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 杜芳琴

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　　编者按: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从不同角度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和思考,但一种最基本、最古老的人际关系,即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竟长期受到忽视。以往在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各种分析方法中,很少见到社会性别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史学兴起之后才开始得到弥补,妇女史学的这一理论贡献应该受到所有学者的重视。一般认为,妇女史是指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或指以“女性主义”立场观察及撰写的整个历史,但妇女史学不仅仅是妇女写给妇女看的,它对史学研究在整体上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刊登的是几位史学工作者的一些心得与希望,本刊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妇女/社会性别史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教授)一、史学新趋势:引入社会性别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妇女史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30年来已经从单纯关注妇女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gender'shistory)。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仍未跳出传统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的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妇女—社会性别史”应该是一种确切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90年代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这一变化除了新的概念范畴如“社会性别”(gender)、“差异”(difference)、“主体身份”(i-dentity)等发明和引入历史研究之外,跨学科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初期社会史的方法发现处于边缘、无声的妇女,到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二、社会史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关系在我国,史界的传统从上世纪初曾把妇女融入阶级,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视为受压迫者,建构了一个“压迫—解放”的分析框架,社会史的兴起,学者往往把妇女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婚姻家庭史密不可分。事实上,社会史是以阶级、社群作为基本的的概念分析范畴,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是社会性别。阶级和性别是两个不同的重要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概念范畴,二者具有交叉关系,特定阶级的人同时属于特定性别,但二者必须在特定的情境之下方可构成多种交叉的复杂关系。要揭示这种关系,妇女—社会性别史比传统的社会史更具有观察和解释的优势,因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不但将社会性别作为重要的观察和分析范畴,而且也要将人存在的多重维度和身份结合起来分析,如阶级的、种族、民族的、年龄的各种元素交叉综合分析,目前决不是社会史的容量可承载、分析的工具所实现的。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的角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历史学的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容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由此看来,妇女—社会性别史是对历史学和本身都是很大的挑战,在挑战之中,也是对历史知识的补充、历史观念的校正和历史学体系的完善。三、性别维度的引入带来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社会性别史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5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引入史学,会使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大大延伸和拓展。1.“看得见”与“说得清”“性别”维度的引入,使被掩蔽的历史变得“看得见”,认知的历史画面将更清晰全面,难解的历史现象得到合理的阐释。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来说,加上“性别”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凸显了。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以及对性别气质的规范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或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而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以中国历史为例,具体到上古史研究领域,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母权制—父权制转型理论或曰蒙昧—野蛮—文明时代直线社会进化论会受到质疑,在上古时代的华夏族,曾有过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经历,但绝不是普遍的模式(如摩梭人的家族制度至今还基本是以母系为中心的);对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的原因分析,过去只看重经济因素———生产工具、社会组织———婚姻形态,现在从性别维度看,关注的重点就增加了,这就需要、而且也能够看到两性(特别是妇女)在生产、婚居、埋葬、宗教、仪式、战争、灾变等场景事件中(与男性)结成怎样的关系,这种在不同场域结成的性别关系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如世系、婚居、分工、权力位置等方面),这种变化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以及还要能够解释世系、姓氏、婚居、仪式、命名、继承对社会转型以及男女塑型的意义……这一切只有加上社会性别的视角才可能看得见、说得清。再如经济史,以往多侧重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和赋税制度、人口户籍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关系,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妇女劳动对家庭、国家的意义,也就看不见妇女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贡献。以秦代为例,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提倡诸子分家、歧视赘婿的政策,就是与以增加父权小家庭的数量来扩大国家赋税征收范围从而增强国力实现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关;其中妇女纺织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谓重耕,实际是耕织并重,“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①实际上,妇女不但从事纺织,也参与耕作饷田的工作,班固在《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食货志》中指出,妇女除了白天劳作,夜晚还要挑灯夜织,这还没有加上维持生命延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因“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贽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②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贞操、惩罚淫佚等。