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日本的关系

南社与日本的关系 南社与日本的关系 陈春香 内容提要：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既有传统色彩又有近代特点的社团，它的成立与中国近代的民族革命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南社成员的政治文化活动与外来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与日本为最。南社文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方而，都集中、突出地体现了近代文学从属于政治和实川化的特点，缺乏文学的独立品格，但这并小能掩盖南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南社的成立带有传统的文人结社的色彩，但是它的成员及其活动却与占代的文人结社大不相同，可以说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文学社团。然而，它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社团又有着很大区别的。它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也没有相对一致的创作风格，使南社人走到一起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是反满革命的政治要求。如柳亚子所说的那样：“天梅的诗派和我的不同，不过在以文学提倡排满的一点上，我们是志同道合的。”1他们倡立南社，就是为了“网罗当世骚人奇士，以扌乞扬风雅为革命先导。”2其实，“南社”这一名称就很能说明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宁调元语)“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高旭语)“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陈去病语)很明显，他们是以“南”表示对北方统治者的不满。从历史上看，南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砥砺气节的传统，与明末清初的汉族文人反清斗争有一定的关联，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继承了“几、复风流”；从现实角度看，南社与清末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光复会关系密切，许多南社成员都曾参加同盟会或光复会，南社成立之初的17名成员中就有14名是同盟会会员，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多是同盟会的骨干，柳亚子更是同盟、光复的双料会员。胡朴安在《南社诗话》中曾说：“同盟会在日本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南社在国内是做革命鼓吹工作的。”3 “南社本是与国民党先后组织的，国民党为革命实际之行为，南社为革命文字之鼓吹。民国成立，民党报纸，其任编辑者，多半是南社社员，常与非民党报纸，以笔墨相战斗。”4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南社简直就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宣传部。话虽夸张，但却道出了南社最本质的一面。可见，无论从对传统的承续还是对现实的关照看，南社都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社团，它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成员也多是从事新闻、出版、教育、文艺创作等各种文化行业的人员，这就决定了南社在与国外的文化发生关联、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决不局限于文学，而是以其政治上的适用为原则，接受、吸收所有能为他们代言张目的文化资源。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研究南社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从单纯的文学角度入手，而必须采用大文化的视野，否则就很难认识并理清它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由于南社的文学提倡民族气节、倡导民族主义，所以研究者一般对它的定位是“民族主义”，学界很少或基本不谈它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其实，“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概念和词汇本身就是外来的。这一词汇在欧洲大约出现于15世纪初，它是欧洲近代历史上随着反宗教、反封建专制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西方民族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设民族国家的阶段，也就是由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形成，5并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迅速传播。汉语的“民族主义”这一词汇来自日语，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6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外有西方、日本瓜分的威胁，内有满清王朝(当时汉人认为他们是异族入主)的专制统治这样复杂的局面，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强大影响，民族主义在中国与固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爱国保种、反清革命的最有力的号召，南社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具有这种色彩的。这也就是说，仅就民族主义这点看，南社也是一个与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团体。 产生于清末这一历史时期的南社，由于它与维新改良、反清排满的政治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已经决定了它与外来文化、尤其是与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 这首先决定于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和输入西方文化的通道这样一种局面。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日本先行一步进行了改革，甲午一战就充分展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开拓进取、锐意改革的成果。战败激起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官派、自费前往日本留学、游学的人不断乘槎东渡，以致形成了赴“日本游学者相望于道”的景观，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这一阶层或他们的子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是融化在血液中的，他们的留学日本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多出自留日学人中的一个原因所在。