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概论汇总

中国边疆学概论导论一、边疆的概念1、基本概念边疆一词，《辞源》解释为：边疆，边境之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 英语 关于好奇心的名言警句英语高中英语词汇下载高中英语词汇 下载英语衡水体下载小学英语关于形容词和副词的题 中的边疆有二个单词，一为frontier,《美国传统英语词典》释义为“Theareaalonganinternationalborder”或“landoneithersideofsuchaborder”；一为border，解释为“linedividingtwocountriesorareas，通frontier”，在实际使用时，多用“borderland”或“borderarea”来表示边疆之意。两个单词中，frontier强调距政治中心之边远地区，古代边界不明的情况下多用此词；border而则偏重于边界线或靠近边界线之地，现代国界概念下多用此词。2、边疆概念的发展从古至今，边疆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含混不清变得清晰准确，由表层扩及空中和地下。一点四方格局与边疆五服之制与边疆。《国语·周语》载：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宾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岁英，终王。我国古代地志对疆域的记载。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很多正史、地志记载中虽然有疆域的内容，但多含糊不清，如到了清代，其疆域在《清史稿·地理志》中仍然笼统地记载为“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在现代国家背景下，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际法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边疆的概念和含义变得更加精细。首先是海疆受到了高度重视，边疆遂有陆疆、海疆之分，其次海、陆疆的划分和规定由表层延伸到空中和海下、底土，形成了由笼统的疆域、领土（territory）细分为领陆(landterritory)、领水(territorialwater)、领空(territorialairspace)和底土(territorialsubsoil)。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全国人大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不但按照国际法准则，明确了我国的海疆范围，而且也合理提出并享有了我国对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权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与边疆有关的词汇须加以区别：领土（疆域）指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全部疆域，属于空间的范畴。包括领陆和领水二大部分，又可细分为陆地和河流、湖泊等内陆水域及其底下层，以及与陆地相连的海港、内陆湾、领空和领海。领陆指国家领土的陆地部分，包括大陆（含飞地）和岛屿；领水是国家领土的水域部分，指位于陆地疆界以内与领陆连接的水域，包括内陆水域（河川湖泽）、内海水域（内海湾、内海峡、港口水域等）、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和领海海域领海是海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及大多数国家以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的范围为领海范围（1931年，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颁布政令，宣布中国领海范围为3海里，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我国的领海范围为12海里、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重申此12海里领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与领陆一样，领海是一个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部分。领海毗连区指领海以外与领海相毗连的一定范围，我国采用12海里的标准。在该海域内，为防止和惩处在主权国陆地领土、内水或者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海关、财政、卫生或者入出境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相关国家有权行使管制权。专属经济区，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专属经济区作为一项海洋法律制度正式确定下来，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沿海国家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２００海里，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家享有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底土的生物或非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以及在该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生产等活动的主权权利；并对该区域内的人工构造物、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享有管辖权。领空是国家领土的上空部分，指处在国家主权管辖之下的领土、领水的空气空间；底土是国家领土的地下层部分，包括领陆的底土、领水的水床及底土，其深度从理论上讲可从领陆领水范围垂直向下直到地心。关于一般边疆研究中所指的我国边疆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等在“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将边疆综合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区域地带”。并且把边疆分为陆疆和海疆。其中，“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根据这样的定义和条件，认为中国现代的陆疆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藏族自治区、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并进而认为，凡是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海疆在现代国际法作出明确规定前的古代和近代时期，包括中国所有的濒海地区和近岸海域，主要指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及近岸岛屿和沿海水域。在现代国际法及我国法律规定下，我国的海疆包含二大部分：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疆，为国家的内海；二是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与岛屿，即领海范围。二、边疆学的学科构建与基本概念1、中国边疆学的基本概念边疆学这一名词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学科名词加以探讨，也未持续发展下来。将其作为一个学科名词在学术界提出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前主任马大正研究员的呼吁和倡导下发展起来的。