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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清宫古画-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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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清宫古画-东方早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清宫古画-东方早报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章为证,其中有四件古画是直接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购得。除了这十五幅以外,本馆还藏有两件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有密切关系的画作。 马麟 本文将介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章为证,其中有四...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清宫古画-东方早报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清宫古画-东方早报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章为证,其中有四件古画是直接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购得。除了这十五幅以外,本馆还藏有两件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有密切关系的画作。 马麟 本文将介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章为证,其中有四件古画是直接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购得。除了这十五幅以外,本馆还藏有两件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有密切关系的画作。关于这十五件古画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过程,其情形各有不同,有的记录完整清晰,有的却不甚完整或完全缺失。本文拟按入藏年代逐一予以介绍。 最早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件古画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先生1931年在中国购买的。1930年,史克门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随即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来北京进修。据他本人回忆,1931年初他曾陪同他昔日哈佛大学的老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到天津拜访溥仪。当时他们购买了“三四幅画”,在整个看画买画的过程中溥仪显得漫不经心,是他的仆从将画拿出来供他们挑选,溥仪并没有直接参与。史克门的回忆并没有提及选择购买这几幅画的原因和理由,不过其中陈淳的《荷花图卷》是一件重要的作品;仿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卷》,推测是南宋时期的画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另两件是金廷标《竹溪六逸》和董其昌仿黄子久(即黄公望)青绿山水。 其中陈淳的《荷花图卷》是精品之作。图卷长583厘米、纵30.5厘米,用没骨画法绘出了荷花由生至枯的每一个季节阶段。现存的此图颜色较 淡,原来应比现在鲜艳。此画引首有王稺登的《太掖红妆》,后有陈淳的题跋。画面有陈淳、王稺登和归浑咢私人收藏家的印章,还有嘉庆、宣统帝的三枚印章。《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了此画,有“石渠宝笈”,“宝笈三编”的印章。陈淳的横卷不多,这幅画是他比较有代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性的作品。 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 虽是晚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的抄本,但是还是有参考价值。收纳本画的清宫原装木盒、包布仍在,包布配有刻有“乾隆御赏”字样的玉别子,包布背面有《宋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毛笔字两行。引首为黄地描金龙云纹纸,画后半段与台北故宫画内容很接近,但是前半的拉纤工人和远山是台北故宫藏画所没有的。因此本画可以补充郭忠恕原来画的布局。画面的题词仿宋徽宗的瘦金体,但显然是后人所写(字下面“御书之宝”印“大概也是后刻的)。比较可靠的印鉴有项元汴的两枚,及清帝乾隆、 嘉庆和宣统的数枚。 金廷标《竹溪六逸》图卷仍然保留原来的木盒和丝巾。