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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大学》第二章:终身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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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大学》第二章:终身校长梅贻琦《大师·大学》第二章:终身校长梅贻琦 第二章 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接任校长,从此结束了清华因屡发校长风波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短短几年,他就使清华大学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大学行列,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最高学府,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祖上曾为“津门巨族”,明成祖时驻防天津卫,肩负守卫天津的重责。至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字伯忱)只中过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梅贻琦...

《大师·大学》第二章:终身校长梅贻琦
《大师·大学》第二章:终身校长梅贻琦 第二章 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接任校长,从此结束了清华因屡发校长风波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短短几年,他就使清华大学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大学行列,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最高学府,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祖上曾为“津门巨族”,明成祖时驻防天津卫,肩负守卫天津的重责。至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字伯忱)只中过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梅贻琦11岁那年正赶上庚子之乱,梅家逃至保定避难,秋后返津,家中已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家中生活更困难,但父亲却咬紧牙关让子女们都接受教育。 梅贻琦的父母生子女5人,贻琦为长子。1904年,梅贻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南开中学的前身是“严氏家塾”,塾主严范孙乃清末翰林,曾在贵州为官,后回天津作寓公,因族中子弟众多,就自办家塾收族内和亲友子弟入学。家塾聘具有革新思想、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张伯苓(字寿春)为主要教师。张伯苓自授理科课程,又聘请一些有识之士教其他学科,教课方式亦不同于一般私塾,已初具新式学堂性质。不久,这个家塾改名为敬业中学。1909年末,男生迁入南开区新址,遂定名为南开学堂,张伯苓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在南开学堂求学的梅贻琦,一直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梅是南开第一班学生,在校期间品学皆优。1908年他从南开毕业时名列榜首,梅贻琦三字一直被铭刻在 南开校门前的纪念碑上。 南开学堂毕业后,梅贻琦按校章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由于梅家的生活一直困难,有许多好心的亲友向梅贻琦父亲建议,贻琦不可再读书了,应寻个小职业,如洋行职员、小学教员等,以缓解家庭的经济拮据。但梅贻琦不甘庸碌了此一生,决心寻机会进一步深造。 1909年夏,清政府设游美学务处,在京招考首批庚款留美生,梅贻琦前去应试,并以优异成绩入选。是年10月赴美留学,抵美后,入吴斯特(又译为吴士脱)工业学院(Worsest o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他在校期间勤奋攻读,且省吃俭用,常把节省下的钱积少成多寄给父母,以贴补家用。梅贻琦于1914年夏毕业并获工学硕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X”(美国大学中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组织)。在美求学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按当时的留美学生章程,梅贻琦完全可以留美进一步攻读更高的学位,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好提前回国。1915年春,梅贻琦返抵津门,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以报乡土之恩,该年9月,应清华学校之聘前去任教。从此他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清华成为他实现“教育救国”理想之地,他也将其一生完完全全地献给了清华。 2. 从首席教授到校长 在清华园任教6年后,即1921年,按清华学校规定,梅贻琦获公假再度赴美进修一年,入芝加哥大学研习物理。1922年,他在游历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并兼任系主任。次年春,清华园内的一场教务长风波过后,梅贻琦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教务长。 关于这场教务长风波,在前文中已有所涉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校长为曹云祥。曹氏为推动清华学校的发展虽可说是用心良苦,但其作风比较独裁,任用亲信,排挤异己。其时,任教务长的人,是颇具革新思想和进取精神的留美教育学博士张彭春。张是当时清华少壮派教授的代表。这批少壮派都是1923年、1924年间回到母校任教的清华留美生,多是哈佛大学毕业,握有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回校后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改革派,与校长及其亲信所组成的保守势力相对抗。其时,教务长张彭春受到校长亲信的无端攻击,为示抗议提出辞职,从而引起两场“挽留教务长,抗击恶势力”的风潮。在少壮派教师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随后,清华园内展开了“改造清华”运动,反对由少数行政寡头治校,迫使校方初步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这场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从此清华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直接指派,而改由教授会公选。1926年3月,梅贻琦因得票最多当选为校改组委员会委员。4月,教授会公选教务长,梅贻琦在47张有效选票中获33张而当选教务长。其时他年方37岁,在清华教授群中属比较年轻的一位。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担任教务长期间正是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大学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度期内,梅贻琦不辞辛苦,贡献良多,其政绩有目共睹,为清华同仁所公认。