简单地说，中国边疆学是从多学科角度对边疆开展综合性研究的一门兴新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实际上也可称为中国边疆研究（ChinesefrontierStudies正如过去的汉学、现在的中国学，以及敦煌学、徽州学、滇学等），是在传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的基础上，将边疆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综合应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法律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对边疆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多角度考察，以揭示边疆形成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全面科学地认识边疆的现状，更好地服务于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的和谐稳定、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国边疆学概论》将概要性地介绍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历程，探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必然性及相关理论，从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角度，较宏观地阐述边疆的历史与现状，探讨边疆发展的规律，最终从学科理论与边疆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初步的探索。2、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与传统的研究边疆的重要学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相比，中国边疆学在于“三个打通”：1）、打通边疆研究的时段分割，过去的边疆史地重在研究边疆的历史与地理状况，边疆学则以边疆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关注边疆的发展现状，着眼于边疆的未来和前景，打通了边疆研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2）、打通边疆研究的内容分割，深化边疆研究的的内涵，拓展边疆研究的领域。过去的边疆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民族、地理、经济等少数领域，且多从单一学科开展研究，边疆学则力图将边疆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研究边疆的历史、政治、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地理、军事、对外交往等，凡与边疆构成相关的因素，都可纳入边疆学研究的视野，以最大限度地全面科学地认识边疆；3）、打通边疆研究的学科藩蓠，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法律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边疆展开交叉研究，这是由边疆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与多面性决定的，也注定了边疆学是一门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然而，目前因仍处于初创阶段等原因，我国边疆学的以上特点并未得到体现，边疆学实际上仍然滞留于历史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内容仍然较传统、单一，如南京大学边疆学专业，属历史学范畴，导师只有华涛教授一人，其研究方向只有西北民族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内部设置动机）；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专业导师都为我校历史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属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自主增设专业，研究方向有中国历代治边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疆史，均属历史学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招生目录中有中国边疆历史系，下设中国边疆史地专业，有中国疆域史方向（厉声），硕士生招生目录中有“中国边疆历史学系”下设“专门史”专业，其下设西北边疆史、北部边疆史两个方向，也属历史学范畴。三、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意义1）、边疆是我国领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大部分60%），边疆各族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边疆与内地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边疆强则国强，边疆富则国富”。因此，对边疆的研究应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边疆对祖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均有重大影响，欲科学完整地认识了解我国的过去，认清现实，规划好将来，都必须对边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重点展开历史上的关系来加以说明。3）、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边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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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关系。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处理好边疆民族关系等都必须以对边疆历史与现状的认识为前提。故有边疆历史与现状重大研究项目。新疆扶贫开发工作：2010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已确定了新疆扶贫开发工作的总体思路，要紧紧瞄准贫困人口，以深度贫困地区为主战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巩固温饱和稳步增收为目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提高扶贫工作水平，为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范小建表示，结合未来10年扶贫开发纲要的制定和“十二五”专项扶贫规划的编制，国务院扶贫办将继续把新疆的扶贫开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不断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并扩大边境扶贫工作试点。资金方面将在去年基础上，增加3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向重点区域倾斜。从今年起，把边境扶贫试点范围从阿合奇一个县扩大到17个边境扶贫重点县。他指出，要突出重点区域，把3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作为扶贫重点，完善协调机制，编制重点片区专项扶贫规划；强化社会扶贫，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营经济体到新疆等民族地区进行开发，瞄准贫困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从今年（2006年）起，西藏采取政府主导、民办公助的方式，全面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安排资金27．26亿元，争取使80％以上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房。今年将安排资金4．92亿元，完成4万户农房的新建或改造任务。“十一五”期间，西藏将实施以农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和扶贫搬迁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力争用5年时间，使全区80%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房子。4）、保持地处边疆的云南大学在学科发展与竞争中优势的需要。5）、学生学习与深造与自我发展的需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需要与边政学的发展，当今学术与现实需要与边疆学的发展。