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邹清泉
“宁懋”石室质疑
邹清泉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长期以来，“宁懋”石室一直是中国北朝美术史的代表器物，尤其对于北魏墓葬艺术的研究，意义非比寻常。但由于“宁懋”石室并非经科学发掘出土，早期著录又十分简略，以至学界对其功能问题，虽经长期研究，仍未达成共识。笔者在对北魏石刻画像的研究中，发现“宁懋”石室、墓志及主属之间存在若干疑点，更有部分矛盾之处迄今未为学界触及。
虽然宁懋墓志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其真实性实际上并不能佐证“宁懋”石室的历史真实，所据有四。首先，著录宁懋墓志与石室出土状况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不足征信。据郭玉堂自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著录之材料系其“往来南北宏达之士，询以洛阳石刻出土端委”而来，有的甚至“询及童妇”。据郭建邦研究，“在石室和墓志被盗往国外之前，洛阳郭玉堂先生闻讯后，立即赶到洛阳车站，经过洽商，乘列车尚未发车的短暂时机，对全部石刻画像进行了捶拓，幸得完整拓本一份。”“并对宁懋石室和墓的盗掘情况作了采访”，《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魏横野将军甄官主簿宁懋墓志”条目中“同时出石质阴宅”等相关记载实为访求得之，不足为信。
其次，石室正面左右两方石板竖刻之“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造”铭记十分可疑。“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造”的题铭，无论刻画位置，还是书体风格，抑或粗率态度，均与北朝墓葬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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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悖。汉魏南北朝是我国孝行思想发展盛期，丧家多以厚葬宣示孝心，“宁懋”石室刻画工细，显为精心之作，石室题铭亦应工细严整，方显丧家孝德。仔细观察石室题铭，可以发现，题铭与墓志的雕刻方法迥然相异，正如邢义田所指，虽然宁懋夫妇墓志书风显得较为率意，但仍有基本法度，其上明显可见与元谧墓志相同的格线，文字雕凿有章可循，相比之下，题铭则纯以刻刀划写，不仅毫无技巧，而且甚为粗鄙，与“宁懋”石室山墙外壁孝子壁画榜题精谨的刻工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题铭的书风，颇似近人所为，而与北魏书风相距甚远，题刻之位置更是令人疑窦丛生。从“宁懋”石室“初出价六百元，某客又以七千元市得，售之国外，得二万元”来看，于“宁懋”石室上伪刻“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造”铭记，实为建立石室与宁懋墓志之联系，从而实现以高价出售之目的。
再次，“宁懋”石室背壁右方刻画有一冠饰貂尾的人物。据文献记载，冠饰貂尾始于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此是大臣著貂之始”。汉晋时期，“侍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宁懋”石室饰貂人物之貂尾插于冠右，故此人应为常侍一类的官员。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值左右，出入王命。”由是观之，北魏时期的常侍是极为尊贵的职衔。黄明兰“认为所有三个画像都描绘了宁懋，叙述了从他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到最后精神觉悟的一生。”显然不确，宁懋终其一生，仅位居九品，“宁懋”石室外部后壁之貂尾人物表现的显然并非宁懋，而是位同散骑常侍之显贵人物。
最后，宁懋墓志与“宁懋”石室遍体呈现斑驳痕迹，这在拓片上显现的更为明显，尤其是石室前部左侧石板的自然性裂痕，显示其曝于野外已有经年，这与元谧石棺、元谧墓志、孝子棺长年埋于地下所呈现的外观迥然不同，因此，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所谓“洛阳故城北半坡出土，无塚，同时出石质阴宅”之记载很可怀疑。
本文认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宁懋”石室实际上并非宁懋之物，“宁懋”石室与宁懋墓志所属并非同一人，郭玉堂视墓志与石室同属一墓遗物的石室题铭——“孝子宁万寿”、“孝子弟宁双寿造”，实为后人（盗掘者或古董商）伪刻。石室中部的不规则凹陷型凿痕显示，“宁懋”石室很可能在北魏之后被二次使用过，而正壁中部的空白正是在二次利用时被凿残，其目的正是要凿刻一个“位”，而被凿去的正是原来刻画在正壁中央的祭祀对象。空白两侧的庖厨图、牛车图、鞍马图以及石室山墙外壁孝子图的图像程序与视觉意函，正是基于“宁懋”石室最初的献祭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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