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忠_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uizhou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1999年第3期(总第103期)　“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苏　桂“忠”是人类社会的美德之一,它像水、像火、像空气一样,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忠”是日本最高伦理道德,是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1192年以来,尤其是明治维新至今132年的历史表明,“忠”在日本有着举世无双的物质化能量。统治者对“忠”的恶用,“忠”成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政策的杀人屠刀;统治者对“忠”善用时,“忠”则成了日本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的民族底蕴。一、武士道是“忠”的宗教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家政治时期,“忠”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1],是武家社会占首要位置的价值的具体表现[2],是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名誉、武勇、礼仪、廉耻、朴素、勤学等武士道诸德目,都从属于忠,服务于忠,起着强化忠的作用。因此,武士道其实就是“忠”的宗教。所谓武士道或者武士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武士用生命为主君尽“忠”的精神。“忠”源于中国儒家思想,如同对基督教同一本圣经的不同研究和解释,产生出天主教、东正教、路德教、卡尔文教等教派一样,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武士,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对中国儒教“忠”的不同研究和理解,创造出武士道的“忠”。[3]它是对中国儒教“忠”登峰造极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内容是:1、武士道“忠”的含义,意味着死的坚决意志,是将生命交给主君的彻底献身精神,为主君牺牲生命是武士的绝对义务。武士对“以忠效主”的理解是:必须为主人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4]。2、武士道“忠”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以随时准备为主君牺牲生命的程度衡量,即为了效忠主君,武士应牺牲自己的一切。无论主君的命令是多么无理、蛮横,都要无条件服从。只有克制自我、无条件服从命令的人才是忠臣。3、武士道“忠”的地位。在中国,“忠”受“道”和“礼”制约,首要义务是对父母的服从;而在日本却把忠放在首位[5],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对领主的效忠,相比起来,更处于整个体系的中心位置,超过对家族的效忠”[6]。对主君的义务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孝子首先要成为忠臣,如果父亲反叛主君,孝子也要毫不犹豫地抛弃父亲而追随主君。4、武士道“忠”的对象。武士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普通武士忠于他的直接主人———大名,大名忠于幕府将军,幕府将军忠于天皇。1703年,赤穗47名武士为主君浅野长矩报仇之后,自杀殉主,是日本妇孺皆知的“忠的史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直接主人,首先考虑忠于自己的直接主人,忠于自己的直接主人就是忠于天皇。—1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5、武士道“忠”的性质。“忠”的基础是“恩”,武士的经济来源依赖主君的“恩赏”,家臣对主君恩惠的最好报答便是效忠主君。天皇是“现人神”,是国家尊严、统一和永存的象征,日本民族都蒙受了“皇恩”,因而全体国民都应忠于天皇。中国儒家“忠”的种子,传到日本后,经过武士的发展和再创造,达到极限,成为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成为武士的最高道德。究其原因,是因为武家政治奉行的军国主义,为“忠”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1、政治上,“忠”是军事统治者的最大需要,是武家政治的纽带。幕府政治时代的统治体制不是文官官僚体制,而是军人的军事机构———幕府。幕府的统治制度,是通过将军统御大名、大名统御家臣武士实现的,强调垂直的纵向关系,通过上下级之间的忠诚关系来保持统一,“忠”成为决定武家统治生死存亡的基础。所以,武家政治特别强调家臣单方面对主君尽“忠”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杀伐征战、烽火硝烟的战乱年代,“忠”是克敌致胜的无价之宝。战争的胜败、首领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属下将士忠诚的程度。所以,幕府政治的开创者源赖朝,要求“武士不应该将生命看作是自己的”,而应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2、经济上,“忠”是家臣武士经济收入的根本需要。主君用物质利益和“忠臣”的名誉,换取家臣武士“忠”的献身精神。镰仓、室町时代,主君把土地恩赏给家臣武士,并保护他们的利益,目的是换取家臣武士的忠诚。德川幕府通过将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契约承包”,使主君恩赏的禄米成为武士唯一的经济来源,增强家臣武士对主君的依赖性,目的是更有效地迫使家臣武士将全部忠诚奉献给主君。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又使所有武士,除将军和最下级的武士足轻外,既当主君、又当仆人,经济命脉掌握在上一级主君手中。要家臣向自己效忠,自己首先要对主君尽忠。武家社会决不容忍不忠之人,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7],其结果就是丧失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3、思想上,“忠”是臣民发自内心对主人的报恩或还恩。按照日本人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任何人从娘胎来到世上,就欠着“皇恩”、“亲恩”、“主恩”、“师恩”。“恩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是一个人必须以最大的牺牲精神去努力偿还的债务。报恩或还恩的概念,包含着尊重与服从政治权威之命令的一般义务。武士一家及其子孙的经济生活都来源于主君的恩赏,因此,武士只应考虑侍奉他必须充溢感激之心的主人,时刻不忘报效主恩。幕府时期武士处在军方和官方的位置,行使政治权威,位居农、工、商之上;思想文化上又垄断着知识和教育,决定社会道德的等级和性质。所以,“武士之行为乃社会之镜鉴”。[8]武士超凡脱俗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言行举止,成了社会的价值导向,成了农、工、商仰幕、向往和学习的对象,“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9]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0]因而,“忠”自镰仓时代起就是武士阶级独有的道德标准。德川时代,随着社会上出现豪农、豪商和批发行资本家,为了有效地进行管理,他们也仿效武士,要求佃农、店员和手工业者向自己效忠。武士道是“忠的宗教”,以“忠”为核心和灵魂,最大限度地将道德力量物质化,将武士的潜力和奉献精神推向极限,自觉地以有限的生命为主君尽无限的义务。