③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6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①②③《史记·秦始皇本纪》,“会稽刻石”。《史记·尚君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碣石刻石”铭文。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重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发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外国历史的例子。从社会性别角度观察分析两性的劳动、行业(职业)分工及其在家庭和市场等场所的位置,就会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并没有给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带来更好的境况,反而使她们丧失固有的较多独立较少依赖的地位,如中世纪英国的酿酒业,最初,当酿酒只是供给日常家庭消费时,妇女是酿酒的承担者,一旦进入市场,成为赚钱的行业,就被男人把持。欧洲工业革命,人们更多关注圈地运动、蒸汽机的发明,而妇女史的研究发现18世纪的英国,随着棉纺织业需求增大,女工和童工的雇佣成为最早的资本剥削的对象,妇女开始在劳动雇佣市场受到资本主义和家庭的双重支配,从事从属的缺乏技术和低报酬的工作,而在家庭中陷于更加依附的地位。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组织使得家庭与劳动分离,男人更少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妇女却在经济上更依赖男人,已婚妇女成了丈夫的家庭奴仆。这些历史现象,以往无论从年鉴派社会史长时段宏观地考察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还是从中短期的微观考察具体的特定时空和人群的生活和活动,都忽略了性别的维度,更不要说性别视角的审视。无论是经济史还是社会史,抑或是经济—社会史,只是将妇女作为一个变量添加上去远远不够,因为妇女是与男性以及其他社会的经济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一旦加入性别,历史就注入了活力和“人气”,不再是僵死、冷冰和枯燥的了;至于一些从来不能登入历史“大雅之堂”的“纯女人生活”和男女私事私情的领域如生育活动、身体、性行为、情感活动、心态、疾病、医疗等也应理所当然进入历史学的范畴,既然认为“生孩子”是成本的计较(贝克尔),身体和性也转化成商品,进行批量规格化生产(从色情行业到现代卖淫业以及传媒、时装模特等生产、消费与传播),那就需相应将这些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领域从妇女与性别的交叉点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这就可以纠正以往的经济史只注重“物”的生产而忽视“人”的生产更忽视作为具体的男女本体的存在、活动和心态的偏差;也校正社会史更多关注制度、阶级、群体而忽略性别维度的不足。2.揭示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多视角和跨学科的妇女—社会性别史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在强调社会性别视角引入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的女性议题,在“社7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政治改革家所采取的行为和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妇女史对历史学的贡献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妇女史的兴起既是妇女运动的产物,也是史学革新的结果。它不但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史学的内容,而且也对英雄史观和男性精英的史学话语权提出了挑战。多少年来,帝王将相和男性精英人物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现实中和历史著作中担当主角,而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则成了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者”。在传统史学中,历史研究的题材也十分狭窄。人类进入20世纪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西方新史学的崛起,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获得了承认,默默无闻的草根阶级逐渐从历史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央,原来被历史遗忘的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开始在历史著作中出现。在史学革新的浪潮中,史学家的视野不断开阔,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社会史、家庭史、妇女史、心态史、风俗史、灾荒史等众多领域被开拓出来,以往历史隐蔽着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私人生活、民众心态和性别关系等方面的变迁被揭示出来,重构的历史画面变得丰富多彩。妇女史的兴起为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对传统的历史分期提出了质疑,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对雅典民主政治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古典时期达到鼎盛的民主政治的确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之成为全希腊的学校。然而,从妇女史和性别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人们不难发现,雅典民主政治仅仅只是占雅典人口少数的男性公民的民主,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外,而且为了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民主政府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和对公民妻子的幽禁,从而使雅典妇女的地位比先前时代更为降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代价的。历史学家一般把14—18世纪看作是西方近代化转型时期,认为在这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欧洲人具有了以人为本、自由、平等的近代思想,西方文化完成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提出,文艺复兴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的发现,而发现男人,也就是发现了女人,这个时期妇女与男性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然而,大量的西方妇女和性别史研究的成果却表明,当文8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艺复兴时期的男性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的时候,广大妇女的法律权力和活动空间反而受到了限制。宗教改革期间,无论是基督教新教教会还是天主教会的教徒都把从事家务劳动、做母亲看成是妇女的法定职业。为了加强社会秩序和巩固男权统治,他们对女巫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残酷迫害。