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性质与文学价值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陈桐生 内容提要《国语》主要记载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之语，它是一部未曾经过加工整理的原始 史料汇编，保留了西周春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散文风貌，堪称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周王室和 各诸侯国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国语》从横向上真实地展现了周、鲁、齐、晋、郑、楚、吴、 越各国不同的散文风貌，从纵向上展示了上自周穆王下迄鲁悼公五百一十四年的散文发展演 变轨迹。作为记言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孔门弟子散文，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 散文所达到的水平。 关健词《国语》历史散文文学价值 文学史家在撰写先秦历史散文史的时候，通常是以《左传》上承《尚书》和《春秋》，而将《国 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且普遍以为《国语》艺术成就不及《左传》①。这种定位初看起来似乎 公允，实际上它掩盖了《国语》的真实艺术价值，使《国语》失去了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应有地位。 《国语》是一座有待深人开掘的艺术宝藏，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真实的散文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后来的《左传》、《战国策》和诸子百家散文，有着《尚书》、《春秋》、《左传》所无法替代的独特艺 术价值。要讨论《国语》的艺术价值，还得先从它的性质谈起。 一《国语》的原始史料性质及其意义 从汉代至今，学界对《国语》一书性质有三种代表性看法: 一是认为它是“(春秋》外传”。《汉书·艺文志》于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国语》。《汉书·律历 志》、王充《论衡》和刘熙《释名》都说《国语》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 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 明之手。这是汉人对《国语》性质的普遍看法，对先秦历史文化专精如司马迁者也在《史记·十二诸 侯年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多次说鲁君子左丘明作《左传》和《国语》②。经过傅玄、 刘炫、陆淳、叶梦得、四库馆臣等历代学者的辩驳，特别是现代以来破除了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今 人不再相信《国语》是“《春秋》外传”。但汉人内外表里之说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影响后人，今人或将 《左传》、《国语》两书加以比较，或论《左传》而兼及《国语》，这种思维定势的根源盖出于汉人内外 表里之说。 ①推崇《左传》贬抑《国语》古已有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引李煮语，以为《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 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沫泅考信录·余录)说:“(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 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 ②论者或以为古代有“左”与“左丘”两姓，因此，《报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左丘氏，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作(左传》的鲁君子左丘明是两人。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二是将它断为“杂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了《国语》为“《春秋》外传”之说，而将其 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以及《国语》与《左 传》之间的内外传关系，为我们重新认识《国语》性质扫除了经学障碍。 三是将它划分为“国别史”。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指出，《国语》在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 不同于《尚书》等其他五家。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将《国语》断为 “国别家”。此后，《国语》为“国别史”便成为学界共识。“国别史”之说准确地指出了《国语》的编 纂体例，有助于我们认识《国语》文章的不同地域特色。 窃意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国语·楚语上》载楚大 夫申叔时论太子教育:“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由此推测，楚国宫廷用 来教育太子的《语》，是一部记载先王德治言论的典籍。不仅楚国有《语》，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也都有 自己和他国史官所作的《语》①。《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 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的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 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 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治国“道训 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我们必须说，《国语》编者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 强烈敬业精神的史官，他所选人的每一条材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垂鉴意义。