这些人具有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观念与责任感，当他们发现依靠传统文化已不能治国平天下时，在外国文化中寻求批判和更新传统文化、救国新民的资源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浩浩荡荡的留日学人队伍中，就有不少是后来的南社成员。笔者根据郑逸梅的《南社丛谈》和柳无忌、殷安如的《南社人物传》、王学庄、杨天石的《南社史长编》作了个粗略的统计，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文坛、政坛和报界的南社成员中，有留日经历的就有70余人，如：陈去病、高旭、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黄节、包天笑、张继、朱少屏、李叔同、冯心侠、刘三、沈尹默、钱玄同、吴虞、李根源、陈陶遗、刘成禺、邵飘萍、林白水、林寒碧、欧阳予倩、郁曼陀、费公直、俞剑华、雷昭性、邵力子、邵元冲、于右任、田桐、宋教仁、陈其美、黄兴、居正、戴季陶等。南社的创始人和主要作家除柳亚子外，都曾经留学日本。近代留日潮中，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24种刊物中，有9种是南社成员创办、编辑的。 其次，康、梁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都与日本朝野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几乎就是晚清时期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虽然日本明里暗里扶持改良派和革命党是别有用心，但作为流亡者而又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也别无选择，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和“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也都是他们需要利用的资源，于是，清末中国的反政府派云集日本，也就是一种必然。当时的改良派不仅主要舆论机构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在日本，他们还在日本横滨办了“大同学校”，以培养人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其舆论机关《民报》社也在日本；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也在日本办了《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等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也在日本办了不少报刊，如高旭等江苏人参与编辑的《醒狮》(1905)，李根源等云南留日学生主编的《云南》(1906~1911)，景定成等山西留日学人办的《第一晋话报》(1905~1906)、 《晋乘》(1907~1908)，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河南》(1907~1908)，湖南留日同乡会办的《游学编译》(1902~1903)，湖北留日学生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1903)，河北留日学生办的《直说》(1903)，浙江留日学生的《浙江潮》(1903)，江苏留日同乡会的《江苏》(1903~1904)等等。这些报刊不仅倡导呼吁中国社会的变革、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各种思想理论文化著作，也发表进步的文艺作品，报刊的编辑者和撰稿人们，大多数随着中国改良派与革命党之间关于社会变革的论争和双方力量的消长，经历了思想上由改良而革命的转变，其中一大部分人成为同盟会早期的会员。仔细检点，我们还发现，几乎每种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中都有后来的南社成员，这不仅决定了南社文学与中国反清革命紧密相关的品格与命运，也道出了为什么东南地区文人组织发起的南社中，会有四川、山西、云南等内陆省份和边远地区的人加入的原因，正是日本这个平台使他们能够结识于反清革命的大旗之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社团南社，其思想、文化、文学上和日本发生关系也就是一种必然。通过南社的主要作家及其活动来考察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与日本发生的关联，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日本为媒介、通道把西方文化思想引入中国。南社人通过日本这个“二传手”，把日本翻译、介绍、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著作接受过来，再传到中国。日本当时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便捷、重要的通道。日本明治维新后从上到下的欧化运动，不仅模仿西方人穿衣吃饭，也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还介绍翻译西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思想著作、文学作品。可以说，当时的日本汇集了西方几百年来积累下的思想文化成果。从思想理论方面看，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再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从法国的自由主义到德国的国家主义，几乎样样俱全。从文学方面看，从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王尔德到歌德、席勒、尼采，再到大小仲马、雨果、左拉，直至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惠特曼、易卜生，欧美各国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差不多都有介绍。当然，日本人的引进有点像“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大盗”中的强盗那样，觉得是好东西就一股脑先搬回来，放入“洞”中归为己有，需要的时候再从中选择。而当时中国人的情况就有点像闯入藏宝之洞的阿里巴巴，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储满西方文化宝藏的“山洞”，有点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难以确定哪些资源是自己的急需。这时，中国人的办法就是观察、模仿，看日本人是如何选择和怎样吸收的，然后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什么思想理论在日本流行，就会被介绍到中国；日本对西方作家、作品的评价侧重哪一方面，中国在接受和介绍时也同样会重视哪一方面的局面。例如： 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传入日本并发生影响， 20世纪初的1902年，正在日本的马君武就翻译出版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俄罗斯大风潮》，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当时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和俄国民粹派思想等多种东西混在一起，统统称为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日本思想文化界对这些思潮分辨不清，还造成了中国对它们认识的混乱；明治一二十年代，日本把雨果作为一个政治作家介绍到日本，马君武、苏曼殊等在介绍、翻译雨果及其作品时也是这样看待雨果的；还是在明治一二十年代，拜伦与雪莱和他们的作品几乎同时传到了日本，但日本文学界对拜伦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雪莱，于是苏曼殊的拜伦、雪莱翻译介绍，就明显呈这种态势。