隔水钤有“五福五长堂古稀天子宝 ”、“八征耄念之宝”、“天上皇帝之宝”三印;画面上则另有几个乾隆、嘉庆之印,包括“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清宫鉴藏宝”等等;画面的后段有 “臣金廷标恭会”题款和 他的“臣”、“廷标”二印及 “宣统御览之宝”之印。这幅画虽然有上述清宫印章,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表示怀疑,说笔法不如金廷标其他作品好。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印章的问题,关于印章的疑问主要来自跨越画心与后隔水的两枚骑缝印,因为这两枚印的左半和右半有明显的差异, 不过这可能与画本身的质地与后隔水的丝绸不同有关。综合各种因素,我认为说这幅画是伪作的说法很难成立,其他的依据还有,第一,本画是从溥仪手中直接购买的;第二,仍保存有原来的木盒和包布。木盒比较容易仿造,但仿织清宫专用的包布应该是很难的。《石渠宝笈》有《竹溪六逸》著录,但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就是本画。据传溥仪离宫时除了本画外还带走了另外一幅《竹溪六逸》图卷,2009年曾出现在北京万隆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竹溪六逸》立轴,而其所藏另一幅黎明仿金廷标《竹溪六逸》,与本画构图笔法非常接近,很可能就是仿的现藏纳尔逊的这一幅。 第四幅画是董其昌仿黄子久(即黄公望)富春山图青绿山水图卷,后边有董其昌的题跋。画保存得不太好,笔法没有董其昌平常的水平,有 的学者认为是伪作。但也有专家认为董其昌的题跋和印章是真的。画面有“宣统”印章但是没有乾隆、嘉庆的章,因此,推测这幅画最早是十九世纪入宫。那时候可能不太重视书画的质量,甚至当时的收藏可能包括了一些伪作。《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 有“董其昌仿黄公望笔意”,不知是不是指这一幅。 关于溥仪的“宣统”印章似大有可探讨之处,由于他年龄尚小,不太可能是他在清末当皇帝时亲手盖印,虽不能完全排除有太监或大臣替他操作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应是1911年至1924年他未被逐出宫时所为。还有两种可能是他临出宫前就在要携带的书画上钤好了印章,或者也有可能他离宫时带走了印章以后继续使用。 上世纪30年代,本馆还收藏了无款《溪山访友》图卷。此件画笔法很特殊,但与戴进颇有类似之处。 原定为宋代,《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1980)鉴定为明代初期,但最近有学者质疑其或为20世纪伪作。对此伪作之说我不能苟同,从丝绸的多个修复之处就可以断定这不是近代的画,虽然不能肯定是明初的,但我认为不可能晚于明末。另外,从画作上的收藏印也可看出,此画曾经安岐、乾隆、亦信(恭亲王)、载滢,及后者之子溥心畬(溥儒)之手,而外面的题签则出自宝熙“宋北宗山水名迹卷:绢本稀有心畬宝藏 宝熙观并提记”。这幅画还有萧方骏(20世纪)的题跋。1935年入本馆的时候,史克门还住在北京,不知道他是否有可能直接从溥心畬或萧方骏手中为本馆买下了此画。 1940年代本馆只购进了一幅清宫旧藏画,是比较重要的陈闳的《八公像》图卷。此画虽然不能肯定是陈闳的作品, 但确是古画无疑。《石渠宝笈》有著录,钤有宋徽宗、乾隆、嘉庆及宣统皇帝玺印。《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记录这幅画是宣统十四年十一月赏赐溥仪。 据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记载,此画是卢芹斋(C.T.Loo)或杜伯斯?卡约(Jean-Pierre Dubosc)购自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 本馆则从Arthur Rothwell手中购得。 1950年代有五件清宫旧藏画作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其中《十六应真图卷》和《赵遹泸南平夷图(宦迹图)》曾尤为乾隆皇帝所重视。裘曰修跋《十六应真图卷》中自言此图是他所进献。《十六应真图卷》上 不仅有乾隆所题引首“得三昧”,且有长篇跋语及题诗,所钤印章也达36枚之多。乾隆认为这幅画是唐人所绘,1980年克利夫兰和纳尔逊两个博物馆合编的《八代遗珍》一书鉴定为南宋,不过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更晚,可能晚到明代。2006年中贸圣佳国际拍卖会上曾出现了乾隆亲笔临摹的此图片段(真伪存疑),如此画确是真品,则更加印证了乾隆对这幅《十六应真图卷》的垂青与推重。 《赵遹泸南平夷图(宦迹图)》历史比较复杂。图卷原来的题名是“宋徽宗书李嵩画合卷”。前隔水与引首依次为乾隆、明沐昕和宋徽宗所题。沐昕篆书“徽宗宸翰”, 接着是所谓宋徽宗写的“笃恭”两个行书字。乾隆写的引首已经指出“笃恭”二字不太像宋徽宗的瘦金体,并对宋徽宗题写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还认为画的风格不像南宋李嵩,不过他对此画赵遹泸南平夷主题并未怀疑。1980 年出版的《八代遗珍》一书已经指出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是赵遹泸南平夷,近年来有几位中国学者对此说有深入研究。 比如画中第三段的大门,傅喜年认为是元大都的大门;第二段来访使者身着蒙古服饰(包括靴子);中后段主人也是蒙人装束带着蒙古军队接受敌人的投降。林梅村先生认为此画的主人公是察罕帖木儿,讲述的是他从小读书到平定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林梅村指出引首“笃恭”两个字很可能是元顺帝的太子所书。 