从聘请一流师资,制定改革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明确学校的教育方针,到主持声名显赫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都初步显露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才干。 1928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1月,梅贻琦被任命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当时的清华校刊曾发表消息说:“近来,监督处开支泛滥,政府及本大学校长对前任监督曾一再函电指责申斥,令其撙节。梅先生两任本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公正廉洁„„将来到美后必有一番改革。” 留美学生监督,历来被人视为肥缺,因而才有浪费严重、问题成堆的局面。由梅贻琦前去进行改革,当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梅贻琦到任后,马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为了节省开支,他首先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他以身作则,把两个孩子留在国内,只让他太太一人去美,还辞退了专用司机,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饭则由他太太做,不给报酬。秘书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在他的努力下,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监督处也成了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留学生随时到监督处活动和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假期间也到监督处度假。监督处不再是让留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地方,而成了颇具吸引力的“圣地”。 1931年,清华园在经历了又一个更迭校长的高潮之后,几经反复,一再物色,终于找到一位当局同意、教师满意、学生拥护的校长人选,即梅贻琦。 对学生来说,梅贻琦的确符合他们所提到的5条校长人选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至于教师,前次推选梅作教务长便已表明了他们的信任和选择的正确性。比之学生,他们更了解这位同事和老师(当时清华教授中不少人曾是梅贻琦教过的学生)。梅贻琦任职之前,是理学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他也是梅贻琦先前教过的学生,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任命一下达,他马上发函给身处太平洋彼岸的梅贻琦:“月涵师定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吾师需日夜兼程返校,迟恐生变„„”。此函可代表教师对梅任清华校长的态度。 当时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引荐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是刚接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李书华是一位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首任理事长和中法大学校长。他后来不止一次以得意心情谈起这件事。1963年,梅贻琦逝世一周年时,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1931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在梅贻琦之前,曾经担任过清华校长一职的有10多人,令人满意的并不多,被赶被拒的校长非止一个。梅贻琦决定出任清华校长,并不是不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据他的夫人回忆,当时消息传到美国,许多美国朋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一差事。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美国。”但梅贻琦“一再请辞”未准后,便满怀报效母校的热情而决定担此重任。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梅贻琦接任清华校长,从此结束了清华校政长期不稳定的局面,开创了清华发展的“黄金时代”。今天我们回头看清华走过的路程,完全可以断言,多亏了梅贻琦,才有了清华日后的辉煌。当然,也 正是因为他在清华创造的辉煌,我们以及后代的子孙们将永远铭记这位教育家的英名。 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17年,至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离开清华园出走,一度侨居海外。1955年之后,梅贻琦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直到逝世。后来他创办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发展成为新竹清华大学。所以,在不少清华校友心目中,梅贻琦是清华的“终身校长”。 3.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许多欧美大学来电来函祝贺。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的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这是对清华建校30周年全部历史的赞誉,更是对梅贻琦掌校清华10年所获成就的肯定。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的五六年间,一跃成为一所国际闻名、国内一流的大学,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标志着我国的学术和教育开始走向独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充分展示了他作为杰出教育家的才干。 梅贻琦首先大力发展和巩固了清华的师资队伍。清华的师资队伍建设,始于曹云祥任校长时成立大学部。其时,梅贻琦任教务长,罗致了不少著名学者。罗家伦任校长时,把聘请一流学者来校任教作为大事来抓,初步奠定清华师资队伍的基础。梅贻琦接任校长后,不只继承了这一做法,而且有很大发展。他提出的“大师论”思想,成为全体清华人的共识,对国内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犹存。在他任校长的10多年里,他始终把罗聘国内外第一流专家学者列为头等要事。30年代,他先后聘来庄前鼎、刘仙洲、章名涛、李仪祉、倪俊、顾毓琇、李郁荣、陶葆楷、雷海宗、闻一多、张荫麟、吴晗、赵访熊、任之恭、段学复、潘光旦、王竹溪以及外籍学者维纳(美)、华敦德(美)、哈达玛(法)等;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和抗战后清华复员聘请的著名学者有梁思成、吴景超、费孝通、孟昭英、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余端璜、曹本熹、屠守锷、常迥、沈元、唐钺、戴芳澜、刘崇乐、汤佩松等。梅贻琦任校长期间的清华教师队伍,无论是资历、学术水平还是集中程度、人员数量,都是国内其他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的。 此外,他这一手巩固和发展了“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从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清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授治校”的校务领导体制。