学生如适应学科发展趋势，顺应边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与边疆的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积极、主动地培养相关知识、理论，形成服务边疆的能力，必能在学术研究与服务边疆方面有所作为。（方国瑜先生为例）四、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研究1、历代典籍对边疆民族历史的记载，包含了前人的研究。正史四夷传、《华阳国志》、《云南志》、大量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地志等。这些，既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研究边疆的资料，同时也是古人对边疆的认识。云南部分详见方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2、清乾隆以降西北史地之学的发展对边疆研究的推动。乾隆时官修《西域图志》、嘉庆《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清末《新疆图志》（历时三年，1911年成书）；嘉庆时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徐松《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道光时期张穆《蒙古游牧记》，咸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等著作的问世，形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的一时显学——西北史地之学，为近现代我国边疆研究的开始，也是第一个高潮时期。3、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繁荣的背景：传统边疆史地之学的坚实基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剧；西方新的学科知识（如民族学、地理学等）的传入。表现一：新的学科的形成，与边疆研究相关的主要是地理学和民族学等二个学科。就地理学而论，其现代学科的发展表现在二方面：一是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中国地学杂志》的创办。1909年9月28日在张相文的倡导下，我国建立了“中国地学会”现代学术团体（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战期间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后的中国地理学会），1910年创办了《中国地学杂志》，一直办到1937年。一是禹贡学会的建立与《禹贡》杂志的创办。“禹贡学会”筹备于1934年2月，1936年5月24日正式成立，以顾颉刚、谭其骧为主要倡导者，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为主要成员。该学会于1934年3月1日创办《禹贡》半月刊，至1937年7月16日停刊，共办刊3年多，出版刊物7卷82期，载文708篇。这二个学会及所办刊物聚集了中国当时主要从事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者，虽然不是边疆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和学术刊物，但是都在近现代国家形成的前提下，在中国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传统史地之学研究政区沿革和各地山川风物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边疆界务问题、边疆历史与民族的研究，从而对推动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地学杂志》在本会纪事中宣称：“地学事业包括极广，本会尤重国防和民生两个问题”，国防与边疆民族民生是其重要研究内容，在其刊物中，涉及边疆民族研究的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内容：1）近代边界沿革及边患问题研究；2）边疆治理问题研究；3）古代边疆史地问题研究；4）边疆居民问题研究；5）边疆开发与经济问题研究；6）边疆交通问题研究；7）边疆考察报告与游记。禹贡学会则在其学会 章程 公司章程范本下载项目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 中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顾颉刚先生则在《禹贡周刊发布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禹贡周刊》第一期，载《国民新报》1946年3月21日第四版）。另外一个新兴学科为民族学。西方民族学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我国，并得到传播。1903年，我国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将德奥帝国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Haberland）的《民种学》由鲁威的英译本《Ethnology》译为汉语出版，为我国第一部民族学译著。稍后，与民族学相关的社会学著作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在此基础上，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开始用民族学知识考察中国民族情况，如章太炎《序种姓》一文（载《（九+言，左右结构）书》，东京，翔鸾社，1906年2版），考察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及姓氏的由来，讨论了中国古代的母系制、私有制的产生，并对西方民族学的种族和民族起源知识进行了介绍。刘师培于1903年著《中国民族志》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及其同化。1923年，李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中国民族的形成》（TheFormationoftheChinesePeople:AnanthropologicalInquiry）为我国学者写作的第一部现代人类学著作。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从概念上明确了民族学的学科定义，为民族学学科的建立做了准备。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Sinica），1928年9月正式建立，蔡元培担任院长。其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内第一组即为民族学组，由蔡元培亲自担任组长。同年，中央研究院又在广州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常务筹备员。所内第七组为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中山大学经1927年的筹备，也于1928年1月正式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任所长，该所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个学会，以古物、语言、民俗、历史为研究重点，尤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其研究计划以人类学为重心。1933年，孙科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山文化教育馆”，下设民族学组，并于1936年编辑出版《民族学研究辑刊》。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成立，决定出版学会刊物《民族学报》（后因经费未能出版，学会成员的成果多在《民族学研究辑刊》上刊布）。这些民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另外，二十年代以来，很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或研究所也积极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学的发展。