种压力而控制或者干预价格，因而发生“短缺”现象。而如果国家失去对这类资源的价格调控能力，其价格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可见，资源供应不足总是与价格控制有关，或者与对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有关，而价格变动的不可忍受性往往就是价格控制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人们所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上述第三类资源的供求，特别是可能产生的“短缺”危机问题。所以，所谓资源“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现象以及对价格变动的承受力问题。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某种可以普遍利用的工业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第二，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资源价格变动（通常是向上的浮动）冲击？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例如，往往是由于社会不能承受资源价格的过大变动冲击，所以不能让市场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和干预地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或者是相对于社会所能承受的一定价格水平来说某种资源供不应求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工业制成品通常不会发生普遍性“短缺”，而资源产品供应则有可能发生普遍性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弹性大，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小；另一方面，社会对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没有不可容忍的价格浮动界限，即只要供不应求就可以提高价格，以实现供求平衡而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对于普遍利用的资源性产品，社会的价格敏感性都很高，具有明显的价格浮动（通常是价格上涨的）容忍限度。超越这一限度，社会（国家）将以种种方式进行干预或限制。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对资源价格（向上）浮动的承受力十分有限，过高的资源价格可能导致居民生活的困难和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严重受损，甚至引发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所以，资源价格往往受到了较严格的控制和干预。同时，以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资源节约，也受到投资能力和新技术的经济有效性（即成本）限制。也正是以此为理由或者借口，在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有关产业部门所安排的资源价格体制上，至今保留了更多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因素。这必然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供求的矛盾，特别是更容易发生“短缺”与“过剩”现象的交替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煤炭、电力供求就发生过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由于资源需求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过分依靠人为干预价格的手段来调控资源供求，难以实现期望的目标。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需求与供应的价格弹性逐步提高，特别是资源供求的长期弹性显著高于其短期弹性，所以，归根结底，需要形成有效的价格机制来实现长期的资源供求平衡。但在一定的产业组织和社会承受力条件下，价格机制只能在相当严格的约束条件下发挥作用，所以，现实地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价格机制特别是依靠自由市场价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资源的现实供求平衡问题，是一个需要做具体研究的复杂课题。这不仅涉及技术激励相容性，而且涉及制度激励相容性。总之，同一般工业产品相比，工业资源性产品的供求平衡与可能发生的短缺现象（往往被称为“××危机”）具有更复杂的经济学性质。在现实经济中，有关工业资源，特别是普遍使用的基础性资源的供应约束问题，总成为社会十分关注，甚至具有高度的国家战略敏感性的问题。因此，对这些资源以及资源产业的政府干预总是比较强烈（许多国家在这些领域都实行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控制的制度）。而政府的干预和深度介入，又必然产生更多复杂、敏感和引起争议的问题。四资源产业的垄断性及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资源供求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源产品的需求是普遍的、分散的和竞争的；而资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产业的组织结构特点则往往是倾向于垄断性的，包括地区性垄断、全国性行业垄断甚至世界性垄断。因为，如前所述，资源的实际供应取决于投资和技术，而大规模开发资源的投资规模和技术运用倾向于集中和垄断。而且，政府对资源高度关注和管制的要求，也往往倾向于促使或者支持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形成市场垄断地位。这也是导致资源价格具有极大的产业组织特殊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尽管如本文前述，资源供求中所产生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价格现象，但是，资源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并不具有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而总是有一套非常特殊的价格体系，并受到资源产业特殊的产业组织结构影响。资源产业组织的垄断性不仅表现为自然垄断，而且具有经济性垄断，甚至具有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复杂的垄断结构形成特殊的利益结构，而这种利益结构常常与政府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使得垄断性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和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对国家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美国的石油财团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都有重大影响。实际上，资源产业也是政府直接参与（投资）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常常就是资源产业，例如石油、煤炭等产业的重要进入者。所以，资源产业的竞争通常具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的特点，而且具有国有企业高度参与和政府严格管制的特点。这些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价格机制在调节资源产品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很大约束，也决定了政府在干预资源产品价格和供求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影响，往往很难权衡利益，理性决策。最终结果往往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资源产业的垄断性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负有明显的社会责任义务。它们往往并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状况来决定资源产品的价格和供应行为，特别是不得任意终止供应。可以说，资源性垄断企业通常被要求必须承担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供应义务。所以，资源垄断性企业实际上承担着强制性的社会责任，这是它们的正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垄断性资源生产和供应企业的自利性也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损失，通常表现为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剥削消费者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是它们的负社会效益，特别是如果它们依赖垄断地位来谋取更多不当利益或降低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则更反映出资源垄断供应体制的负效益性。由于资源供求体制的上述特点，资源生产和供应的产业组织结构（或市场结构）的优化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而也常常引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资源产业也必须反对企业垄断行为；另一方面，产业的较高集中度又是资源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技术要求。所以，反垄断和集中度的权衡是资源产业组织的重要课题。五结论我们利用2001～2006年我国矿产资源进出口数据对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当然这个估计还比较粗糙，比如估计长期时假设就业人口的不变，某些变量和参数的严谨性还待继续研究，但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并且说明的问题是极其深刻的。（1）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矿产资源约束减少经济增长2004年为1112.5亿元，2006年为9156.2亿元，到2007年预计为12017.9亿元以上；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2004年影响经济增长0.82个百分点，到2006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到2007年将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以上。（2）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有限。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约为0.23%（每年大约为450亿～500亿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