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研发部门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公共研发部门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公共研发部门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7月13日，《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布，强调将坚持科研评价的创新和质量导向，避免频繁考核、过度量化，使科研人员专注于科研活动。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对高校与科研院所有过多次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把他们的研究职能“市场化”。相比计划体制下的定点式管理，这些举措激活了科研部门，加强了产业部门的技术力量。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但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分强调，实质上又使公共研发机构更关注于参与或主动运作直接的产业研发活动，使他们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更强调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相对轻视了对新知识的创造。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校及科研院所又兴起了以学术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尤其是SCI发表为导向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科研人员更倾向易于自身发表的研究，围着自身狭窄的知识底子打圈，避免冒险探索并进行知识创新。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我国公共研发部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在少数一些产业已由“落后追赶”发展到可与国际巨头开展前沿水平上的技术竞争；同时，金融危机也使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与劳动者技能增长。新的使命对我国的创新体系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我国在全面追赶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创新体系，应当顺应新需要进行再调整与再改革。对大学、科研院所等组成的公共研发部门的再反思与再调整是其中重要一环。 　　公共研发部门是社会知识积累的骨干载体 　　为什么在创新型经济中要强调公共研发部门的重要性？创新是新技术新知识与市场需求的结合，因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中知识的创造仅仅是由企业来完成的。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创新研究的先驱熊彼特在20世纪初就发现，知识有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的属性。这两类知识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知识的公有化会促进创新扩散，私有知识则赋予创新暂时的垄断效应，从而为创新带来激励；同时它们又互相转化、互相促进。比如，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的教育科研功能、竞争者的互相学习与合作、专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人员的流动等，都会使私有专用技术被不断地转化为同行甚至整个社会的公用知识。这套机制是基于市场的创新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 　　在这一机制中，公共研发部门扮演了不可获取的作用。公共研发部门是整个社会知识积累与再发展的骨干载体。现代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使专业技术人员不一定需要知道与自己领域所有的基础知识就能运转——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科技共同体对知识的系统性积累与再发展是使这套分工有序而不至于崩溃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研发部门为工业创新提供了基础知识，而且基础知识的突破往往能为上层的技术应用带来多样性化的创新应用。比如，日本在发动机领域的长期优势，不仅受益于他们产业内的生产技术，还受益于其科研部门在对液滴蒸发机理的长期探索；这种基础知识不仅支持活塞式汽油机的研发也支持其他发动机的研发，不仅仅支持了对发动机的研发也支持了其他工业项目的研发。 　　再次，高校与科研机构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工业提供大量有技术素养的人才，并促进公用知识的扩散。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高水平的公共研发部门，就没有高水平的创新人才队伍。因此，强健的公共研发部门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石。 　　三大误区影响公共研发部门的公共知识创新 　　认识到以上的重要性之外，我们还必须要理清几个误区。首先，一种误区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我们可以借用世界范围内的公用技术来建设本国的知识基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但公用知识是有国别性质的，在一个国家里的公用知识，在另一个国家里很可能并不是公用知识。这样的例子不鲜见，即出售到发展中国家的专用技术，很可能在发达国家只不过是一些工业内的公用技术。 　　例如，前些年国内一家车企引进国外设备，但纵使是采用跟外方伙伴同样的生产线，这家企业生产出的车门与车身的间隙总是不合格。该企业在询遍外方伙伴及设备供应商后，均得不到有效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无奈之下只好斥资盘下一家国外的车门总成生产商，才能得知这一在对方母国业界普遍知晓的行业经验：让模具在冲压最低点多停留1—2秒。