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王健文：帝国秩序与族群想像：帝制中国初期的华夏意识（新史学 16.4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二○○五年十二月 195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 王健文∗ 當統一帝國在封建城邦崩解的廢墟上巍然矗立時，「城邦」之間 的界線消失，貴族政治讓位於官僚體制，編戶齊民取代了封建氏族成 為新的社會基本單位，從「封建」到「郡縣」，形成了「六王畢、四 海一」的歷史新地景。由於新的帝國秩序，打破了先秦諸國之間的界 線，人才的流動固然在戰國時就無國界之別，商賈、游士、客卿，游 走各國之間，華夏世界在某個意義上，早已成為一體。然而，秦漢帝 國相繼百年對「一致化」的追求和努力，新的帝國，造就的是內涵有 別於先秦的「新」「華夏世界」。 以景武之際的蜀郡守文翁為例，文翁本身為「舒人」，其先祖於 先秦時尚在蠻夷之列，而今卻擔負著袪除蜀地蠻夷之風，「誘進」為 華夏的任務。而他的做法是選取諸生，受業京師，返鄉任職，藉著這 些文化改造過的地方精英，回到家鄉來「移風易俗」。這樣的流動， 正是帝制中國以後新「華夏」世界形成的主要程序。藉著一套主要成 型於武帝之後的文官體制，形成安德生(Bennedict Anderson)所謂的 「被束縛的朝聖之旅」，一個「想像」的「華夏」族群共同體乃有了 別於先秦「諸夏」世界的新面貌。 另一方面，族群認同有時將「他者」變成了「自我」的一部份； 有時則藉著不能「歸化」的他者，來劃定自身的邊界。司馬遷筆下的 四裔列傳，傳述的便是那些不可「歸化」的「他者」。宣帝時的一次 廷議，討論的是當時天下秩序的界定。宣帝採蕭望之議，保留政教所 不及的「戎狄荒服」的空間，同時再次確定「中國」為天下秩序的核 心位階。不能「歸化」的「他者」，也許確有其無從「歸化」的現實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196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緣由，但同時也是「華夏」族群確立其在天下秩序中優勢地位的必要 對照組。 帝國內部有限制的自由流動和外部不可歸化之「他者」的天下秩 序，共同造就了新的華夏族群想像。這兩個觀察角度，乃本文主要取 徑。 關鍵詞：華夏 族群想像 帝國秩序 服制 天下秩序 華夏之眼 夷 夏之辨 一、前言 二十世紀七○年代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一座秦墓，墓中 出土了大批秦簡，大致反映秦政權遂行統治的法律文書和記錄當時民 間信仰生活的日書兩大類。其中有一批竹簡，難以歸入前述兩種文書 類型，共五十三支簡，發現於墓主頭下，逐年記述秦昭王元年(西元前 306)到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 217)所發生的大事。所謂「大事」，其實十 之八九是秦國攻伐六國戰事的註記。除此之外，穿插記載墓主簡單經 歷及家人生卒，和墓主特別關懷的如徵兵制度的建立，韓王、昌平君、 昌文君相繼的反秦起事。 這份文書學者命名為〈編年記〉，最後一件記事為：「廿八年， 今過安陸。」說的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的第二次巡行，至泰山封禪； 刻石泰山、之罘、琅琊以頌秦德；遣徐福浮海求僊人；過彭城，欲出 周鼎泗水；渡淮水，之衡山，至湘山祠，逢大風，怒而使刑徒三千人 伐湘山樹，赭其山；又經南郡由武關歸。在這次幾乎遍及天下的大巡 狩的最後一段行程，經過了墓主喜家鄉所在的南郡。這時喜 44 歲， 作為安陸地方小吏，迎送天子巡狩車駕儀仗，也許也扮演了某種角 色。而這樁大事，竟而成為墓主喜奇特體例的編年記事中的最後記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197 錄。1 同樣在七○年代出土的秦始皇陵，在封土堆西側出土了兩乘銅馬 車。雖然深埋地下超過兩千年，但是各個轉動部分仍很靈活。兩車皆 為一車四駕，有御官駕車。一號銅馬車當為秦始皇出行的前導車，二 號車則可能是始皇出行所乘車駕。兩乘銅馬車大致略小於真實人車的 一半。製作精美，無與倫比。2想像秦始皇巡行天下時，精雕細琢的 車駕，高大強壯的駿馬，御官服飾華麗，前後車馬人眾前呼後擁，捲 起的煙塵漫天。所經之處，黎民百姓畏敬惶恐，偷眼見識天子威儀， 又唯恐不慎犯蹕而遭重責。墓主喜之所以鄭重其事地記錄始皇帝出 巡，也許對一個天高皇帝遠的邊郡小吏，能親睹皇帝威儀，確是可遇 不可求的人生大事。 秦始皇雄材大略，原本就不是深居宮中的貴介公子。就在墓主喜 特書「今過安陸」之前五年，秦滅荊楚，秦王政游至郢。西元前 228 年滅趙，秦王之邯鄲。前 234 年，秦王至河南。換言之，在統一戰爭 的過程中，秦王就往往御駕親臨新征服的疆域。前 221 年，「六王畢， 四海一」。第二年，便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在帝國西 境走了一遭。再一年，始皇乃東行郡縣，登泰山封禪，並刻石於琅邪， 曰：「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 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 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這一 趟走得更遠，循河水東至海畔，又南下經楚地而歸。第三次，亦東至 琅邪，登之罘，過上黨(故趙境內)而歸。第四次，直上渤海邊上的碣石， 1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2張仲立，《秦陵銅車馬與車馬文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張濤，《秦始皇兵馬俑》(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頁 103-111。 198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巡北邊，過上郡而返。最後一次，則行至雲夢(即安陸)，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浮江下，至錢塘，觀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刻石 頌秦德。項羽就在這時見到了始皇帝車駕。還過吳，浮江過海，至琅 邪、之罘，返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史記．秦始皇本紀》) 計五次巡行天下，足跡踏遍當時秦帝國四境，威行四海，除封禪 告天，昭示天命，與刻石表功頌德外，至燕齊方士所稱海上神山，求 不死之藥，也是他的重要目的。當然，始皇帝終究難逃一死，正如他 一手創建的帝國也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一般。