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 之主，但在《国语·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 见编者提供兹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 其次，《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这一点与《春秋》、《左传》等书“作” 的性质有着根本区别。《国语》文章是不同时代的各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 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西周春秋时 期卫、蔡、陈、宋、燕、秦等重要诸侯国之《语》均未收人。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 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楚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 公②，约当公元前%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五百一十四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 大，其中《晋语》所占的篇幅最多，一共九卷，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各个时段材料分布也不均 衡，从周穆王到西周末年只有十一条材料，而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到齐桓公元年(公元 前685年)这八十六年间竟然没有一条材料。这可能是由于编者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材料本来就有多 有少。 第三，《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是一条不断流的长河，因此作为严格的史书，应 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 收有二百三十五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 上下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拆开来看，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各自独 立成篇。惟其如此，我们在研究《国语》艺术时，不应该像研究《尚书》、《春秋》、《左传》那样从整 体人手，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各条材料的个案。 ①《国语·郑语》所引《训语》，大概与申叔时所说的(语》性质相近。《论语》、《孔子家语)的命名，应该参照 了“语”之类的文体。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春秋事语》，专家或以为是《国语》另一种本子。 ②上述说法是以《晋语》所载知伯之亡作为《国语》记事下限。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引《国语·郑语》 “举姓夔越，不足命也”，以为《郑语》作者亲见楚威王伐越(公元前3四年)，(郑语)应该作于是年之后。徐元浩 《国语集解》则说:“夔越之越，即越章也，与吴、越之越拟姓者异。” 文学遗产·二00七年第四期 第四，《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这是研究《国语》性质时最不容忽视的因素。编者没有对全 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剪，采椽不 研”(《韩非子·五盘》)的感觉，所以它与《春秋》、《左传》字斟句酌刻意求工有所不同。读《国语》 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各篇文章水平参差不齐。《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 《晋语一》“献公伐骊戎”条既载骊姬生奚齐、卓子，设计使申生处曲沃、重耳处蒲城、夷吾处屈，下 文“公之优曰施”条对此事又重复记载。《越语上》记述了越大夫文种行成于吴、勾践休养生息终灭 强吴的经过，《越语下》又详载范盖为勾践谋画由事吴到灭吴的过程，使人难以分辨文种与范兹孰为 灭吴的主谋者。《周语中》有“阳人不服晋侯”条，《晋语四》又有“文公出阳人”记载，两篇内容相 同的文章分别出自周王室和晋国史官之手。《越语上》载越王勾践日:“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 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越语下》亦载此语，但说此话者是范报而不是勾 践。《越语上》代表勾践向吴求和的是文种，而《吴语》中越人的求和代表则是诸稽那，二人求和之 语也有较大出人。对这些重复记载以及一事异记的现象，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它们最初 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人《国语》之中。 综上所述，可知《国语》是一部主要记载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指出《国语》这一性质，有助于认识《国语》的艺术价值并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重新定位。《国 语》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它提供了西周春秋历史记言散文的第一手资料。此前学界都 以《尚书·周书》、《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这种处理方法殊未稳妥。《春秋》确实作于春 秋末年，但它只是提纲挚领的大事记，这是当时一种特殊的记事文体，除了精于锤炼语言之外，很难 说它有多大的艺术成就。所以不能以《春秋》这种特殊的历史文体来衡量当时的散文水平。