大体说来，抗战爆发前，我国形成了以华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上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大夏大学（1924年由厦门大学部分教师组建的一所私立大学，1951年发展为今华东师范大学）、沪江大学（1906年由美国南北浸理会创办，曾名上海浸会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该校各系分另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其校址上则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为上海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前身为1906年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暨南学堂，迁上海后于1927年改称国立暨南大学，1949年9月并入复旦、上海交大等校，1958年在广州重建）为主要阵地的民族学研究中心；以华南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岭南大学（前身为美国教会于1888年在广州成立的格致书院ChristianCollegeinChina，后曾名岭南学堂、岭南学校，1927年始称岭南大学，1953年并入中山大学，1967年岭南大学部分校友于香港筹办岭南学院，1999年发展为香港岭南大学）为主的民族学研究中心；华北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为主的民族学研究中心，为当时中国的三大民族学研究中心。另外，西南的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的民族学也有一定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抗战爆发后，全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纷纷结合迁入地的边疆民族情况开展边疆民族研究，导致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和边疆研究高潮的出现。在原有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许多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机构，兴办了相应的刊物，专门开展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如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由陶云逵任主任，出版了油印杂志《边疆人文》三卷共18期和语言人类学专刊。云南大学则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帮助下，于1938年建立了社会学系，吴兼系主任。1939年吴文藻又向洛克菲勒基金申请，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验调查工作站，1940年后因日机轰炸曾迁到呈贡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吴文藻、费孝通、许烺光曾先后担任站长，翟同祖、谷苞、史国衡、田汝康、李有义、胡庆钧等曾在站研究。另外，方国瑜先生则与闻囿等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共出18期，（：《西南边疆》是抗日战争时期方国瑜等文化学术名人为推行以繁荣文化学术而抗日救亡于1938年10月创办的，宗旨是“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西南边疆》主要发表楚图南、方国瑜、江应樑、白寿彝、张凤歧、周光倬等著名文化名人撰写的反映西南边疆社会生活状况与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与艺术、民族杂处状况与统一问题、沿边交涉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论文、行记等。该刊上的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均是在田野调查获取最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的，所阐述的民风民俗自然古朴，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阐述真实，分析客观、公正又很深刻，是当今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料。该刊于1944年停刊，云大图书馆完整地收藏了1938—1944年所出版的1—18期。）主办“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1种。重庆则由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共同联合在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上课，所以华西坝被很多人视为民族学基地，五校出版了署名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华西协和大学还创建了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中国边疆》杂志。第三，边政学的建立和发展。边政学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抗击外国侵略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1937年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到西南后，如何治理、建设边疆地区就成了国民政府推动后方建设，保障抗战胜利的一大任务。《边政公论》在发刊词中提出，边政研究有两个主要课题：一是政治实施必须凭借的政策与机构；二是推动政治所寄托的社会要素“人”、“地”和“文化”。可见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治边策略、边政机构、边疆制度、边防建设；边疆的民族问题、移民问题、人口问题；边疆的自然环境、地理沿革、界务问题；边疆的经济开发、文化推广、教育普及等。边政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政治学、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边疆诸问题。为此，吴文藻先生写作《边政学发凡》一文，提出边政学学科建设问题（见《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主席团《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中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并以提倡边疆建设之兴趣。”（载《边政公论》第一卷，1941（1））。经筹备，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吴文藻为理事兼任研究主任，徐益棠为候补理事。1942年，边政学会拟定了研究西藏问题，出版边政丛书等项计划，1941年至48年出版了《边政公论》杂志（台湾将其影印后改名为《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为抗战期间重要的边疆研究刊物。（》：《边政公论》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文化名人为系统研究边疆问题，积极推动边疆建设于1941年8月在四川巴县创办的，其目的是“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宗旨是“使理论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事的发展”。《边政公论》分（1）论著（2）译述（3）书评（4）边地通讯（5）边政资料（6）文艺六个栏目。主要刊载了楚图南、李安宅等文化名人关于边疆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宗教、民族、言语、史地诸问题等论著、译文和资料，探讨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该刊上的边政资料丰富、详实，极为珍贵；而关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方面的论著大都是在田野调查中获取的最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的，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既根据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国策，与当时的边疆政治相匹配，因而所阐述的问题和事实真实可信，分析客观、公正又很深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切实可行，是当今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料。