在梅贻琦之前的几任校长,几乎都不愿意接受这一民主制度,多次与之发生激烈的冲突。个别校长就是因为严重冒犯了这一制度,而被清华师生联合起来赶走的。对梅贻琦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对一个大学校长来说,这种民主体制无疑是削弱了他的权力。但梅贻琦不但完全接受这个体制的精神,还协助把它巩固下去。朱自清说:“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即1929年)„„但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陈岱孙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清华的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一文中也说:“无论如何,梅在任校长后接受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扶植。在1931年至1937年中,这个以评议会为中心的体制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在理论上,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校长四者之间,在权限和意见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校长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上梅总是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与会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当然各种会议上分歧意见是不可避免的,激烈辩论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梅先生的持重态度却起到稳定的作用。” 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华工学院和农学院,也是梅贻琦热心积极组建的。梅贻琦出任校长期间,不止一次地对同仁们说:“清华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我们有责任这样做。”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尤其需要加强理工科教育。在他任校长的17年间,尽管时局动荡、困难重重,但他一直为实现他设想的目标,做出种种努力。1932年2月,他就任校长不及3个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旋即呈文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了清华工学院。从1934年夏季起,清华大学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开端。1935年之后,清华大学还成立了航空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所。至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以后,清华又建立了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工学院扩大至7个系的规模。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便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946年,清华在其农业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学院,设有4个系:植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植物生理学系和农艺学系。至此,梅贻琦接任校长时只有文、法、理三个学院的清华大学扩大至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的规模。原来的文学院发展成中文、外语、历史、哲学、人类学5个系;理学院发展到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心理、气象学7个系;法学院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4个系。而且在27个系中,有14个系招有研究生。至解放前夕,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在学科规模上,国内大学中鲜有可与之相比者。 在学校基本建设方面,梅贻琦担任校长期间,尤其在30年代抗战爆发前的几年内,清华大学建起了化学馆、生物馆、气象台、机械馆、电机馆、航空馆,将图书馆扩建了一倍多,还建起了明斋、善斋、新斋、平斋、静斋、新西院等学生和教工宿舍。 上述成就的取得,当然是全体清华同仁群策群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梅贻琦的远见、谋略和运筹规划应该说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因素。 梅贻琦很重视与关注世界上学术的最新进展,开创了清华大学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先河。1933年,清华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国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请来了诸多国外第一流学者如冯?卡门、维纳、哈达玛、华敦德、郎之万、狄拉克等到清华作长期或短期讲学,给清华师生带来了处于国际前沿的学术知识与新鲜风气。 他还着手创办“特殊研究事业”,以适应国家需要,提高清华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已成立了研究院,下设文、法、理等各研究所。1934年10月,梅贻琦函请教育部同意,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他又在昆明兴办了国情普查和金属两个研究所,专门组成了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这5个特种研究所所研究的项目和成果,许多都具有国内首创性质,如航空所1937年在长沙建成当时远东最大的航空风洞,1940年在昆明建成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航空风洞;无线电所制成抗战时中国的第一个电子管,还研制成功军用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国情所对抗战期间后方开展的国情普查以及金属所和农业所开展的研究也颇有成效。 为配合研究活动的开展,30年代的清华除加强当时在国内外已属重要学术刊物的《清华学报》等外,又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等,收载了校内外学者的重要学术论 著,为我国学术研究史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献。 4. 梅贻琦的办学经:《大学一解》 梅贻琦是一位不尚空论、着重实践的教育家。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他接任校长的就职演说,明确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1)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2)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保持俭朴好学的良好校风。(4)勿忘教育救国之责。“我们时刻不忘救国的重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担任校长之后,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也日趋成熟。