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锦表——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作者：白锦彪 摘 要：近代知识分子是当代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面对历史性的民族危机，他们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出：(同一个“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心愿；(共一条学习西方的道路；(开放与守旧并蓄的“中体西用”原则；(幻想化的教育救亡途径；(痛苦的“鱼”与“熊掌”的选择。显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强国之举，及其在客观上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有限却富历史意义的作用。 关键词：救亡图存 师夷长技 中体西用 教育救国 嬗变 近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所有开化的或半开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上都曾追求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由于历史的条件和机遇不同，有的近代化成功了，有的近代化失败了。中国从鸦片战争时起，先进的国人前仆后继向西方寻找真理，力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事实上就是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为契机的这一进程，极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不仅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且教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学风和文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性变革运动。鸦片战争期间的龚自珍、魏源，太平天国时期的洪仁玕，洋务运动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及张之洞，维新时期的容闳、王韬、郑观应、冯桂芬、陈炽等，便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一、 “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近代知识分子直接的主观心愿。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的动荡局面，不仅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大大动摇了长达千年的封建统治地位。为了“救亡图存”，从龚自珍、魏源开始，一致主张通过社会改革以富国强兵。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只是朦胧地觉得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危机，需要改而修之。因此，在社会上也仅止于努力倡导“经世致用”。循着龚、魏改革内政的思路，冯桂芬则第一次具体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全面改革的必要，指出封建主义的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而要“人无弃材”，须废“八股时文”；要“地无遗利”，须大兴水利、广植桑茶等等。这些具体的主张使那种朦胧的社会改革要求具有了切实、具体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在政治方面，也大胆提出要仿效西方“设议院”。如郑观应：“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 陈炽甚至曾设想合君民于一体，通上下于一心，以为如此就会民气日舒，君威日振，国家便可日趋自强。 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士开始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从而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并希冀藉此来维持、加强摇摇欲坠的腐朽的封建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便是典型代表。李鸿章明确指出：“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3]“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即使“圣人”处于“今日”，也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从这一点看，充分表明了他能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的一种可贵思想。较之统治集团中其他一些死守祖宗陈法坐以待毙的顽固分子，不知强似几倍。其实，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李鸿章一样，真可谓是兢兢业业、诚意为公。进行社会改革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心里也是有所准备的。所以他谆谆告诫李鸿章：“机器局务，鄙人素未谙究，然不敢不为主持，俾局员得以尽其所长。尊处如闻沪宁两局有制肘之处，尚乞随时见示。”[4]李鸿章的态度呢？”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5] 足见两面人互相勉励以兴国自强的拳拳之心。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领导人物洪仁玕也注意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当朝的腐朽没落，因而也竭力主张除弊端、改内政。在其所作的《资政新编》中，包含了“设法”和“用人”两个部分。在“用人”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在“设法”方面，提出“一以风风之；一以法法之；一以刑刑之。”[6] 的三个主张，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即是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是站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上提出以上观点的，却与龚、魏、曾、李到郑诸人“殊途同归”。 在“自强”的途径上，多认为应“先富后强”，提倡发展工商业。龚倡言：“天有私也，地有私也”，“三代之上，……无耻言富之事”；魏源也提出应学习采用外国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来制造货物。这在尚视“君子言义不言利”、“安贫乐道”等为传统美德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先见之明。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军事工业首先得到开办和经营。然而，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原料、经费等日趋严重。李鸿章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军事工业的开展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加强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和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必先富而后能强”的思想。郑观应本以商人起家，因而对“以商立国”更有深切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他在《盛世危言-商务》中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商务，……。”[7] 王韬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措施：“欲富强必兴利，利之最先者曰开矿，……其次曰织纫之利，……造轮船之利，……筑轮车铁路之利。”