该刊于1948年停刊。1984年台湾大通书局把《边政公论》作为“影印中国期刊五十种”中的第二十三种、并另命名为《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原名：边政公论）分七集全部进行了影印。云大图书馆收藏了1941—48年出版的原版《边政公论》的大部分，并完整地收藏了1984年台湾的影印本。）迁到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联合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并于1944年建立了边政学系，成立了边政学会，举办了“边政问题十讲”，出版《边疆文化》杂志。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也于1944年设立边政学系，设蒙古族、维吾尔族、西藏文史三个组，除进行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外，重点探讨中国边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此时期，开展了尤其是的边疆民族调查，举办了很多研究刊物，出版刊载了大量专著和论文。详见王建民《民族学史》、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曹明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主要代表性论著有：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蒋君章《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自发，1933；张凤歧《云南外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陈碧笙《滇边经营论》，自刊，1938；吴丰培、顾廷龙主编“边疆丛书甲集”6种，1936~1937，续集6种，1946年；资料整理与志书、乡土志的编纂，等等。4、1949年至1978年间的边疆研究这一高潮的出现以中央访问团对各少数民族的访问及以后的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引发。以对各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和各民族族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为特点。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见于史籍记籍的族称数以百计，数千年间往往以不同的“人”、“民人”“种”、“种落”“国”“部落”“族”等名称来表述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对于汉族以外的民族又多污蔑性称谓，近代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只承认满汉蒙回藏五族，而将其他民族称为部或部族。因此，建国后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就必须弄清中国的民族情况（诸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应有多少少数民族的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都需要首先弄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民族）。于是，1950――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派出中央访问团分赴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等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了解各民族的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历史、文化特点等。经过这次调查和1953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共有民族名称400多个，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这显然不是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因此，我国便又开始了为确定民族族别和族属而作的调查研究，并由中央正式颁布确认的工作过程，即民族识别。这项工作由1953年开始，1954年即第一批确认了38个民族，1964年又确认了15个民族，1982年，以基诺族的确认为标志，我国的民族识别结束。为了配合民族识别，1956年，中央又开始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8年组成了16个调查组，正式开始调查，至1964年，调查基本结束。在这一时期，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反映成果，中央又出版了少数民族五种丛书（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各少数民族概况、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族别研究。云南大学以民族史地方史为中心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民族调查而编写的《历史文献中的云南民族》、《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土司土官简录》等资料，编写《云南民族史讲义》，中国民族史专门化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另外，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边疆研究也得到深化。1954年，我国开始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后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韩儒林等、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升等、近代史所的王忠等，还有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协作，于1974年最终完成了地图的编汇。1961年，云南大学被列为该项目的协作单位，承担了西南地区图集的编绘工作。方先生作为云南大学方的主要学术负责人，始终参与了图集的考证与编绘，方先生、尤中都出版了边疆研究的成果。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大发展八十年代以来，边疆问题研究掀起更高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一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83年，研究队伍不断充实，出版了大批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出版五套丛书丛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8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边疆史地丛书”17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边疆史地文库”，4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丛刊”。。本世纪初，又出版了“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8种。近年来有关单位又启动了“东北亚研究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目前，边疆问题的研究在沟通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背景下，已从过去单一学科的探讨，向多学科交叉渗透方向发展，并逐步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和学科体系。适应这一趋势，以马大正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边疆历史学系，南京大学设立了边疆学博士学位点。