1941年4月,借清华庆祝建校30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他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这是他教育理论、思想、观点的代表作,既是对当时国民党教育当局“目光短浅”(朱自清语)教育方针的公开发难,又是他多年一贯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的系统总结。 在这篇论著中,梅贻琦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可集中概括为三点,即“大师论”、“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 在“大师论”的思想指导下,梅贻琦办学几十年,始终把延聘中外第一流学者摆在最突出地位,只要他知道哪里有做出突出成就的大学者、名专家,他就不惜以很大的代价聘至学校任教。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学生对他本人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他可以泰然处之,但如果有人侵犯了教授的正当权益和尊严,他就不能容忍。如有一次,一二?九运动期间,部分学生怀疑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给北平当局提供了逮捕学生的黑名单,在路上截住潘光旦与其争论。个别情绪激动的学生竟上前夺去潘用以支持身体的拐杖,潘只好用一条腿在地上跳来跳去。闻讯赶来的梅贻琦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在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在场同学无不为之感动。梅贻琦任校长期间,有时也对学生采取某些严厉手段,其中多次与学生对教授们采用了非礼的态度有关。这一点与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相似。 关于“通才教育”,可以说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解放前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很成功的教育实践。 在“通才论”的指导思想下,梅贻琦掌校清华期间,尤其重视对学生的“全人格”教育,即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等多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以提高人才素质。 梅贻琦所推行的德育,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健全人格教育两项。对体育,梅贻琦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把体育单纯看作是“粗腕壮腿”的手段,而是当作“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这里的“高尚人格”主要是指“群育观念”,“团体精神”,“急公好义”,“守纪律”等。 美育亦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曾在清华中文系读过研究生的张清常教授回忆说:“梅先生办学重视美育,与一般只重德、智、体育的校长相比,眼光似乎广阔些。”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不但在哲学、中文、外文、心理、体育等系的课程中设置许多属于美育方面的内容,配备有像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而且还设有音乐室、古音社(研究中国古典戏曲者组成的业余团体)、军乐队、话剧团等多种文学艺术团体。清华大学还特请溥侗(即红豆馆主、誉满北平的京昆名票)担任中国音乐美术导师,托诺夫(N.A.Tonoff)担任西方音乐导师,古普克(R.Kupka)担任钢琴导师。这一时期的清华园,弦歌不辍,各种业余社团活动、讲座、展览、演奏经常举行,如蒋风之二胡演奏会、红豆馆主昆曲演唱会、唐亮画展等。同学们自己组织的各类演出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在这样一种气氛熏陶中,未设艺术类专业的清华大学,在30年代的毕业生中,竟也涌现出了像曹禺这样的戏剧大师和孙浩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肖虎(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等在艺术领域颇有建树的专业工作者。 学术自由,在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中亦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任清华校长期间,他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认为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对学生,他认为不应该只给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而应该给学生以一种判断的能力,让学生依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30年代的清华园,各种讲座、讲演不断,有讲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也有讲共产主义制度优越的。1933年,白色恐怖正浓时,他允许冯友兰去苏联观光考察,冯归来后公开宣讲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并做结论说:“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固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 5. “吾从众”的民主校长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期间,有人评价他的治校风格是“无为而治”。这种看法或许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清华人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日常的管理中,似乎很难觉察到校长的影响。有位早年的清华学子曾回忆到,他入清华读书时,一到校,高年级同学便告诉他,清华大学是教授当家,教授掌握实权,校长是位“好好先生”。平常,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几乎不大想到有位校长。 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身为校长的梅贻琦所倡导且身体力行的民主作风。当别人问起他对学校大政方针的看法时,他总是挂在嘴边上的那句话“吾从众”。他天生不喜欢专断作风。如前所述,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正是由于梅贻琦的支持,才得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健全成熟的民主组织。 对于梅贻琦的“吾从众”的民主作风,张子高教授曾有过一段中肯的描述。他说:“独念大学为学术之府,有兼容并包之任,继往开来之责。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至于因革损益之大端,猝然非常之异变,校长则于教授评议会分别与同人共商讨之,每有大计,同人既本其识见所可及,尽其意量而出之,时或反复辩难,势若不相下,公则从容审度其间, 其定议也往往各如其意,充然若有得也。于是议克一而事可济,举凡校务巨细,纷纭多端,公一以平,称安详之度处之,初未尝独标一义,固执一策,以为非此莫能为也。古之君子,集思广益,善善从长,固非彼优柔寡断,模棱两可者所得借口也。” 