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 李學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國家一樣，我們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顯得模糊荒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時間相距久遠，當時能傳留到後世的信息不多，同時受古人思想觀念影響，真實的歷史信息常與種種神話傳說混雜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遺忘淡化，需要重建，而問題的核心在於重建的方法途徑。上世紀20年代開始，持續到抗戰的“古史辨”大討論，歸根結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論之爭。以顧頡剛先生爲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疑古學者，接續康有爲、崔適的學說，對傳統的古史觀作了全盤的檢討清理。在這一討論期間，王國維先生1925年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既批評了“信古之過”，也指摘了“疑古之過”。他認爲疑古學者“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也”。他所說“二重證據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兩者互相印證。作爲古史研究的方法論，王國維這一論點對學術界有深刻啟發，成爲後來中國古史研究和考古學緊密結合的先聲。王國維所講的“二重證據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實踐的豐碩成果爲基礎的，自然也難免受到他那個年代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證》講義中列舉“紙上之材料”，從《尚書》《詩》《易》，一直到周秦諸子和《史記》，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關的傳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即甲骨文字與商周金文。王國維當年只能提到這兩者，因爲那個時候中國的現代考古學仍處於發軔階段，到後來李濟先生論“古史重建”時，就將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甲骨文和金文，用現在通行的詞語說，都屬於出土文獻，所以王國維心目中的“二重證據法”，實際上是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的彼此印證。儘管如此，王國維依據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獻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他的幾篇名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論》等，都是不朽的論作。特別是他對商朝世系的論證，說明了《史記·殷本紀》基本真實可信，使“載祀六百”的商代歷史存在和確立無可懷疑，實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們依據出土文獻來重建古史，應當以王國維先生的工作作爲範例。今天，在中國考古工作迅猛發展之後，與古史研究密切關聯的出土文獻，其內涵的豐富、品類的繁多，都遠遠超出王國維那個時代所能想像。出土文獻研究本身已經形成了四個學術界公認的學科分支，即甲骨學、青銅器及金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和簡帛學。通過這幾個學科分支的進步，學者們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以下就讓我們展望一下出土文獻研究對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先談甲骨學。近些年來，對於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辭的分期斷代，學者已經建立了新的學說系統，將卜辭分別爲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再把王卜辭劃分爲小屯村北與村中南兩系，這大大便利了卜辭的整理釋讀，使卜辭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準確地顯現出來。現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辭以兩個時期的爲最多，一個是武丁時期，一個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時期。武丁即傳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據說在位59年，屬於這一時期的卜辭，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辭的一半。特別是小屯YH127坑和花園莊東地出土的卜辭，已經得到初步整理，相當詳細地展示出武丁盛時的歷史面貌。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黃組卜辭和村中南系的無名組晚期卜辭，數量也比較多，內容涉及重要歷史事件，如對盂方、夷方等的戰爭等。同時，這個時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與甲骨卜辭聯繫對照，增加我們對當時歷史的認識。由上世紀50年代起，發現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還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辭迄今已有一系列發現，地點廣及山西、陝西、北京、河南以及山東，但是數量較爲零碎。其間最重要的是陝西岐山鳳雛和周公廟出土的卜甲，其卜辭對於研究周初歷史有很大裨益。青銅器及金文的研究，雖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當發達，然而近年還是有非常大的進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證實，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上面我們已經說到王國維以來的學者怎樣根據甲骨文的研究，證明了《史記》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據，但西周世系的論證要晚許多。1976年陝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史牆盤，列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稱號，作器時的“天子”是恭王，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了佐（或釋逑）盤，在恭王之下又補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厲王，作器時“天子”是宣王，這樣，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業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於《史記·周本紀》。西周有三個時期的金文，數量最多，內容也最重要。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時期。如利簋記伐紂牧野之戰，大保簋記平武庚三監之叛，方鼎、禽簋記周公東征，沫司徒簋記封康叔于衛，何尊記營建洛邑等等，都可與《尚書》《史記》等典籍對照。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時期。古書所載昭王向江漢地區發展，如古本《紀年》說的征伐楚荊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確證。比較重要的，關於伐楚荊有令簋、京師畯尊、胡應姬鼎等；關於南巡的有靜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厲王、宣王時期。過去關於厲王時的歷史，能從古書裏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榮夷公專利，激發國人起義一事。由於一批當時的金文，如宗周鐘、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馭方鼎、禹鼎等的發現和考釋，大家才瞭解到厲王之世南夷、東夷入侵，造成戰亂的情況。至於後來宣王繼位，王朝對南方夷人與北方獫狁作戰等等情節，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盤、兮甲盤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駒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謂“宣王中興”的證據。既屬於戰國文字研究，又屬於簡帛學，兼跨這兩個學科分支的出土文獻，是戰國簡帛。大家知道，在過去歷史上有過兩次戰國簡書的重大發現，就是西漢前期的“孔壁中經”和西晉初年的“汲塚竹書”，前者之中的古文《尚書》、後者之中的《紀年》，都長時期影響著古史的探究。近年戰國簡帛有一系列發現，內容爲嚴格意義上的書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郭店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上博簡，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清華簡。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後書寫的，其文字是當時的楚文字，其性質是秦代焚書以前的書籍，書的類別則互有不同。郭店簡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簡亦以儒書爲主。清華簡則主要是經史之類的典籍，其間以《尚書》一類文獻爲多，也有《詩》《禮》《樂》《易》等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華簡裏面已經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書《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記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戰國前期的歷史。清華簡還有一篇《楚居》，詳細記載了楚國的世系和歷世都邑所在，如結合上博簡多種有關楚史軼事的篇章，可能對楚國歷史有所補充修正。可以預見，今後出土文獻的品類和數量將越來越多，通過“二重證據法”，與傳世典籍結合互證，我們一定能夠更好地重建古史，闡明我們民族、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光明日報2013年9月11日第014版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