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呼之欲出。6、台湾以边政为中心的中国边疆研究台湾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大学边政系。该系（1955--1969）由胡耐安任主任。1969年，边政系由民族社会学系（后改为社会学系）取代，边政研究转至同年成立的边政研究所。1990年8月1日，边政研究所又被新成立的民族研究所取代。边政研究所的历任所长为札奇思钦、周昆田、李元簇、刘义棠、林恩显。出版《边政学报》，1962--1979年，共刊17期，发表文章209篇；《边政研究所年报》（1970--1988），共19期。胡耐安《边政通论》，1960年台北初版；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7。7、海外中国边疆研究（缺）8、中国边疆研究的特点1）边疆研究与社会现实需要密切关联。边疆研究的起因、研究内容、作用和影响，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其中，边疆危机、界务纠纷等现实因素对边疆研究的影响尤其突出。改革开放后边疆的稳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则是目前边疆学应时而生的主要背景。2）边疆研究具有时代性特点。因国内外社会环境、边疆局势与发展需要的变化，边疆研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研究重要，也有与之相适应的研究群体与学科介入。2）边疆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问题和个案向边疆整体的转化，由部分学科到多学科的介入与联合的转化，边疆学的发展则需要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融通，最后形成边疆学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一转化不但漫长，而且也有起伏和波折。3）在边疆研究的基础上，将边疆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个别因素、特殊需要与整体利益相结合，形成有自身内涵、特点和服务功能的边疆学，与日益健全的理论与知识体系，服务于边疆的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这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的呼唤。第一章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第1节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一、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王朝的正史和地志中往往都有“疆域志”，以确定其统治范围。然而，大多数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把与其相对立、抗争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区域置于疆域之外，有时甚至把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归入“外国传”。因此，当我们要从科学意义上阐述、编写中国的历史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即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到底怎样，从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问题便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1951年，白寿彝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拉开问题讨论的序幕，很多学者纷纷响应。1955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启动后，这一问题又从学术理论的探讨层面向着实际工作层面延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1981年5月全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把“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确定为大会主题进行讨论，白寿彝、谭其骧、翁独剑等一批著名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动了这一问题的讨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将“中国古代疆域问题”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开展研究，推动了问题的探讨。经过长期的讨论，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许多种看法。下面介绍主要看法：1、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为中国的历史疆域。由白寿彝先生较早提出。1951年5月5日，白寿彝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认为“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和伸缩”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说要以新中国的疆域范围上溯到历史时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此范围以外的便不作为中国的历史疆域。翦伯赞、范文澜等一大批学者支持白寿彝先生的看法。2、历史王朝疆为中国历史疆域说。此说以孙祚民先生为代表，他于1961年11月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中国古代史中的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一文，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作为中国历史疆域的方法忽略了一个国家疆域发展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出现就永远成为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型”，因此应该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范围作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朝统治范围不同而国土有所变更伸缩。因此，以宋朝为例，把女真侵略宋朝说成“女真侵略中国”是可以的，“‘以汉族代替中国’或‘以宋朝代替中国’，乃是客观历史的必然”。3、以1820年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作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这是于逢春在《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1期）一文中提出的，认为“始修于1811年的嘉庆志及其嘉庆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延续着康熙帝祖孙四代超越了历代汉族帝王所固有的天下观之窠臼——对领土、边界、主权、边民有着清晰的界定与认知的理念。同时，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与嘉庆图所确定的领域”；“1820年，既是嘉庆志及嘉庆图所描述的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转折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年，英俄已经在觊觎中国西北与西南的大门，是年以降，英俄已缘门而入，渐趋登堂入室，中国从此金瓯残缺，无所规复。凡此种种，故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1820年”。4、以1840年清朝版图作为中国的历史疆域范围。代表为谭其骧先生。