梅贻琦作为学校评议会的主席,多次主持会议,都是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当评议会中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下时,争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立即表态,支持自己一方的意见时,他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在别人的一再催促下,他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至于许多性急的人常说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当他一旦考虑成熟,最后表态,归纳结论,使争论的问题片言立决。而且他所得出的结论或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事后大家静下心来分析,往往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选择。这样一个结论,绝不是轻易得到的,是他博采众议的结果。 梅贻琦的这种民主作风,也常常表现在他的言谈讲话中。许多问题,他决不随便表态,说话留有充分余地,显得非常谦逊含蓄,以致于让人觉得他作为校长不够坚定果断,反而经常含糊其辞。有位清华学子曾用梅贻琦日常讲话用语编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由此可窥一斑。 读者如果就此以为梅贻琦缺乏主见与能力,那可真是一种误解。西南联大初成立时,问题成堆,有许多问题追在眉睫,急需解决,评议会尚未成立,西南联大常委三人中,只他一人主持工作。在此非常情况下,他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当断则断,有时甚至冒着很大风险,使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表现出很强的处理“危机”事务的能力。这是后话,此不赘述。 6. 他深沉的爱总使人悦服 曾任梅贻琦的秘书、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傅任敢先生,为庆贺梅贻琦60寿辰专门著文,文中专章介绍了梅贻琦的“爱心”。他说:“最后,我要说到梅校长的爱。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我们只要想想: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获得,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甚或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育才有着落。” 梅贻琦爱护关心青年学生是一贯的,他爱他们如同自己的子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次“学潮”中,他的爱心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6年初,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学生的抗日热情急剧高涨,清华园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发源 地和大本营,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许多学生投身于抗日活动中。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军队到清华搜查抓捕抗日学生,“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实为3000人,笔者注)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的早已溜了。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学生。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第二天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开始梅先生以极沉痛而低沉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可更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足见梅校长当时的苦心。最后梅先生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这番话当时深得与会同学的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在平常年代,很少人可以说清楚,梅贻琦的爱心曾滋育了多少学子的心田。许多学生在成长道路上得到他的指教和帮助,甚至当他们遇到经济困难,他一旦闻悉,便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有个叫林公侠的学生生了重病,经济上陷入困境,梅贻琦得知后立即汇款救助,并予安慰和勉励,“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梅贻琦去世后,林公侠曾回忆道:“如果当年没有月涵师接济,没钱治病调养,怎能尚生存人间,最难得的是一次再次的救助,而且数目庞大。我一家人都感激他的大恩,永远不忘。”从此类事迹中,我们不难理解梅贻琦何以受到清华人的一致拥戴,也可以明白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意味着什么。 7. 寡言君子 梅贻琦在清华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寡言慎行的人,他为人做事,处理校政,所恪守的格言之一便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也因此有了一个雅号“寡言君子”,外国人称他“a Gentleman of few words”。他只知道埋头苦干,主张多做事、少说话,属于极少的那种“做了也不说”的人。他留下的文字不多,讲话也极短,即使平时,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友好知己乃至亲人相处,亦是慎于发言。但当必需场合,非有他发言不可时,他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 梅贻琦的沉默寡言,固然是由于他做事的原则追求严谨所致,也与他天生的性格密切相关。担任清华教授多年的叶公超,和梅贻琦共事相处甚久,对梅的性格有较深的了解。在梅逝世三周年之际,他著文追忆梅校长。他说,梅贻琦的性格“可以拿三个字来描写,就是:慢、稳、刚。梅先生的慢,有时颇令人着急,尤其对于像我这样急性的人。记得那年宋哲元委员长派兵到清华去逮捕共产分子。事前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张奚若等和我,都在梅校长家里商量如何应付这桩事。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唯有梅先生默然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 —久,他老先生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芝生(即冯友兰)最后就向梅先生说:‘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先生还是不说话。我就忍不住了,我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先生隔了几秒钟答复我:‘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有人问:‘究竟有多少人会来,什么时候来,’梅先生说:‘都不知道。’又有人说:‘校长您可以不可以给宋哲元通个电话,索性问他有多少人来,什么时候来,他们想怎么样来逮捕这些人,要逮捕学生的名单可以不可以先给我们看一看,’梅先生很慢地回答:‘昨天我已经见到宋哲元了,他说名单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因为中央可能还有最后的名单送来;至于什么时候来,有多少人来,要等到中央最后的名单到了之后,才能决定。