画卷上共有89枚印章(其中赵孟頫、柯九思的印章是假的)包括乾隆38枚,嘉庆一枚,宣统一枚,还有此画离宫之后的谭敬印章一枚。 江参《林峦积翠》也是50年代入馆,此图缺后段。江参的题款虽然是后加的,但学者一般认为这幅画是江参真品的可能性比较大。图上最早的印章是梁清目标,入宫以后有乾隆,嘉庆,宣统钤印和乾隆所题“览胜联珍”。按照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此画1922年溥仪赏赐弟弟溥杰,后为张文魁所藏,卢芹斋可能从他手中购得,并于1953年售于本馆。 另一件在五十年代入藏本馆的丁云鹏《五像观音》,后有于若瀛小楷书《楞严经》。跟随原画的清宫包布和别子保存完好。此画上有董其昌的题词, 经书后有他的题跋,但画和经书原来不一定是一起的, 可能是王廷珸把它们裱在了一起。画上钤有乾隆、 嘉庆和宣统的印章。据《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所记载,此幅画是宣统十四年赏赐溥杰。本馆则购自卢芹斋处。 五十年代入馆的第五幅画是王原祁《岁寒三友图》。上面有乾隆两枚印章“三希堂精鉴玺” 和“宜子孙”。常见的印章还有“静寄山庄”,比较少见的印还有嘉庆的印章,但没有乾隆和宣统的章。《石渠宝笈:三编》有著录,离宫的情况没有记录,近代收藏家的印章也没有,所以近代历史不清楚。本馆从住日收藏家、画商米开朗琪罗?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手中购得此画。 1960年代,还有王原祁的另外两幅册页入藏本馆。一幅王原祁题词“桃源春画,仿赵承旨”;第二幅是“仿惠崇江南春”。画面乾隆的题词和印章基本与《石渠宝笈》著录的一样,只是“鉴藏宝玺”画上没有,而画上的“三希堂精鉴玺”和 “宜子孙”《石渠宝笈》则没有著录。画上还有两枚《石渠宝笈》著录的收藏印“衣园”、“衣园藏真”。据《石渠宝笈》著录,王原祁此册页共六幅,另四幅或许还在故宫,王原祁这六幅册页,入清宫后裱为立轴,乾隆在玉池上题词。《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 有“王原祁仿赵孟頫桃源春画” 可能指的就是本馆这幅,但另一幅“仿惠崇江南春”却没有记录 。这两幅作品我馆从Arthur Rothwell 处购得,但他是从何处得来则不清楚。 在1970年代,我们收藏了太古遗民署《江山行旅》图卷,傅熹年先生对此画已有研究。画前有文彭的引首;画幅上最早的印是“云林倪氏家藏”,其下则有 “仁涛奇绿”和明末清初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 印。卷末有伪吴宽题跋,这篇题跋把太古遗民解释为北宋孙知微。《八代遗珍》一书已经指出本画不可能是北宋的作品并鉴定为金代。近年傅熹年先生提出本画比乔仲常《后赤壁赋图》风格明显要晚, 因此不太可能作于北宋亡后不久,大概是金被蒙古人灭亡以后画的。 本馆1980年代从顾洛阜(John Crawford)手中购得了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据《石渠宝笈》著录,此图原有九个题跋,两个与画作同在我馆,而被切掉的另外七个题跋据说仍在故宫。此卷宣统十四年赏赐给溥杰,据杨仁恺的研究,后被王文伯带到美国卖给顾洛阜,1980年让于本馆。此卷的画家和年代还尚有争议,许多专家及本馆基于画面所钤北宋梁师成的印和赵德麟的题跋,认为是北宋乔仲常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否认这个证据,而鉴定为元-明的作品。本文不拟探讨这个问题, 但此画一直以来的确引起了学界很多讨论。 最后特别要提到本馆里与清宫旧藏有密切关系的两幅画,即传周昉《调琴啜茗图》(图十六)和李衎的《墨竹图》。前者画作没有清宫廷印章。最早的印是北宋“神霄书府”,元代有张谦和赵孟頫的印,此后有梁清标和清代一些收藏家印,近代有冯公度的印。本馆1932年从Owen Roberts手中购得此《调琴啜茗图》,与传唐代张萱《古琴仕女图》接近,从北宋至清初均有著录,但现在已失传。《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有周昉《调琴啜茗图》,但显然不是本馆所藏这一幅,应是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名之作,年代晚于本馆此画。 《墨竹图》是本馆从卢芹斋(C.T.Loo)手中购得,画上有元明清各代收藏家包括赵孟頫、梁清标题跋和印章,画上李衎题款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后人所加。我馆此图并非清宫旧藏,却与故宫有着密切关系,其实我馆馆藏仅是此图的前一半,后半段则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入藏清宫之前已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一半分离。 对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清宫古画,中国学者已经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交流,引起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而我们更希望借此机会向中国专家学者,特别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学习请教。? (作者系纳尔逊-阿特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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