这表明，中国以日本为通道翻译介绍的西方思想文化与文学，经过了日本这个过滤器之后，已经多多少少偏离了它的原态，带有了日本的色彩，而中国的接受者们由于急于寻求救国的思想文化武器，根本来不及认真选择分辨，更谈不上客观的研究态度，因此，这一时期介绍、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可以说大多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对其认识也是不够客观、不够实事求是的。 第二种是与日本本土的文化现象及思潮发生共鸣而接受其影响。由于历史上日本曾长期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因此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总有一些在中国人看来似曾相识、感到亲近的东西，如：幕末时期在和西方对峙中表现出的华夷观念，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使命感、气节，还有日本知识阶层的汉学修养、写作汉诗文的能力等等。这都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南社成员那样的未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的“士”这一阶层特点的人对之心仪、向往，并产生强烈的共鸣。高旭、梁启超等受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人格的影响；南社成员对日本国粹主义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再加上清末中国反清排满的政治革命的需要，在当时民族主义激情的支配下，他们接受吉田松阴思想、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时，基本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取我所用，对其文化思想根本不去、或者根本就不想去进行全面的了解，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一些东西，如：吉田松阴的侵略性和日本国粹主义思潮中的国家主义倾向。吉田松阴留下了大量的、赤裸裸的表示对中国存有野心的文字，但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高旭，他们都对吉田松阴推崇备至，写过不少赞美、钦佩他的文字，唯独对这一点只字不提；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的，但中国的国粹派在接受其思想文化主张时避过这点，完全忽视了它的存在。 如果说上述两种南社与日本文化的关联主要是接受，并且接受的方式受当时中国政治革命形势的支配，服从于政治需要，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非学术研究的态度的话，那么，另外两种南社与日本文化发生关联的情况则稍稍接近文化、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影响也更深远一些。其一是受日本文化思潮的影响、启发而产生的文化、文学现象，如：中国近代由改良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和讨论，就是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国粹主义思潮影响、启发下出现的。日本的国粹主义在反对政府全盘西化政策之时，提出了坚守民族性的问题，强调以弘扬日本文化来对应西方文化的入侵，国粹派的主将三宅雪岭写了《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志贺重昂写了《日本风景论》等代表性著作，引发了日本人对其民族性的思考和讨论。就在日本的国粹主义方兴未艾之际，因为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他们政治改良失败的原因时，发现广大民众的麻木无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他很自然地从日本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民族性讨论中找到了武器，提出了欲行革命先启民智的口号，并引发了以改良派为核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 中国的革命派，包括南社的成员，在文化上其实都是受改良派影响极深的，可以说他们是喝着改良派的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不仅毫不犹豫地加入新民运动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觉民”的口号，使新民运动进一步深化，高旭叔侄创办《觉民》月刊就是以此为目的的，当时南社成员积极参与的“女权运动”、“白话文运动”等都是以此为指向的。由“新民”、“觉民”到国民性批判，是近代的中国要求民众近代化这一重要课题在日本影响下，由政治领域进入文化领域的一个自然的也是关键的转化。国民性批判先是在现实领域中展开的，如马君武的《创造文明之国民论》(1903)、《论公德》(1903)《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1903)，高旭主编的《觉民》月刊刊载的《敬告我国民》、《顺民之由来》、《支那人之卑劣根性》等都是对现实中中国民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的。最早使国民性批判问题进入文学领域的是苏曼殊，他不仅写了《呜呼广东人》一文，还在他翻译创作各半的小说《惨社会》中，塑造了满周苟、商人妻子、金华贱、吴齿、明顽、范桶、“尚海志士”等形象，开启了中国文学中国民性批判的先河。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国粹派虽然也曾写过《奴隶根性与义务心》(三宅雪岭)、《岛国根性与海国思想》(三宅雪岭)、《花卖》(内藤湖南)等对国民性略有批评的文章，但日本的国民性讨论是以夸耀为主，为的是增强日本民族在与西方文化对峙时的自信心；与中国主要是以批判国民劣根性有明显的不同。 南社与日本文化、文学发生关联的第四种形式是：这种日本形象的描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留日经历的作家、诗人们把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感受，他们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像高旭、陈去病、苏曼殊等南社成员旅日时期创作的作品都属于此类。另一种是，作家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他们以历史与现实中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依据，把他们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表达出来，并且是借助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叶楚伧以清末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务活动为题材的小说《蒙边鸣筑记》就属于这一类。