《尚书·周 书》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尚书》有虞、夏、商、周四书，从典浩誓命文体形成的角度看，其中最值 得重视的是《商书》，《尚书》典浩文体应该形成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表明，殷商不但有成熟的文 字，而且散文也已开始发韧。甲骨文的书写工具是刻刀和龟甲兽骨，它比在简帛上书写要困难得多，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商代写在简帛上的散文水平要比甲骨文高一些。《尚书·多士》载周公说:“惟殷 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周初人们还可以读到不少商代传世典籍。一种文体在形成之后，就有它相对 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示范作用。《虞书》、《夏书》、《周书》就是后人仿照《商书》文体写成 的。(尚书》中最早的文章是《尧典》，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 前627年，前后历时一千五百多年，而《尚书》文体风貌几乎处于凝固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以“哲”为例，《尚书》中收人了《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甘誓》是 公元前21世纪夏启讨伐有息氏的誓词，《汤誓》作于公元前16世纪，《牧誓》作于公元前11世纪， 《费哲》写作时间稍后于《牧誓》，《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五篇誓词相隔一千四百多年，而文体 风貌若出一人之手，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拿《周书·秦誓》与《左传·嘻公三十三年》所载秦穆 公悔过之语相比，可以发现两篇秦穆公悔过之辞相差甚远。为什么记载同一事件，不同典籍的文辞风 貌悬殊如此之大?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虞书》、《夏书》、《周书》都是模仿《商书》典浩文体。既 然《尚书·周书》文体是模仿《商书》，那么就不能以《尚书·周书》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因为 《尚书》所代表的只是商代散文(典浩誓命之类的公文)的水平。排除了《周书》和《春秋》，西周春 秋的散文岂不是一片空白?切莫着急，这个空白应当由《国语》来填补，《国语》真实地反映了《尚 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发展水平。《国语》中有十一篇西周文章(《周语》十篇， 《郑语》一篇)，这十一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十一篇战国文章(《周语》一 篇，《鲁语》一篇，《晋语》五篇，《郑语》一篇，《吴语》一篇，《越语》两篇)，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 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二百一十三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的水平(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还可以将 《国语》中春秋散文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严格地说，《国语》中只有写于战国初年的十一篇文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章与((左传》有可比性，其他二百二十四篇文章的写作年代都早于《左传》，由于《国语》最初是以 单篇形式流行，所以它是地地道道的《左传》先驱之作，怎么能系于《左传》之后而与之比较优劣 呢①?从横向上看，周王室和其他七国文章也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文风，特别是可以从中见出当时人的 理性思维能力和说理水平。一部代表了五百一十四年散文发展水平、横跨周王室和七个诸侯国、堪称 活标本的散文著作，难道还不足以具备独立的艺术价值吗? 二《国语》文风的横向考察 《诗经》有十五《国风》，从各地民歌中可以见出不同诸侯国的政治状况和风土人情，先秦两汉治 《诗》者由此从中提炼出观乐听政、陈诗观民风、溥观民俗等诗乐理论。《国语》分为八国之《语》， 它所产生的时间、地域与《诗经》有重合之处，既然《诗》可以观，那么这八国之《语》是不是也像 《诗经》十五《国风》一样存在着地域差异?它们是不是各有自己的文风特点?阅读《国语》能否观 文知政? 前人已经品味出《国语》各国文章风格之不同，如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二O九引陶望龄曰: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 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 述《沫泅考信录·余录》也认为《国语》各部分风格不同:“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 悠放。”这些精警的直觉评点可以帮助读者从横向上把握《国语》文风的差异。那么，《国语》这些风 格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治《诗》者多从政治、地理、民风角度探讨各国诗风的差异，这个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国语》 研究。这是因为，(国风》民歌多来自乡野民间，出门三五里，各有一乡风，不同的地理、政教、风 俗习惯孕育了不同民风，而不同地域的民风自然地表现为不同的民歌风情。《国语》则出自各国史官 之手，这些史官出人宫廷之中，侍于君主之侧，秉笔记载，以备垂鉴，乡间的土风民俗对他们的散文 写作基本上没有影响。如《诗经·唐风》讽刺晋人“俭不中礼”(《毛诗序》)的吝音习俗，在《国语· 晋语》中就找不到相近的内容。那么，决定史官论载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各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风 尚。西周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虽然都实施相似的政治宗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但它们在政治上有自己相对 的独立性，政治传统和政坛风气各不相同—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尤其如此。