[8] 并十分自信地：“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9] 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强国之途。 二、 学习西方：“图强”的唯一选择与客观上近代化的开始一向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帝国居然无力抵抗“鲜知礼义廉耻”的“撮尔小国”的几声炮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外强的入侵迫使国民不得不“开眼看世界”，从而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但当他们终于发现“天朝”之外尚有更为富强的“泰西”时，已无力抵御其痛苦的挨打。然而，令那些士大夫更为痛苦不堪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不得不向“蛮夷”求教！这种既受其痛还请示教的极端矛盾的行为，始终让士大夫们无法释然，从而在“自强”的道路上徒增无数的心理障碍。 然而，“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冷眼看世界”者有之。魏源就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把善不善于“师夷”当作能否制驭敌人的尺度：“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10] 表现出向西方学习的清醒意识。冯桂芬甚至豪迈地提出：“学习西方，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11] 把学习西方当作重要的自强之道。事实上，确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声音。郑观应则相对比较客观，他一方面强调学习西方，视西学为医治“危疾”的良方；但另一方面又竭力反对“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唯西学是尚的现象，主张根据自身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学习西方，表现出可贵的理性思考。总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郑观应直至李鸿章的“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可谓是一脉相承，显明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夷”的清醒认识。 在农民战争事业中同样也存在着这一个问题。出于振兴太平天国事业，洪仁玕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发展近代工业生产的一系列设想，诸如“兴宝藏”，“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等。 在提出“师夷”思想的同时，必然涉及到具体西化的途径问题。从内容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中心是学习外国的军工制造及其科学技术；②从70年代初到中法战争，其内容已从狭隘的军工制造扩展到工、矿、交通等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并开始接触西方的政治制度—议院的问题；③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发展民族经济仍然是该期的重要议题，并突破传统的“义利”观而接受了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同时，西方议会制度问题正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可见，从军事技术、生产工具到科学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等，只要有利于我既制夷又治国之目的，“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皆可师法之。 在方法上，主要采以下几种途径：①学习外国语言。鉴于同文馆“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的成功经验，冯桂芬主张“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三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12] 接着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方言馆。郑观应则主张各直省设西学书院，其功课含各国语言文字。之后，在张之洞奏请设立的自强学堂中，亦在“学习泰西语言文字”。②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外国书籍。通过各方言馆的学习，进而能直接被阅西方书籍者，毕竟在少数，绝大部分人仍然无法运用西文去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知识。因此，译夷书成了必要。最早主张翻译外国书籍的是魏源，早在道光二十二年他就有“立译馆翻夷书”的建议；其次是冯桂芬，“今欲採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择其有理者译之。”[13] 郑观应也主张“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作中学”。③设立学校。时处民族危亡之机，当务之急是能有尽快至富至强之法。而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所以他们中多有立学校以育专才之主张者。如李鸿章“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蒞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 [14] 郑观应主张：“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言语、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15] 而陈炽则提出：“仿书院之意，广设学校。”[16] 以育新人。1860年11月，容闳在向太平天国条陈七事中，特别提出制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以培养机械工程人才。所有这些，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急欲强国的迫切心情。④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国内学习西学总具有间接性，且多受传统势力的束薄。要想真正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知识，非身临其境、亲受其教不可。因而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李鸿章与曾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每年30人，四年合送120人。在留学活动中容闳是最为活跃的一员，直可谓是献毕生精力于斯。其他诸公也多有持赞成态度者。 三、“中体西用”：西化的根本原则由于倡导西化的多是由旧式士子转化而来，他们毫无例外地接受了系统的封建教育，传统观念已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当外强的炮声打破“天朝”的固有宁静时，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泰西”的船坚炮利和清王朝的腐朽，所以力主学习西方以图自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洋人鲜知礼义，而祖宗的“义理之学”却是永不可丢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局限性。这种思想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就强烈地体现为“中体西用”的西化原则，张之洞的《劝学篇》即是其论最为典型的表述。 张之洞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7] 这就是说，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志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洲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18]然后学西学才有益无害。因此，他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曾国藩在讲到为学要有所选择时说：“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20] 其为学重心之所在可见一斑。