不少倡导“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家十分歧视女性,他们把女性看作是低于男性的二等公民。对人类不平等作过尖锐批判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妇女柔弱并缺乏理性。在他看来,女性的智能远远比不上男性,所以应当服从和取悦男性,料理家务,生儿育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法国大革命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等级制度,却没有触及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广大妇女积极地投身这场革命,但在革命过程中和结束后产生的法律和法规却将妇女的平等权力排除在外。妇女史家对于14—18世纪西欧历史的研究告诉人们:讨论历史分期问题不能忽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历史经验,历史学家应当用男女两性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妇女史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在史学变革中兴起的新兴学术领域,妇女史十分注意吸取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新史学、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学派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史学实践中,妇女史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妇女史理论和方法,使妇女史在研究的对象、途径、范围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进步。在研究对象方面,它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在继续研究知名妇女和上层妇女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城市和乡村普通妇女的研究,女工、女奴、女仆、修女、女巫、寡妇、娼妓等不同群体的妇女都受到了妇女史家的关注。在研究的途径方面,它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或者简单地把妇女的历史活动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中的做法发展到结合男性状况和两性关系来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范围方面,它从研究妇女的政治、经济活动、家庭婚姻进一步扩展到她们的宗教、文化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研究的分析范畴方面,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性别概念是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早在1949年,法国杰出的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就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的观点,首次把性别的生物构成与社会文化构成区别开来。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出版了《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论证了生物上的性别(sex)与心理和文化上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1975年,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制度是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1976年,美国中世纪史学家琼·凯利—加多发表了《性别的社会关系》一文,主张把社会性别看作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1988年,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发表了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社会性别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促使人们去探索隐藏在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也激励着历史学家去撰写包括男女两性的历史经验在内的全新的人类发展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了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宗教等多元主体身份来研究女性,并用发展的眼光来动态地研究妇女的历史。此外,他们还对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这种两元对立的思9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维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妇女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对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近年来,不少历史学家用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妇女史,出版了大量著作。由法国学者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1992—1994年)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经验,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美国历史学家梅丽·威斯纳的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妇女与社会性别》(2000年)从身体、思想和精神三个方面阐述了欧洲近代早期妇女的历史和性别关系,内容涉及女性的生活周期、女性的经济作用、妇女与消费、女性与文学艺术、女性的宗教生活、猎巫运动、殖民主义、男性气质以及性别与权力的关系等广泛问题,建构了一幅与传统的历史叙述不同的近代早期欧洲史新画面。我国学者杜芳琴在《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1998年)中,用社会性别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笔者的《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年)与刘文明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2001年)都从社会文化着手探讨了西方古代妇女的状况。妇女史的兴起也扩大和丰富了史料的来源。在传统史学中,历史学家主要依靠典籍和碑刻碑文等史料来撰写历史著作。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重心的下移,历史学家日益注意搜集口述资料,口述史成为历史研究重要方法。把妇女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妇女史家十分重视运用口述的方法来使以往“沉默”的妇女发出声音,来拯救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口述方法在国外的妇女史研究中运用较早,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美国著名口述史家格勒克和帕泰主编的《妇女的话:女性主义者的口述史实践》(1991年)深入探讨了被用作女性主义学术工具的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美国学者海勒斯坦等人主编的史料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1981年)包括日记、信件、人物传记、诗歌、医疗记录、遗嘱、墓志铭、游戏、家庭收支预算、礼仪手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社会科学家的作品等多方面的丰富史料,为人们研究19世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妇女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学者杜芳琴主编的《大山的女儿———华北卷》(1998年)、和钟华主编的《大山的女儿———西南卷》(1998年)、王政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1999年)、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1999年)与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2003年)都在用口述史的访谈方法复原女性的声音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除了口述资料之外,日记、医疗记录等都成了妇女史研究的史料。