早在编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时候就贯穿了这一思想，1981年的香山会议上，谭其骧先生又阐述了这一思想，并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谭其骧先生认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的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上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这样一个范围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能反映近代失去的领土。5、多民族共同范围说。以翁独剑先生《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4期）为主要代表，“关于疆域问题，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的历史，不管他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处于什么情况，属于中原王朝一部分也好，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也好，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否也可以说，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活动过的地区，都可以算是我国不同时期的疆域范围（蒙古帝国时期除外）”，“这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总原则”。也有的学者以今天我国国内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作为中国疆域（赵永春、王松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看法》，见《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4期）。6、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杨建新《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见《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和《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见《兰州学刊》1986年1期）认为，以今天中国疆域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一是不能反映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变化，有削足适履之弊，二是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领地并不局限于今天中国范围内。因此提出三项原则来确定中国的疆域范围：一是以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统一王朝的基础；二是以行政管辖区域来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但行政管辖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些形式；三是既然古代缺少明确边界，就应该以边疆民族长期固定的传统游牧地为准。7、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方国瑜先生在1963年4月在云南大学四十年校庆时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为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史也不等于中国史，应该以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紧密联系，形成整体的各族生活空间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中国历史的范围的区别与联系以上诸说，大多将疆域的概念与历史范围相等同域相混淆，翁独剑说尤其突出。事实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疆域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管辖或行使权力的范围，指一个政权所拥有的空间范围，在现代国际法条件下，疆域可用“领土”（含领海）一词代替，相当于英语中的territory一词。很显然，疆域是因政权的存在而形成的，没有政权和国家，疆域问题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不同王朝，不同政权之间的疆域是有所变化的，有时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王朝和政权之权的疆域又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边的王朝，其疆域往往是其前面王朝疆域基础上的发展变化，统一王朝的疆域往往是在区域性政权、割据政权整合发展的基础之上最后统一而成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对疆域变化历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变得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疆域一般要求有较明确的边界，疆域具有排他性或独立性，正所谓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历史的范围，则是不同时期缔造中华历史的各民族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在统一时期有可能与王朝的疆域范围相重合或相近，在分裂时期则是几个或许多政权疆域的总和，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应该是在经济文化上具有密切联系，对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王朝或政治实体的疆域的总和与最大值，是当今中国各民族和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而今已消失的各民族活动空间范围的总和。历史研究的空间在其边缘地区具有交叉性、重迭性或共有性。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各国在不同的政治实体时期或王朝时期，其疆域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有所盈缩的，到了近代，由于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和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影响，很多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又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一个统一的国家分成了若干独立的国家，或者若干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或者疆域范围受的侵犯和不平等条约的蚕食侵吞而变小。导致相邻的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相关国家休戚相关的历史文化联系的表现，是各国处理好现代关系的基础，而不应该成为历史文化资源争夺甚至国家纷争的祸端。分清了疆域与历史发展空间的这种关系，各国人民应该确立一个共识：疆域是不可侵犯的，有些历史文化资源则是可以共享的。第二节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夏商周的疆域：中国现代疆域的孕育夏的疆域范围，一般认为，可分王畿和诸候臣属区两部分，其直接统治的王畿由于都城屡迁而有所变化，据文献记载夏人主要居住在河南嵩山地区，后徙居晋南汾水流域并建国，后来由于与东夷的斗争，又迁居以嵩山为中心的祖居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代表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大体反映了的夏代的基本情况，被称之为夏文化，从夏文化，我们可以较准确地勾划出夏的统治范围。若从地区看，夏文化可分为,两大类型：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头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西及陕西东部，南至湖北北部长江以北，东达安徽西边，纵横约千里，以伊、洛、颖、汝四水流域为中心；东下冯类型以山西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山西省西南部，在夏县、闻喜、永济、运城、翼城、稷山、绛县、新绛、曲沃、侯马、襄汾、临汾等县都有发现。