但是，在始皇帝走過江 河四望的同時，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巍然矗立在歷史的地平線 上，二千年的帝制中國時代，也以此為開端，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傳 統中國的面貌。而結束數百年封建體制，開創這一歷史新局的，雖然 是來自西陲牧馬人的後代，而非中土華夏子民。但後世作為帝國、族 群與文化三位一體的「華夏」概念，也由秦帝國的建立，開始了最後 關鍵的打造工程。3 3秦之先世，並非華夏文明中的農業城邦。牧馬善御，毋寧是近乎戎狄。然 秦自周孝王時非子為周附庸，可說是依附在華夏邊緣的灰色地帶，自此， 秦的先世傳說中屢見秦與戎狄敵對，爭戰不休。但是，秦固然在政治上依 附於華夏集團，在族群、社會、文化上恐怕和戎狄要更親近些。自襄公始 國，秦在體制上，由華夏邊緣正式成為華夏體系的一員，從而在文公在位 期間，西元前 8世紀中葉，秦開始快速地進行華夏化的過程。即使如此， 終春秋之世，秦國始終難以真正跨入諸夏封建城邦秩序中的核心，黃河中 下游的中原。甚至到了戰國中期的秦孝公(西元前 361-前 338)時代，秦國 在東方諸夏各國的眼中，還是難脫戎狄色彩。商鞅的變法，除了橫向地移 植諸夏文化的內容外，還縱向地完成時代的蛻變。如果將戎狄與華夏文化 看成兩條簡單的平行線，華夏文化自封建體制式微，也自有其發展的軌 跡。因此，商鞅變法中的華夏化成分，帶著濃厚帝國新秩序形成期的時代 特色。商鞅的新政，是華夏化與法家化雙軌進行，而法家化同時是東方諸 夏的變革主流。從思想與文化上來看，代表華夏文化的舊有典型的是封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199 二、新帝國與始皇帝 在秦始皇完成一統大業前夕，戰國時代不分統治者、思想家還是 人民，莫不期待著「天下定於一」的新局。統治者所期待的「定於一」， 是自己能兼併各國、威服天下；人民期盼的是早日結束列國紛爭的局 面，免於戰亂徵賦之苦；思想家有的懷想著「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的 有道天下，有的則在「道術分裂」的「亂象」中渴望著回復「道術為 一」的純淨。 儘管秦政在後世的歷史定位中，總被視為暴政的代表，但是如果 設身處地回到戰國末世，想像在連年戰亂中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廣 大民眾的心情，也許對秦的統一要給予另一種理解。賈誼(西元前 201- 前 169)在〈過秦論〉中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 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 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漢書．賈誼傳》)未嘗不是對當時 歷史情境的真切寫照。而始皇「琅琊刻石」曰：「黔首安寧，不用兵 革。」「之罘東觀刻石」曰：「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 偃戎兵。」亦非虛文。對黎民眾庶來說，國家意識或忠君觀念，恐怕 建、是儒家。自封建末世以來，諸夏國家其實在某個意義上，也多往「脫 舊華夏而立新華夏」(脫封建而入帝國)的方向前進，「華夏」的意涵也因 此有了不同時序上的歧義。但是在這樣的轉化中，原本戎狄色彩濃厚的秦 國，卻因少了沉重的舊華夏包袱，終能在向著歷史新格局的競賽中，拔得 頭籌，問鼎中原。參看王健文，〈來自西土的牧馬民族：從獨霸西戎到一 統天下〉，收入林泊佑主編，《兵馬俑秦文化》(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0)。 200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不是戰國時代所能有的現象；亡國之慟，也只在六國宗室，或是像張 良那樣祖、父兩代五世相韓的深厚情誼的貴介公子身上。只要能終結 那無休無止的戰爭，以及伴隨戰爭而來的苛徵暴斂、產業荒廢、飢寒 交迫、既不能養生，又無力送死，甚且流離輾轉、死於溝壑，人民是 不會計較由誰來統一了天下。 秦的統一事業可說自秦孝公始逐步展開，到了秦王政即位時，「秦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 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大致掩有半壁天下。 秦王政承先王之餘烈，終於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帝國。司馬 遷(西元前 145-前 86)描述這時的關中，秦王的都城範圍顯然早已「漲破」 了咸陽城圈。「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 相屬」。至始皇崩逝前兩年，始皇又「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 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 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 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當年商鞅營建咸陽、築冀闕，已是秦國前所未有的都城建設。如今， 始皇可說是把整個渭河流域的中游地區，作為秦國的鉅大宮城。「表 南山之巔以為闕」，將宮城南闕象徵性地設立在渭河平原南端的南山 峰巔。更進一步地「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直把秦帝國 的城門延伸到了極東海畔。4(《史記．秦始皇本紀》) 錢穆(1895-1990)曾經對封建時代的城邦作了很有意思的比喻：華夏 4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206-208。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01 諸邦築城以衛君保民，城裡的華夏與城外的夷狄依城圈而劃分。後來 夷狄被華夏驅逐到中原以外，城圈愈來愈大，燕、趙、魏、秦皆於北 方邊境築起了長龍式的城牆，繼續作為夷夏的界限。到了秦帝國的建 立，秦始皇更在農業民族與非農業民族間，構築了一道號稱萬里的長 城，城裡是華夏，城外是夷狄。5 城除了分界夷夏之外，還是政治版圖的邊界。古典中國的城邦時 代，一座城就是一個國，「國」的字形也就是一道城牆圈起一片土地、 一些人群。秦始皇立石東海以為秦東門，直是把整個帝國作為一個城 邦，「城圈」就在帝國四境，北邊具體地是長城，東邊是海，上朐界 中的巨石，就是帝國東方的城門。而城邦之內有宮城，整個渭河流域 就是宮城，宮城南闕則為南山之巔的華表。我們可以說，秦始皇將他 一手建立的新帝國「城邦化」的同時，也進行著將整個帝國打造為單 一「族群 / 文明/國家」的重大工程。 睡虎地秦簡的〈法律答問〉中有一條則是對淫祀的禁制： 「擅興奇祠，貲二甲。」