事实表明,由于妇女史的研究涉及到政治、法律、财产、文化、艺术、教育、家庭、婚姻、生育等多方面问题,它的史料范围空前扩大,带来了史料的革新。社会性别史:学理建构及其开放性刘文明(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在西方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添加妇女的历史到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妇女史———“她史”,再发展到社会性别视角下注重差异与10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多元的社会性别史,短短30年的时间,它不断走向成熟,也逐渐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本文拟讨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中的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如何寻找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定位?这是关系到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发展前途的问题。一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在西方女性主义史学的影响下,也经历了从“她史”到性别史的发展道路与历程。只不过,这一变化显得有点被动,缺乏自觉性,而且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快速发展变化的影响下,新妇女史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便匆匆走上了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道路。社会性别史在我国历史学中应处于何种地位?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涉及到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定位。然而,目前我国史学界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分歧,不同的理解便可能影响到它的定位与发展。一些人将社会性别史仅仅当作一个研究实体来看待,认为妇女史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社会性别史也就自然是以两性生活及两性关系为研究对象。这乍看起来不无道理,就像政治史研究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社会性别史研究两性及其关系的历史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种传统思维中,他们将社会性别史当作一个独立的分支研究领域,或者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其当作婚姻家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女性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尚未建立起来,使中国的社会性别史研究面临着与西方迥然有别的学科环境,也使它缺乏较为系统成熟的女性主义理论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只能在史学领域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然而,问题是如何寻找空间。从传统的学科本位观念出发,将学科实体化,试图把社会性别史建设成一门传统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分支学科,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从教育体制来说,在我国现有历史学科分类体系下,要把它从“专门史”中独立出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从研究实体来说,社会史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它,而且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受到家庭史、婚姻史等相关分支学科的蚕食,余下的只有极为狭义的性别史了,这条路有可能越走越狭窄。因此,将社会性别史当作研究实体,从传统的学科本位观念出发,把学科划分视为“圈地”和“抢占地盘”,即使能够为它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也只能在传统分支学科争夺“地盘”的夹缝中求生存,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样,社会性别史的学科建设就有可能走入误区。针对这种狭隘的社会性别史观念,有的学者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社会性别史“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而是在一定学理指导下的关于妇女的、为了妇女的、与妇女在一起研究的历史学与妇女学交叉的学科”,“只有当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时,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提示出有判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11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①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社会性别史研究就是要取历史的“史”和女性学的“学”,“史”为材料,“学”为理论,由此构成“史学”,因而成为一种史学理论与方法。要认识与理解社会性别史,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一切社会活动都是男人和女人的活动。无论政治史、经济史,还是任何其他实体性的历史分支学科,都离不开男人和女人及其关系。在传统史学中看不到女人的身影,听不到女人的声音,是因为她们被忽略了的缘故。所以,两性关系渗透于一切人类活动之中,两性及其关系的历史也就成了人类整体的历史。从这一角度来说,犹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社会性别史”。当然,这种社会性别史不是学科本位与学科实体化思维下的“通史”,而是学理层面的性别史,是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所写成的历史,是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下的历史综合研究。正如杜芳琴教授所说:这种历史视野和维度不但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畴,更是观察、分析、解决性别议题和当今世界一系列问题的视角,也是当今学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二事实上,将社会性别史只当作研究实体来看待,也有悖于它形成的初衷与精神。新妇女史的形成及其发展到社会性别史,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的分析维度与方法是其灵魂,也是其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琼·W.斯科特曾指出,“单靠经验的研究———妇女所做的,或关于妇女的,并不能完全解决排斥妇女的问题。要想得到女性主义者所希望获得的结果,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关键。”