二、日本精神是“忠”的精神1868年,通过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忠”从封建武士的最高道德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2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时代全体日本国民的最高道德,在日本民族精神中全面渗透,成了日本精神的核心和灵魂。资产阶级的明治政府之所以将“忠”从武士的最高道德扩大为全民的最高道德,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建成“忠的社会”,原因是:“忠”的奉献精神、使命感、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感,是使他们义无反顾投身于倒幕维新的原动力。作为武士,他们深知“忠”的价值;作为明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更清楚“忠”是新国家的最大需要。只有“忠”的旗帜,才能使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只有“忠”的旗帜,才能使他们以“天皇的旨意”,让全体国民自觉自愿供他们任意驱使。于是,1878年陆军卿(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把武士道的“忠”作为军人精神的根本;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进一步以武士道的“忠”作为军人的必备精神。由于1873年实行“国民皆兵”的征兵制,因而《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既是对军人的要求,也是对全民的要求。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思想作为国民的最高道德,要求学校师生反复读诵,从而使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从小学生开始,“平时要在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11]日本人成了世界头号忠君爱国的国民[12],甚至在战败的情况下最高原则依然是一个“忠”字[13]。以神国论、天皇论和“忠”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日本精神”终于形成。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连日本人也不会真正相信日本是神创造的、日本人是神的子孙。而天皇在日本人的心中,则是日本国远离世俗事务的神圣父亲,是日本国尊严、统一和永存的象征。“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现人神”,都是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是在“神国”和天皇的旗号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将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和战略,直接变成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实践活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流行的口号:“和魂洋才”、“士魂洋才”、“士魂商才”中的“魂”,主要是“忠”的奉献精神、使命感和责任感等。1982年,世界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出版的《日本成功之路———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一书,从日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和思想意识,以及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是“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森岛通夫的日本精神,也是“忠”的奉献精神、使命感和责任感等。1984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写道:“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那些条件列为首位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份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14]。经济白皮书所指的“精神”,同样是日本国民“忠”的奉献精神、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忠”之所以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原因是:统治者成功地将“忠”与个人需要相结合,以奉献换取回报。“忠”所强调的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成了个人获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唯一途径,个人的作为、身份、地位、富贵、贫贱等等,都取决于“忠”的程度。从而使“忠”的无私奉献、使命感、责任感,从口头上和思想上落实到了行动上,成为全体国民必须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和自觉行动。这种统一的、全民以奉献为满足的最高道德,将全体国民的个人能量推向极限,汇集成一股巨大洪流,去实现统治者制定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忠”,孕育了日本国民无私的奉献精神、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爱业、敬业精神,创造了—3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日本人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条件。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威胁,没有一个日本人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谋求与外来者合作以对抗他的同胞[15]。以武士为核心的明治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仅用9年时间,就剥夺了武士原来享有的一切特权,使武士阶级永远退出历史舞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当日本人深知重获独立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时,立即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麦克阿瑟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忠实地执行占领军的命令,其配合态度、工作效率,都令美国人大为吃惊。三、统治者对“忠”的恶用与善用“忠”在日本唯统治者之命是从,忠实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因而,军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对“忠”的恶用,使之成为战争工具,为害人类和平;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它又成为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无穷动力。统治者对“忠”的最大恶用,主要表现在对外政策上,以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绝不顾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一种极端冷漠、自私、狭隘的民族感情。