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价值内涵探析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价值内涵探析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摘要：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商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道德和谐（情感和谐）。其和谐文化的现代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支撑。关键词：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引言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的中原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古时驿道众多，漕运发达，商贸云集，是中华古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儒商。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这里起步、发家，集聚了众多的商业人家，并自然形成了浓郁的中原商业文化。虽时过境迁，但他们充满智慧的儒商文化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有殷商王亥、郑人弦高、郑相子产、儒商子贡、洛阳白圭、商业理论家计然、秦相吕不韦、商圣范蠡、汉代桑弘羊、卜式、师史、清代康应魁等，他们从商亦儒或政商合一，他们身份特殊，在这些中原儒商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在长期的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转化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具地域性、政治性、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这是中原儿女以自己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及商业生活实践中逐渐成长而积累形成的结果。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深深滋养和培育了中原儒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其和谐文化释义主要得益于中原传统儒家内在的文化道德本源，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儒商受儒家传统“中和”文化影响较深，其从商行为及道德信念均能体现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特色，且在中原地域经商起家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为政商人。如有“义救郑国”的弦高、“服牛为民利”的王亥、郑国执政者子产等，他们从商治生以和为贵，以和济争，倡导和气生财，“和合”致天下，这些众多且具有儒性商业气质的中原儒商自然就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一：政商和谐中原儒商大多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来经商治生，他们具有亦官亦商或政商合一的鲜明特性，他们倡导“为政以德”，国家重商，主张仁制爱民、礼制爱国、法制爱社会，并力求三者协调统一，以达到政商和谐之目的。尤其是中原儒商“仁者爱人”，经商处事皆为仁人，讲仁德，为富且仁，不取不义之才，经邦济世，这对于构建一个政治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义从商，以商救国，体现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政治视野。弦高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想方设法智退秦军。他清楚地认识到郑国只有在政治和谐、安定的大环境下，才能安心经商，以致国富民强，因此，弦高被尊称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从此郑国有了良好的重商传统，颇受后人称道。汉代的牧羊商人卜式深受其影响，在汉代边患四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的境况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向汉武帝上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愿意拿出巨额钱财支援国家，以渡难关。而当时汉代大多有钱人都想尽各种办法争相隐瞒家产，以逃税免灾，而卜式的行为却以国家为重，此乃从商之大义。弦高与卜式以政从商的义举，强化和提升了中原儒商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德性。中原儒商注重以礼义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的政治和谐。他们大多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重礼明德，教化人心，赢得人心，来维系社会和谐，终至长治久安。同时，中原儒商亦讲究以法制民，以法治国，再配以“为政以德”，对实现和谐社会管理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化、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化、人性化意义重大。清代的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儒商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都体现了康氏家族的先辈们对其子孙后代进行教化的道德理念：做人做事不但要修心养性，相互尊重；更要真诚以对，简朴大体；尤其是在从商活动中，要礼义为先，以天下为己任。康家最有名的商业家训——留余，就蕴涵着上要对得起天，不负国家；下对得起地，不负百姓，这集中体现中原儒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政商理念，也是康氏家族政治智慧和商业伦理文化的高度凝结，如此，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场与商场、政治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政治和商业和谐的完美契合。还有商圣范蠡也是政商合一的典范，他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著名政治家，兼具商人，强调用经济治国，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以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富民强兵。他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富好行其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一方面忠国爱民，有社会担当意识，另一方面又仗义疏财、施惠乡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真正实现了政治与商人的双向完美过渡；商业奇才吕不韦也以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运用长线投资，以“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来投资政治，从而大获成功，成为千古的商业奇才。这种可贵的商业道义是儒商德性文化影响下的政商亲和、和合的现实体现，是国家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人商业理想的巧妙融合和整体功效，在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优势，当前为了中原经济的崛起应大力倡导。中原儒商主要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应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政治价值取向，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优化应同时兼顾，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的实现。按照中原儒商此种商业道德价值的取向来看，仁义和谐的商业之德是维护社会群体和谐，极力发挥社会群体和谐力量的根本保证，这些价值取向必然要求从商的人们要把社会群体的至高利益置于其个人的私利之上，着重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要服从于社会群体的大我之公，就自然引出了商业的“大我之道义”。