南社作家的这两类文学创作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涉日文学作品”，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日本形象。这些创作是作家们真情实感的流露，文学色彩也相当浓厚，但由于南社作家中几乎没有纯粹的文学家(连苏曼殊这样的诗僧都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的)，他们大多是以救国新民、反清排满的政治斗争为“正业”的，这种文学创作只是他们斗争的手段，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方式，或者仅仅是他们革命事业之外的“副业”和余绪，因此，依然与政治、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决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纯文学”。 除上述四种情况外，把南社文人与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的文人放在一起相比较，我们发现还有一种使中日两国文人联系更深的东西，那就是汉诗这一文化传统。至19世纪，汉诗传入日本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经过千余年的濡染，当时的日本文人已经不把汉诗看作外来文化，而是当作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了。从幕末时期开始，日本的汉诗中就已经出现了关心社会现实、具有浓重的儒家经世思想的特点，尤其是幕末“志士”诗人的创作，“将儒家的忠孝思想张扬到极致，汉诗成为‘尊皇攘夷’、救国图强的号角和檄文，从而为明治维新制造了舆论，培养了大批人才。”7到“明治维新期间，汉诗人面对着国家多变的政治局势、脱亚入欧的思想潮流，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用诗歌来表达自己或赞成、或反对、或惶惑、或眼花缭乱而不知所从等种种复杂的感情。”8可以说，日本幕末和明治时期的汉诗所表现出的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诗人们通过诗歌所表现出的忧国伤时的情怀，已经非常接近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所强调的“兴、观、群、怨”的要求，诗人们以汉诗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表现了“那个变动的时代中，那种复杂的、躁动的情感和多变的生活节律。”9我们发现无论是所处时代的剧烈变动、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还是文学(以诗歌为主)在他们爱国主义活动中的从属地位……，在这诸多方面，南社诗人们与日本幕末、明治时期的汉诗人们都极为相似。也许正是这种相似性所产生的共鸣，成为南社诗人田桐写作《扶桑诗话》的动因，使中国文学史拥有了一部以外国人汉诗为主要对象的“诗话作品，也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本。 虽然一些南社作家受日本影响很深，尤其是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时受到了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文学取向的强烈制约，但是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文化需求的自主性选择，而这种自主性基本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需求为原则的。比如：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接受，虽然在翻译篇目、欣赏标准、重视程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文坛拜伦接受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处境和国际地位与日本明显不同，因此，与日本的拜伦接受出现了明显不同。对于日本文坛迎合社会上扩张主义思潮而翻译并推崇的所谓礼赞强者的拜伦作品《海盗》、《锡隆的囚徒》、《曼弗雷德》等，中国的翻译者们表现得非常冷淡，而对直至明治末年在日本尚无译本的《哀希腊》他们却一再翻译， 1902—1907年间就有梁启超(片断)、马君武和苏曼殊的三个译本；对于拜伦本人，他们赞美的也是他为帮助希腊民族独立斗争毁家纾难、英勇献身的精神，而不是日本文坛看重的孤独傲世和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再如，南社人对日本国粹主义的接受也与日本的对应过分欧化不同，而是以为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反清排满寻求学理依据、制造舆论为目的；日本由国粹派发起的、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为目的的“国民性”讨论，传到中国后，也变成了与中国当时的启蒙新民运动密切相关的国民性批判热潮。在对待日本汉文学的态度上，由于“同文同种”的亲切感和“文化上国”的自我陶醉，近代中国文人(包括南社人)往往忽视创造这些汉文学的幕末“志士”和维新政治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回避他们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事实，这正是面对中日两国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和近代两国间国家利益的矛盾，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的优越感和现实的耻辱感间挣扎的表现。 通过以上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梳理，我们发现，上述以南社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文学与日本思想、文化、文学的关联是很有时代特点的，它不但与中国当时反清排满的政治斗争相关，还是中国近代启蒙新民文化运动的推动力之一，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我们把这种情况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的关联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出，由于近代知识分子摄入外来文化时主观上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与实用倾向，并与他们保种图存、挽救民族命运的斗争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对外来文化吸收明显有别，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有明显的不同。中国近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涉足政治，他们的翻译与创作活动多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或含有极深的政治情结，而且他们大多把创作作为政治斗争、社会活动的工具，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的文学活动不仅与日本幕末志士和明治初期启蒙家的文学活动相似，也与18世纪欧洲启蒙作家的文学活动极其相似，在他们那里，形式是文学的，但内容却是政治的。