史官作为该国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本国政治传统和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自觉地成为该国政治风尚的文化代 言人，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文风。所以在西周春秋时代，不仅观乐可以听政，而且观文也可以知政;不 仅声音之道与政相通，而且散文之道也与政相通。 《周语》、《鲁语》在风格上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这种文风的形成，与西周统治者倡导 敬洛恭俭的行政作风有关，是朴实的政风带来相近的文风。(周语》辑纂了三十三条材料，上篇多为 西周名臣讽谏周王室弊政，中篇和下篇则主要记载东周名臣评鹭各诸侯国君臣的言论。这些文章持论 正统，语言朴实，不夸张，不诡激。《伪古文尚书·毕命》说:“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这条材料虽然 可信度不高，但拿它来衡量《周语》的文风，却是极为准确的。《周语》另一特点是立论多引经据典， 《诗》、《书》、《易》、《夏令》、《周制》、(周之秩官》、《令》、先王之教、史佚之言等等，都是立论的文 ①《左传》某些记载与《国语》相同，这是因为《左传》作者使用了《国语》的材料。高本汉《左传真伪考》 说，《左传》语法系统接近《国语》。这种语法系统接近的现象，就是因为《左传》使用了《国语》的材料，《左传》 以四字句为主体的语言形式，也是在吸取《国语》语言成就基础上锤炼而成的。《左传》、《国语》记事分歧的现象， 则是因为除《国语》外，《左传》还有其他材料来源。 文学遗产·二00七年第四期 献依据。《国语·周语上》载樊穆仲语云:“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这种重视遗训故实的 风气给文章带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鲁语》上篇主要记载鲁国名臣的讽谏言论，下篇多载鲁国 上层社会有关礼仪言行与孔子博物故事，文风大体与《周语》相通。造成周、鲁文风相近的原因，是 它们拥有共同的政治资源—礼乐文化。《礼记·明堂位》载周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拥有天子礼乐是鲁国超越其他诸侯国的特权，它构成鲁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 色。所以在维护礼义价值方面，《鲁语》比《周语》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 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署，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 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关于她的材料就有八条之多，这 八条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春秋战国之际孔门弟子所作文章，所 继承的正是《鲁语》这种浑厚朴实文风①。 《郑语》虽冠郑国之名，但在文风上与周、鲁属于同一系统。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 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清人姚 邢在《辨<郑语>》一文中说:“《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他的怀疑不 无道理。《郑语》只有两篇文章，后一篇是郑国史官记载史伯之语的应验情况，没有什么特色，前一 篇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文字。面对西周末年王室风雨飘摇的颓势，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 角度立论，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他的言论寓直觉神 秘于深厚浑朴之中，充满了天人合一和宿命论的信念，集中地体现了西周史官文化的特色。 如果说周、鲁政治文化多少带有向后看的保守色彩，那么齐国政治就以顺因民俗、锐意创新著 称。齐国政治有着与中原诸国不同的传统，早在传说中的伯夷时代就形成了重礼尚法、先教后刑的特 色。齐太公开国之后，以“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作为 施政纲领，与崇尚礼乐典章的周、鲁迥然有别。杰出的春秋政治家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之下大刀阔斧地 实施政治改革，使齐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进而开创了影响两百多年春秋政治的霸主新格局。 《齐语》八条材料所展示的正是齐桓公称霸这一段最为辉煌的历史，文中主要是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 内容与《管子·小匡》相同，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像管仲论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术， 论参其国而伍其鄙之方，论军令寄诸内政之法，论亲近四方邻国之道等等，无不显示出作为政治改革 家的管仲目光犀利、思维清晰、语言果断的特色。假若要在其后散文作品中找出《齐语》文风的继承 者，那么就只有战国法家的文风与其略相仿佛。 翻开《晋语》，一股血雨腥风便扑面而来。它的第一条材料是写晋武公袭杀哀侯，随后便是从献 公到文公的五世之乱，晋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 的宫闹密谋、设计陷害、篡轼屠杀、骨肉相残的惨剧，害人的人复又为人所害，杀人的人复又被人所 杀，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由一个历经沧桑、精明世故的重耳收拾残局。重耳以诡诵得大位， 又以诡濡之计击败北上争锋的南楚而登上春秋霸主宝座，由此奠定了晋国一百多年的霸业根基，这一 时期所形成的政治风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人持久的影响。在经历灵公暴政和悼公短暂的政治复兴之 后，晋国又陷人更为尖锐复杂的六卿争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道德君子很难有立足之地，惟 有施展权术智谋才能生存，由此形成晋人善讲权变、精于谋略的传统。