中原儒商一贯宣传和主张经商要拥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义后利的市场和谐之德，这是中原儒商倡导政商和谐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商道”，也正是在这种高尚的和谐价值思想的指导下，中原大地才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致力经商、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优秀儒商和诸多可歌可泣的商业故事，彰显了中原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发达和谐进取、大公无私的商业品性。像上文提到的“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家财”的范蠡，还有汉代“愿输家财半助边”的卜式，唐代“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宋清，尤其是近代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从商治生与民族强盛、国家振兴、政治和谐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些都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中政商和谐的完美诠释，值得称道。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二：经济和谐中原儒商讲究信义，以和济争，和气生财，他们不但修身以德，治家创业，更主要在于博世济民，强国理政，共同搭建传统商业经济和德性伦理的双重和谐价值目标，这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诚信天下、富国强政的主要实现路径。《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下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大道唯“诚”，“诚”是一种人内心的真实表达，也是对人类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人类道德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可见，“信”是儒家思想德性品质的源泉与核心，信以待人，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基本德性，也是商业活动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诚信是要求人们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平和的心态经商处事，不骄不躁，真实表达自己在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最终以和济争，和气生财，。诚信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和力量，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充分展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流露真情，不虚伪，不矫揉造作，这是一种高贵的姿态，也是现实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商业经济的大环境才会更加优越，经济活动才会健康有序发展，最终出现经济和谐的良好局面。在商圣范蠡19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他唯一利用的就是诚信。范蠡常常往返于燕、齐两国进行异地贸易，他认为诚信是商人最高尚的美德，比较善于经营诚信，以诚信立人，再加上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商机，最终大获成功，司马迁曾把范蠡的事迹列入史书，成为中原儒商写入历史的第一人，令人敬佩不已。中原儒商经济和谐的价值内涵也体现在“信于义”上。儒家常常强调“君子喻于义”，重义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境界，“义”是儒家之道义，更多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意识。商业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商人追逐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超越了自身所承受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那就成了所谓的“奸商”，那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会危及正常的社会和谐。由此，中原儒商特别强调经商一定要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坚守诚信为本，贵和尚礼，公平互赢，全力打造以义生利的和谐经营理念。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的时候，由于其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能很快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可以迅速地积累财富，最终甚至“富可敌国”；但是他淡泊名利，把钱财看的很轻，为人做事总是义字当头，时常仗义疏财，泽恩乡邻，富行其义，被当地百姓称为“活财神”。儒商子贡亦是如此，他一边师从孔子，勤奋研习儒学；另一边他积极从商致富，但他“富而不骄”，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他曾无私地资助孔子及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也曾用巨资赎回做奴隶的鲁国人，而不图任何赎金。孔子去世后，他仍秉承老师的道义感化，博济广施，诚信待人，诚信交易，最终他义利双赢，名满天下。在中原儒商的思想文化中，“诚”、“信”、“义”被视为做人处事、从商治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标准，并能进行传统文化价值的现实转换，具体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最终达到市场经济和谐之目的，这为当前构建和谐的中原经济及中原经济的崛起提供有力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支撑。中原儒商之德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商业意识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理论，而是一种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行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启示。中原儒商所积极倡导的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和谐市场经济之德，是传统中原儒商价值模式的创新阐释和德性发挥，应该被视为商业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基本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宋代理学的代表程颢和朱熹曾高度看重商业的义利之和，二人认为利是人之常情所欲，是合理的，是商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现；而义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是天下从商之公理，这是商业活动中道德本体存在的价值内涵；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要舍利而取义，主张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把义作为商业经营过程中应自觉遵守的至高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折射到真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公私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这种经济和谐的思想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我们在现实经济的实际操作中应严格遵守，不能随意撼动和践踏这种商业之德。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三：文化和谐中原儒商大多是文化商人，以文从商，智以从商，诚信经营，贵和尚中，追求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至高境界。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的思想基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价值先导，二者相互优化补充，共同建构当前中原市场经济和中原儒商德性文化相互契合的最佳形态。