这一区域，与文献所记载的夏的统治范围完全吻合。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后，“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篇》），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拥有东处洛水，西至羌境的广大地域。至武丁统治时期，又讨伐西北和北方的工＋口（上下结构）方、鬼方、土方和羌方，不但扩大了统治范围，而且还在周边民族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性，“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公孙丑》）周朝建立后，为维持对殷商故地的统治，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和禄父封于殷，统治其遗民，又把商的王畿分为邶(bei)、鄘(yong)、卫三个封区，委派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统治，以监视武庚，称“三监”。武王克商后第二年，武王去世，嗣子成王年幼继位，王叔周公以开国功臣资格“乃摄行政当国”（《史记·周本纪》）引起管、蔡忌恨，遂鼓动武庚、禄父，并联结徐、奄、熊、盈等东方诸部落叛周，周公和召公经三年征战了叛乱。平叛后，周王朝采取了一些巩固东方的统治措施：营建东都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据点，并将殷商“顽民”迁于洛邑附近，以加强控制；同时，组建殷八师，即成周八师，其军队主要由殷商遗民组成，但将帅则由周人担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对殷商遗民的拢络和控制。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展了周的统治范围。而殷商则前期以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为中心，后期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其疆域最西已达关中平原、渭水中下游地区，北至易水、燕山，南至淮河，东至泰山以西及鲁北，不但包有夏之范围，而且将其大大拓展了。西周则通过分封制，将其政治势力扩展到南跨长江，北至今辽宁，西至今甘肃，东达山东的统治范围。二、秦汉时期中国疆域初步形成秦国在赢政统治时期，国力不断壮大，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其余六个诸侯国，在中央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基本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其后秦又征闽越，置闽中郡（约今福建地区）；又使蒙恬率大军三十万，北击胡（匈奴），“自榆中并河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城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征岭南越地，置南海（治番禺，辖今广东大部分地区）、象郡（辖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桂林（广西北部和中部、广东西南部）三郡（据王国维、谭其骧《秦郡新考》、周庄文见《历史地理》第八集，第87页考证，秦所辖郡最多时达到了四十八郡）。这样，秦拥有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大国土，疆域范围大大超过了夏商周。汉初，迫于国力凋弊，推行了修养生息政策，对外则主要以和亲来稳定周边。汉武帝时期，汉步入盛世阶段，对周边大力开疆拓土。首先是击讨匈奴，收复被匈奴夺取的河南之地并渡河夺取了匈奴的阴山地区，设置朔方郡（管辖今内蒙河套及阴山地区）；又进而略取匈奴河西之地，置河西四郡，即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并出秦长城，渡河、湟，开西羌之地，又通西域，征大宛，于西域置屯田校尉（在今新疆南部轮台地区）；在东北及朝鲜半岛中北部，西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汉武帝元丰二年，用兵朝鲜，次年降之，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范围达朝鲜半岛中北部、松嫩平原地区。对于南方，则平定东瓯、东越（原称闽越），将其归并会稽郡管辖，平定南越和南海，置岭南九郡，即南海（汉番禺，辖今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桂平）、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地区）、交趾（今越南河内一带）、九真（今越南清化地区）、日南（今越南广治）、珠厓（今海南琼山县）、儋耳（今海南儋州市、新英县一带）；西南地区则征服西南夷，置犍为郡（辖川南黔西、滇东北）、牂牁郡（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益州郡（今云南滇中西至大理地区保山地区北部）、越嶲郡（今四川凉山州）、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四川北部、甘肃西南部）。这些开拓措施，大大拓展了汉王朝的疆域。汉宣帝以后，匈奴因内部之争而臣服于汉，成为汉之“藩邦”，汉宣帝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设西域都护，管辖天山南北乌孙、疏勒、于阗、龟兹、莎车、焉耆、车师前、后等行国、城邦五十多个。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又因哀牢夷内附，汉又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合益州西部都尉所管六县，成立永昌郡，辖今大理州、保山、德宏、临沧、乃至西双版纳西部等广阔地区。至此，汉王朝的版图几乎相当于今日中国之版图，所包括之民族也几乎是今天所有的民族和其先民。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大向前发展了。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疆域的变化魏东抵大海（黄渤海），兼有辽东；北据塞外；西达玉门；南并秦岭，逾淮水。与汉代相比，朝鲜名义上虽属魏，实际已不能统治，西域、绥远、晋、陕北部亦渐脱离。蜀北有武都、汉中，东抵巫峡，云南略云南、贵州，西达西康，盖略有今川滇贵三省及陕甘南部。吴东抵东海，南并南海兼有交趾，北自江北与魏为界。盖略有今浙闽赣湘粤桂六省及苏皖鄂南部，越南北部之地。西晋之疆域，大概与三国疆域相等。东晋之疆域，北抵淮南、江北，西有巴蜀云南贵州，东并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十六国成汉（304——347）：四川（川西高原除外）、重庆、汉中盆地的西部。汉（304—318，匈奴刘渊建）：北至阴山，今桑干河、燕山，南至淮河、秦岭，西至黄河陇东。前赵（319—329，匈奴刘曜建）：东起洛阳，西至陇西黄河，北至渭北高原和今山西西南。后赵（319—349年，羯人石勒建）：拥有汉与前赵的疆域范围。冉魏（350—352年，羯人石闵复冉姓建），疆域与后赵大体相同。前凉（317—376年，汉人张轨所建）：以河西直廊为主，东起黄河，西至玉门头（今甘肃西界），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今内蒙额济纳旗），前凉后期还一度控制西域，设西域长史。前燕（337—370年，鲜卑慕容廆所建）：东至辽东半岛，北至今桑干河、燕山、内蒙赤峰一带，南至淮河，西至今山西北部的沁水流域以东。前秦（351—394年，氐人苻健所建）：前秦统一北方（383年）后，其疆域南至淮河、今重庆万州以西长江一线，北至蒙古高原，西至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东部、祁连山、湟水流域、岷山、川西高原东部，东至辽东半岛。后秦（384—417年，羌人姚苌所建）：其疆域最大时，大致有河套以南、今陕西秦岭以北、山西西南部、宁夏大部和甘肃天水以东部分。后燕（384—407年，鲜卑慕容垂所建）：在灭西燕后（394），其疆域的东、西、北三面大致与前燕相当，南面则只达到今山东南界、河南洛阳至商丘一带。西燕（384—394年，鲜卑慕容泓所建）：疆域范围约相当于今山西南部。南燕（398—310年，鲜卑慕容德所建）：疆域约为今山东大部分。北燕（407-436年，高句丽人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