《史记·张仪列传》载太史公 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与《周语》、《鲁语》侧重记载正面言论 不同，《晋语》在记载正面言论(如史苏之谏、叔向之论)的同时，还以不少篇幅记载中性言论(如 里克、巫郑的言论)，甚至还记载反面言论(如优施、骊姬、献公的密谋)。《晋语》文风一如政治局 ①《鲁语下》不仅论载了五条有关孔子博物的材料，而且记载了子夏评论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论，这足以说明 《鲁语》部分作者与孔门师徒关系密切。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势一样波橘云诡。与《周语》、《鲁语》一样，《晋语》文章也是有底蕴的，但它们底蕴的内涵不一样， 《周语》、《鲁语》的底蕴是礼乐文化，而《晋语》文字所蕴含的则是深不可测的权术、机心和政治漩 涡。战国纵横家是在三晋土壤上生长的，他们的文风多少有些接近《晋语》。 《楚语》从楚庄王物色太子傅写起，这一时代正是南楚政治的高峰期。一代雄主楚庄王任用贤相 孙叔敖，举贤授能，整肃内政，形成“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左传·宣公十二 年》)的政治局面。《楚语》上下篇表明，早在春秋中叶，这个南方蛮夷大国的上层精英就有意识地吸 取中原华夏政治文化精华，为己所用，他们在言论中像周、鲁人士一样征引《诗》、《书》文献，运用 礼义价值标准评论政治事件和人物。申叔时论太子之教，标举“忠”、“信”、“义”、“礼”、“孝”、 “事”、“仁”、“文”、“武”、“罚”、“赏”、“临”等道德观念，几乎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出于南蛮大夫之 口。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 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侠涣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 之气。 《吴语》、《越语》历来并提，这两个东方诸侯国确有很多相近之点，它们都是开发较晚的东夷邦 国，教不由礼乐，言不及《诗》《书》，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包袱，都是抓住中原诸侯国衰落的特殊历史 机遇而在周边地区迅速崛起，它们又是一对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怨偶:“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 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越语上》载伍子骨语)称王称霸，快意恩仇，成为两 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两国政治风格也有诸多不同点:吴谋浅而越谋深，吴阳刚而越阴柔，吴狂嚣 而越深沉，吴逞志而越隐忍。反映在文风上，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记载吴国与越行成、北 上伐齐、逼杀子青、与晋争长以及为越所灭几个片断，文风突怒僵赛，拗倔悠放。《越语》上下篇分 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勾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兹为勾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 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阴柔文风与战国时期的《庄子》颇 为接近。 很有意思的是，《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或长或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 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 年)，前后时间跨度是四百九十五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几许，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 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 翼(公元前7伪年)，下限是知伯之亡(公元前科8年)，历时二百六十一年，共有一百二十七篇文 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传 统和政坛风气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地域文风现象是西周春秋诸侯割据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此后《战国策》虽然也是国别 史，但由于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要保持统一的文风，纵横策士又是一个朝秦暮楚、流动性极大、广泛 接受各国风气特别是时代风气影响的群体，不像《国语》作者那样长期居于一国，所以《战国策》所 呈现的是统一的纵横家文风，而不像《国语》那样呈现地域特色。 三《国语》文风演进的纵向研究 此前论者多从平面的静止的角度讨论《国语》，其实《国语》二百三十五篇文章分别作于五百一 十四年的不同时段，绝大部分文章可以系年，文风的演进有迹可循。从纵向考察，《国语》文风演进 呈现出四大走向:一是语言从浑厚古朴走向流利畅达;二是内容从记载嘉言蛇行转向权术智谋;三是 由记言走向记言叙事并重;四是表现手法由单一趋向多元。由于周王室在政治宗法上处于天下宗主的 地位，记载西周名臣言论的《周语上》在《国语》中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本节讨论《国语》文风演 文学遗产·二00七年第四期 进，既以《周语上》作为《国语》文风的起点，又以《周语上》作为文风演进的参照系。 历史散文是一种语言艺术，它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首要条件是散文语言的进步。《国语》的语 言起点是耐人寻味的，这个“味”就在于它的起点语言与《尚书》语言之间的差距。《尚书·吕刑》作 于周穆王时代，与《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属于同期作品。