何如為「奇」？王室所當祠固有矣， 擅有鬼位也，為「奇」，它不為。(《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這是在律令條文中明確地定義何謂「奇祠」，「奇祠」即後世所謂「淫 祀」，淫者過也，凡超出官方所允許的祭祀範圍者，即為「奇祠」。 換言之，神的世界同樣也得在世俗統治者制定的秩序中受約制。 琅琊刻石又曰：「器械一量，同書文字。」1964 年阿房宮遺址出 土的秦始皇三年(西元前 244)「高奴禾石銅權」是用在秤桿上的銅權， 權上刻有秦始皇與秦二世的詔書，說明了從始皇到二世，大力向全國 推行統一的度量衡。其中始皇帝二十六年的詔書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如下： 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 5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55-60。 202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6 度量衡的統一，如同鄉俗的統一、祭祀的統一一般，皆伴隨政治 的統一而至。我們看到封建體制的土崩瓦解，帶來了游動多元的時代 特質，但是帝國體制的建立，卻說明著一統時代的到來。政治、文化、 風俗、宗教如此，在思想的領域中亦復如是。 秦王政二十年(西元前 227)四月孟夏，直屬咸陽而設治於漢水下游 的南郡，郡守騰發布了一道文告，傳送到郡屬各縣、道，文告上寫著： 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 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惡俗。…… 凡法律令者，以教導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為 善也。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是 即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僻淫泆之民，甚害於邦，不便於民。 故騰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為閒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 吏民皆明知之，毋岠於罪。……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 者，致以律，論及令、丞。……」(《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 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文告，學者命名為〈語書〉。南郡原為楚地，前 278 年，秦將白起攻楚，拔郢，在新佔領的楚國北部設置南郡，歸入 秦的政治版圖。至南郡守騰發布〈語書〉，秦國在此已統治了半世紀 之久。但是，五十二年的統治，也許在政治上能夠有效支配了，在人 情風俗上，南郡鄉人卻仍固守舊習，不願輕易放棄。〈語書〉從統治 者的角度出發，以為當地鄉俗是「不便於民，害於邦」。究竟如何「不 便於民」，我們難以索解，但是「害於邦」恐怕是真正的重點所在。 這件文告揭示了新興帝國的性格，在政治統一之餘，各地多元的風俗 文化，也是統治者整之齊之的對象。琅琊刻石中說的「匡飭異俗」當 6 參見：林劍鳴，《秦史稿》，下冊(臺北：谷風出版社影印，1986)，頁 466。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03 即此義。 無論是傳統文獻還是新出土的金石簡牘，都告訴我們，當嶄新的 帝制中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秦始皇忙著做的是，接續著政治版圖的 統一，跟著統一切的領域。度量衡的統一、鄉俗的統一、祭祀的統一、 思想的統一，皆伴隨政治的統一而至。我們看到封建體制的土崩瓦 解，帶來了游動多元的時代特質，但是帝國體制的建立，卻說明著一 統時代的到來。 秦簡〈語書〉說明了一種意圖與另一種現實。帝國統治者的意圖 是：泯除帝國內部各區域間的差異，建構一元化的帝國版圖。另一種 現實是：區域間的差異是行之久遠的傳統所形構而成，往往會頑強地 對抗「一致化」的要求。 但是，歷史的發展，既然鋪成了通往帝國的道路，自然具備了不 少有利於打造一元化世界的條件。封建末世以來的歷史潮流，是由 「分」到「合」。秦始皇朝中廷議「封建」與「郡縣」兩種體制，李 斯所議暗合嬴政心意，於是，封建天下走入歷史，中央集權的郡縣帝 國，成了往後兩千年傳統中國的基本政治架構。儘管在漢初一度行「郡 國並行制」，但是，正如清代史家趙翼(1727-1814)所論：「人情猶狃於 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廿二史劄記．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很快地， 「郡國並行制」只是曇花一現罷了。 秦始皇將帝國「想像」為一個「城邦」，秦漢以後的中央集權郡 縣帝國，則更進一步地將春秋時代的「諸夏」意識轉化為新的「華夏」 意識。 三、帝國政治秩序的內部流動 秦漢帝國終結了戰國時代諸國林立，開啟了單一大帝國的新格 204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局。但是，帝國內部各縣風土民情各有特色，有的差異甚大，《史記． 貨殖列傳》如此描寫各地風俗的不同，如：關中之「民猶有先王之遺 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然而「長安諸陵，四方輻湊 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三河居天下之中， 「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種代之 地，「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 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　作巧姦冶，多美物， 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北燕 「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 魚鹽棗栗之饒」。「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 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 地重，難動搖，怯於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鄒 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 ，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 甚於周人」。