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明治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富国强兵”计划,毫不犹豫地采取“失之欧洲,取自亚洲”的侵略政策,首先将杀人屠刀指向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1874年,日本占领琉球,进犯台湾;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1894年进犯中国辽东;1895年强订《马关条约》而侵占台湾;1931年,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为了建立囊括印度、缅甸,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大殖民帝国,又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77年间,日本为了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在经济尚不发展的条件下,就利用国民高度“忠诚”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杀死杀伤我同胞多达3500万人,其中多为平民,奸淫我女同胞百万人次以上,这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其暴行“罄竹难书”。“忠”充当可耻的军国主义温床和战争工具,铸造了日本人野蛮、凶狠、残忍、好战等民族特性;“忠”充当民族奋进的底蕴,则培养了日本人的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恪守职责、吃苦耐劳等民族性格。“忠”的积极作用主要是:1、“忠”意味着以奉献为本,自觉地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个人的需要。“忠的社会”,以奉献精神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标准,强调身体力行、剑及履及、苦干、实干;“忠的市场”,个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只有通过奉献的途径才能获得满足。“忠”最大限度地将人的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发掘出来,自愿以有限的生命为国家作无限地奉献。2、“忠”意味着强烈的使命感,使国民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从而使日本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将工作看成是“忠”的奉献和神圣的事业,全体国民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努力工作。3、“忠”创造了日本人工作第一、恪守职责的工作伦理,以工作为荣、以工作成绩为满足,为了工作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一旦进入工作单位,就忠心耿耿地拼命工作,其工作热情、工作效率都堪称世界第一。加班加点地工作被认为是“忠”的最佳体现,成了个人的精神需求。“过劳死”成为日本独有的一道风景线,1988年以来,每年都有一万多人因过度劳累而丧生。以至—4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于欧美国家将日本人称为:“忠诚心患者”、“工作狂”、“工作中毒”、“经济动物”、“猛烈社员”、“工蜂”等等。4、“忠”是日本“三大神器”的基础。在“忠的社会”,“忠”是国民社会道德的最基本内容,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不忠之人即是“叛徒”,为社会所不容。“忠的社会”,是以生命终身奉献的社会;工作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国效力。任何人一旦从学校、家庭进入“忠”的社会和市场,便与第一雇主结成封建式主从关系,主动与第一雇主结成利益共同体,对第一雇主无限的献身被看成最高美德。工作时间越长,对雇主的奉献也就越大,由此,产生了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利益共同体还使工会把企业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看作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罢工也不忘先把工作做好,不忘企业的发展。正是“忠”的力量,为日本人赢来了世界第一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日本制造”成了质量与价值的代名词,使日本产品潮水般地涌入世界各个角落。国民积极支持政府的现代化建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划,大大加快了国家建设的步伐,创造了日本的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明治维新后36年就在全国普及了义务教育[16],资本主义近代化只用了短短40余年,所谓“富国强兵”计划也只花了50年。二战后40余年,日本就从战争废墟上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强国。明治维新以来132年的历史,充分体现了“忠”的物质化能量。这柄双刃剑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至今还是世界第一。不幸的是,“忠”的恶用与善用,忠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完全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和指导思想。从而导致以“忠”为轴心的民族凝聚力、全体国民忠诚道德物质化的巨大能量,既是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的杀人屠刀,又是日本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的民族底蕴。800多年来,日本政治形态的显著特征始终是:强调忠诚和自我牺牲的奉献。而且,唯有在日本,“忠”一直“任君驱使”,为统治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因而,“忠”在日本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特别是今天日本拥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并掌握了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一旦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对“忠”进行恶用,后果将不堪设想。[1][9][1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90、97～98页。[2](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译本,三联书店,第19页。[3][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05～106、134页。[4][16](日)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中译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5～6、100页。[5](美)格里菲斯《日本的宗教》,转引自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第52页。[6][15](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56、136～137页。[7]《日本思想史大系》32,岩波书店,1972年,第161页。[10]乌恩溥译注《四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11](日)藤直干《日本的武士道》,创元社,1956年,第155页。[13](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面。[14]转引自韩修山《管理学概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48～49页。作者单位　贵州师大(550001)责任编辑　朱健华—53—©1994-200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