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医生杨旭不需要感谢,只需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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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尽力了吗,”病人母亲时隔5年的这句带着愠怒的逼问，至今仍让120急救医生杨旭先生难以释怀。
在他面前的这具年轻的躯体，送来时就已开始僵硬，在医学上已没多少抢救意义，但他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在不算炎热的清晨，他已经几乎跪在地上，衣服被汗水浸透。此前，他刚刚度过了一整个夜班的不眠不休。
终于，病人母亲的这句质问，让他的体力和精神都超出了负荷。他停了手，告诉家属“对不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还是送急症室吧”。
抵达医院的急诊科之后，急诊科医生看了一眼，不耐烦地甩了一句话:“(人都这样了)你送我这来干什么,”刚刚还不依不饶的病人家属听到这句话立刻安静下来，带着病人回家，只剩下杨旭和担架工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北京6282公里长的街道上，运营高峰期同时有100多辆120急救车在路上奔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呼吸心跳骤停后，脑细胞会在4分钟之后开始不可逆的死亡;而重度创伤，现场抢救的“白金时间”只有10分钟。急救医生夹在医院和病人之间，他们必须在做出专业判断的同时，直接应对每一位病人家属的愤怒、痛苦、质疑。
“在院前急救当中，我们的车组人员是弱势群体。”30多岁的杨旭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病人去医院)医院是主导的，他就是弱势，但是往往在家里头，他是主导，在家里面，
可能(我们)就两个人，可能(病人家属)围着10个人，甚至更多，你就是弱势群体。”
杨旭工作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北京的人口几乎暴涨了一倍，城市扩张，拥堵的车流，复杂的车道，不断变化的街景，为院前急救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医患关系的摩擦常常起始于急救车的迟到。理想的状况是:120接到患者的电话，做出基本的病情记录和地点判断之后，2分钟之内转接到最近的急救中心，急救车车组按下出车的标识，急救车出动，与患者或者家属进行进一步联系，最终抵达患者的位置，开始抢救。
但现实往往不这么单纯，尽管街道已经尽可能地拓宽，但是急救车仍必须和更多的车流竞争，应急车道――作为发达国家的常见措施，在中国却往往“水土不服”。《道路交通安全法》尽管规定了应对急救车要及时避让，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观念仍未深入人心，更何况在上下班高峰期，即使有心避让，也要面临违章的风险。
城市拆迁造成的复杂路况也为他们造成阻碍。杨旭某一次半夜出车，中途跟患者突然失去了联系。他们找到了某个胡同，已被拆了一半，而患者所说的门牌号不知所终。在零下15度的冬夜，他和司机一边在寒风里哆嗦，一边跺着脚想办法。在狭窄胡同里绕了3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拦截到了一个上早班的人，确定患者位置时，已是凌晨4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急救车的紧张。人们越来越明白120的便利性，腹泻、流鼻血、头晕、例假过多，都会打120求助。这些并不是很急迫的健康问题，按规定120同样会安排出车，结果就是急救资源的供不应求进一步加剧。120平均每天接电话近5000次，派出急救车辆千余次，而危重症抢救病例仅占20-30%。杨旭最忙的时候跟同事曾一周7天、一天出车十二三次，也难弥补这个缺口。而救护车一旦未能及时赶到，部分病人家属的焦急便会转为愤怒。
有一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有八成的急救医生挨过患者家属打。但是杨旭说:“没那么夸张。”“最多就是揪个领子。”“见了面二话不说，咣的一拳，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很少了。”另一位急救医生李贝说，打人的有几例，大都是喝醉了或者斗殴。但两位医生都表示，在他们的行医经历里，挨骂甚至轻微的身体冲突是家常便饭。
尤其当事发不幸之后，部分患者家属由于对亲人的感情，对现实无法接受，往往会选择急救医生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口。杨旭的同事曾经抢救过某位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尽了最大努力，老太太最终还是去世了。老太太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你给我救，你必须给我救活，你救不活，你今儿就别出这门儿”。然后回了厨房，拿了把菜刀，就站在医生跟前。
但比起挨骂来，对他们专业性的质疑更让他们心凉。急救医生不在医院上班，在许多人心中，他们就不属于医生，纵然他们跟医生拥有同样的学历和职称。患者家属对较为年轻的院前医生，多习惯以更挑剔的眼光去对待。院前急救甚至会被一部分家属认为耽误了送“正规”急症室的时间。一位因得抑郁症而自缢的老太太，家属是一名急诊科的护士，甚至指着120派来的医生说:“你们是专业人士吗,”
“很多人把我们当成‘大白出租车’。”杨旭说，“只负责把这病人从家里给我送到医院，完事儿。”这辆车的目的地，也会成为争议:急救医生考虑的是急救时间、病房容积率、医院是否有专业科室。家属更希望送到有名气、有医保或者有熟人的医院。
面对种种质疑，大多数医生都练出了一身应付的本事。在杨旭看来，对于急救医生而言，弥合医患裂痕，最终还是要坚持病人至上的态度，与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杨旭还记得十几年前，他刚刚出车遇到的第一次急症。那是一个家住在卢沟桥晓月园小区的老太太，患了冠心病。由于出车地点在和平门，在沟通地址上又产生了误会，20多分钟
之后他们才赶到患者家楼下。家属的国骂从接通电话开始，一直骂到他们进屋，一个喝了点酒的男人，指着他们的鼻尖，一骂骂一串。20出头的杨旭感到心理快到了极限，但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央求。“大哥，您先别骂我，您让我看一眼老太太，我就这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咱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说。”家属这才闪开一条路，让杨旭进去。他诊断出是心衰，进行了应急处理之后，希望家属能帮着把病人抬下楼，却无人回应。杨旭和担架工最终想办法把老太太抬下了楼，送到卢沟桥医院进行了处理。他本来以为这事结束了，结果一天之后，昨天情绪激动的家属，专门赶到急救中心，指名道姓地找到他表示感谢。
成为北京市急救中心南区的医生组组长之后，杨旭仍然偶尔从10多层楼往下抬病人、收集病人的呕吐物、处理病人的失禁。有一次一个病人流得满地是血。问是什么病，病人家属支支吾吾地说是“免疫系统有问题”，他没多想就进行了处理，后来他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
往往是这些细节，最能够促进医患之间的理解。病人转危为安的经历，也真正地让他感到作为院前急救医生的荣誉感。“因为我是第一个面对病人、处理病人、为病人服务的人，我解救他于危难当中。”
比较现在和从前的医患矛盾，杨旭认为很多事情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糟糕，大部分患者家属变得讲理了很多，而救护的成功率包括家属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但新的问题在于，15年前很多人比较尊重急救医生，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请120是花了钱的，“花了钱所以理所应当”。
对于未来的期望，他小心翼翼地反复斟酌着措辞。“希望患者或患者家属对于院前急救，能够更加地理解，更加地„„宽容,包容,好像都不太合适。”沉默一会儿后，他还是选择了“理解”。“我需要理解，我不是需要感谢，我就需要理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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