因此，除国际知识流通外，一个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本土的知识创造作为基本支撑，而这种支撑越深厚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就越强。 　　其次，一些人认为，既然公共研发部门对于创新这么重要，那高校与科研院所就应当直接地参与工业研发。事实上，这一思潮在冷战结束后的美欧等国出现过。因当时与军事相关的科研经费缩水，部分大学和科研部门曾有要把自身的研发行为“市场化”以获取更多资金的呼声，但来自他们本国工业的回应却是完全一边倒否定这种提议。因为这首先是与公共研发部门的特长不匹配，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公共研发部门从整体上也不具备判断市场竞争中技术的经济可行性、辨识市场需求细节的能力。事实上，除生物医药业外，公共部门的研究成果从来就不是工业发明主要的直接来源。更重要的是，强调短期的、直接的经济回报会扭曲公共研发部门为社会创造并传播知识，培育创新多样性的使命。而那些使他们整个国家获得长期、巨大经济利益的技术进步，却往往是源自公共研发部门所贡献的、不能在短期就起效的科研成就。 　　而即便工业企业内的研发中心自20世纪以来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也远不能代替公共研发部门为整个经济体生产新知识的功能。即便是在贝尔实验室、IBM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以及杜邦中心实验室等著名企业R&D机构最鼎盛的20世纪50—90时代，美国企业研发中心所开展的基础研究占其整体基础研究比例的峰值也仅有20%左右。 　　还有另一种错误的认识则恰好相反，认为公共研发部门应远离工业发展而只集中于纯理论的探索。基础理论研究的比重在不同学科中各有不同，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对于工程类学科而言，关注工业技术的中长期发展正是美德等强国崛起的关键之一。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腾飞并超越昔日的工业霸主英国，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工程类教育的崛起并保持了与工业界密切的知识互动；同时美国的授地大学对地方农业及其他工业发展所承诺的长期关注，也是其创新水平得以长期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英国的式微则被经济史学家普遍地归因为其高校与科研系统长期跟工业发展脱节。 　　我国公共研发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研发部门已得到很大发展。把公共研发部门的活动、甚至其组织主体，部分“市场化”的做法在全面追赶时代是可行的。但当中国的工业系统已部分转入前沿竞争时，这种模式就越来越呈现出它的不足。我国在一些领域仅能形成点的创新，难以出现群体突破，往往就是因为相应的基础知识跟不上，没有技术应用多样性的可能空间，而仅能依靠个别杰出人物来拉起一两家企业。另一方面，过于强调短期效益，国内不少高校与科研院所在产学研合作中仅仅是企业研发任务的外部承包商，而且由于科研单位并不了解市场需求，所以企业委托给他们的往往仅是非核心的项目。甚至一些本应是以科学探索为核心任务的国家科研单位和科学基金在运作中也逐步偏向于应用技术。这种格局造成了我国在基础知识积累上长年吃老本，进展相对缓慢，最终成为整个创新系统的短板。目前在一些本土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冒头的行业里，公共研发部门在前沿技术探索领域相对产业部门已少有优势，甚至已然落后。而片面强调以SCI发表为核心的另一种倾向，同样也使得我们的公共研发部门很难有效地为工业实践提供知识支撑。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一个强盛的公共研发部门，为本土工业创新提供厚实的知识基础，已经是越发紧迫的使命。随着中国从成本竞争逐步走向创新竞争，本土企业与国际对手的竞争会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知识的竞争，比如在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制造业，竞争会越来越多地着力于“看不见的”基础算法、系统优化；而在汽车、造船、钢铁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中，竞争也会更深地根植于各方在热力学知识、新材料新加工手段等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应用等。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强创新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想要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和劳动者技能增长，就必须首先使我国的创新体系能生产出更多有用的知识来，就必须对公共研发部门的定位及其治理模式进行再思考。 　　首先，重拾对基础知识的探索和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到现阶段我们依然通过弱化基础研究而一味追求高校与科研院所在参与应用技术开发中的收益，那就是枯泽而渔。因此，必须重新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政策中专款专用，核心的科研机构必须担负起知识创造的任务来。 　　其次，在工程学科领域，要扭转一味以发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依靠各学科专家组，发挥专业讨论以及产学研结合的作用，自上至下依次突出战略性基础知识与核心技术的重要性，确定各学科发展的核心与难点，逐步建立围绕知识的质量而非仅数量的判断标准。 　　再次，国家财政对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项目投入要充当“耐心资本”，扭转短期效益导向。自上世纪80年代起设立的全面追赶的历史任务正在发生变化，应充分依靠各学科专家组及产学研讨论，制定出领先于产业前沿、面向未来10—20年的中期甚至长期发展规划来；同时又应当结合国际竞争，动态地调整科研计划。 　　第四，以往的产学研合作对“产”与“研”都有程度不同的重视，但对“学”的强调不够，或者很少强调教学职能、人才培养的职能。应当加强教育系统、科研系统与工业部门的合作，把产学研合作与研究型学生的培养、教学内容的更新以及继续教育结合起来，增强新知识的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