梁宋之間，「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西楚之地，「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南楚「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 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 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到了班固(32-92)書寫《漢書．地理志》，各地風俗仍舊存在著差 異多樣、雜然並存的現象。於是我們不免要問，秦漢這樣的中央集權 統一帝國，究竟在什麼意義下完成了新「華夏」世界的打造？7 7帝國境內各個區域間的多元歧異，參見：嚴耕望，〈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05 《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在「一致化」的精神指導下，「整 齊鄉俗」的努力，其實是遭到既有傳統與鄉俗的強韌抵抗的。一直到 西漢中晚期昭帝、宣帝時，一波又一波在武帝時建立的儒生兼而為官 吏的隊伍，走到帝國的各個「角落」進行帝國正統文化對區域特殊文 化的改造與馴化。這樣的工作綿延時日，乃形成了帝國內部的二元結 構：一是覆蓋在整個帝國上空的「大傳統」，作為帝國文化的「共相」； 一是散佈在帝國各個「角落」的「小傳統」，作為帝國內區域性的「殊 相」。 余英時曾指出：儒家所代表的大傳統與地方風俗的小傳統之間， 如何通過循吏在地方的教化，將大傳統傳播到帝國的各個角落，以建 立儒家理想的文化秩序。兼為儒者的循吏，在地方推行儒家教化的同 時，也進行著「華夏化」的時代使命。8但是我們不宜高估「移風易 俗」所能達到的成效，最多只能說，帝國建構的文化秩序，構成了文 化結構中最高一層的「紀綱」，而次一級的文化體系，則仍維持著區 域的原來內含，形成一種大傳統與小傳統雜揉的新華夏世界。 《漢書．循吏傳》中如此描寫蜀地華夏化(儒家化)的過程：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 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 生計〉，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頁 95-112。 8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 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67-258。秦漢帝國之初，政治 秩序與文化秩序之間的複雜糾結，請參看：王健文，〈學術與政治之間： 試論秦皇漢武思想政策的歷史意義〉，《清華學報》，新 30：3(新竹，2000.9)， 頁 253-296。 206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 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這段故事有趣的地方在於，文翁本身為「舒人」，其先祖先秦時在蠻 夷之列；而今卻擔負著袪除蜀地蠻夷之風，「誘進」為華夏的任務。 而他的做法是選取諸生，受業京師，返鄉任職，藉著這些文化改造過 的地方精英，回到家鄉來「移風易俗」。 文翁在蜀郡推動「華夏化」的成效如何？有待詳加檢驗。但是派 遣遠赴京師受業博士(習儒術，文化秩序的建構)、或學律令(國家法制，政治秩 序的建構)，繼而返鄉服務，這樣的「留學」政策，卻是極富興味的歷 史現象。 戰國時代士人游走各國，進用為客卿，反映的是當時政權分立， 游士成為「自由流動資源」的現象，秦漢帝國一統天下，統治權力及 於帝國四境。士人出仕在帝國不同郡縣與朝廷出入，遂成了在帝國政 治秩序的內部流動。文翁的「留學」政策只是這樣的內部流動中的一 種表現。 以下略舉若干實例，作為觀察此一內部流動現象的基礎： 1. 終軍，濟南人，選為博士弟子，入長安，拜為謁者給事中。 又擢為諫大夫。(《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2. 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數百人，武帝善助對， 獨擢為中大夫，侍天子左右，後外放為會稽太守。(《漢書．嚴朱吾丘主 父徐嚴終王賈傳》) 3.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 高第，遷上蔡長，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為南陽太 守，再遷為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徵為少府。(《漢書．循吏傳》) 4. 朱邑，廬江舒人，少為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舉賢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07 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漢書．循吏傳》) 5. 黃霸，淮陽陽夏人，少為陽夏游徼，以豪傑役使徙雲陵， 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復入穀沈黎郡，補 左馮翌二百石卒史，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宣帝時 召為廷尉正，舉賢良擢為揚州刺史，又以良高第為穎川太守。治為天 下，徵守京兆尹。後百秩歸為穎川太守官，其郡大治，徵為太子太傅， 遷御史大夫，再遷為丞相。(《漢書．循吏傳》) 6. 龔遂，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昌 邑王賀。後昌邑王賀嗣昭帝為君，旋被廢，遂以數諫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時舉以為渤海太守，其郡大治，後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 衡都尉。(《漢書．循吏傳》) 7. 朱買臣，吳人。隨上計吏為卒，待詔公車，嚴助薦舉，武 帝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悅之，拜為中大夫，立功， 亦外放為會稽太守，又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書．嚴朱 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8. 王褒，蜀人。