将这两篇同时代作品语言加 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 十一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语言差距就更加显著，可以说它们分别属于两套语言系统。为 什么同一时代的散文作品，语言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上文所说的《周书》沿 用了《商书》的典浩公文体语言，虽然西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已经较殷商时代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官 方在发表典浩公文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地沿用《商书》的古奥语言。《国语》是史官在履行“史献书” 职责过程中记载的文字材料，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估屈葺牙的官方典浩公文体 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书面语从事写作，尽管这种西周书面语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多少有些古朴， 但它可能已经接近西周人际交往中所运用的口语。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决没有意识到这实 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语。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①。从西周经春秋到战国 初年，《国语》的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语》、《晋语》、《齐语》、《楚语》中的春秋文章语言 整摘;流利，而春秋末年的《吴语》、《越语》，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 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炼到流利的演进。 《国语·周语上》多记嘉言鼓行，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是昏君暴政摧毁了人们对道德的信仰，到 了西周末年，上层精英便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郑语》载郑桓公问史伯:“王室多故，余惧及 焉，其何所可以逃死?”郑桓公在王室多故的情况下没有愚忠，而是思考自己的退路。这当然只能靠 谋略，史伯的对答就颇有一些“隆中对”的意味。《郑语》这条材料传达出西周末年道德逐渐让位于 权谋的信息。《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记载权 谋智慧的内容更多，其中骊姬和重耳堪称两大谋主，前者以负面形象载人史册，而后者则基本保持了 正面形象。其实骊姬与重耳的政治目标完全相同，只不过骊姬在谗杀申生时完全撕掉道德的面纱，重 耳则用道德外衣包装他的政治权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出于他本人、妻室特别是他手下谋臣策士精 明的利害算计，惟其如此，重耳才显得比骊姬更为诡诈。特别是《晋语四》所载晋楚城膜之战，重耳 君臣将权谋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方面重耳志在争霸，另一方面他又碍于楚成王的知遇之恩，怎 么办?他先让宋国贿赂中立国齐、秦;然后进攻楚国的同盟国曹、卫，将曹、卫之田赐给宋国以激怒 楚国;进而又收买曹、卫与楚断交，进一步将楚国逼上战场;在楚人进攻时，重耳退避三舍，使晋国 在道义上无可指摘;这样一步步地将楚国引进事先设下的圈套，终于在城淮击败南楚而称霸天下。孔 子说“晋文公濡而不正”(《论语·宪问》)，这个评价确实是一针见血。到了《吴语》和《越语》，权谋 智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吴、楚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勾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 或国力的强弱，而是立国的策略是否正确。《韩非子·五盆》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 《国语》所展示的正是从上古到中世的历史发展大势。此后《战国策》所记载策士权谋正是《国语》 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记言到记言叙事并重，是《国语》文风演进的又一走向。《周语上》主要记言，这些文章开头 结尾有少量的叙事文字。《齐语》的叙事成分较《周语上》明显增多，且变《周语上》一事一议为多 ①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语言有两次大解放:一次发生在商周之际，即由《尚书》典浩公文体语言一变而为 《国语》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另一次则发生在20世纪初叶，文学语言由文言一变而为白话。前一次出于无意，后一次 则是出于文学革新人物的大力提倡。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事多议。到了《晋语》、《吴语》、《楚语》，叙事与记言的主次位置就颠倒过来了。《晋语》载献公、奚 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昊、楚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 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如果说《周语》、《鲁语》是以言带事，那么《晋语》、《吴语》、《越语》就是以 事带言，若将《晋语》、《吴语》、《越语》这些文章称之为“事语”，可能会更加贴切一些。如果我们 借用《诗经》学中的风雅正变概念，那么以《周语上》为代表的以言带事的文字就是《国语》的“正 语”，而以《晋语》、《吴语》、《越语》为代表的以事带言的文字就是《国语》中的“变语”。尽管叙事 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人物发表言论，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和引经据典。谏词前 后的记事基本上是叙述，很少艺术描写。这种情况到春秋散文已有改变。