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派书法——张裕钊楷书《千字文》
碑派书法——张裕钊楷书《千字文》
张裕钊楷书《千字文》
张裕钊(1823-1894)，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清史稿?张裕钊传》)。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与黎莼斋书》)。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
张裕钊论学,继承桐城余绪,认为汉学“枝辞碎义”，“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专
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复查翼甫书》、《与钟子勤书》等)，主张“学问之道，义理尚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须为用,然必以其一者为主而专精焉，更取其一以为辅，斯乃为善学者”(《复查翼甫书》)。
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
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笃精古文辞，被称为桐城派之胜流，工艺法，康有为称其“集碑学之成”，推崇有加。其书法险峻中见刚健，在日本颇有影响。《七言诗》有北派清朗爽利的书风，精气内敛，是其书法力作。
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述学第二十三》评廉卿书曰:“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又云:“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濒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则曰:“廉卿书劲洁清拔，信能化北碑为己用，饱墨沉光，清气内敛，自是咸、同间一家，然又如南海康氏所称，则未免过情之誉。”前人康马氏高度评价张裕钊先生之书帖，是恰如其分的。张裕钊之书帖，不是法古不变，而是为我所用，在学习中求创新。他吸取前人书法之长处与特点，创造出独具个性的结构、笔法与气韵，展示出其个性的新姿态、新书体。张帖融入了魏晋唐宋之书风，展历代之笔法，在结构章法上，求布局完满，严整平正，展示出清新与秀丽之形态;在笔法上，线体自如，横直转折，方中带圆势，显露出遒劲、圆活、浑厚;在意态上饱满、稳健，显露出其风骨与兴味。张氏帖书法显示的结构美、形式美、笔法美、气韵美，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独具创造性的近代著名书法家。据传，张氏书法还深得日本等国书法界之尊崇，足见张氏书法在国内外影响之大。
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 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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