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宣帝乃徵褒，待詔禁 中，後擢為諫大夫。(《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9. 陳萬年，沛郡相人。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 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最後擔任御史大夫之要職。(《漢書．公孫 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10. 梅福，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數 次上書言變事，元帝、成帝時，頗受重視。(《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11. 雋不疑，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暴勝之表薦不 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後擢為京兆尹。(《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12. 魏相，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 賢良策高第，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楊州刺史，徵為諫大夫，復為 208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河南太守。又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終代為丞相。(《漢書．魏相丙 吉傳》) 13. 趙廣漢，涿郡人。少為郡吏，州從事，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為陽翟令，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遷穎川太守，復用守京兆尹。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14. 尹翁歸，河東平陽人，徙杜陵。初為獄小吏，又為市吏。 河東太守田延年擢為汾南督郵，舉廉為喉氏尉，遷補都內令，舉廉為 弘農都尉。徵敗東海太守，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15. 韓延壽，燕人，徙杜陵。少為郡文學，擢為諫大夫，遷淮 陽太守，徙穎川太守，又徙東郡太守。入守左馮翊。(《漢書．趙尹韓張 兩王傳》) 一般討論漢代吏治，論者多指出在中央(朝廷)與地方(郡縣)之間向上 流動之管道暢通無阻。嚴耕望(1916-1996)綜論漢代吏治云： 漢代任職多起於地方屬吏，賢俊之士多獲鄉譽，由守相刺史貢 於中央，曰孝廉，曰茂才，處散則補三署諸郎，任職則除尚書 侍郎、諸卿令佐。既習律令威儀中都故事，則出補令長，敷政 百里。三年考績，或直遷刺史、守、相。或再入京師，處閒散 則為大夫、議郎，諷議左右；秉機樞，則任尚書、諸校、中郎 將等職。然後出補守相，宰制千里。守相高第，擢任九卿，亦 有超至三公者。……官吏任職出入內外，外試庶政，熟察民隱， 內觀國光，諳習制程，破地方之隔膜，寄蘄向於中央，使中央 與地方凝為一體。兩漢始由列國割據，匯為一統，控制為難； 而卒能享國四百，政自內腐而外無瓦解之禍者，此其效乎？9 9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頁 333。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09 前述文官升遷流程約可表述如下： 縣 郡 / 國 朝廷 孝廉 / 茂才 (「守 / 相」貢 於中央) →散：補三署諸郎 →任職：尚書侍郎、 諸卿令佐 →出補令 / 長，敷政百里 →遷「郡 / 國」 「守 /相」 令 / 長 →散：大夫、議郎 →秉機樞：尚書、諸 校、中郎將 →出補「守 / 相」，宰制 千里 「郡 / 國」 「守 / 相」 (高第)→九卿 → →三公 制度史家關心的是，新興統一郡縣帝國如何在官制上建立「官吏 任職出入內外，外試庶政，熟察民隱，內觀國光，諳習制程」，「使 中央與地方凝為一體」，因此，其遷昇制度則有其足稱道者。本文注 意的焦點卻是，這套官治及其運作，如何使得「兩漢始由列國割據， 匯為一統」從而建構了一個即使「政自內腐」也「外無瓦解之禍」的 帝國認同。 來自帝國不同角落的「朝聖者」，經過不同的程序，有的舉賢良、 茂材、有的入穀入錢補官，有的從基層小吏因為績優而獲拔擢，大家 向著同樣的「聖地」──長安──前進。由縣到郡，再到朝廷，雖不 結伴，確是「同行」。另一個旅行進行的方向，則是在長安接受教育 者、原在禁中事天子左右者、原在朝中為官者，回到本鄉或外放郡縣 為官，將「聖地」的訊息帶到帝國的各個角落。這樣的流動，正是帝 制中國以後新「華夏」世界形成的主要程序。藉著一套主要成型於武 帝之後的文官體制，形成安德生(Bennedict Anderson)所謂的「被束縛的朝 210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聖之旅」，10一個「想像」的「華夏」族群共同體乃有了別於先秦「諸 夏」世界的新面貌。 四、服制與天下秩序 先秦文獻中「諸夏」、「諸華」、「華」、「夏」、「中國」往 往異名而同指，而「諸夏」是最普遍的說法。但是到了秦漢帝國之後， 「中國」取代「諸夏」成為最常使用的措辭。這樣的改變是有其歷史 意義的。 族群認同自然有其內蘊自我界定的元素，也因排除外在「他者」 後所形成的邊界而更清晰。往往在「他者」帶來了資源競奪威脅時， 族群邊界才益為鮮明，並對內產生向心凝聚效應。但是若「他者」提 供了足堪追求的資源目標時，也可能對外產生離心的拉扯效應。 如同許倬雲在《西周史》中，追述西周開國東進運動中，「西土」 10班納迪克．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9)，頁 62-68、125-137。安德生在論述南美洲和東南亞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時， 特別指出：這些新興的民族國家，在被殖民時期大抵各是一個行政單位。 由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轉為一個民族國家，主要是在行政單位中，構成了被 束縛的教育或行政的朝聖之旅。通過以印尼為例，「從廣大殖民地的四面 八方(但卻無一人來自殖民地以外的地區)，年少的朝聖者們向內、向上跋 涉前進，在小學邂逅來自不同的，甚至可能還曾經是敵對的村莊的朝聖同 伴；在中學邂逅來自不同語族的同伴；然後在首府的第三級教育機構裡邂 逅了來自殖民地全境各地的旅伴。而且他們知道無論他們來自何處，他們 還是讀一樣的書，算一樣的算數。