诚如汪精卫在1923年为《南社丛选》所作的序言中所说： 中国之革命文学自庚子以后始日以著，其影响所及，当日之人心为之转移，而中华民国于以形成。此治中国文学史者所必不容忽也。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抵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抵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依而亦相抉。无前者，则亡国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繇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繇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蕴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其致力于前者，则有《国粹学报》、《南社集》等。其不懈于前者而尤能致力于者，则有《民报》等。……革命党人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自涵育。所以能一三百年来奄奄不振之士气，使即于发扬蹈厉者，亦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10 汪精卫这段话正是对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与文学、政治与艺术之关系的极好概括，也是对南社文学的极好总结。他道出了包括南社文学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紧紧依附于政治的本质特征。汪精卫所总结出的近代以宣传革命为主的文学的两大类型：一是由曾经留学海外、熟悉西学的作者们直接运用、发挥西方的思想学说，阐发革命道理的作品；一是由国学根底扎实、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作者们借经史立论，以民族情感来打动人心的作品。可以说，这既是对南社文学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近代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的精辟分析。而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轨迹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并没有摆脱受政治制约的宿命，但现代作家们多有文学本位的观念与意识，他们反对把文学作为政治及其活动的附庸和传声筒，他们大多自觉地追求文学的独立品格，这是现代文学区别于近代文学的一大特征，也是现代文学最为本质的特点，它标志着中国文学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近代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特点。另外，在对待外来文化与文学的态度上，由于现代作家摆脱了近代作家的执著于政治、习惯以政治和实用的眼光审视外来文化、文学的局限，他们对待外来文化与文学有着更为宽广的胸襟，因此，他们接受外来文学的规模和种类，对外来文学、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接受的深度也是包括南社作家在内的近代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历史地看，没有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从国家现实需要出发积极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就不会有现代文学的这些成就和进步。 南社文学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方面，都集中、突出地体现了近代文学从属于政治和实用化的特点。虽然许多南社作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局限，对固有文化还心存恋慕，但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近代，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针砭时弊、实现救国图存的愿望也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容抹煞的事实，可以说南社文人和他们的文学活动正是中国近代文学主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以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去看，它与真正的文学相去甚远，完全不符合人们对新文学的要求与期待，因此它不仅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病诟，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文学研究者冷落，另外，由于南社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和后来的国民党党员，许多人还曾是民国政府的官员，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以成败论英雄为史学传统的国度里，当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后，学术研究冷淡南社就是必然，而国共之间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更使本就冷落的南社研究雪上加霜。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南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加强对南社及其文学的研究，以事实揭示南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与价值，正是文学研究者的责任。 　　 [陈春香　山西大学文学院　邮编　030006] 1 柳亚子：《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见《磨剑室文录》 下册 数学七年级下册拔高题下载二年级下册除法运算下载七年级下册数学试卷免费下载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表部编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分析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4页。 2 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3 胡朴安、曼昭：《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4 胡朴安、曼昭：《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5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6 参见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 7 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 9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10 胡朴安选录：《南社丛选》上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