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道德原理与伦理教训为本，以西方富强之法为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1] 天真地以为取西人“富强术”之长，补己之短，再结合以祖传的“伦常名教”，就会既能创造出类似泰西“船坚炮利”的强大的物质条件以御外侮，又能不破坏传统的“君臣、父子”的封建统治秩序。其他如郑观应：“吾徒求学，……必须取法圣贤……岂能离却廉耻忠信。”[22] 所以“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23]陈炽在主张广设书院学堂时也指出：“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并请洋师，兼攻西学，体用兼备。”[24] 可谓众口一词。然而，“中体西用”的主张，其根本动机是欲以国学去端正士人的思想方向，养成忠君爱国的情操；然后以西学去培养经世致用、能致国富强的专业人才，目的在于保国、保种，维护中国旧有的传统与秩序。这与其所处之阶级立场对他们的要求是相吻合的。事实上，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学习西方”，从根本上看，倡导者并没有破毁封建主义这个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并没有想真正西化。 四、教育：幻化的救亡途径，实质的近代化进程 从龚自珍、魏源到冯桂芬、陈炽，他们无一不注重人才在富国强兵中的作用，因而也就特别重视教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他们走的主要就是教育救国之路。 (一) 讲求实学，养成实用人才。陈炽在比较了古今中外的显著差别后就明确提出其原因就在于“学”。“今之幅员广于古，今之生齿繁于古，而其民则古智而今愚，其世则古治而今乱者，岂果今不若古哉？学不学之分耳……即以工商工事论之，工则彼（指泰西—笔者注）巧而我拙，商则彼富而我贫。相校相形，而优拙立见，岂果中不若西哉？亦学不学之分耳。”[25] 在一个方面说明了教育在“治国兴邦”中的重要意义。龚自珍针对当时士人一味埋首于考据、性理、词章等学，而对社会又一无益处的弊端，坚决主张教育改革，废“八股文”为“讽书”、“对策”。认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学应该研究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讲求当代的实际问题。要敢干打破传统的框框，培养出能“上指天下画地”、“论议军国”、“臧否政事”、有治国整军本领的人。其在《病梅馆记》中，对扼杀人的个性的封建教育作了辛辣的讽刺。并发誓治疗：“纵之，顺之，毁其盆……解其棕缚”[26]让梅花自由生长，培养富有个性的人才。魏源认为“知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27]因此，须培养有用之才，必要改革旧的取士制度，增加实用性强的项目，如武试增加水师一科等。改良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持赞同态度。总之，要求改变过去那种虚无浮夸的文风，讲求实学。 （二）广设新式学堂，传播西学。容闳曾于1860年11月到天京晤见干王洪仁玕。在其向干王提出的七项建议中就有“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颁布各级学校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内容。一开始就把教育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郑观应也有“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为之教习。”陈炽有“仿书院之意广设学校……始于城邑，而后分及于四乡”之主张。王韬则力主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肄，少而习之，壮而用之，自不患其无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28] 都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各自具体的意见。即使是身处统治阶层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明显地感觉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所能带来的“自强”、“自立”的巨大作用，因而也竭力主张设立近代学堂以学习西学。他们都寄希望于教育，试图藉此来唤醒国民，并增强国民自主、自立的能力，从而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尽管“教育救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但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努力，在客观上却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并开一代风气，使中国不再闭关锁国，一味只做悠悠的“天朝”梦。国民的觉醒，是民族强盛的希望。在这一点上看，“教育救国”的意义是深远的。 （三）出洋留学。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是近代教育家“教育救国”活动中又一项重要的内容。经过一定的实践活动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则非深入其国度，学习、生活于其中不可。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对此更有深切的体会。“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29] 面对当时清季的腐败，他“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30] 回国后，怀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1] 的理想，立即向清政府条陈四则：“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并条陈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三、政府宜设法开採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32] 并对转呈人丁日昌说明：“此条陈之第一、三、四，特设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33] 可见其对教育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的重视。事实上，容闳的一生也基本上是围绕兴办教育这一活动而度过的，“以教育界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34] 近代的留学活动当首创于斯。其他如曾、李、张、郑等人，在容闳的倡导下，也纷纷主张留学教育以储人才。曾国藩、李鸿章曾联合奏请遴派幼童出洋肄业，并提出具体措施。后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许多学生尚未完成学业被迫撤回国内。然而“试以所习各艺，均能融会贯通，各有心得”[35]。由此，李鸿章由衷地向清统治者表明：“臣查选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36] 张之洞也主张：“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考虑到清廷财力的不足，张之洞一方面主张“游历宜多派正途京外官，”另一方面，则力主允许自费留学，并要求学成回国后能与“公派”同等对待：“如明旨许以出路，在外书院得有优等凭据者，可照等作为秀才、举人、进士，自备资斧者必多。”[37] 其为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真可谓用心良苦。但这一点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利的，且必将对当代的整个社会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郑观应虽对派遣留学生也极为赞赏，但有一点他与曾、李等人有不同的见解，即认为幼童出洋留学不甚妥当，盖因其“稚齿髫年，血气未定，沾染习气，乖僻性成，甚至有从教忘亲，不愿回国者”。这都是由于他们没有中学根底的缘故，说白了还是担心被彻底的西化，其内心深处仍是抱守“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即“中体西用”之心态。 由于教育决定于政治、经济，受制于上层建筑。