縱使他們絕對走不了那麼遠——而多數 人也確實沒有走得那麼遠——他們也知道羅馬就是巴達維亞，而且他們之 所以會從事這些旅行，乃是因為他們『感覺到』那是他們的首府，而這事 實上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一起』在『這裡』。」(頁 131)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11 意識逐漸轉換為「華夏」意識。溯其源，以農業城邦、禮樂衣冠、封 建禮制為基礎的「華夏」意識，至少在西周早中期已成立。11但是後 世所熟知的「諸夏」意識，恐怕是到南蠻、北狄交相侵迫，陳、蔡懼 楚，衛、邢為狄人破滅而遷國，而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時， 才真正確立了。諸侯高倡「尊王」之必要，正說明了王綱解紐的現實。 齊桓公的霸業，「尊王」只是門面，「攘夷」才是實質。在夷狄的威 脅具體化且迫在眉睫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諸』夏」才真 正成型了。12 到了秦漢帝國一統，「六王畢、四海一」的新局面出現時，「『諸』 夏」從「複數」變成「單數」，與「夷狄」對稱，仍稱「夏」或「華 夏」，當然，有時還保留「諸夏」的傳統措辭。與「四夷」對稱，或 座落在「天下」概念中時，則稱「中國」。 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閩越舉兵圍東甌，甌告急於漢，丞相 田蚡(？-西元前 131)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 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嚴助(？-西元前 122)則詰蚡曰：「特患力 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年 11最早整體論述華夏世界形成的，是許倬雲的《西周史》(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84)，其中心議題即設定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 形成過程。」(頁 )Ⅱ 並指出周人東進運動之後，「與東土的部族揉合成為 一個文化體系與政治秩序下的國族。殷商自稱大邑，卻無『華夏』的觀念。 這些周王國內的各封國，自號華夏，成為當時的主幹民族。」(頁 119-120) 許倬雲且在書末的結論中強調：華夏文化體系的普遍性與開放的「天下」 觀念，讓華夏文化不致有強烈的排他性。因而可以海納百川，「中國人從 此不再是若干文化體系的場合，」而是「一個文化秩序的延續。」這正是 「周人『華夏』世界的本質。」(頁 310-311) 12參看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37-46。 212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輕的武帝支持嚴助的觀點，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三年，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 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 書諫曰： 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 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 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 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賓 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 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鬥， 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 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 正在淮南王安諫請不宜出兵的同時，漢兵已出，未踰嶺，適巧閩越王 弟餘善弒王以降，漢兵罷。無從印證淮南王的憂心是否成立。武帝乃 遣嚴助諭知淮南王，曰：「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 所出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歷史的偶然，讓淮南王安的智者之語成了虛言，而武帝的好大喜 功得到鼓舞。「中國」對待「蠻夷戎狄」的態度，一直是漢代邊政上 的最重要議題，議論者總是存在著對立的兩種立場。一是天子聲威， 遠播四海；中國(華夏)之政教，無遠弗屆。一是站在服制的「歷史 / 理 論」基礎上，將四夷界定為中國(華夏)「化外(天子政教所不及)」的「他 者」。究竟哪一種論述佔上風，成為漢帝國的基本政策？其實常隨著 各種情勢、內外環境的改變而有所遷變。兩種見解各有消長變化，大 抵而言，總體趨勢是，帝國向南方征服設郡縣，推動將南方蠻夷「華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13 夏化」的努力；向北則劃定華夏的邊界，保留「戎狄荒服」的「他者」 意象。 族群認同有時將「他者」變成了「自我」的一部份；有時則藉著 不能「歸化」的他者，來劃定自身的邊界。司馬遷筆下的〈四裔列傳〉， 傳述的便是那些不可「歸化」的「他者」，其中尤以匈奴最為「敵國」 (《史記．匈奴列傳》)。 《漢書．蕭望之傳》詳細描述了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的 盛況與當時廷議：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 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 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 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 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 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 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 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 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 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 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 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 這次廷議討論的是當時天下秩序的界定，宣帝採蕭望之(西元前 106-前 41) 議，保留政教所不及的「戎狄荒服」的空間，同時再次確定「中國」 為天下秩序的核心位階。