②因此,社会性别史要发扬光大,必须从理论建设入手,即构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史学。如果将社会性别史学置于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与宏观背景之下,它可以算作当代新史学的一个流派,也是新史学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在妇女史学与社会性别史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刘军先生曾对20世纪末美国的妇女史学理论作过概括,从历史分期、社会性别分析、女性认识论、女性主义方法论等几个方面作了评介,并且指出:“妇女史学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人类历史的理论和观点……妇女史学使性别研究提上日程,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③一般说来,作为史学理论的一般原理,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知识财富,没有国家与民族之分。因此,西方的经验与理论成果,自然也能为我所用,事实证明也确然如此。然而,洋为中用并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真正要使中国的社会性别史研究具有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还得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学理论,即本土化的社会性别史学。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史学?我们应立足于本土历史与史料的研究,从大12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①②③刘军:《美国妇女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世界历史》1999年1期。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序》,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量本土研究中归纳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由此建构出来的理论,才真正对中国的社会性别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例如,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要领及其二元分析模式,很难适用于中国古代江南社会中的两性劳动分工。然而,在男耕女织的古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妇女在家庭中从事的纺织劳动,却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松江府志》记载,明清时代的松江,“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由此可见“女红”对江南纺织业及商品经济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因此,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也可以转化为社会劳动,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建构社会性别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条件,我们便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具有开放性的社会性别史。所谓开放性,就是要打破研究者的性别局限,打破传统的学科界线,从问题意识出发进行广泛的历史研究,最终建构起多视角、跨学科、综合性的社会性别史。事实上,社会性别史建构过程中的开放性,也是女性主义妇女史发展到社会性别史的必然要求,任何单一性别视野下反映单一性别立场的性别史,都是不全面与不完整的。社会性别既然是建构而不是天生的,社会性别视角也就可以做到摆脱生理性别的局限,从而做到从两性而不是单一性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真正实现两性视野下的多维度、综合性社会性别史研究。因此,社会性别史学的建构及广义社会性别史的发展,需要男女学者的共同参与。关于性别史的思考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一、远古时代人们以为男女从古至今一直是不平等的,男尊女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天然”秩序。事实并非如此。综合大量研究性别问题历史的专家观点,两性关系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远古时代先民社会中的男女平等关系;文明时代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关系;近现代由男权社会向男女平权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趋向平等的两性关系。在历时数十万年的原始社会中,男女两性和谐而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人们的主要活动和生存手段是狩猎和采集,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又常常被称为狩猎采集社会。那是一个男女相互尊重的年代。有解剖和生理证据证明,当时的社会是男女平等的,女性受到男性的尊重,女性对人类社群的繁衍生息的作用如果不是比男性更重要,至少也是与男性同等重要。人类学调查记录表明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比我们所以为的要高得多的男女平等程度,由于狩猎与采集食物的需要,女性像男性一样设计工具。残留到今天的采集狩猎社会并不是那么刻板分工的,男女的角色跨度宽泛。例如,阿格塔和姆巴堤(Agta和Mbuti)这一狩猎采集社会就是男女平等的。更精细的研究发现,漫长的原始社会,还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发射式武器的发明来划线。在前一段时间,女性比男性的地位略高一些;在后一阶段,男女关系趋向平等。13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在发射式武器未发明之前,人类从狩猎获得的食品远远低于从采集获得的食品,人类主要不靠打猎而靠采集存活,因此人类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女性。在那个时期,女性既是生命的赋予者,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提供者,人类社会主要靠女性生养子女,提供主要的食品,因此女性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母系社会是一种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过一种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母系社会中,世系按母系计算;实行母系继承制;实行男性到女性家中居住的从妻居的婚姻居住制度;家庭的权力集中在母亲手中。这一假说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家巴霍芬(J.J.Bachofen)学说的影响。巴霍芬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杂婚),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母系来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母系社会始于氏族公社的产生,终于父权制的确立,大体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直至近现代,世界上不少民族仍然保留有母系社会的残迹,在北美洲、澳洲、亚洲都有发现,在我国云南永宁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发现。恩格斯认为:古代男女平等,从私有制产生后,女人才成为男人的财产,才回到了私领域。这样一个“女尊男卑”时代的存在证据就是在许多古老文化中都有发现的女神崇拜。古代东方和中东国家都有过女神崇拜的记载。概括地说,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造物主往往是女性或一对男女神祗;在男权社会,造物主则大多是男性或动物。