我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后来还是梅先生把校内的安排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至于让梅先生插嘴或抢着说话,那是极少极少,只有遇到急性人逼着才偶一为之。但是梅先生的慢,在他的行动上,在他的说话上,往往是因为要得到一个结论后他才说话。这种习惯是怎么来的,我没有考据过„„因为说话慢,所以他总是说话最少,因为说话少,所以他的错误也极少„„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长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全场大笑,富有生气。“因为如此会讲话,梅先生自然兼了个副业,就是到处为人证婚,常有应接不暇的情形。不过,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10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楣)。’” 著名作家冰心写的《关于男人》,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是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在一次开学迎新会上,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我只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梅贻琦治下的校风如此,实际上,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默默做事,埋头奉献。 8. 师表风范 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拮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有庚款撑腰,肯定不缺钱,但他却仍能坚持一切从俭。监督处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家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原任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对个人的要求是如此,对校务的管理,梅贻琦亦是突出一个“廉”字。他做清华校长期间,总是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必要的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他常说:“因人设事扯皮多,因事设人效率高。”20世纪30年代,清华的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之比经常是2?1上下。如1935年教学人员为297人,行政人员只有120人。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及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仍鲜为人知。于公,他并不因为节俭而舍不得花钱,他只是主张应该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人们说他“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他掌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在众多清华人心目中,几近一个完人,他的人品道德可敬可颂之处,除前所述及的外,尚有许多。如“诚笃”,梅的一生以诚待人。“凡是他可以做到的事,他一经允诺,无有不践言的。反之,凡是他不能做到的事,他决不轻易应允,因为他不肯虚与委蛇,更不肯言行不一致”。又如“和蔼”,梅的学生刘师舜说:“以月涵师为人,真是平易近人,所以人亦喜欢同他交游。在我认识他老人家的几十年当中,我从未见过他有疾言厉色对人的情形。无论何时,他总是和颜悦色,谦恭有礼。这种美德,在我们师友之中,实在是难得又难得了。” 在梅贻琦的各种美德中,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的酒德或曰酒品。他早年是很少沾酒的,任校长后,有一年校庆,校友返校,在聚餐会上,各级校友派代表向校长敬酒,他盛情难却,破例畅饮,干了好多杯后,居然若无其事。他本人也惊诧自己竟然有如此酒量。当然这也是清华人中酒友们的一大发现。从此宴席上的应酬,酒他是逃不掉的。也可能因为有酒量的缘故,梅贻琦的酒德很高。他在宴会中饮 酒,来者不拒,但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虽有喝醉的记录,但从不闹酒。酒友们极愿与他在一起饮酒,称他为“酒圣”。喝酒,可说是梅贻琦一生中的唯一嗜好,想必给他严肃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他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去了台湾省,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制定了在台湾省建立清华大学的计划。1958年,他出任台湾省的“教育部长”。1962年5月19日,他在台湾省病世。在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有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门人员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梅贻琦去世后,海外的亲友们送去许多挽联,其中一副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新竹清华的原子炉即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清华大学内,建有梅氏墓园,名曰“梅园”。园内建有两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蒋介石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初建梅氏墓园时,所植的200多株梅花,也早已成林,称之为“梅林”。 梅贻琦的逝世,海内外的清华校友极其悲恸。曾任清华工学院院长、多年来与梅贻琦唱和诗作的顾毓琇教授,赋诗悼念其业师,表达了众多清华人的心声。全诗如下: 没有死亡~水仙花这样郑重地宣称; 蝴蝶兰在窗前舞跃着也这样声明。 燕子飞来发誓,黄鹂鸟好作见证。 五月的一切灿烂光景谁不知情, 没有死亡~亲朋抑郁的心啊,相信吧! 天地和太阳同在金声中合唱悠扬。 生命由爱育而永生,你们能疑虑吗, 把忧愁抛在炎夏的火里,不要悲伤。 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 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 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 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没有死亡~原子炉的临界可以保证。 静听呀,宇宙的神秘像呼吸般轻盈, 在核心破裂中放射出无穷的巨能。 伟大的梅先生,高风长在,英灵永生! 有人说,梅贻琦“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清华大学的崛起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所称赞的清华精神与校风又何尝不是如此,又有人说,所谓清华精神,也就是梅贻琦校长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教育家的梅贻琦没有死亡,他将与他所继承与培育光大的清华精神同在,与中华民族同在。相信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梅贻琦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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