不能「歸化」的「他者」，也許確有其無從 「歸化」的現實緣由，但同時也是「華夏」族群確立其在天下秩序中 214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優勢地位的必要對照組。13 五、新的華夏族群想像 新的歷史形勢，帶來了新的歷史想像。陸賈(西元前約 240-前約 170) 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書名冠上的「新」字，正反映了這個 現象。 司馬遷的《史記》，寫作的是黃帝以來至於漢武帝的中國歷史， 但是，從某個角度看來，他所寫的也是當時人觀念中的一部世界史， 這樣的歷史書寫，同樣是在歷史新局中才可能出現的新思維。 從黃帝、堯、舜，經夏、殷、周三代，乃至於秦、漢，是司馬遷 所建構政權繼承、轉移的時間系譜，在空間上看來，這又是以黃河流 域為中心的世界觀。這些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自以為居 於世界之中，乃自稱「中國」。 「中國」的意義又不止於是空間上的中心，同時又被認為是文化 的中心，在「中土」之外的人群，分別被稱為東方的「夷」，北方的 「狄」，西方的「戎」，南方的「蠻」，或者統稱為「四夷」，司馬遷 13參見 D. Twitchett, M. Loewe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B.C.-A.D. 22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頁 406-412。當然，追本溯源，以「服」與「爵」兩項要素說明周代的「封 建城邦」的天下秩序理論，討論得最精闢的是杜正勝的〈關於周代國家形 態的蠡測：『封建城邦說』芻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3(臺 北，1986)，頁 465-500。(改題〈周代的封建城邦〉，收入《古代社會與 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從整體天下秩序與天下觀著 眼，綜合論述先秦至漢代的夷夏觀念與服制概念的，亦請參看：邢義田， 〈天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收入《秦漢史論稿》(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3-41。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15 以有別於華夏的四裔列傳來交代他們的歷史。和中土的華夏族群相比， 他們被認為文化低落，甚至像禽獸一般，不太能當「人」來看待。14 司馬遷追述黃帝為華夏始祖，〈五帝本紀〉中說：「蚩尤作亂， 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 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 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 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黃帝征 服蚩尤，是夷夏之爭的最早形式；四境的描述，劃定了華夏的空間範 圍，這個空間範圍基本上近於西漢時華夏的疆域，絕非傳說中的黃帝 所可能統治的版圖。〈三代世表〉中又建立了五帝三王的傳承世系， 率皆上承黃帝，為軒轅氏之子孫。但是，這樣的華夏族群書寫，基本 上只在統治者間的血緣聯繫，華夏族群的血緣共同體要擴大到一般人 民，必須等到晚清以後，那時所建構的是擴大為「五族共和」的「中 華民族」。15 其實，在先秦時，後來作為中國代稱的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 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具體地說，只是生活 習慣與政治形態。華夏是以農耕生活為基礎的城邦國家，不專務農耕 的其他社會形式，則為夷狄。中國古代的農業區域，好比沙漠中的綠 14關於先秦儒家區別「人」與「禽獸」的思想史和社會史意義，請參看：王 健文，〈古代儒家關於「人」的概念：兼論儒墨之爭的一樁公案〉，收錄 於《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5)，頁 277-314。 15關於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與黃帝神話之間的關係，參見：沈松僑，〈我以 我血薦軒轅── 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8期(臺北，1997.12)，頁 1-77。 216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洲，散落在廣大的地面上。以周王為中心的封建城邦，內有城郭，外 環封疆，各自構成了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家，封疆之外， 則往往是以漁獵或遊牧維生的非農耕社會。農耕與非農耕社會在黃河 流域乃至江漢流域錯雜相間，華夏與四夷也因此並無明確的區域分 隔。 隨著封建城邦的封疆日漸擴大，農業生產與城郭生活的文化形 式，也進一步逼迫原來散居平原草澤地帶的非農業族群退入了山岳 區，漸漸地，黃河流域，乃至以楚、越為主的江漢流域，形成了更純 粹的農業城郭的華夏世界，秦的統一只是讓這個文化圈與政治圈合而 為一罷了。 延續到後代，所謂「華夏世界」，其實也恰好和農業區域一致。 秦代雖然在遙遠的南方，甚至今天的越南設郡統治。但是直到漢代， 嚴格的華夏界限，仍在長城以南的黃河流域，包括最早形成華夏世界 的中原，和春秋時納入華夏的渭河流域；以及春秋中晚期才進入華夏 的楚越所居的江淮及漢水流域。至於湘贛之南的閩粵之境與雲貴高 原，在秦漢時代仍然不是真正的華夏。16 16關於華夏世界的形成，最重要且是開創性的研究是王明珂的《華夏邊緣：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王明珂在這本 90 年代臺灣史學中的重量級著作中，一反傳統直接陳述「華夏」內涵的 舊途，改弦易轍由邊緣探問族群認同的疆界。王明珂如是說：「當我們在 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因 此，作者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 (頁 11)王明珂以為，「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 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徵被強調出來。