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的4次高潮

中国翻译史的四次翻译高潮哈汉双翻卢昶2017210021古今中外的文明史告诉我们，翻译是人类沟通思想感情，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的翻译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四次高潮。分别是：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4.改革开放至今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佛经翻译，它始于汉代，鼎盛与唐代，衰落与宋代，到元代时已经近乎尾声（公元２世纪中叶至公元１３世纪末），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其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一般看来，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为这种现象的发芽与成长提供土壤，佛经翻译也不例外。东汉时期，恶劣的社会政治状况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想借助于宗教得到精神安慰，并且当时的统治者也想利用佛教来麻醉、迷惑老百姓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为佛经翻译敞开了大门。此时翻译的主体是僧人，他们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有专门的译场。在这期间出现了不少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大师，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赞宁等。他们都有各自代表性的翻译理论，他们的努力对与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以及翻译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佛经翻译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在音和字、词、意等方面给汉语带来影响；丰富了想象世界；加强了故事性；使文学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及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总体而言，佛经翻译绝非一种简单的语码转换，它的出现需要条件，发展需要社会土壤；反过来，翻译事业的发展也滋养了孕育它的土壤。三国时期高僧支谦，提出“翻译不易”，这成为最早的朴素的翻译思想，而后他又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可以看出支谦主张直译。前秦时期的道安更是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魏晋时期的鸠摩罗什提出“依实出华”翻译理论，并据高僧传所述，译文“多滞文格义”，“不与胡本相适”，因此可以看出。他一改以往直译的方法，采用意译，不拘泥于形式，为了使佛经更好的传播，他运用了达意译法，使得学习佛经者能够通俗易懂。到了唐代，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主张“求真喻俗”：求真就是要紧贴文本，忠实传达文本的原义，而喻俗则是要考虑到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际上，从玄奘开始，中国的翻译理论已经提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至此中国的翻译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二次翻译高潮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范围，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联系起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较之早前更为频繁，这种交流不仅仅只限于商品，还有文化、科技、宗教、政治。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日益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科技翻译出现的历史要求。在不断的交流当中，明末清初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把西欧科学文化如历算、天文、数学、物理、哲学等输入中国，这些译著使当时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最著名的译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和罗雅各等所翻译的科技作品对中国当时的文化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一批有志之士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不足以及科技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也为后来的西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先进与中国的地方，在思想上深受启发。李之薻，明代著名的译著家、科学家与利玛窦合译了《混盖通宪图说》，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并把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译”。付兰雅也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代表作有《化学鉴原》《佐治言》等，并提出翻译应“不失原文要旨”，“易于领会”的翻译思想。到了清朝末年，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为“译事楷模”。“信，达，雅”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标准成为了中国翻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的西学翻译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使得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都产生着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引进西学来传播一些新技术、新观念，以达到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是自然科学翻译，然后是社会科学翻译，再到后来文学翻译形成了气候，出现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也出现了中国传统小说所没有的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这些文学译著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大量译著使得翻译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著名的译者及翻译理论家有:严复、林纾、张元济、章士钊、鲁迅、瞿秋白、曾虚白、陈西滢、林语堂、等等。他们在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等方面都有论述，这为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这次翻译高潮对汉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次翻译高潮当中，一些译者坚持用古体来翻译西学，如严复、林纾；有的译者如瞿秋白坚持“绝对的白话”；还有的译者，如鲁迅就“不赞成在翻译语言中绝对排除文言和书面语而提倡所谓‘绝对的白话’的说法”。总之，这次翻译高潮使汉语摆脱了文言的束缚，极大的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使它在表达功能、交际功能、审美功能方面较之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情感色彩得到了丰富，于此同时，其语法功能也增强了。四、改革开放至今上世纪80年代，新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频繁交流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即:建立翻译学。1987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究讨论会”和2001年举行的“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标志着14年以来，译界人士从“翻译学是否存在”到“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应该怎样发展”这一认识上的历史性转变。这一次翻译高潮远未结束，与前三次翻译高潮相比，翻译内容涉及面广，翻译方式多种多样，国外翻译理论不断被介绍进来使我国的译学建设不断完善。翻译研究方法多元化，译作数量与质量都是之前任何阶段都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以来，翻译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此时，更多的西方著作被引入介绍进来，西方语言学的引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的更新与提高便是在传统的理论基础上更新与提高起来的。这次翻译高潮使得我们更多、更好、更全面的接触到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习俗、宗教、等各个领域，出现了反映新思想与概念的新词汇。与此同时，这次翻译高潮使得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在尊重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随着世界的发展，翻译对我国诸多领域的影响必定会越来越明显。黄龙先生花费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写成了《翻译学》一书。该书是目前我国大陆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此外，翁显良先生在其《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书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新编奈达论翻译》、许均的《翻译思考录》、廖七一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等著作，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郭建中的《文化与翻译》理清了文化与翻译的各种关系。赵艳彦春的《翻译归结论》提出以归结主义方法论探求翻译本体论问题并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五、总结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均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而随着翻译的具体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一定会不断变化。”总之，一定的社会文化为翻译提供了发展的土壤，限定了翻译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与此同时，翻译也表现出了服务社会的特性，每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推动着人们思维意识的转变、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出，从东汉开始，中国在近两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理论经历了“文质说”、“求信说”、“直译意译说”、“神化说”、“优势竞赛论”与“和谐说”的讨论，经过了科学与艺术关系的争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争论、规划与异化关系的争论等。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个体系主要以指导实际的翻译实践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翻译的标准和原则。但是综观中国各时期的翻译研究，不难看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仍不完善，存在着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仅限于对翻译活动本身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需加强了对西方译界理论的引用和介绍，并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建立更加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六、结束语翻译与人类社会进步、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等息息相关。它使人们接触到新文化、新事物、新概念，开阔了思维，丰富了语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文化史的发展，甚至有人提出“一个国家的翻译史就是文化史”的说法，由此可见，翻译与历史文化的紧密关系；它为社会文化源源不断的注入活力，推动着它的发展。将来，随着各国间各种往来的进一步加深，翻译必然会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进一步促进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