排比是春秋散文经常运用的 手法，《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 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 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运用侧面微 讽的手法。春秋散文时有幽默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 “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 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 着讽刺意味。由于叙事成分的增多，《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 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如《吴语》写吴王夫差与晋人对阵，左、中、右三军分别 着赤、白、玄三色衣甲，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再现了当年昊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千年 之下读来宛在目前。同篇写董褐对吴王心理的分析:“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优:小则婴妾嫡子死， 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人吴，将毒不与战。”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鞭辟人里。《越语下》在篇章组织 结构上颇见匠心，八篇文章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作家 积累了艺术经验。 以上四大走向表明，“语”这一文体不是亘古不变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伴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 而变化。将这些演变的轨迹连接起来，《国语》就是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五百一十四年的历史散文 发展史。 四从《国语》看说理散文的进展 《国语》本是记载君臣治国言论的文体，在后来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增加了叙事的成分，所以《国 语》在记言、记事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时贤论《国语》叙事成就已黔，毋庸赘述，惟《国语》 记言成就尚需展开讨论。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将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块，以为说理 散文是从春秋战国之际才从零起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 雕龙·辫骚》)，人类的说理行为是与语言共生的。从现有文献看，先秦说理散文的写作可以上溯到 《尚书》和《国语》中的记言文，只是这些文章有一个交待言论前因后果的叙事框架，而这个叙事框 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人们一直将这些记言文当作叙事文来解读。其实，如果将这个叙事框架去 掉，那么剩下的记言部分就是早期的政论散文或说理散文。《国语》记言文上承《尚书》下启孔门弟 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 《尚书》可信的文章现存二十八篇，其中《尧典》、《禹贡》、《金滕》、(顾命》四篇侧重叙事，《甘 哲》、《汤誓》、《牧誓》、《费誓》和《秦誓》五篇是性质特殊的公文—哲词，《皋陶漠》、《西伯勘黎》、《微子》、《洛浩》四篇是对话文字，其余十五篇是比较典型的说理散文。《盘庚》是殷代说理散 文的代表作，为了说服殷人迁都，盘庚一方面说明迁都是继承和复兴先王大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对 文学遗产·二00七年第四期 蛊惑民心、阻碍迁都的言行发出“罚及尔身”的严厉警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软硬兼施，恩威并 用，数千年之下仍能强烈感受到文章的威慑力。《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辞，按意思可划为三层: 首层揭示无逸主题;第二层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 最后殷勤告诫成王要勤于政事。文章观点集中，三个部分环环相扣。《洪范》是《尚书》中最有逻辑 性的文章，堪称西周初年说理散文的典范。作者先用一段文字提纲掣领地概述主要思想观点，然后再 根据首段论纲逐一展开论述。如果删除开头一段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成熟的说理散文。但是 像《无逸》、《洪范》这样的文章毕竟是少数，《尚书》中绝大多数说理文章结构松散，只有一个大致 的条理，缺乏清晰的思路和严谨的逻辑，不少文章内容横生枝蔓。 较之《尚书》，《国语》记言文在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尚书》说理大都来自经验和信仰，而 《国语》某些文章已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杰，于是有地震。”伯阳 父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 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 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越语下》载范 兹谏勾践:“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范 截所说的持盈、定倾、节事，实际上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在制定政策和策 略时要充分地尊重客观条件，范兹就是根据这一思想制定灭吴的斗争策略。即使是讨论铸币问题，单 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对说理散 文而言，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与概括能力的进步，可以增加文章的理论含量，拓展说理散文的思想深 度。 