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 象的最佳位置。」(頁 77)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上，王明珂選擇了「時間上的 邊緣」、「地理上的邊緣」、「認同上的邊緣」的周族、吳國、西南的羌 族、現代的臺灣等，作為該書的觀察對象，從「資源競爭」、「歷史記憶」 與「族群認同」這三個主要的研究視角切入，對中國歷史上的「華夏」主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17 由於新的帝國秩序，打破了先秦諸國之間的界線，人才的流動固 然在戰國時就無國界之別，商賈、游士、客卿，游走各國之間，華夏 世界在某個意義上，早已成為一體。然而，秦漢帝國相繼百年對「一 致化」的追求和努力，新的帝國，造就的是內涵有別於先秦的「新」 「華夏世界」。 許倬雲曾提出「單純社群」與「複雜社會」的說法。許倬雲以春 秋至秦政統一之間為古典中國，春秋時期近乎「單純社群」但不十分 純粹；到了戰國時代，則由單元性的春秋轉變而為多元性的戰國。整 個漢初社會仍然存在著高度的多元性，然而在漢初一個世紀之內，這 個「複雜社會」被改頭換面成為巨大的「單純社群」。17 眾多並立的單純社群和複雜社會，都不易形成強烈向心的族群認 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夏」意識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因此它與 後來建立在巨大單純社群上的「中國」意識，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另一方面，張光直(1931-2001)指出：「國家是從不單獨產生的；它 們是成對出現的或是在一個多成員的網架中出現。」18張光直並以李 宗侗(1895-1975)所繪的「春秋列國總圖」為基礎，分別繪製在不同年代 間，春秋主要列國城邑的姓屬關係及政治隸屬形勢圖。發現雖然列國 理論上是「平等的保持著它們在周王國這個客觀環境之內的虛構的地 位。」但是，三百年間，這些春秋列國及大小城邑之間的政治從屬關 係已發生了無數的變化。因此張光直指出：「所謂『三代』在某一意 義上正是指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些城邑和列國作了不同的分級安排的 三個時期。」「城邑之間與城邑的網狀結構之間在間上的關係始終未 題，展開綿密又深刻的論述。 17許倬雲，〈試擬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論點〉，收入《求古編》(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3。 18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29、62。 218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變……但是它們之間的分級分層關係則經歷了劇烈的變化。而這些變 化才真正影響到權力與經濟資源的流動。」19張光直的三代城邑分級 系統變化理論，到了帝制中國成立後，新的城邑分級系統出現了，但 卻不再如先秦時是眾多系統並立(儘管系統大小可能有別)的局面，而是「單 一」而嶄新的「巨大城邑系統」。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 會結構之形成》這部討論帝制中國形成期政治社會課題最重要的著作 中談到：「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 義的『國』被縣取代，而封建時代具有獨立意味的『邑』，也紛紛改 作『里』，全國散置的聚落於是產生普遍的階層隸屬關係。」20當封 建時代的「國」、「邑」成了帝國時代的「縣」、「里」，這樣的城 邑分級系統，產生了關鍵性的質變，展現出有別於三代的意義，也為 促成一個新的「中國(華夏)」意識，提供了重要條件。 六、小結 「夷夏之辨」是中國歷史上的陳年課題，古今論者不知凡幾。此 一課題又貫串傳統中國歷史，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貌呈現。如先秦 時的「諸夏」與「夷狄」；漢代的「中國」與「四夷」(特別是前漢時的 「匈奴」和後漢時的「羌」)；六朝時的「胡」與「漢」，宋代分別面對的 「契丹」、「西夏」、「女真」與「蒙古」；清代中葉以降的「西方」。 而各時代的「夷 / 夏」關係，也各有不同的內涵。「夷」其實是族群 各異、屢有遷變的「通稱」，是相應於基本上不變的「夏」而成立的。 或者說，「夷」其實是存在於「華夏」眼中的「一種概念」。 19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 128-137。 20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0)，頁 119。 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 219 因此，「夷夏之辨」的課題，首先是從「夷 / 夏」之「辨(分別)」 開始。而這樣的分別，自始就來自「華夏之眼」，在我們所熟知的「中 國」歷史敘事中，「夷」只是作為一種「被觀看」的「他者」而存在。 春秋到漢代，今天我們得見的歷史資料，絕大多數是「華夏」所留下 的，因此，要重建從「夷」的角度的新「夷 / 夏」關係，在資料上有 無法克服的難題。但是，至少歷史學者可以嘗試「出乎其(華夏)外」， 跳開特定的「華夏」觀點，開啟新的歷史視野。 「帝制中國」的出現，結束了舊的「封建城邦」秩序，開啟了新 的「帝國秩序」。在兩個時空象限中，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 化秩序，用相異的方式建構了「族群」與「文明」的形式，也帶來對 「族群」與「文明」的不同界定。因此，呼應著前後各異的時代特色， 探問「華夏」意識在當中的形成與變化，乃成為饒富興味的歷史議題。 (本文於 2005年 11月 11日通過刊登) 220 王健文 新史學十六卷四期 Imagining the Nation-State in a New World: “Hua-Hsia” Consciousnes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Chien-wen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ua-Hsia” consciousness was transformed to become the new basis for the state after the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