前者大多被认为是从身体中制造出来的;后者则大多被认为是从身体之外的其他东西如泥土等物质中制造出来的。容格提出过女性原型理论(女性的原型理论)。他认为,女性气质作为人类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东方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如印度教、道教都认为,女性是人心的中心部分。容格从人类心理的根源角度上论述女性原型理论的作法,曾一度引发了激烈的论争和大量关于女神象征的研究。世界男女地位对比变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从女神中心转变为男神中心。宗教信仰和偶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两性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基础的;或认为只有农业部落才经过母权制,畜牧部落则一开始就是父权制,或母权制父权制并存;有些人甚至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母系社会从未存在过。后来,发射式武器被发明出来,女性的地位略有下降,女尊男卑的状况改变为妇女同等重要。狩猎武器被用于战争,女人采集和缝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猎人和士兵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在原始部落社会,从氏族制度看,既有母系氏族,也有父系氏族;从居住制度看,既有母系居住制,也有父系居住制;社会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ployantry)为辅。这些制度都表明,当时的社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二、父权制时代父系社会是一种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假说。该假说认为,在远古时代,存在过一种以父14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亲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父系社会中,世系按父系计算;实行父系继承制;实行女性到男性家中居住的从夫居的婚姻居住制度;家庭的权力集中在父亲手中。这一假说受到19世纪经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发,人类学家摩尔根(L.H.摩尔根)通过对部族社会的研究提出,形成父系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人们不但能识其母,而且能识其父。父系氏族社会存在于原始公社与私有制社会的交替时期,大体相当于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生产力的提高使男性逐渐在主要的生产部门取代女性并占据重要地位。氏族中男性所占有的财产增多,改变母系社会的要求最终引起了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实现了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的过渡。直至近现代,世界上不少民族仍然保留有父系社会的残迹。但是,也有学者置疑父系社会这种进化论理论框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父系社会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我敢断言,甚至远在奴隶制和阶级统治存在之前,男人就建立了一种针对女人的观点,它后来导致了我们所有人中间的差异”①。公元前4000年,文明开始出现,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结束了男女平等的体制。父权制应运而生,随即传播到全世界。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成为统治者,人类从此丧失了原始社会的男女平衡。从那时起,女性的地位一路下降。这一倾向在过去4000年间不断加速。15世纪末,欧洲人开始殖民统治,剥削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南太平洋人,也将欧洲的父权制带到了殖民地。他们的殖民地在那时大多已经有了自己本土的父权制,而那些没有父权制的社会则被改造为父权制社会。父权制是作为针对女性的征服、控制和统治传播开来的。古希腊的家庭关系有三类:自由人男性与奴隶的关系;自由人男性与自由人女性的关系;自由人男性和自由人子女的关系。在三种关系中,男性均处于高级地位②。男权社会的家长们通过男孩成人仪式的举办,给他们灌输拒绝女性的观念和态度,用粗砺、自我否定(而非自我牺牲)、服从“上级”男性的价值观,极力否定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使他们拒绝那些肯定生命的品质,如养育性、同情心、温柔、爱情等,尽量把他们培养成富于攻击性、竞争性、好勇斗狠、坚忍残酷的人。在原始社会,人们关注的是社群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自父权制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将战败者赶走,或将他们变成奴隶。男性在战争中变成主要人物。与狩猎活动来自同一原因。他们对失败者实行奴役、索要贡品的作法,占领他们的土地,女性的性和生育能力也变成男性的财产。女性丧失了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新的劳动分工将人品分为三部分:有攻击性的人群;有用或有才能的人群;一般服役的人群。女性的地位再也不像初民社会中那么重要,而降低到从属地位,女性原来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功能被剥夺殆尽。自从社会变成了男权制的社会,男性被视为唯一养家的人,而正是这种养家人的角色最终造成了性别分层。男女两性的角色分化是社会分层的逻辑和历史的根源:私领域和公领15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①②A.M.Jaggar,etal.,ed.,AComparisiontoFeministPhilosophy,BlackwellPublisher,1998,p.18.转引自D.T.Meyers,ed.,FeministSocialThought,Routledge,NewYork,1997,p.8.域,男主外女主内。因此,养家成为男性权力的核心。男性与女性在公私领域平分责任的观点很少能够得到男性的赞成。男人的地位提高是“适者生存”吗?这样说似乎不无道理。所谓“适者”主要表现在体格和体力上。原始的生产和战争靠的完全是人的体力,体力上的高下野蛮地决定了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因此可以说,产生男权制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方式(它与采集相比,需要更多的体力付出)和战争对于人的体力要求。女人由于身材比较小,体力稍弱于男性,再加上在生育和哺乳期间,劳动生产力下降或完全失去劳动生产能力,所以输给了男人。与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比,女性的权力从较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转向较小规模的亲密关系。女性地位的下降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它表现在女性在文化、思想、哲学领域的地位下降了。1690年,麦纳哲(GillesMenage)写了一部《女哲学家史》,收录了20位希腊女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她们生活于纪元前12世纪至亚里士多德去世(纪元前322年)期间。①希腊人总是把萨福列为他们的伟大诗人。根据记载,苏格拉底的一位老师也是女性。阿斯帕西亚未留上任何哲学著作,但苏格拉底向她求教并公开承认受到教诲,已是公认的事实。这都证明,女性的地位在古代并不如后来那般低下。只是由于父权制和男权制统治日益深入广泛,女性的地位才变得越来越低下。其次,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下降了。所有的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新教)都是父权制的,传播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些宗教的神都是男性的。古代的女神崇拜变得十分罕见。第三,女性继承和拥有财产的权利下降了。公元前6—4世纪,希腊宗教仪式用服装主要是由女性制作的,男性制作的是盔甲、武器和盾牌。古代捐献时,很多人捐衣服,衣服是财富的形式之一,证明当时女性有财产权。