《尚书》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 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 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丙良夫论荣夷公专 利，开头提出“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观点，然后分三层展开讨论:先指出利是百物所生天地 所载，天下民众都要获取利益以维持生存，君主应该“导利而布之”，而不应该专利以触犯众怒;继 而征引<周颂·思文》和《大雅·文王》，说明先王如何布利;最后指出专利必然导致失败。文章紧紧 围绕中心论点，以古今对照分层次，没有横生枝节的情形。又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 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 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体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同篇 载邵公谏厉王饵谤，也是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文理可圈可 点。 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的《皋陶漠》、《洛浩》、《西伯截黎》、《微子》记载了 人物间答，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做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 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 伯提出了五个问题，史伯逐一作出深刻的剖析，纵论天人古今，畅谈天下大势。在这些对话体散文 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人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 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 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其他如《越语下》载范兹对勾践， 也是在应对过程中发表重要思想。《国语》这些对话体文章对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论 影响甚大。战国时期仍有一些诸子使用对话体，如著名的《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运用对话 《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 体的典范之作。 《尚书》载君臣治国言论，《国语》所收录的早期文章也都是治国之善语，篇幅都在几百字以上。 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隽语，例如: 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日:“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日:“然而多闻以待能者， 不犹愈也?”(《晋语四》) 这样的短章只有寥寥数语，语言凝炼，意味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 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 春秋战国之际，记言之笔从史官传到孔门弟子手中，记言文得到了新的发展。现存的《论语》、 大小戴《礼记》、《孝经》以及新出土的郭店、上博竹简中的儒家文献，据信出于孔门弟子后学之手。 这些文章在形式上有对话体、语录体等，其中对话体散文继承了《国语》宾主问答的形式，且构成孔 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固定格局，而《论语》的编纂则标志着语录体正式形成。特别是《大戴礼记》所 收录的曾参一系的文章，基本剥离了记言文前后的叙事框架，也不用师徒问答的对话形式，而是正面 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标志着从《尚书》、《国语》发韧的我国说理散文终于去掉了叙事因素，纯粹 的说理论文正式成型。 〔作者简介」陈桐生，1955年生。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孔子诗论>研究》等。 合)合)勺夕心口心勺心今合夕心心叹沈卜》合7合夕合)合)合))7合)合7合夕合)合)合，合)合)合)合夕今))夕合)合夕)，合)合7办7合7合夕合夕合) . 札记· 稀见明刻本《古本演义三国志》 2刃7年3月，中国嘉德四季古籍善本拍卖会拍出了一部明崇祯五年(1632)序刊本(古本演义三国志)，此本未 见任何文献著录，诚天壤间珍稀秘籍。惜仅残存三册，小说正文部分已全佚。三册内容包括:第一册首大字序言，首 叶残，尾署“壬申午日梦藏道人书于蒲室”，刻有“蒲室”(阴文)、“梦藏道人”(阳文)两枚方印;次为“古本演义 三国志目次”，凡二十卷二百四十回，每回七言单句回目，如第一回“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回“刘玄德斩寇立功”、 第三回“安喜张飞鞭督邮”等;次“三国君臣姓氏”，其字体除序言为写刻外，余皆为略显瘦长的楷体，甚是工整， 非普通明代坊刻小说所能比拟。第二、三册为插图，每回一幅，残存一百十六幅，上文下图，上文写刻，内容多为对 小说情节或人物的评赞，行间夹有朱色圈点及少量批注，朱墨套印， 相映成辉;下图采用月光式，以各回回目为题，刀法流畅，绘刻极 精，询为明季版画之白眉。其中首幅插图镌有“刘玉明刻”方印，刘 氏曾为明崇祯雄飞馆刊本《英雄谱》刻过插图。从版本研究的角度来 看，此本最值得关注之处有二:其一，它明确标作二百四十回，这在 目前所知《三国志演义》诸家版本中绝无仅有，是明末坊贾的翻新伎 俩，还是另有版本来源?其二，此本与清初遗香堂本《绘像三国志》 俱存“壬申午日梦藏道人”序，则(古本演义三国志)似为遗香堂本 的底本，或者两本同出一源;但遗香堂本共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其 分卷分回情形又与《古本演义三国志》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究竟是何 种关系?凡此均有待研究。 (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