所以，无论何种形式，仅靠教育不可能强国，更不可能救国。但通过教育的形式去学习西方，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国人早已麻木的神经。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清醒后的国人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激励他们去不断奋发。当年的留学生中，后来有许多都成了民族兴盛中的精英。梁敦彦曾先后为天津、汉口海关道台、清末外务部尚书、民国初期交通总长；唐绍仪是1906年“税务处”的创办人及首任“会办”，后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还有著名的独立不假外援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等等。他们远赴异国学习先进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正确的方向和积极的利益，在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五、“鱼”与“熊掌”的选择：近代化的痛苦的嬗变 既然是社会变革，就不可能不与原有的统治秩序发生冲突。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其结果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害关系，其中也包括倡导改革者自身（因而也决定了他们改革的不彻底性）。同时也必遭受其强大的反击，传统势力对他们的阻挠可说是反击力量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为了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除了作一些必要的除旧布新之外，别无他路。这为开明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共识。因而，从传统观念中寻找“更法”之理论根据，以缓和与守旧派的对抗性，成为他们行动的一个共同点。 对于新生事物，人们往往习惯于用旧的方式去理解它，希望把它纳入旧的框架之中，以在心理上也就取得平衡。何况，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要受到自身和社会的诸种因素所制约。近代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虽较一般同代人先进，但他们毕竟也基本上属于封建士大夫，从小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其身上不能不因袭着封建文化的重负。要变“道”，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封建文化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而产生一种既想革新但又不愿打破陈规的矛盾心理。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又都是很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局，从龚自珍、魏源开始，在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抨击中，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自此，出现了社会变革和学习西方的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开始从非经济性开始转向经济性，从务虚转向务实，转向致力于近代国家、宪法、政府。但是，这个转化的过程显然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一个“难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他们一方面虽取得一定的职业和经济自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一利益；一方面是想追求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仍承受着东方专制主义的残酷压制而不能自拔。由于历史本身已具备了独立人格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所以在理智上他们可以接受西方，人格上也可以向西方认同，但在心理上却依然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纠缠。这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最终促成了他们独特的历史性心态。 综观上文，显见从龚、魏到郑、陈，他们始终是在两条轨迹之间游弋—守旧的传统的封建文化（代表落后）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代表先进）。应该承认，他们中大有游向后者的倾向和意愿，但客观的历史环境铸就其外圆内方之独特心态，又不时地提醒他们，使之在前进中诚惶诚恐，始终不敢放开手脚，迈出大步。于是，就历史地决定了他们变法图强的“乌托邦”化，从而注定其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富有历史性却有限的作用。参考文献：[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0页.[2]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7页.[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刘仲良中丞.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8页.[4]曾文正公全集.復李中堂书札.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5页.[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復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67页.[6]洪仁玕.资政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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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ace of the historical national crisis, they demonstrate: (the same”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 its survival,make one’s country rich and build up its military might” wish; (It amounts to a study in the road of the west; (the open with adhering to past practices and hold “in spend body the wests”principle; (The educations of illusion ization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the way ; (painful for” fish” with” bear’s paw”s choice. Appear and produc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the acts of powerful country acted a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dvance China take the limit of havings of process modern times by society objectively but rich the functions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s.Keyword: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e its survival; Study in order to increase one’s own technical ability from Westerners; Use in the west of body of China; Educate and save the nation; Transmutation.该文原载于《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