随着男权制的发展,女性才被一点一点地剥夺了财产权。女性的家庭财产权的变化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从那时起,女性的财产权受到限制,逐步缩小到仅限于嫁妆。虽然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但到了16—17世纪,妻子和女儿的家庭财产权受到限制,甚至连嫁妆和其他物品也受到控制。此后,女性的财产权只能以与丈夫、子女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出现,压制了女性自身的财产权。以中世纪英国女性的财产权为例,她们的财产权就比近代英国女性的财产权还要多一些。当时,女性可以是财产的所有者和投资人,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寡妇能自由支配其财产。英国共发现近一百多份9、10和11世纪的遗嘱,其中许多继承人是女性,有40多份是女性留下的遗嘱,还有一些是夫妻的共同遗嘱。这种权利在近代英国反而消失了。第四,女性的身体遭到贬低,女性的一些生理特征被妖魔化了。许多社会出现月经禁忌风俗:女性在月经来潮期间要回避,要与人隔离,不允许她们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女性依据习俗要被关在家里,不能见到男性,全身要严密遮蔽。关于面纱的争论至今还在进行。伊斯兰宗教习俗观念认为,经期的女人格外危险。非洲许多国家至今盛行的女性阴部环切术,将女性的阴蒂和阴唇割掉,剥夺女性获得性快感的权利。基督教的教义也认为,妇女的性是16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①A.M.Jaggar,etal.,ed.,AComparisiontoFeministPhilosophy,BlackwellPublisher,1998,p.15.危险的。根据犹太风俗,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诱惑,男性只有加强自我保护,才能免受女性的诱惑。第五,父权制导致了一种仇女厌女的态度,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它其实是男性恐女的反应。厌女证(厌恶女人)有多种表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骂人话的分析。从咒骂语中可以看出,将男人说成女人是骂人话,可是把女人说成是男人却不是骂人话。例如说男人是sissy(娘娘腔)、sister(姐妹)、girl(姑娘)、pussy(小姑娘)、sonofbitch(母狗儿子)、mama'sboy(妈妈的宝贝儿子)等都是骂人话,而daddy'sgirl(爸爸的宝贝女儿)却不是骂人话。从西方童话中的男女形象也可以看出对女性的丑化和厌恶:其中女巫总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男巫却往往是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形象。第六,父权制对历史文化的话语权还常常将女性从历史中删去。一个典型例子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发起人是两名女性,但是她们很少被写这段历史的人提及。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史家诺克林(LindaNochlin)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她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重新发掘出许多女性艺术家,她认为,她们是被传统的艺术史家忽略了。①虽然男权制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上述诸方面都或多或少有共性。男权制的不公正尽管在实行了数千年之后,不容易被人们觉察,但是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还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性别制度与史学研究郑永福　吕美颐(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在学术界,把女性史作为专门史研究已是不争的事实,让女性回归历史以改革传统史学,也为不少学者所认可。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女性人物及其活动从一般历史事件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女性史;习惯于把在整体史中添加女性活动,即视为对史学的革新。这种研究方式,始终没有摆脱女性在社会变化的主流及历史研究的主流中被孤立出去的倾向。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条件愈来愈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女权主义多元化的迅猛发展中,社会性别理论脱颖而出,为理论界所瞩目。自1975年美国盖尔·卢宾(GayleRubin)在《女人的交易》一文中提出“社会性别”概念以来,这一理论在接受质疑和挑战中不断发展,几成为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逐渐向各学科领域渗透,亦自然成为女性主义史学新的关注点。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开展女性史及史学研究,关键在于掌握这一理论的精髓。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物性别(Sex)而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内容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或界定,但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既不隶属于经济制度,也不隶属于政治制度,又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着自身运作机制的人类社会制度。它17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①斯坦能:《内在革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表现的是社会如何“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也可以视之为自然的“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多重性的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应当被忽略。它通过在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方面建立的多层次规范,确立男女两大社会群体的性别关系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性别秩序,确立男女各自的地位和角色。这种社会地位表明了她与他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角色则反映其动态的地位。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着这种由性别带来的社会关系和等级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存在着不同性别的模式化行为体系和社会期望值体系,只是这些现象一直未被人们自觉地认知。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性别关系与性别秩序,显然不是一般的个人属性或人际关系,而是一种社会机制或社会结构。社会性别理论,明显受到了传统女权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它的出现,其意义就在于成功地推出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和新范畴。在女性史研究中,有人主张摈弃所谓的“实证主义”,有人主张维持其边缘地位,但都难以切中要害。如果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范畴引入研究,则有可能打开女性史研究的新局面。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凯利—加多(JoanKelly—gadol)论述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时,在其《性别的社会关系》一文中特别强调,&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