中原儒商极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崇德尚中，仁义和谐，团结协作，构建“仁政”的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管理模式。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的大爱精神，孟子注重“仁者无敌”的儒家风范，在中原儒商的眼里，具有仁德的文化商人也是无敌于天下的。像范蠡就是一位善于运用文化和谐思想经营商业的古代商人，他不但善于智以生财，他还乐于仁行天下，散财施惠百姓，人们在惊叹他超人的经济智慧时，更多是敬仰他的德商风范。范蠡晚年定居陶邑，人称“陶朱公”，他经商积极探寻市场规律，爱动脑筋，眼光锐利，但他更注意的是以德立商，乐善好施，以一颗仁爱之心，竭力帮助他人，赈灾济世，他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使当地百姓以养鱼很快致富，彻底摆脱贫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并受到齐王赏识，以至后来，他商途通达，名扬四海。在现代激烈的商业活动中，貌似范蠡那样主张“仁行天下”的儒性文化商人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华人首富李嘉诚、领带大王曾宪梓、商业领袖张瑞敏等众多的知名文化商人。中原儒商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文化思想，积极推行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人和”文化的思想对商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是商业文化的推行者；商业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主要利益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而中原儒商“人和”的文化思想更多倾向于商人之间内在的心理和谐，要求从商治生要“和为贵”，要以和济争，要求商人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注意“温良恭俭让”，使买卖双方能相互通融，能共赢互利，使儒性文化的“和合”思想与商业经济的利益和谐能相互同构契合，共同建构和谐的中原经济是大有裨益的。如儒商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早年拜孔子为师，并深得孔教真传和儒学精华，他秉承儒家“人和”文化的经营理念，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再加上其理财经商的卓越天赋，造就了其儒商始祖的地位。子贡奠定了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在他的传记中，对孔门弟子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子贡，这源于他勤奋努力，文化涵养深厚，关心政治，心系百姓疾苦，极力追求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的至高境界。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经济行为的德性基础，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是个体商人内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群体道德价值在商业经济行为中和谐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这是儒商文化的内在自我超越；而在现实商业活动中的中原儒商，其自身的商业德性完善和价值实现则是一种外在的自我超越，也正是在这条内在和外在的超越之路上，中原儒商把商业道义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旨归归结为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种思想博大精深，价值深厚，影响深远，像后来的明代商人沈万三、一代晋商乔致庸、首善之商叶澄衷等都是儒性文化商人的代表。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四：道德和谐（情感和谐）儒家的道德意识主要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皆以修身为本，涉及到儒家的情感价值及理性的精神行为，由个人内在的身心和谐上升到外在的天人合德的社会和谐，这为中原儒商提供了丰厚的道德情感价值，这种道德情感价值是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三者的和谐文化关照。中原儒商有浓厚的商业道德情感意识，长期“以德经商”，注重身心健康和谐，以立德修身起家，强调自强奋进，勤俭宜家，群己立众，勇往直前，在其内心身处有强大的和谐劳动风范，他们为政、从商、处事皆有善心，更具善德，存心养性，积善成德，铸就了商业德性经济的儒商典范。仁爱善良是中原儒商文化的道德核心，以仁爱精神从商治生是中原儒商的传统，儒商白圭，称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为“仁术”，他认为作为儒性的文化商人应“本心仁厚”，应严守仁义天理来为人处事，经商做人，他特别强调“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治生之术”，不一味地与他人争利；同时，他还提出善于经商之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变法”那样勇于决断，用治国胸怀来经营商业，获取成功。比如当代儒商陈嘉庚先生、霍英东先生，就十分看重商人否有仁爱善良之心，皆以仁服众，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大众百姓所赞扬。中原儒商的道德和谐倾向于商人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满足和社会道德价值的现实抒发，这种和谐的商业情感之德，只有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现实功用。情感和谐的商业之德要求商人内在要内化于心，外在要施惠于人，在商业的经济行为中，要极力促进商人经济思想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内在和谐统一，逐步形成中原儒商“尊德重行”的经商传统。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价值标准，“义”能“正人”，能合理地教化民众，真正的做到“欲而不贪”。中原儒商就秉承这样的道德和谐思想，主张待人接物，和合谦让，以义生利，以人情道义和社会责任为重，这是中原儒商内在道德情感和谐与外在社会和谐的价值统一。“陶朱公”范蠡为人、为政、为商皆以仁义厚道之心待人处事，入仕能协和安邦，出仕能经商致富，他富行仁义，仗义疏财，他对中原儒商和谐的德性文化与外在的商业经济进行了圆融，终于成就了千年的商业奇才。近代实业家张骞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散发着儒家道德文化与商业经济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这对于培育中原新儒商和促进当前中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倡导。从中原儒商“以德从商”的传统习惯来看，文化商人兼具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属性，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仁义待人、谦和礼让、欲而不贪、勤奋自强，从而广交天下商友，这种和谐的道德情感意识也是当代中原新儒商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现代新型企业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富而仁、利而义”德性的商业精神，并重塑自己的企业精神，为中原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总之，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内在主体精髓主要体现在讲仁义、重德性、明商道、济世利众、以报国家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和谐特性。这些和谐文化的特质与核心是中原儒商在长期外在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原儒商处理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精神的总和。这些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是古代从商治生的中原商业人家历经千年商业实践而积淀的历史产物，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支撑。参考文献：1.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2.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戢斗勇.以义取利的生意经—儒商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